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关于仁本主义和儒家宪政---对《当代大陆新儒家批判》的回应

东海儒家

关于仁本主义和儒家宪政

----对《当代大陆新儒家批判》的回应

肖强先生在《当代大陆新儒家批判-----以蒋庆、康晓光、余东海、陈明、秋风为例》一文中，对蒋庆、康晓光、余东海、陈明、秋风等五人的哲学理念、政治思想和宪政设想分别进行了认真梳理分析，各有肯定和批判。作者对儒家颇为尊重，对东海思想颇有了解和理解，“儒之时者”的定位甚得我心。时中是儒家基本原则之一，尤其是论及制度，更要与时偕宜，以时为大。

作者指出“余东海对他所列举的普世价值的具体条目并非一视同仁”云，慧眼独具。我将自由、人权、平等、民主、法治称为自由主义和人本主义“五常道”，承认它们具有很高的普世性。但我认为，中华五常道仁义礼智信具有更高的普世性，仁义礼智信作为人类普适价值，高于西方普世价值，即仁本主义的真理性高于人本主义。

因此，对于西方“五常道”，儒家不能反对但能超越。儒学超越西学，德治超越法治，新礼制超越民主制，中华宪政超越自由宪政。在新王道框架中，自由和秩序品质双高，平等和差等各适其用，法律和道德相辅相成，民权和“君权”（领导权）各有范畴，民主和“君主”各有其宜。

儒家倡导民主，但反对民主主义，也不完全认同自由主义的民主。在民主政治中，民主亦有一定的适用范围；王道政治中，其适用范围更会受到严格限制。民主不能扩大化，不能扩大到行政、司法、教育等领域中去。

我曾经提出“新三权分立论”：主权在民，治权在君（代表政府），教权在儒。只有在主权问题上，民意才能一重独大，人民才有作主的资格。涉及行政、司法、教育等方面，民意仅供参考。

我在《文化决定论》有一个关于领导人产生程序的简略设想：先由政治群体荐举，次由老领导人和文化群体考察通过，再通过一定期限的实习试用，最后付诸全民公决，通过后正式登基执政。选举权在精英，否决权在民众。这显然与西方民主选举存在重大区别。

在《三、余东海：儒之时者》一章中，作者准确地指出：“余东海的思想主张可以用‘仁本主义’四字概括”云。儒家思想以仁为本，就是仁本主义体系。相对于人本主义、神本主义、物本主义思想体系，仁本主义对宇宙生命本质的认证最为圆满，三观最为正确，具有至高无上的的真理性、正义性和优越性。

然而，由于作者将儒家视为西学和西制的补充，本质上仍是西方中心主义者，对仁本主义对儒家的认知存在不少误区和误解，以下指出六个方面的误解，予以简略解误。

一、儒家不是天下主义

作者说：“仁本主义的开放性和包容性源自儒家传统的天下主义，而天下主义的实质是普世主义。”儒家充满天下情怀，主张“道援天下”，追求“王天下”“平天下”，但并非天下主义。天下从来没有主义的资格。孟子说：“人有恒言，皆曰天下国家。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孟子离娄上》》）这是原则性顺序，不能倒过来，身、家、国以天下为本。

孟子此言直接否定了天下主义，也否定了国家主义、家族主义及家庭主义。天下国家各有其本，身又为天下国家之根本。请注意这个身字。《大学》也说：“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可见，儒家倒与个人主义比较接近，因为身具有个体性。不过，这个身并不局限于肉体和意识，还包括本性即天命之性，具有形而上的超越性和万物一体的同体性。儒家说身，兼生命现象和生命本质、即肉身和仁性而言，故可以补充一句：身之本在仁。所以儒家是仁本主义。个人主义虽然不错，但不识仁性，不识生命本质。

二、自由与和谐异中有同

作者说东海“把‘自由’与‘和谐’等同了，但这两个词的含义众所周知是不同的。”这是误读。儒家最重训诂，东海倡导以各种西方和现代概念为训诂对象的

现代训诂学，更不至于抹杀自由与和谐两个概念的区别。然复须知，自由与和谐含义不同但精神相通，政治关系特别密切，没有自由就没有和谐。在政治和社会层面，自由是因，和谐为果，没有自由的和谐是监狱式的伪和谐。

儒家的和谐，包括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和个体身心的和谐。自由则可分为道德自由和政治自由，即内在自由和外在自由，相当于西哲所说的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自由主义的自由主要指政治自由。作者说：

