八迁人生路

冰清

在我的人生旅途中，因着种种际遇，共经历了八次搬迁。每一次迁徙都像一枚独特的印章，深深烙在记忆的扉页上，镌刻着悲欢交织的故事，串联起风雨兼程的人生轨迹。

1979年的春天，我与妻子结为连理。那时我在乡校任教，她在村小教书，两人微薄的月薪加起来不足五十元。我们的婚房是学校分配的职工宿舍，仅有十多平米的空间。我从家里带来一套洗得发白的旧被褥和一口斑驳的小木箱，她也带着几乎同样的物件——这便是我们全部的家当。因工作地点相隔甚远，我们常常聚少离多，却始终坚守在各自的三尺讲台上，用粉笔书写着青春。

孩子的降生为这个小家带来了欢笑声，却也加重了生活的担子。1981年，学校布局调整，因我坚持工作原则得罪了领导，被调往距县城三十多公里的偏远学校。开学报到那天，我带着那套旧被褥和小木箱，搭乘一辆突突作响的手扶拖拉机，在崎岖的山路上颠簸前行。望着远处静静流淌的河水与连绵起伏的群山，心中不禁涌起阵阵酸楚。这次无奈的首次搬迁，成了我记忆中最苦涩的一页。

但我并未因此消沉。在新学校的三年里，我全身心投入教学，常常备课至深夜。煤油灯下，我看着学生们的成绩节节攀升，内心感到无比欣慰。终于，这份付出获得了回报——我获得了调往县中任教的机会。第二次搬迁时，我特意雇来一辆皮卡车，装载着新制作的简易家具，满怀喜悦地返回县城。这与三年前那个落魄离去的背影，形成了鲜明对比。

在县中的三年时光里，我凭借勤奋与执着，逐渐成为教学骨干。1986年，因教学成绩突出，我被调入县教研室，这是第三次搬迁。

1988年，又因工作表现和文字能力，我被选调至县政府办公室，就此告别耕耘多年的教育战线，开始了行政工作的新篇章。第四次搬家，我们迁至政府大院。虽然仍是职工宿舍，但带有了简易厨房和儿童房。我们添置了几样必需的家具，还购置了人生第一台电视机。此时儿子已入学读书，妻子也调入县城工作，一家人终于得以团聚。每当夜幕降临，三口人围坐在电视机前，那闪烁的屏幕映照着我们满足的笑脸。

1991年，我调任县委办公室，迎来了第五次迁徙。搬入县委大院的居所是两室一厨的结构，还附带一间柴房。我们又添置了大衣橱和席梦思床，家开始有了点"家"的模样。我在阳台上种了几盆花草，给这个简朴的空间增添了几分生机。

1997年换届时，我升任县人大常委会领导，同时迎来第六次搬迁。与前几次截然不同的是，我们终于住进了真正属于自己的商品房。记得拿到钥匙那天，我和妻子在新房里来回踱步，抚摸着光洁的墙壁，规划着每个角落的布置。这方凝结着半生汗水和心血的天地，让我们感受到前所未有的踏实与喜悦。

2002年，佛坪遭遇特大洪灾，出于对未来生活的考量，我们在南郑购置了房产，忍痛卖掉佛坪的房子，搬入人大机关暂住，这便是第七次搬家。我平时住在机关宿舍，节假日才去南郑小住，就这样将就了十来年。

2014年退休后，我们卖掉南郑的房产，在汉中主城区购置了宽敞的新居。小区位置优越，配套设施齐全，交通十分便利，而且距离汉江湿地公园不远。我们对新房进行了精心装修，置办了全套新家具和电器。这第八次搬迁，我们没有惊动任何人，只是静静地收拾行囊，像完成一个庄严的仪式般，自己完成了全部搬迁工作。这里，将是我们人生的最终归巢。

回望这八次搬迁，从乡村走向城市，从家徒四壁到安居乐业，不仅记录着我们个人的奋斗历程，更折射出在党的领导下，国家从贫弱走向富强的伟大征程。每一次搬迁都是人生的转折点，那些简陋的宿舍、颠簸的山路、新添的家具、喜悦的泪水，都在诉说着个人成长与时代变迁的同频共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