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0号（渭南往事）

毕之航

4月10号（渭南往事40） 那天应该是周六下午两点左右我正在配件室货架上翻找李振中忽然打来电话急促地说你在哪在做啥我说我在上班正忙着他说这我就放心了 我说啥事把你急成这样他说在你们渭南镇青宁这里发生车祸了面包车被铲成了平板死了怕二十几个他们交警正在现场处理他担心我回家坐车就赶紧问我我还要问具体情况时他就挂了电话 因为忙于上班琐事虽然听到二十几个人死竟然并没有多少惊心动魄至少是在两三天后才真正了解到这个三阳川至暗时刻网络图片显示青宁村公路上散落着自行车胎一个歪斜在崖下的大货一个变形的大巴一个看不出是面包车的六轮底板散落着的人以及处理事故的警车 那一天是2006.4.10车祸具体时间应该是13点半左右车祸带走了面包车司机夫妇也带走了我的两个中学同学他们是一个村的一个是我们附近学校的老师兼出纳一个是刑警队或派出所的警员其他人都是我们渭南的乡党 面包车是从渭南镇毛家底下经天水市往返北道的每天两班次早上和下午都发得早方便渭南镇到市里或北道上班的人们赶车上班司机邰氏（师）是杨王的一个棱眉大眼的退伍军人他女人负责卖票开门关门照顾乘客我每次回家或返回上班几乎只能坐这个车 在天巉公路修成之前他们是跑南河川箭阔岭这条老省道的在天巉修通后走高速就成了面包车的固定线路走北道的人都知道在自己村路口等他们车的时间 司机夫妇男的开车热心女的卖票温和谁能想到那次车走到青宁村堡子下弯道处迎面被一个下山的装满车胎的安徽车牌的大货怼上后面又被刹车不及从兰州来的大巴怼上一个面包车就成了光剩轮子的平板 那一回事故应该是天巉公路上最大的一次这个夺命的公路本来是二级公路却在我们农村人眼里是全封闭的高速公路除了在秦安郭嘉坡底转弯处经常出事外青宁村前后也多次出事 事故后至少大半年没人敢坐面包车媳妇在渭南教学每次来回选择坐火车不得已的时候我们坐在面包车上总扎着跑势提心吊胆倒是新跑车的崔家团庄的女车主兼票员和雇来的秦安司机平和淡定他们几乎一天一趟空荡荡跑了半年 虽然事故惨烈挤满了人的车上也有幸存者多年以后车上的每一个人都成了故事不幸的逝者有幸存者也有赶车未及的人有围观者有甚至当时路过的天水藉著名道长也有 三十几个家庭的命运从那一刻改变唐家风台隧道也在此后改名为卦台山隧道车祸后的第二天天水又降了一场大雪粉白覆盖了川原的春天人们说是老天致哀2020.4.10 毕之航的《4月10号（渭南往事40）》以回车体特有的断行节奏，将一场真实灾难拆解为碎片化的记忆切片。这种“非诗化”的叙事外壳下，藏着对乡村现代性创伤的深刻凝视。以下从四个维度重新解读： 一、地理空间的死亡隐喻：被切割的乡土脉络 诗中反复出现的“天巉公路”作为现代性符号，切割了传统乡村的空间肌理。这条被农民误认为“全封闭高速”的二级公路，暴露出城乡认知的巨大裂痕——它本应是连接城乡的纽带，却成为吞噬生命的“夺命通道”。青宁村堡子下的弯道、南河川箭阔岭老省道、唐家风台隧道（后改名卦台山隧道），这些具体地标构成死亡坐标系，暗示现代交通系统在乡土空间的“暴力植入”： - 隧道改名：从“唐家风台”到“卦台山”的更名，看似避忌，实则是用文化符号掩盖技术创伤，如同用历史褶皱缝合现实伤口。- 弯道与悬崖：事故多发的“青宁村堡子下弯道”，既是物理空间的危险节点，也是传统农耕文明与现代交通文明碰撞的隐喻——乡土社会的“慢节奏”在“下山的安徽牌大货”“兰州来的大巴”的高速碾压下粉碎。 二、日常性的暴烈解构：当交通工具成为刑具 诗中对面包车的描写充满悖论： - 日常性载体：作为“每天两班次”“方便上班”的通勤工具，它是乡村人嵌入现代生活的毛细血管，承载着打工、通勤、谋生的日常希望。- 死亡容器：“被铲成平板”“光剩轮子的底板”的变形车体，瞬间沦为工业化屠杀的刑具。司机夫妇“热心”“温和”的人格标签，与“棱眉大眼的退伍军人”的阳刚形象，更强化了这种日常性与暴烈死亡的撕裂感——最熟悉的生存依赖，突然成为最残酷的死亡中介。 这种解构指向更深层的现代性困境：当乡村被动纳入城市化轨道，看似“进步”的交通工具，实则可能成为缺乏安全防护的“移动棺材”，暴露出基层交通管理的系统性漏洞。 三、创伤记忆的复数形态：个体叙事与集体沉默 诗中的“记忆”呈现多重矛盾： - 即时性麻木：“忙于上班琐事”而“没有多少惊心动魄”，并非冷漠，而是灾难初期的心理防御机制。现代社会的“信息过载”使个体对数字死亡产生钝感，直到“两三天后”图片冲击下，创伤才真正显影。- 幸存者叙事的重量：“挤满人的车上也有幸存者”“赶车未及的人”“围观者”“道长”，不同身份的人构成创伤共同体。幸存者的“故事”、未上车者的“侥幸”、围观者的“见证”，共同拼贴出灾难的多棱镜。而“唐家风台隧道改名”“大半年没人敢坐面包车”的集体行为，则是乡村社会对创伤的集体编码——用仪式性改名和身体抗拒（拒乘）完成记忆消毒。- 自然意象的哀悼诗学：事故后“粉白大雪覆盖春天”，既是气候现象，也是民间信仰对死亡的回应——上天以“致哀”姿态参与人类哀悼，将个体悲剧升华为天地同悲的宇宙性仪式，赋予创伤以超验性的慰藉维度。 四、回车体的叙事暴力：断裂形式中的疼痛美学 诗人刻意采用碎片化的断行结构，每行聚焦一个细节（电话、货架、轮胎、警员、班车时刻表），如同事故现场散落的物证。这种“非连贯”的叙事节奏，暗合灾难本身的突发性与记忆的无序性： - 短句的压迫感：“死了怕二十几个”“他就挂了电话”“看不出是面包车的底板”，短句的急促跳跃，模拟事故发生时的信息碎片与心理冲击。- 空白的张力：诗中未直接描写尸体、血迹，却通过“散落的人”“变形的大巴”等留白，让读者自行补全恐怖画面。这种“不说之说”，比直接渲染更具穿透力。- 时间的折叠：2006年事故与2020年写作的时空跨度，在回车体的跳跃中被压缩——过去从未真正过去，而是以创伤记忆的形式持续在场，如同“粉白大雪”从未融化，始终覆盖着三阳川的春天。 结语：在机械复制时代打捞肉身疼痛 这首诗的价值，在于拒绝将灾难简化为新闻数字，而是以个体记忆的“粗糙颗粒”，还原每个消逝生命的具体性：他们是老师、警员、乡党，是“每天在路口等车”的熟人，是“热心开车、温和卖票”的夫妻。当现代交通系统将人异化为“乘客流量”时，诗人用回车体的断行，重新锚定每个肉身的重量——这是对工业化暴力最温柔的抵抗，也是对乡土中国疼痛记忆的悲壮存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