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录《攀登》第六章　 ‍勤工俭学赴东瀛 ‍ 王卫国

桃源ITO

“在科学的道路上没有平坦的大路可走，只有那些在崎岖小路上不畏劳苦沿着陡峭山路攀登的人，才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马克思

回忆录《攀登》第六章　

勤工俭学赴东瀛

1986年6月28日，我乘上了从香港飞往日本东京成田的班机，开始了我的日本留学生涯。记的那一天，上飞机前香港的气温非常热，达到了38度，下飞机时赶上了东京的梅雨季节，气温只有20多度，由于我没带够衣服（衣服和考研用的书都是后来淑敏寄来的），仅带了夏天的衣服，近20度的温差身体感觉有点冷，半个月后梅雨才过去，天气开始变暖，但是东京的气温也就30度左右，很舒适。

由于这次日本留学是由香港留学代办中心代办的，所以有专人接机并安排了临时的住宿，我刚刚走出机场大厅就见到一个学生打扮的女孩，举着一个牌子上面写着“接王伟国先生（因日语汉字中没有卫字，以后就改成了“伟”）”，我上去打了个招呼，“你好，我就是王伟国，麻烦您了。”她说“欢迎您！王先生，请上车吧”，这是一辆小型面包车，这辆车一共接了两个留学生，另外一个是从深圳大学来的女孩叫伍倩，后来伍倩就成了我日本语学校的同学。成田机场到东京市区大概有100多公里，因为堵车走了两个多小时，把我们接到了一个不大的旅馆，一天3000日元，包括早晚两顿饭，这个小旅馆是台湾人开的，服务还算周到，比较人性化，专门接待台湾、大陆及东南亚来做小生意的华人，留学生住在这里仅仅是暂住，住进去以后也全都讲中文，早晚两餐也都基本以中华料理为主，但是一天3000日元（当时合100元人民币，这可是我2个月的工资）能维持多久？我的全部家当就带了4000元人民币（还是向亲戚东拼西凑借的），这4000块钱减去来时的机票、再交完学费能维持半个月就不错了，所以接下来的事儿除了上学以外头等大事就是尽快找到工作，先解决收入问题和找廉价的房子解决住处。

第二天匆匆忙忙的赶到了学校报到，这个学校座落在日本东京最繁华的新宿区，学校名叫“明治日本语学校”，是一个外国人报考日本的大学或者研究生的语言预备校，这一期招生的学生有近50名，来自大陆的有北京的、上海的、广东的、深圳的，还有台湾来的，还有泰国、新加坡、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各国的。大陆来的学生一见面大家就熟了，因大家基本上都是自费勤工俭学，所以讨论的话题就是怎么尽快找到工作，挣到钱解决生活问题站住脚，而台湾的学生都比较有钱讨论的话题就是怎么样学好日语，找个好学校尽快考上大学或者研究生。

第一天放学后回到那个小旅馆，又遇到了昨天那位接机的女孩，才知道她是这家旅店老板的女儿，大家都叫她李小姐，是台湾台北人，她又热情的招呼我说“王先生开饭了，就等您了”，原来每天晚餐是8人一桌，凑齐一桌开一桌，饭菜还算丰盛、有红烧肉、炖鱼、青菜炒鸡蛋、蛋花汤、大米饭，大家边吃边聊有说有笑很开心，但是我就是开心不起来，心里还是想着找工作找房子的事，饭后李小姐说“王先生相貌堂堂，一看就是有身分的人，赶紧考上一个好的大学研究生，把太太接来就方便了。”这句话更勾起了我的伤感，躺在榻榻米（日本用稻草做的地板床）上翻来复去的睡不着思绪万千，这就是想像中的留学生活吗？我辞去了公司总经理，告别了妻儿父母独身来到异国他乡，这步棋是否走错了？多年的留学梦就是这样的吗？往事一幕幕像电影一样在脑海中浮现：

