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故事

风驰

来自：散人李庆之

1978年深秋的一个夜晚，即将返城的女知青李亚茹将丈夫唤到跟前，指尖微颤地解开衣襟纽扣，凝视着他的眼睛轻声道：“今夜，让我们以夫妻之名再爱最后一次吧。“破晓时分，她终究没理会女儿撕心裂肺的哭喊，头也不回地踏上了北去的列车。时隔四十二载春秋重逢时，白发苍苍的李亚茹刚对女儿说出第一句话，泪水便冲垮了岁月筑就的堤坝。

李亚茹出生于1955年的杭州，家里是典型的书香门第。父亲教语文，母亲在图书馆工作，家里书架上摆满了书。她从小成绩好，梦想当老师，觉得教育能改变命运。1973年高中毕业，她响应号召，带着几本书和一床被子去了青山公社插队。那时候她才18岁，满脑子都是对未来的憧憬，以为自己能靠知识闯出一片天。

到了公社，她被分去小学教书。教室是土坯房，冬天漏风，夏天闷热，但她干得起劲。每天早上她提着水桶打水，顺便教孩子们背诗，日子苦却充实。1975年，她认识了张建国，一个老实巴交的本地农民。他常帮知青干活，修屋顶、送柴火，慢慢跟李亚茹熟了。那年秋天，他们在公社礼堂结了婚，没什么排场，村民送了点红枣，日子简单但心里踏实。1976年，女儿张小梅出生，李亚茹觉得自己这辈子值了。

可好景不长。1978年，知青返城政策下来了。她妈连着写了五封信，催她回杭州接子弟学校的教职，还附了教委的文件，要求年底报到，得开未婚证明。这消息像晴天霹雳，李亚茹傻了眼。她舍不得丈夫和女儿，可回城是她当老师的机会，也是她对未来的念想。她在家门口的土路上来回走了好几趟，脑子里乱成一团。她知道回城就得离婚，得把女儿留给张建国，可她又觉得这是为了孩子以后能过上好日子。

最后，她下了决心。1978年11月初的一个晚上，她坐在宿舍的木桌前，盯着离婚申请书发呆。屋里就一盏煤油灯，灯芯烧得噼啪响。她攥着钢笔，手抖得厉害，想着这几年跟张建国的日子。他扛着自行车送她到公社那次，泥水没过脚踝，她感动得一夜没睡。她又想到女儿，睡觉还攥着张建国编的草蚂蚱。她心里酸得不行，可还是签了字。

那晚是她跟张建国最后的相处。她收拾行李时，从棉袄里掏出几张粮票和一张字条，是张建国留的，让她给女儿买奶粉。她鼻子一酸，眼泪差点掉下来。第二天天刚亮，她背着包往车站走，身后传来女儿的哭声。她咬着牙没回头，上了火车。窗外青山越来越远，她攥着包带，眼角湿了，心想这辈子可能再也见不到他们了。

回城后，李亚茹在子弟学校教语文。她拼命工作，备课到半夜，几年就成了骨干。1982年，她跟一个数学老师结了婚，生了个儿子，日子过得平稳。可她心里总有个窟窿，每到过年过节，她就站在阳台上发呆，手里攥着一封没寄出去的信。她想女儿，想张建国，可又不知道他们在哪，过得怎么样。

张建国这边，日子不好过。他一个人带着张小梅，白天下地干活，晚上哄孩子睡觉。他不太会表达感情，就用行动对女儿好，给她编草蚂蚱，教她识字。可生活压力太大，他开始喝酒，一天比一天多。村里人说他常坐在门口抽烟，盯着远处发呆。1985年，他得肝病走了，家里就剩张小梅和她奶奶。

张小梅从小就懂事。她跟着奶奶长大，住的屋子冬天漏风，她却从没抱怨过。她学习刻苦，1998年考上浙江大学医学院，2003年当了护士。她工作认真，对病人总是笑眯眯的，像是在弥补什么。2020年重阳节，她去县档案馆查知青资料，看到母亲的名字。她愣住了，手指划过纸面，心里五味杂陈。

档案室里，李亚茹也来了。她戴着老花镜，看到登记表上的“张建国”，手抖得厉害。张小梅走过去，冷不丁说了一句，提到父亲的死因。李亚茹转头，看到女儿熟悉的眉眼，喉咙哽住了。她叫了一声“小梅”，母女俩抱在一起哭了。那一刻，42年的思念全涌了出来，泪水止不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