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class="ql-block"> <b>中学生活漫忆</b></p><p class="ql-block"> 1964年秋天，我顺利考入当时杭锦旗的最高学府—杭锦旗第一中学。收到录取通知书的那天，我特别开心，父母亲也为我高兴。杭一中因为和一完小同在锡尼镇，还在一条街上，两校相邻（也是锡尼镇仅有的两所学校），而且我们的升学考试的考场也是借用了杭一中的教室，所以对杭一中比较熟悉，新鲜感不是那么强烈。但是，从当时整个国家的教育水平，特别是边疆少数民族的边远地区来说，能考入中学，继续求学之路，已经很不容易了。因为90%以上的孩子，不管是城镇还是农村，上完小学就辍学成家立业了（我们班就有个别同学早早就结婚了），能够上中学、上中专、读大学的更是凤毛麟角、寥寥无几。</p><p class="ql-block"> 那时候也没有校服，只给发一个校徽。入学后戴上白底黑字的校徽，心里由衷地激动，感觉到自己好像一下子长大了，而且看那些老师们，也仿佛和小学完全不一样，感觉他们的形象也高大了一些，知识也渊博了好多，就连教室也顿时觉得是那么敞亮……</p><p class="ql-block"> 杭一中一个年级设三个班，其中一个蒙文授课班，两个汉语授课班，全校一共九个班。没有高中，全盟仅有的一所高中（盟一中）在当时的伊克昭盟的盟府所在地—东胜（另外还有一所蒙语授课的盟二中）。在杭一中的四年学习生涯中（其中学习二年，“文化大革命”二年）有那么一些事留下了比较深的印象。</p><p class="ql-block"> 学校当时新建大礼堂，可能是因为经费紧张，所以就发动在校学生利用上午课间操的时间，每天去砖瓦厂（大约离学校有两千多米的距离吧）背砖，每人每次最少背8块砖，最多不限，女生一般也就背6块吧。有的学生体力好，年龄大，也有点呈能，能背近20块砖。像我们这些年龄小的，那么远的距离，能背8块砖，已经累得气喘吁吁，双臂发酸，上气不接下气，但也还是坚持下来了…… 不光是背砖，学校还给学生下达了筛沙子的任务，可不是把野外的沙子拉运回来就行，沙子是有标准的，要不为什么叫“筛”呢？建筑大礼堂和水泥用的沙子叫“米沙”，就是像小米粒一样大小的沙子，所以得用铁筛子把细小的沙子筛下去。而且任务是每星期每人一大麻袋。这项任务有两大难点。一是运输工具问题，这么大一麻袋沙子，靠人是肯定背不回来的。至少需要用平板车拉回来，去哪找平板车呢？二是这种沙子也不是到处都有，虽然锡尼镇周边就是沙漠。好在我们同学袁明刚家有一辆毛驴拉的平板车，既解决了运输问题，也节省了我们稚嫩的体力，真是庆幸呀！</p><p class="ql-block"> 那时的家庭普通不富裕，即便父母亲有工作的（大多数家庭里，母亲是没有工作的），也因为子女多，入不敷出，捉襟见肘。所以居住在锡尼镇的同学，虽然家庭条件要比农村好很多，但是即使这样，冬天的取暖问题也是每个家庭的一大难题。锡尼镇附近没有煤矿，最近的煤矿在达拉特旗的高头窑，有100多里远呢，而且大多数单位也没有汽车，仅仅靠大马车，一次拉1000多斤煤炭，只有单位才能用得起。所以，锡尼镇的同学，不论男女，星期天都要结伴去野外捡拾柴禾（就是干枯的沙蒿），解决家里的做饭和取暖所需。我记得有一次，我也去捡拾柴禾，那天天气特别寒冷，一开始还能感觉到耳朵冻得生疼，后来慢慢就没有感觉了，当时也没有在意，回到家门口，无意间一摸耳朵，“沙沙”作响，硬邦邦的，好像三合板似的，生怕一不小心碰掉了。待身子暖过来后，突然感觉自己的耳朵怎么变大了，头一摇，耳朵也跟着摇动，这才发现，两只耳朵红肿了，而且肿得很厚很大，简直像“二师兄”的大耳朵……</p><p class="ql-block"> 那时虽然学费不高，但多数人也按时交不上，少数人更是需要靠助学金维持贫穷简单的校园生活。为了解决学生们的生活费问题，学校便组织学生利用星期天去附近的牧区挖甘草（当地称“甜根根”）。距离锡尼镇西边10几里到20几里有两处地方有甘草，分别是赛台和西北沟，其中西北沟的甘草特别有名，质量最好，是杭锦旗的一个驰名品牌。