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孝”

木犁

说 “孝”

据国家有关部门统计，在刚刚过去的清明节，中国有2.2亿国人或踏青出游或扫墓祭祖。其实何止清明节，凡是出现人员大量流动的节假日，大都是国人在返乡，是奔向父母回老家，是寻找亲情聚团圆，是回乡缅怀先人祭祖扫墓，哪怕是千里迢迢、归途艰辛，年复一年、锲而不舍。这是一种什么动机的支撑，又是什么力量的驱使？细细想来其实围绕着一个字——“孝”。

“孝”是中国人最重要的亲情纽带，是中国传统观念和民族文化构成中的核心要素。“孝”文化是社会学理论研究的重大课题，我辈不敢妄论，姑且当成是一次茶叙，以与文友交流。

　　“孝”是汉字中极具文化内涵的一个字，体现了中华文化对家庭伦理的重视。 “孝”字由上下两部分组成：上半部是简化的“老”，象征父母、长辈；下半部“子”，象征子女、后辈。整体寓意“子承老”，即子辈对长辈的奉养与尊敬，并强调生前“供养照护”和死后“慎终追远”的道德责任和家庭义务。

封建社会传统的旧八德（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即以“孝”为先。中国封建王朝是皇帝家天下，家国一统，提倡“忠孝同构”的家国情怀，孝是小忠，忠是大孝，孝是培养忠诚的基础，忠孝没有本质区别。

辛亥革命后实行共和，国是大家，孝就不能完全体现爱国情怀的本质要求，孙中山、蔡元培等提出新八德（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以“忠”为首，“孝”次之。不难看出，不管老八德还是新八德，都是围绕“忠孝”两个字展开。所谓“忠孝不能两全”，其实是作为一个个体的人来说，面对有时出现的两难选择，只是“尽孝不为不忠”和“尽忠不为不孝”的心理解脱，并非是道德层面的自责与责任义务的推卸。

在农耕文明下形成的宗法制度中，“孝”是家族延续的核心纽带，强调“事亲以敬”“养老送终”，通过土地继承和祭祀礼仪维系代际责任。家庭即是社会组织也是生产单位，其稳固和延续对于整个社会的和谐稳定与经济发展至关重要。因此，家庭和家族的凝聚力凸显重要性，这样一来“孝”就成了维系家族关系的核心思想和文化价值。在封建礼教下，把“孝”上升为政治伦理。汉代尊崇“以孝治天下”，将“孝”纳入法律体系，规定“不孝入罪”，提倡“移孝作忠”，把是否尽孝道作为评价考核标准，推行“举孝廉”等制度强化其法律社会功能。

在封建社会最极端的孝行制度要数起源于周朝的“丁忧”例制。“丁忧”要求官员在父母去世后离职守丧，居丧期从三个月至三年不等。这一制度自汉代后逐渐规范，到了明清王朝更趋于严苛。

另外一个影响更为广泛的典型孝道推广，是元朝开始大力宣扬的“中国二十四孝”图集，通过24个孝行案例，将儒家孝道伦理具象化，成为封建社会推广孝文化的经典教材。其中“埋儿奉母”、“卧冰求鲤”等极端化内容，因违背人性而一直颇具争议。

　　清末民初时期，面对西方列强的觊觎和西方文化的冲击，孙中山和蔡元培等人则根据时代需求，试图构建新的道德体系，将中西道德精华融合在一起，提出了““新八德”。新八德调整了“孝”与“忠”、“家”与“国”的位置，体现了“国破”必然“家亡”的真理。把对国家的忠诚放在了首位，即继承了古人“教孝即教忠”的传统，又强化了民族和国家利益高于家族利益的观念，适应了当时的时代要求。

　　新中国成立后，新的社会制度深刻地影响着社会生活和家庭关系。但是，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农耕文明仍然占据主导地位，传统道德在宗族社会依然规范着人们的观念和行为，基本延续了传统孝道孝行思想观念和行为规范。

实行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快速发展和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以及全球化带来的诸多影响，“孝文化”作为中国传统伦理的核心观念之一，也在这场重大社会变革中面临挑战与重构。

首先，因为社会开放程度越来越宽松，人员流动迁徙也越来越自由，外出打工、异地就业使中国许多家庭小型化，导致传统“四世同堂”解体，物理距离弱化了日常侍奉的可能性。加之家庭经济独立性越来越强，个体家庭以外的经济依赖性弱化，“养儿防老”逐渐摆脱了物质赡养这个最基本的需求（当然，城乡有差异），更多地表现在生活照护和情感寄托方面。

其次，现代人更强调自我实现与代际平等，对“顺从型”的传统孝道提出了批判。加之受西方价值观影响，无条件尽孝常被理解为“愚孝”，会被抵制和抗拒。现在的年轻一代已经打破了旧礼教的束缚，不接受道德绑架，更重视“孝”的情感本质——对生命来源的感恩与对亲缘关系的珍视。

再者，代际之间的差异性越来越明显，承认和接受代沟存在的合理性，构建“和而不同”的代际关系。诸如，树立边界感，保持一定的距离；尊重彼此的就学就业意愿；接受不同的消费观、婚育观，甚至接受老人入住养老院、丧偶老人再婚同居，子女不婚、丁克地选择。

另外，中国社会快速的老龄化与执行独生子女政策带来的少子化重叠，家庭的赡养负担加重，传统家庭供养照护模式难以为继（甚至出现不少反向供养照顾现象）。

还有，随着现在的社区服务功能加强完善以及社会化养老产业的兴起，逐渐剥离和分担了家庭养老责任，“孝”从私人领域扩展为公共事务，养老需求的满足更趋于社会化、商业化和服务提供的专业化、标准化。同时不断的科技进步又赋能养老需要，例如，远程视频通讯、智能化生活扶助、助老适老装备应用、还有可能的未来机器人服务等等，都可能极大地改变传统意义上以生活上“供养照护”和精神上“敬重关爱”的家庭模式，也必然会逐渐建立和形成新型的中国“孝”文化及价值观。

　　总而言之，“老有所养”是每一个步入老年阶段的人必须面对的刚性需求，而“老有所依”代表着依靠谁养老，怎么养老的问题。过去，传统的孝道似乎实现了“养儿防老”的目的，如今的社会现实又当如何解决，确实是我们国家面临的一个重大社会问题，当然也涉及和影响绝大多数社会成员现实生活，需要共同努力完成“孝”的时代转型。

我国《宪法》和《老年人权益保障法》都明确规定子女对父母的赡养义务，甚至增加了“常回家看看”的条法。2007年提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二十四字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分国家、社会、个人三个层面提出要求，虽然没有专门提到“孝道”，但每一个层面的内容里都包含着处理好家庭关系，特别是体现尊老爱幼、团结互助的要求。

费孝通曾经坦言：“孝的文化，必须从‘反馈模式’走向‘共生模式’。

“孝”的时代性，就是在历史继承与时代变革中不断调适，逐步形成适应时代要求的精神文化价值和社会经济基础。而未来的“孝”的核心内涵，或许将更接近一种“双向关怀”——父母与子女在相互平等尊重基础上共生共融，而社会则为其提供制度托底与文化包容。

“生我的，我生的”从血缘上讲是最亲近的，承载着人们的感情需要和未来憧憬。不管处于什么时代，“孝”是基于血缘形成的亲情联系，在现实生活中更多的需要依赖情感自觉来维系。它既强大也很脆弱，需要我们倍加珍惜、用心呵护。正如明清时代的思想家顾炎武所言：“礼者，人情之田也，可耕而不可窒。”

2025年5月31日端午节

（图片选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