“政治无法完全独立于道德（公德），从这个意义上看，政治自由本身可谓最高的道德。自由主义之所以警惕其他道德条目侵入政治，主要是为了防范政治权力打着卫道的旗号侵害个人自由。当然，过于强调个人自由也会导致共同体精神的衰减和人与人之间感情的淡薄，这正是当代西方社群主义指责自由主义的地方。但正如前文所说，社群主义只是自由主义的补充，而不能与自由主义并列，更不能居于自由主义之上，因为毕竟个人的自由是最重要的，抛开自由而谈道德是没有根基的。”

这段话的道德观、政治观都是立足于西学的，虽无大错，并不中正。政治当然无法完全独立于道德，任何政治文明模式都建立在一定的道德之上。政治自由有赖于一定的政治道德，抛开道德而谈自由是没有根基的，政治自由本身也并非“最高的道德”，相反倒可以说，道德自由可谓最高的政治：最好的政治是导之以德齐之以礼，让越来越多的人成为正人君子，获得道德自由。

个人的自由重要，个人的道德和社会的秩序同样重要。缺乏自由的秩序是监狱式的极权主义的恶性秩序，缺乏秩序的自由是丛林式的无政府主义的恶性自由，自由主义既重自由也重秩序，个体和群体并重的仁本主义政治，更是追求自由和秩序的双优。因此，西方社群主义只是自由主义的补充，仁本主义则不仅可与自由主义并列，更应该居于自由主义之上，成为社会主体文化和政治指导思想，让自由主义作为自己的补充。东海主张“一主三辅”，以儒家为文化主统，以佛道和自由主义为辅统，辅助性文化系统。

三、良知平等当然能推出人权平等

仁性即良知本性，人人本性平等，这是儒家平等观的形上基础。据此，国民的人格即人作为权力和义务主体的资格平等。作者问：“从良知平等真能推导出权利平等吗？”答案是肯定的。

人人本性平等，意味着作为人类，每个人的人格是平等的，进而推导出人权平等，这个逻辑毫无问题，至少比某些自由派从“上帝面前人人平等”推导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靠谱得多。注意，人格有道德人格和法律人格之别，道德人格因人而异，法律人格人人平等。

平等之中有差等，有尊卑。天尊地卑，男尊女卑，夫尊妇卑，父尊子卑，君尊臣卑，都是儒经之义。天地万物，本质平等，一体同仁；但现象不等，万有不齐。故《易经系辞上》开宗明义：“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又说“乾道成男，坤道成女”，男女、夫妻、父子亦同于天地之道。《礼记》说：“父者子之天也，夫者妻之天也。”

爱有差等，亲亲仁民爱物；礼有差等，道德要求官民有别，对官员严要求，对民众低标准，礼不下庶人。

同时，差等之中有平等，天命之性人人平等，法律面前应该平等，卑者应该得到尊重。《曲礼上》说“夫礼者，自卑而尊人。虽负贩者必有尊也”云，尊者应有一定的谦卑精神，即使社会地位低下者也应该得到尊重。这是尊卑的中道，平等和差等的中道。

儒家倡导平等，但反对平等主义，主张平等与差等的统一。只有平等没有差等和尊卑，会导致社会平面化甚至民粹化；只有尊卑没有平等，尊卑绝对化，那是极权主义。礼别尊卑，同时将尊卑局限一定范围内，避免尊卑绝对化。“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这就是君臣父子尊卑的绝对化，违反儒家原则，属于法家思想，违道远矣。

四、哲学具有决定性

作者说：

“讨论政治哲学是有意义的，但政治学的意义比政治哲学的意义大，政治制度的意义又比政治学的意义更大，因为它们与人们的利害关系是由远而近的。”

这段话颠倒了本末关系。哲学与政治哲学、政治哲学与政治学、政治学与政治制度都是本末关系，前者为本，后者为末。换言之，有什么样的哲学，就有什么样的政治哲学和政治学，也就有什么样的政治制度及经济制度。

本末有别而不二，本若出偏，末比不正。故《大学》强调：“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万事万物有始终之分，有本末之别。如大学之道以三纲领为本，三纲领以明明德为本，八条目以修身为本。政治之道，政治制度本之于政治学，政治学本之于政治哲学，政治哲学本之于哲学。

