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午节怀念我们的父亲

温暖阳光

张俊花端午节怀念我们的父亲（2025.5.31）

司晓宏：教育家精神的光辉典范———纪念改革开放后陕西师范大学教育系创始人张安民教授

当代教师教育

2024年07月26日 20:33

湖北

摘要

本文回顾了改革开放后陕西师范大学张安民教授在百废待举､临危受命状态下,艰辛恢复和创办教育系的历程与史实,指出张安民教授是为陕西师范大学教育系创建恢复和教育学科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的第一人。同时,作者依据自己的亲身经历,记叙了张安民教授在教书育人､科学研究方面的突出贡献与成就,认为其教学风格具有清晰透彻､一针见血,纵横捭阖､应对裕如,直观生动､寓庄于谐的特点,先后培养出一大批优秀人才；其在学术研究方面具有经世致用､直面现实,方法独具､思想奇特的特点,拓展了中国近代教育史研究的新境界,特别是对中国共产党在陕甘宁边区时期教育史的发掘和整理,做出了重要建树。文章认为,张安民教授是受人爱戴的老师､令人钦佩的学者､让人尊重的领导,是理实相生､知行合一,把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完美结合的典范,他的一生生动而具象地体现了教育家精神。抚今追昔,陕西师范大学建校80年来所取得的每一步发展､每一项成就,正是由众多像张安民教授这样一代又一代具有教育家精神的人辛勤耕耘和无私奉献铸造的,他们的功绩将会永恒镌刻在陕西师范大学历史的丰碑上!

光阴荏苒､日月如梭,转眼间迎来了母校———陕西师范大学(简称陕师大)八十华诞。但凡每一所大学建校逢“秩”之年,都要热热闹闹､轰轰烈烈地搞一番庆祝活动。作为陕西师范大学培养､毕业后又留校工作逾40年的一名学子和教师,伴随着校园里日益浓郁的校庆气氛,心底里自然也荡漾出一种喜悦的情愫。恰在此时,学校«当代教师教育»编辑部的郭向宁同志邀我写一篇纪念改革开放后陕西师大教育系创始人张安民老师的文章。接到此通知,记忆的门窗仿佛瞬间被打开,教育系创办和发展的历历往事,在陕西师大学习､工作､生活的点点滴滴,尤其是老系主任张安民老师那慈祥､刚毅､亲切的面容,不由的一幕幕浮现在眼前。

一､筑炉搭灶 恢复创办教育系陕西师范大学教育系有两个来源,一个来源是创建于1944年的国立西北大学文学院教育系。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北洋工学院三所大学内迁陕西,合并组成西安临时大学。1938年初,日寇侵占山西风陵渡,陕西潼关告急,西安临时大学再次迁移至汉中城固县,同时更名为西北联合大学,翌年8月又更名为国立西北大学。1944年,国立西北大学文学院开始筹备建立教育系,并于1945年秋季正式招生。当时教育系主任为高文源教授,骨干教师有马师儒､郝耀东､包志立､鲁世英､孙道升等教授。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的五年时间里,教育系共招收了4届学生,共73人。1949年5月西安解放后,1944年成立的陕西省立师范专科学校(被确定为陕西师范大学建校的初始学校)并入西北大学,并建立了西北大学师范学院,师范学院下设教育系,系主任由师范学院院长刘泽如教授兼任,教授有马师儒､郝耀东､孙道升､陈高墉,副教授有怀惜吾､晁庆昌､朱勃､高汝淼､吴元训,助教有毕德海､肖前瑛､游正伦､殷培桂､李养林等。1953年师范学院从西北大学独立出来,更名为“西安师范学院”(俗称“南院”),并迁至长延堡一带,现陕西师范大学的老校区———雁塔校区。