这两个地方我都分别去挖过一次甘草。</p><p class="ql-block"> 第一次是去赛台，天不亮就出发，拿点干粮，扛着铁锨，步行到了地方，太阳才刚刚露头。立即开始寻找甘草。因为是第一次挖，不知道哪种甘草是经年的，因为多年生长的甘草才能长得粗，才值钱，才能卖得上好价钱。我们班有两个同学是当地的，也有过挖甘草的经验。告诉我们说，看苗子那种干黑苍老的，底下一定有粗的根子；而那种苗子鲜嫩的，是才长出来的，根本不能挖，即便挖出来，药材公司也不收。所以，挖甘草主要靠跑路，边走边观察，不能停留在一个地方，找到一棵，挖完赶快走，继续寻找下一棵。而且挖的洞也不能太大、太深，一尺见方、近一锨把深即可。太大必然多费力气；而太深则容易倒塌，把自己埋进去。记得有一句俗话叫什么：“到杭爱掏根子，自打墓坑”，说的就是这个意思。我第一次挖没有经验，忙活了一天，仅仅挖了几斤，卖了2元多钱，也算是略有收获吧？</p><p class="ql-block"> 夏天到去野外挖干草，饮水是个大问题，而赛台附近的土山上有一棵老榆树，树底下有一口水井，水特别甘甜。我很奇怪，那么高的土山顶上怎么能有水呢？又是谁在沙山上挖出这口水井的呢？不过这口水井确实给挖干草的人们解决了大问题……</p><p class="ql-block"> 第二次是去西北沟挖甘草，比第一次略微积累了一些经验。而且这次是学校统一组织的，时间是一个星期，晚上还要借宿在周围的牧民家里。开始还比较顺利，临近结束时，却发生了一件事，让我至今记忆犹新。那天傍晚，我从野外挖甘草回来，因为眼神不好（眼睛有点近视），一进门一脚踢翻了牧民放在炉火上（牧民烧开水或者熬茶，是把水壶放在柴草燃烧过、扒拉在灶口的红火上）的一壶开水，直接浇在了我的脚面上。当时也没有在意，结果烫出的水泡半夜被另一只脚蹭破了，那个疼呀，火烧火燎的，再也无法入睡了…… 第二天早上起来，路也不能走了。甘草是不能继续挖了，好在牧民心肠好，去附近的人家给我找来獾子油（还是驴油？）敷上，减轻了疼痛，在牧民家躺了一天，改天就背上行李，搭乘路过的大马车，返回了锡尼镇，提前结束了这次失败的挖甘草之旅……</p><p class="ql-block"> 有些家庭比较困难的学生，假期甚至不回家，而是扣土坯、去盐厂捞盐、掏根子、或者去工地做小工，挣一点学费，减轻家里的负担。</p><p class="ql-block"> 1964-1965年冬春季，当时的伊克昭盟大旱，冬天牲畜没有草和饲料，牧区的羊大量死亡，于是发动全盟人民群众，去沙漠里筛大风吹旋到背风处的草籽，也就是沙蒿等植物的残渣，我们中学生也不例外，人人都有任务。这可是一项极其艰苦的活儿，十冬腊月的，天气也奇寒，手都伸不出去，还得提上麻袋，拿上筛子，到处去找当时所谓的“代饲草”。同学们忙活了几个月，在杭一中的大礼堂里堆了半个礼堂的“代饲草”。后来不知道因为什么原因，这些我们冒着冰天雪地筛回来的“代饲草”，始终静静地躺在那儿，根本也没有给牧民们拉去救灾、喂养牲畜，倒成了一堆无用的垃圾，后来甚至沤烂发霉了，还得雇人往外清理。好像也听人说过，这些美其名曰的“代饲草”，牲口根本不吃，也不知道是那个领导出的馊主意，让大家白白忙活了一冬天，这可真是劳民伤财呀！</p><p class="ql-block"> 在中学的四年里，对其他班级印象深的，一是十班（和汉班九班是一届，六五届），比我们高两届，他们是1962年入学的，蒙语授课班，人数不多，也就是20多人吧？我佩服他们班的这些学长，个头也相差不多，都比较高，走队列特别整齐，而且很有气势，无论是齐步走，还是立正、稍息，有模有样。特别是“向后转走”，脚步一转，头一扭，特别有劲儿，有派头！人数最少的是十二班，也是蒙文班，是六六届，一个班仅有10几人，是全校人数最少的班级，所以他们的教室也是全校最小的教室，和一个小型办公室差不多。</p><p class="ql-block"> 对我们影响比较大、记忆比较深的是老师们的教学水平，尤其是几位数学老师。我记得高翔老师，给我们上过几节数学课（他是替代其他老师临时代课），他来给我们上数学课，从来不拿教案和课本，手里只拿几支粉笔。