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class="ql-block">照片里的故事</p><p class="ql-block"> 这幅照片在我的摄影作品资料里整整60年了，每当看到它心里总是翻起了我的人生往事。</p> <p class="ql-block">我年轻时曾在这里工作过整整八年的原子能研究所科研工作区一角</p> <p class="ql-block"> 1964年的记忆，像一帧帧明暗交错的老 照片，深深嵌进岁月里。这一年，我在部队服役满五年，原以为复员回乡能重操县照相馆的旧业，却在临行前夜被老首长吴茂生“截住”——北京二机部来选调人员，他替我争了个名额。那天晚上，首长家里的灯光暖融融的，他说“别回老家了，去北京工作吧”，这话让我攥着行李的手心里全是汗，只觉得喜事像春日的柳絮，没预兆地扑了满脸。</p><p class="ql-block"> 到北京的经历像做梦。从柴沟堡的绿皮火车晃到北京站，又被一辆大桥车带出繁华市区，路过周口店、良乡，一路晃进原子能研究所的生活区。报到那天，学术秘书室的翁杏法同志打开铁柜，里面锃亮的进口摄影器材闪得我眼花——参军前在照相馆摸过的老式相机，和这些“大家伙”比起来，像极了村里的土坯房撞见城里的大楼。我暗自发狠要学好本事，于是每天早到半小时擦净科室玻璃、打好开水，帮着科里上班人员跑外勤，替他“她”们出公差。听着大家笑称我“活雷锋”，心里满是干劲，只想着“不能辜负这机会”。</p><p class="ql-block"> 变故起得突然。八月被抽去参加国庆首都民兵师训练，满心盼着国庆时能在方队里见毛主席，却在电话里听说了定工资级别的事。那一年中央文件明文规定，参军前有工作单位，按文件该定干部23级，我在职单位却硬性给我定24级。从北京参加国庆节后，我回到工作单位后就去找学术秘书室的女秘书，在交谈中女秘书那句“怕其他老复员军人有意见”让我急了——“中央文件写得清楚，怎么能凭‘怕有意见’改规矩？”年轻气盛的一句话，成了导火索。团组织会上，“活雷锋”成了“资产阶级小代表”，批判声像连阴雨落下来，我攥着笔记本坐在角落，看窗外的梧桐叶飘了一地，突然懂了什么叫“道理在权手里”。</p><p class="ql-block"> 年底又派我去河南信阳参加四清工作组那天，女秘书来送我，说“好好改造，认清错误”。我背着行李站在车站，想起年初刚到原子能所时，抱着相机在实验室外等科研人员做实验的紧张；想起翁杏法教我调焦时，手指在镜头上落的那层薄灰；更想起老首长说“北京有大舞台”时，眼里闪着的光。可如今，“活雷锋”的热乎劲还没散，就被贴上了“闹待遇”的标签，命运的急转弯让我攥紧了帆布包带——没背景的人，在时代的风里晃荡，连站稳都要拼尽全力。</p><p class="ql-block"> 后来常想，那年的“戏剧性”，不过是无数普通人在时代齿轮里的一次颠簸。从被夸“雷锋精神”到被批“资产阶级”，不过是几句话的翻转，却让我第一次看清：当“权”字落在具体人手里，对错有时像云影，跟着风向变了形状。那些在原子能所起早贪黑的日子，那些摸过的相机、擦过的玻璃、跑过的“公差”，终究抵不过一句“组织决定”。但也正是这坎坷，让我早早懂得：在命运的洪流里，个人的挣扎像片树叶，可树叶落在哪里，却总带着说不明的荒诞与沉重。</p><p class="ql-block"> 如今再回头看，1964年的故事早成了泛黄的日记页。但那些被赞“雷锋”时的热血，被批“资产阶级”时的委屈，还有老首长的提携、女秘书的严厉，都混在那年的风里，成了人生路上最深刻的注脚——没有背景的人啊，走每一步都像在薄冰上踩印，以为遇到了坦途，却不知什么时候，冰面下的暗流，早把方向悄悄推转了。</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