我想到从去部队当兵、复员，再到橡胶厂当炼胶工、当电工，又被推荐上大学，又想到在大学毕业时因为我是那种只关心专业学习、不关心政治的“白专典型”，在那个仍是“突出政治”的年代，我的留校方案被否决，那时我就下定决心一定干出个样子来让那些政治第一的政工领导们刮目相看，毕业后我刚被分配到邯郸无线电三厂时，石家庄刚好正在组建“河北省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在全省招聘研究人员，我去了应聘，可该研究所的所长孙晓说他们主要招收文革前的老大学生，不考虑工农兵学员，我被拒绝了。又有一次在邯郸的“华北电力学院”自动化工程系招收讲师，正好是我的专业，于是我通过了一个战友关系（第二章讲过的从一中一块入伍、后来又同在指挥连的同班战友韩士尧，转业后到了华北电力学院保卫科）介绍去面试，学院组织部的人一看简历就说“工农兵学员吗？再学学再说吧！”一句话就又把我打发了。这几件事深深的刺激了我，激励我怎样让社会认可你？在当时考研究生、出国留学是提高学历最好、最快的途径。又想到我抛家舍业千里迢迢来到日本，不学出个样子来对不起家人、对不起社会、对不起大学母校支持我的那些专业老师、更对不起市机械电子局的要志和书记……，想到这些，我就又恢复了信心，下定决心再苦再难也要坚持下去。思想通了，劲头也来了，觉也睡踏实了，第二天精神饱满地上课去了，下课就想尽办法开始先找房子，由于还不会说日语无法交流，找的房子不是价格高就是离学校太远，找了好几天也没有找到。

好在天无绝人之路，我联系到了原来和邯郸仪表成套公司有过业务关系的“山兴贸易株式会社”中国籍老板陈先生，委托他在东京大田区找到了一个9平米的小单间，月房租18000日元（当时相当于540元人民币），这在东京算是最便宜的了，虽然每天上课往返要乘坐2个小时左右的电车，也算很知足了，淑敏后来说这个9平米的小房间就是我们“博士的摇篮”。

住房的问题总算解决了就开始找工作，还是因为日语口语不过关和日本人无法交流，找工作比找房子更难了。按理说在日本勤工俭学的学生工（Part-time job)是很好找的，一般的工作是饭店勤杂工（女生做前台服务员、男生刷盘洗碗帮后厨）、办公楼等公共场所打扫卫生、楼宇保安、送快递、送报纸、搬运员等，工资每小时800～1200日元不等，每天干6个小时可挣到5000～6000日元左右，一个月如果做26天可挣到14万～16万日元（折合人民币4000～6000元，这在当时可相当国内普通员工8年的工资了），自费留学生每月的开销，房费2～3万日元、学费4万日元、生活费3万日元、交通费及生活杂品零用1万日元，这样如果每月挣15万日元的话，减去以上各种开销还能剩4～5万日元，对于留学生来说已经绰绰有余了。

因此打着留学旗号来日本打工，不好好学习天天打工10个小时以上，干个2～3年回国就可以买一套房子享受“躺平”生活的人大有人在，在那个时期日本就成了国人来挣钱捞金的天堂。但是我的目标是读博士实现更高的理想，所以我的原则是能够维持留学、生活费够用即可，腾出更多的时间来学习。

转眼过了3个星期，7月20日学校就放假了，我还没找到工作。我只好到与成套公司合作过的山武霍尼韦尔公司去做一个月的临时工，具体工作是协助市场规划 （marketing）部门制定如何开拓中国市场的规划，一个月下来我用中文写出了一个5000字的商业计划书，由该公司国际部的翻译翻成了日文，这个商业计划书就成了5年后我正式入职这家公司的第一个面试考题，这个月下来给了我一个月的临时工工资8万日元（当时折合人民币2400元左右），这是在日本企业中最低的工资了，在日本一个大学生毕业第一年的月工资都是22万日元起步的，一个打扫卫生的阿姨每天工作5个小时月薪都在12万日元以上。

但对我来说这8万日元已经相当我在国内仪表成套公司的3年～4年的收入了，起码开学后1个月的开销够了。但是这一个月我最大的收获不是这8万日元，而是结识了很多与中国友好的日本朋友。在上世纪80年代是中日友好的蜜月期，那时候日本人对中国人都很友好，在他们眼里，中国和他们是同种人，只有欧美大个子蓝眼睛的才是＂老外＂，把中国人称作为“向こうの方（住在那边的人）”。这个公司很大，但中国人很少，仅仅是有几位日本人会说几句简单的中文而已，大家一听说我是来自中国而且讲正宗的标准北京话的留学生，便都纷纷过来打招呼，其中山崎先生是个积极的中文爱好者（按现在的说法就是中国的“粉丝” ），他利用午饭一个小时的时间召集了七、八名中文爱好者跟我学中文，边吃边学，我也不要报酬，他们就主动的每天大家凑钱给我买一个午餐便当（日式盒饭），这样结识了很多朋友。