而且一节45分钟的课，他授课从来也不会超过30分钟，不光学生们听得明明白白，留下的作业还能当堂完成，重要的是激发了大家的学习兴趣，真是令人佩服！而有的老师，45分钟还讲不完，磨磨唧唧，下课铃响了还得压几分钟，有时还越讲越糊涂，甚至回答不了学生的提问，尴尬至极……</p><p class="ql-block"> 另外两种语言课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初一上了一年的俄语课，初二时就改成了学习蒙语，结果两种语言都是半途而废。俄语现在连字母也不认识，蒙语则还能认识字母，一些重要的语句甚至现在还记忆犹新，还能写出来，比如“中国”“共产党”“万岁”“祖国”“内蒙古”等，甚至一些简单的词还能够拼读出来，只是不知道什么意思。</p><p class="ql-block"> 课程记忆里特别深的是，邵锦文老师教的自然课里有解剖课，解剖青蛙，既感到新鲜，也感到有些残忍……邵老师还给我们代唱歌课，一个政法大学的高材生（上海人，被打成了“右派”），竟然踏着风琴，给我们教唱歌，是不是有点大才小用、浪费人才？邵老师还组织了一个课外兴趣班，就是教我们打腰鼓。腰鼓对我们极有吸引力，以前都没有见过。我和班里的几个同学踊跃报了名，每天利用课余时间学习打腰鼓，后来还在大礼堂门前的广场上表演过几次，周围好多市民前来观赏。由此再次见识了邵老师的多才多艺。语文老师艾厚国，酷爱杭锦旗的民间故事，经常让同学们给他讲故事，假期还不辞辛苦亲自去乡间采集，而且记录整理了厚厚的10几大本笔记。因艾老师也曾被错划为“右派”，“文革”中受到了冲击，遭受批斗，遣返回原籍。自然他的这些笔记，作为“五类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证据，被红卫兵查抄出来，本想作为批判材料，却不料成为校园内的热门读物，同学们爱不释手，争相传阅。特别是“三个女婿对诗”的那些诙谐幽默，妙趣横生的故事，我至今都能够完整地背诵下来。后来，好多本日记丢失了（也许被人收藏了），让艾老师十分痛惜……“文革”后期平反后，艾老师收回了一部分笔记本，整理出版了一本叫《动物王国的故事》的民间故事集，也算了却了一桩老师毕生的夙愿吧……</p><p class="ql-block"> 刚上初中的那一年里，每天上午或者下午的课间时间，学校特别组织我们学跳“安代”舞（一种内蒙古东部地区的民族舞蹈），女同学的积极性比较高，我们男同学粗手大脚的，根本学不了，可是学校把学跳“安代”舞作为一个政治任务，必须要认真落实，保证学会，这样我们这部分有些抵触的学生，也只能静下心来，认认真真地学，后来也就都能笨手笨脚地跳上几圈了……</p><p class="ql-block"> 中学四年，最难忘的是两年的“文革”经历。1966年后半年，我们刚升入初三，领了新课本，还没正式上课呢，“文革”就开始了，也是为了全心全意地投入到“文化大革命”中去吧，我们把刚写上自己名字的新课本，又用“消字灵”涂掉，退回学校。接着就是贴“大字报”，揭批旗里的领导、学校的领导，甚至揪班里面隐藏的“现行反革命”，游街示众，”抄家”、“破四旧”，红卫兵“大串联”，去北京见毛主席……真是“轰轰烈烈”，人人都激情澎湃，热火朝天，斗志昂扬，幼稚的我们还为再也不用上课而感到高兴……再后来就是两派斗争，用上了砖头、木棒，“要文斗，不要武斗”……然后是“全国山河一片红”，把临街的墙壁都刷成红色，全部写上毛主席语录……庆祝成立“革命委员会”，抓“内人党”……半夜三更敲锣打鼓庆祝毛主席最新指示的发表……学校全部关门，我们杭一中四届学生一齐毕业，上山下乡……</p><p class="ql-block"> 弹指一挥间，60年过去了，我们也都老了。想起那个年代，那些过往，那些难忘的人，那些有趣的事，那些清脆的笑声，那些青春的面庞，也有一些无奈，以及唏嘘和叹息…… </p><p class="ql-block"> 2023.12.18</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