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官检察官若成企业“保护伞”：老百姓的公平该找谁要？

山河学苑

作者：吕东平

当某房地产公司通过“月供换房”政策截留业主资金、变卖资产甚至涉嫌合同诈骗时，司法本应成为守护公平的最后防线。然而，从基层法院到检察机关，司法人员却集体沦为企业的“保护伞”：法官罔顾《民法典》第578条，将企业预期违约粉饰为“经济纠纷”；检察官对新证据视而不见，以“信访回复”替代法律监督；判决逻辑与企业答辩状高度雷同，司法裁量权沦为资本利益的“传声筒”。这种“司法为企业站台”的异化现象，不仅是对个体权益的践踏，更是对法治根基的腐蚀。

一、司法权力的异化：从“中立裁判”到“利益代言”

（一）《民法典》第578条的虚置：预期违约的司法漠视

某房地产公司自2020年起停付月供，2021年推出“月供换房”政策（将业主100元月供截留至45元，强制加价换购房产），2025年通过《通知》彻底冻结业主权益。这一行为完全符合《民法典》第578条关于“预期违约”的构成要件：

明确表示不履行债务：公司曾承认“无力偿还”业主月供；

以行为表明不履行债务：通过变卖资产、单方修改合同条款等行为，实质性丧失履约能力；

违约导致合同目的落空：业主缔约核心目的是获取稳定月供现金流，企业行为已使该目的彻底落空。

然而，原审法院却刻意回避该条款，反而以“调解结案”为由拒绝再审，将企业恶意违约包装为“商业风险”。这种“司法裁量”实质是司法权对资本利益的妥协，暴露了“中立裁判”原则的崩塌。

（二）《民事诉讼法》第206条的架空：再审申请权的剥夺

《民事诉讼法》明确赋予未上诉当事人再审申请权，但中院再审却以“未上诉”为由驳回诉求。这种“程序滥用”暴露出司法实践中的双重标准：

逻辑矛盾：调解结案仅终结诉讼程序，未消灭实体争议。再审审查应以事实认定与法律适用为准，而非程序形式（《民事诉讼法》第206条）；

权利剥夺：将“未上诉”等同于“放弃权利”，违背《民事诉讼法》第8条“保障当事人行使诉讼权利”的立法宗旨，更与“司法公正”原则背道而驰。

二、检察监督的失守：从“法律守护者”到“程序空转者”

（一）《人民检察院民事诉讼监督规则》第47条的违反：听证程序的缺席

业主提交“企业转移资产”“类案检索报告”等新证据，直指原审判决五大硬伤（如歪曲事实、回避核心法条）。但检察机关：

拒绝公开听证：对涉及数千户业主权益的重大争议案件，未依法组织听证会，仅以“回复函”替代法律监督；

新证据审查流于形式：仅制作“询问笔录”，未对“企业变卖土地、砍伐黄花梨”等关键事实进行实质调查，直接采纳企业单方陈述。

这种“程序空转”不仅违反《规则》第47条，更暴露了监督职能的彻底虚化。

（二）《刑法》第224条的忽视：合同诈骗线索的掩埋

企业通过“月供返还”活动吸引业主付款，却无实际履行诚意，且存在资产转移行为，已涉嫌《刑法》第224条合同诈骗罪。但检察机关：

未移送刑事线索：对民事违约与刑事犯罪的界限模糊问题回避不谈，未依法启动刑事追责程序；

监督职能异化：将检察监督降格为“信访处理”，甚至以“不符合受理条件”为由粗暴拒收材料，违背《规则》第72条“依法纠错”的立法精神。

三、系统性腐败的温床：从“个案不公”到“制度溃败”

（一）司法考核机制的扭曲

地方法院为追求“调解率”“结案率”等指标，默许企业通过“调解”规避违约责任，甚至将“同案不同判”包装为“司法智慧”。这种“政绩导向”直接催生“判决内定”现象。据统计，某省法院2023年民事调解案件中，涉企案件占比高达62%，其中不乏以“调解”之名行“保护”之实的案例。

（二）司法责任追究的缺位

《法官法》《检察官法》虽明确规定司法人员违法责任，但实践中对“故意违背事实与法律”的行为追责乏力。本案中，从原审到再审再到检察监督，司法人员集体“失忆”于“约定优先”“禁止反言”等基本原则，却未受到任何问责。这种“制度纵容”使司法腐败得以“大行其道”。

四、破局之路：以司法改革重塑公信力

（一）强化类案检索与同案同判机制

建立全国统一的类案检索数据库，将“同案不同判”纳入司法绩效考核，倒逼法官遵循《民法典》第10条“习惯优先”与第465条“合同相对性”原则。同时，引入“偏离度预警”机制，对明显偏离类案的判决自动触发复查程序，遏制“司法任性”。

（二）完善检察监督刚性

明确检察机关对新证据的审查义务，对“不予受理”决定强制要求书面说理，并纳入上级检察院备案审查范围；

对涉众型案件实行“公开听证+网络直播”，以程序透明倒逼实体公正，让检察监督在阳光下运行。

（三）畅通司法救济渠道

推广“异地审查”“提级管辖”制度，打破地方保护主义，对涉及地方政府、重点企业的案件，原则上一律提级管辖或异地审理；

建立司法人员“利益关联档案”，对隐瞒利益关系者，无论是否调离、退休，均依法追责，实行“终身追责”与“利益回避”。

结语

当司法人员成为企业“保护伞”，公平正义便沦为权力寻租的祭品。唯有通过制度刚性约束司法裁量权，以公开透明倒逼司法责任制落实，方能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这不仅是法律人的职业使命，更是新时代全面依法治国的必答课题。当司法权力的“保护伞”被彻底打破，法治中国的征程必将迎来更加光明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