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去的母亲

左·右

父亲被肿瘤带走已是九年前的事了。

此后，母亲便独自守着陕飞公司三区那套老屋，把自己的日常打理的井井有条，每到晨曦，阳光总会和窗户搭讪，一丝一缕充满温暖。姐姐多次邀请她去西安散散心，可每次都是住不了多久她还是执意回到汉中陕飞的老屋里，把父亲的照片擦拭的干干净净。

她说，这里老姐妹多，自在。

母亲像一株被挪移后重新扎下根的树，根须生长的地方，尽量延伸向远方。闲来无事，和老姐妹们打打麻将、散散步，甩甩胳膊踢踢腿，日子虽静，随性而发，倒也惬意。

去年四月，我正在快递公司往成都寄送人文路演的道具，哥哥的电话骤然间不免让清晨的空气也打了个激灵。

“妈胸痛得厉害！你看该咋办？”，他说。

我心头一紧，第一个念头就是“心梗？”，于是快速询问了症状，便立即联系了我工作的医院CCU病房，又让在陕飞新城医院工作的妻子联系救护车，把母亲送了过来。冠脉造影结果显示：两支血管堵塞，其中一根侧枝完全闭锁。心脏支架手术顺利，八十岁的母亲在病床上虚弱地朝我笑了笑，那笑容仿佛被风轻易就能吹散。

出院后，母亲又回到了老屋。

五月的阳光按摩着我疲惫的肩膀，忙碌的工作从来没有停歇过，妻子在电话那头有些犹豫不决，又小心谨慎。

“妈说右边肋骨下隐约胀疼，手一摸也疼，你看需要做个彩超吧？”

“做！”，我立即说。

彩超报告提示“胆囊癌可能”，几个字像铅块砸下，我的世界骤然失声——心脏支架的阴影尚未退去，癌魔竟也无声掩至。上腹CT印证了最坏的预想：淋巴转移。肝胆外科的陈医生与楚医生反复斟酌，又连线北京权威，最终结论如冷水浇头：保守治疗。姐姐在电话那头哽咽难言，哥哥沉默良久。我们姐弟三人隔着电话线，我如此清晰地感到各自生活的坚硬壁垒与母亲生命的脆弱边界。

胆囊癌的事自然是瞒着母亲的，只给她说是胆囊结石，因为做了心脏支架，吃着抗凝药，加上年龄太大，不能做手术。母亲是老护士，也许瞒不了多久，我知道这只是权宜之计，但能瞒多久就瞒多久吧，生死的事，我们谁也左右不了，我们能给母亲的就是爱与温暖。

回家休养的母亲，气力如指间细沙般流逝，由于各自工作生活缘故，不能时刻陪伴母亲，于是，我们姐弟三人就商议如何请保姆的事，并托人打听寻找。此时，寒战、高热却突然在深夜袭来，那一夜，他吓得不知所以，电话吵醒了刚刚躺下的我。

哥在电话那头急切的，“妈，体温39度多，浑身发抖，咋办？送到你们医院去还是住新城医院？”

“就近先住，先处理，我就回来。”我一边说，一边和妻子准备返回陕飞。

半小时后，当我赶到医院时，母亲满头湿漉漉的，脸色通红，体温仍在38度多，说右肋下疼痛，无奈再次连夜转至我院。高烧如不散的阴魂，一次次将她逼回医院，就这样在家与医院之间多次折腾。

最后一次，母亲枯瘦的手死死抓住床沿，嘶喊冲口而出：“让我死吧！为啥这样折磨我，这样活着有啥意思！”

声音凄厉如裂帛，在病房白墙上撞出绝望的回响。那声嘶喊，仿佛是她一生坚强外壳骤然碎裂的声响，露出内里最无助的恐惧与痛楚。

为了能更好的照顾母亲，能在紧急时刻随时得到救护，我们选择了住进医养中心，母亲在癌症的疼痛及消耗中，眼神已黯如枯井，只低低道：“这里……比家里好。”

从此，再也没提过回家二字。

如今换了保姆，日子在药味与护理的节奏里勉强铺陈着。我每日下班，便和妻子一同踏进这方小小的空间，按摩她萎缩的肢体，说些细碎家常。母亲浑浊的目光时常长久停留在窗外，那里已没有老姐妹的麻将声和一起走路做甩臂操时斑驳的人影，这里只有曾经笑声的余味，把寂静的星空投射在黄昏里。

一日，我替她掖好被角，她枯槁的手忽然轻轻覆上我的手背，几不可闻地叹息：“你们……都难。”那微弱的力量竟似有千钧之重，沉沉压入我的血脉。我抬眼，正迎上母亲眼角渗出的一滴泪，沿着深刻的纹路滴落进岁月的洪流。

转眼一年多过去了，母亲在止痛药的帮助下，艰难的维持着最后生命的倔强。每当我照顾她起居用药饮食的时候，我按摩在母亲细若枯藤的四肢的手，就像按摩在自己的身上，生命的秒针，飞速的射向了火红的余晖，消失在暮色的无尽黑暗中。

走出医养中心大门，“老有所养”四个字在我的心里泛出涟漪，跳跃成前方的路，心头百味翻腾——三个儿女，竟也撑不起一张狭小的养老床。母亲那滴迟暮的眼泪，不仅折射着我们姐弟的无力，更映照着无数家庭相似的暮色艰难。当“独生子女”成为一代人无法回避的宿命，今日我们这勉力支撑的“养”，未来又将由谁来接续？苍茫暮色之中，那四个字依旧静默地悬着，像一道无解的题，又像一声沉沉的叩问，撞在每个人的心坎上，回荡在时代的空旷走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