其中宫川照男先生听说我乒乓球曾受过体校的专业训练，就把我介绍给了一个叫松本洁的部长，这位不到50岁的部长曾是日本国家乒乓队的球员，也曾是日本国家乒乓球协会的理事。宫川照男先生领着松本部长走到我的桌前热情的问候、打招呼，听说我是典型的中国式的直拍打法立即来了兴趣，约我本周末去他的大学母校庆应塾大学打几盘，日本庆应塾大学是日本私立大学中的一流大学，曾出过多名日本国家乒乓队球员，其中荻村是中国前世界冠军庄则栋的老对手和老朋友。我心急开学后还没找到工作呢，哪有心思去陪他去打球，松本部长知道了我的心思后就说“找アルバイト（勤工俭学）的学生工吗？这有何难！任せて下さい（包在我身上了），我们安心去打球吧！”果然第二天就给我介绍了一个日本料理店作后厨打杂工（刷盘洗碗、配菜、打扫卫生等杂活），每天放学后从下午4点干到夜间10点，每天干6个小时（管一顿晚餐）月收入13万日元（当时约合4000元人民币），这样就解决了我的学费、房费、生活费等所有的费用还略有结余。

　　松本洁先生、梁戈亮

从那以后， 我和松本先生结成了一生的朋友，在读日语期间几乎每周日去庆应塾大学打球，打完球就到附近的啤酒屋小饮、小餐一顿。后来经松本先生介绍我多次参加日本专业队退役球员乒乓球国际赛，同时结识了很多的日本专业退役球手、前中国国家队球手徐向东（曾是中国前乒协主席蔡振华4年的舍友）等著名兵乓球手并经常在一起练球，使我的球技又有了很大提高，我们还一同邀请了原中国国家队著名选手世界冠军梁戈亮、河北专业队退役球员、威海双蛇兵乓球发球机厂总经理于万利（曾是邯郸市乒乓球队的主力队员）等来日本打球，通过梁戈亮我还认识了我国乒乓元老著名的三连贯世界冠军庄则栋，并有幸得到了庄老多次的指导，庄老还送给我了一套他亲笔题词并签字的他的著作《邓小平批准我结婚》。还通过梁戈亮介绍认识了大满贯世界冠军邓亚萍。

张义兵、梁戈亮、邓亚萍、王卫国

王卫国、庄则栋、王也嘉、谢佳

　 徐向东、梁戈亮、王卫国

除了打球，我们还在松本先生退休后一起合作做了许多国际贸易方面的业务，后来他还是妻子淑敏和儿子来日本后的经济担保人，不幸的是2023年松本先生在86岁高龄时脑溢血去世了，这使我们都无比悲痛，从认识到去世，他是我们交往了37年的老朋友。

还有刚才说的介绍我认识松本先生的宫川先生看我在日本过的第一个新年一个人太寂寞，就邀请我去他家小住几天一同过年，并介绍认识了他的姐夫吉野先生全家，我去他们家教他们包中国饺子时看到了吉野先生和日本原国家首相中曾根的合影，才知道吉野先生曾是中曾根的秘书，中曾根换任后吉野先生仍在现任首相官府工作，后来吉野先生参加竞选，连续2届当选了平塚市的市长，他是中日友好协会中方秘书长孙平化先生的好友，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亲中国的政治人物，吉野先生和我初次见面后就把我领到了位于东京大手町的首相官府参观，同时送给了我一套6册包含录音带的精装豪华版日本语教材，并鼓励我好好学习，将来成为对中日友好有用的人，为中日友好交流、发展做出贡献。

就这样，我在松本先生介绍的日本料理店一干就是一年多，每天就是从睡觉的9平米房子→日本语学校→日本料理店→9平米房子，重复着三个点，一直到妻子来日本，都是在这样枯燥无味的生活中渡过的。唯一的一点乐趣就是每个星期天和松本及新结识的球友们去打乒乓球，然后大家聚一次餐、美食一顿（一般都是AA制，但大家都不让我出钱）。我把每一次聚会就当成了我实践日语口语的最好机会。

通过以上的介绍，大家可能觉的我的留学生涯并不是很艰难，的确，相比其它的自费留学生来说我是幸运的，认识了这么多好朋友、“贵人”，这为我以后家属来日本、日本在留资格的签证延期及毕业后的入职工作都垫定了很好的基础，当时我对所有帮助我的好朋友、“贵人”都充满了感激、感恩之心。

但是眼下面临的是打工、学日语，离日语过关、考研的目标还是任重而道远，自己还要付出相当艰辛的努力，正可谓：“人生如舟行沧海，既要水手日夜摇橹的坚韧，也需仰仗天时馈赠的顺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