陕西师大教育系的另一个来源是陕西师范学院(俗称“北院”,现在陕西师大附中的校址)教育系。陕西师范学院创始于1953年的“中教班”,即当年8月陕西省为培训初级中学教师成立了中等教育师资培训班,后扩建为陕西师范专科学校。1956年北京师范大学冯成林､魏庚人教授率100多名北京师大青年教师来陕西支教,遂在师专基础上成立了北京师范大学陕西分校,后更名为陕西师范学院,院内设教育､心理学教研室,教研室主任是董锡钧,教师有谢景隆､黎顺清､欧阳仑､余瑞媛､施华芸､孙昌识､姚平子､胡永芝､郑其树等,主要负责全院的教育学､心理学､教材教法等课程教学工作。1959年暑期,院内又开设了学前教育系,教师有李岩､姚平子､汪庄祥､崔琴华､熊易群､李平江､唐鑫､李美杰､汪文玉等。

1959年底至1960年春,陕西师范学院与西安师范学院合并,更名为陕西师范大学,至此原西安师院的教育研究室与陕西师院的教育､心理学教研室和学前教育系3个单位合并成立了陕西师范大学教育系,当时专任教师近80人,十分繁荣鼎盛,为学校教职工人数最多的系科之一。然而好景不长,伴随着20世纪60年代初对苏联修正主义的批判,教育学被说成是“凯洛夫的学说”,心理学被污蔑为“伪科学”,于是刚刚成立不久的教育系于1962年被迫撤销､停办,只保留了教育研究室,其在1961年､1962年招收的两届学生也被转至政教系､中文系。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教育学科及教育系的老师们更是遭到了厄运,教育学被明确定性为修正主义遭到批判,教师们则被四处遣散,有的被批斗,有的被下放,有的被劳改,有的被转岗成搞收发的､卖饭票的､看大门的等等。

1976年粉碎“四人帮”以后,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春风,教育学科迎来了明媚的春天。也正是在这百废待兴之际,张安民老师于1977年9月临危受命,担任教育系系主任兼研究所所长,承担起教育系的恢复和重建工作。面对“文革”造成的队伍四散､资料全无､设备奇缺的状况,张老师从零开始,白手起家,四处寻访失散的教师,四处延揽优秀的人才,四处筹集办学所需要的各种资源。系所成立后,他又亲自拟定各项规章制度,从办学宗旨确立到专业方向厘定,从课程门类开设到教学方法改革,从促进教风学风转变到学术氛围营造等,他无不倾注了大量心血。在他和王兴中(时任系总支书记)､杨永明(时任系副主任)､谢景隆(时任教育学教研室主任)､欧阳仑(时任心理学教研室主任)等众多先驱们的共同努力奋斗下,教育系于1978年迅即恢复了招生工作,招收了第一批两年制专科生,1979年招收了第一批本科生。也正是在1979年这一年,我幸运地考入陕西师范大学教育系,成为张老师的一名学生。当时我们这一级就招了一个班,仅31人。1983年我毕业后留教育系任教,在之后的10多年里,又亲身体验､目睹了张安民老师操持和推动教育系发展的桩桩实践,领会了他超凡的人格魅力和领导艺术。此时张安民老师虽已年过知天命之年,然而他朝乾夕惕,劬劳勤勉,四处忙碌,显示出永不疲倦的神态；他思路清晰,作风干练,处事果断,彰显出卓越的领导才能；他驾驭全局,统筹各方,紧紧地把广大师生团结在一起,共同迈步向前。