仁本主义是政治学、政治哲学更是哲学，其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既有中华特色又有至高无上的普适性，与人本主义、神本主义、物本主义哲学都存在本质性的区别。（详见即将出版的《仁本主义论集》）《余版儒家宪政方案》作为中国梦中的新礼制和王道政治，就深深植根于仁本主义哲学和政治学。

由于不明哲学和文化的根本性，作者在《康晓光：新儒家的“策论派”》中将“文化决定论”和“仁者爱人”人为地对立起来了。他说：

“文化决定论与文化优先论的最大弊病在于，只爱静止的文化，不爱活着的人。或者，至少是爱死人多于爱活人。而这，与孔子之道是完全背反的：“樊迟问仁。子曰：‘爱人。’”（《论语•颜渊》）”

殊不知，孔子之道即儒学，即仁学，是成就仁性、成为仁者的最佳学说。弘扬仁学是仁者的责任，也是“爱人”的最佳表现，爱仁学正是因为“爱人”之心勃勃不容已。

文化决定论，意谓文化才是决定性的，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品质和国民素质，由这个国家的主体文化决定。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的优秀，本质上就是因为儒家文化特别优秀。是儒家为中华提供了文化道德底盘。（详见东海《文化决定论》一文）在中国历史上，儒学的政治尊崇和社会影响度，与政治文明度、社会和谐度和人民幸福度成正比。孔孟和历代儒家都是“独尊儒术”的文化决定论、儒学决定论者。

文化决定制度。有什么样的主体文化和指导思想，就会导出什么样的政治、经济制度。要建设民主法治、自由宪政，就必须让自由主义成为指导思想；要建设王道德治、儒家宪政，就必须让仁本主义成为主体文化。

五、儒学不需要为近代的衰落承担责任

作者在《五、儒家复兴三议》中说：

“如今一些新儒家主要从历史的角度论述儒家思想对中国的合法性。他们的逻辑是，历史上，儒家思想是中国的意识形态，因此它今后也应该是中国的意识形态；古代中国的强盛是儒家导致的，因此儒家仍然有能力引导中国走向复兴。这样的论者笔下的古代中国和儒家几乎尽善尽美，按他们的逻辑，我们只要复古即可，根本没必要开新。

这不是一种客观理性的、历史主义的态度。果真如此，中国在近代遭受西方列强的挑战以后，为何一触即溃？如果说儒家思想是中国历代王朝的意识形态，那么，它应该为中国近代的衰落承担什么责任？”

儒家有时中原则，尤其是在制度层面，强调“礼时为大”和“礼以义起”。所以，返本开新，相反相成。若能返道统之本，必能开礼制之新。易言之，儒家开新必须返本，返本必然开新。制度具有时代性，不能照搬古代。儒化是返本开新的统一，是道德化、文明化、现代化的统一。

儒家既不是现代主义也反对复古主义，孔子在《中庸》中明确反对“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的复古主义。王莽就是历史上典型的复古主义，这也是其迅速失败的根本原因。周礼精神虽然万古长青，具体形式则要与时偕宜。王莽生乎汉之世，强行反周之礼，严重违反时中原则，逆时而行，逆势而动，何怪乎灾及其身。无独有偶，袁世凯身败名裂，也是犯了复古主义的大错误。

中国在近代遭受西方列强的挑战以后一触即溃，有复杂的历史原因和政治原因，最根本的原因是，元朝以来对儒家道德中道和政治王道的偏离越来越严重。元朝有民族主义（蒙古主义）倾向，明朝有君本主义色彩，都是有违儒家政治原则的。清朝兼有民族主义（满族主义）倾向和君本主义色彩。所以，儒学不需要为中国近代的衰落承担责任。关此，我在《春秋精神》书中《儒家不需要为清朝背黑锅》一文有深入的分析。（《春秋精神》为东海丛书之一，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16年9月第1版）

作者问：“儒家如果作为意识形态是强势的、有效的，所谓“道统高于政统”，它怎么能被各种形式的专制主义压倒呢？反过来看，如果说儒家道统确实被专制政统压倒了，那么儒家是否还是专制王朝的意识形态呢？”此问何其幼稚乃尔。孔子早就指出：“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儒家王朝，道统在上，并不意味着道统就能完全落实到政治和制度实践中去，并不意味着其领导集团就会完全遵循王道原则。儒家王朝的政治品质也有高低之别，就像儒者有圣人贤人、君子、士之别一样正常。士还有可能堕落为庸人和伪君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