张安民老师担任教育系主任长达15年之久,在他的努力下,教育系的师资队伍迅速壮大,不仅使一批“文革”中失散的教师纷纷归队,而且还引进了一批中青年骨干。1992年张安民老师从系主任岗位上退了下来,1995年光荣退休。之后教育系经过方俊明､李国庆､游旭群､郝文武､陈鹏､李森等历任系主任､院长､部长和王淑兰､郭祖仪､马晓雄､栗洪武､荆峰､张旻等历任党总支书记､分党委书记的接续奋斗,获得了快速发展和壮大。1997年教育系拓展为教育科学学院。2003年教育学原理和普通心理学双双获得博士学位二级授权点,2009年教育学和心理学分设,分别成立教育学院和心理学院,2010年教育学､心理学双双获得博士学位一级授予权,2009年获得全国首批教育博士专业学位(EDD)授予权,2006年教育学､心理学获批设立博士后流动站。2022年教育学院发展更名为教育学部(为陕西师大首个成立的学部),特别是在2023年教育部组织开展的第五轮学科评估中,教育学､心理学双双进入A档,并且教育学科被学校明确确立为冲击世界一流学科的重点培育对象,呈现出葳蕤挺拔､欣欣向荣的发展态势。师资队伍迅速壮大,不仅使一批“文革”中失散的教师纷纷归队,而且还引进了一批中青年骨干。

当他1992年卸任时,教育系和教育研究所的教职工队伍已由最初的10多人发展壮大到60多人,不仅拥有了诸如刘泽如､吴元训､怀惜君､谢景隆､孙昌识､杨永明､欧阳仑､游正伦､史明轩､黎顺清､曹鸿远､陶志英､王兴中､于明纲､姚平子､关甦霞､王淑兰､李殿凤､冀引凤､童焕云､王启萃､熊易群､胡永芝､李士敏､寇崇玲､梁树人､殷培桂､李养林､毕德海､郭祖仪､苏耀荣等一批知名学者和教授､副教授,同时还拥有了方俊明､强海燕､李智华､李国庆､刘新科､田杰､栗洪武､陈晓端等一批中青年骨干人才,同时获得了外国教育史､普通心理学､教育基本理论､中国教育史等学科的硕士学位授予权,为后继陕西师范大学教育学科和心理学科的蓬勃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1992年张安民老师从系主任岗位上退了下来,1995年光荣退休。之后教育系经过方俊明､李国庆､游旭群､郝文武､陈鹏､李森等历任系主任､院长､部长和王淑兰､郭祖仪､马晓雄､栗洪武､荆峰､张旻等历任党总支书记､分党委书记的接续奋斗,获得了快速发展和壮大。1997年教育系拓展为教育科学学院。2003年教育学原理和普通心理学双双获得博士学位二级授权点,2009年教育学和心理学分设,分别成立教育学院和心理学院,2010年教育学､心理学双双获得博士学位一级授予权,2009年获得全国首批教育博士专业学位(EDD)授予权,2006年教育学､心理学获批设立博士后流动站。2022年教育学院发展更名为教育学部(为陕西师大首个成立的学部),特别是在2023年教育部组织开展的第五轮学科评估中,教育学､心理学双双进入A档,并且教育学科被学校明确确立为冲击世界一流学科的重点培育对象,呈现出葳蕤挺拔､欣欣向荣的发展态势。

二､教书育人 培养桃李吐芬芳作为系主任,张安民老师一方面肩负着领导和管理全系教学､科研和行政工作的重任,另一方面作为教授他又承担着大量的教学工作。张老师是史学出身,他1930年11月出生在陕西省潼关县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新中国成立前在家乡读完小学和中学,1951年考入西北大学师范学院史地系,上大学二年级时应组织需要提前留校参加工作。1952年底,西安师范学院从西北大学分离出来后,老师主要在历史系工作,先后任辅导员､教师､系副主任､党总支副书记､书记等职务。期间,1958年至1960年,曾在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中国近代史研修班进修,师从著名史学家白寿彝教授。“文革”期间,张老师被以“走资派”的罪名受到审查和迫害,并下放到泾阳农场劳动改造。1971年至1972年曾任政教系党总支书记,1974年至1977年在«陕西师范大学学报»从事编辑工作。在历史系工作期间,他主要为本科生讲授中国近代史､中国近代经济史等课程。深厚的史学背景和积淀使张老师在教育系成立后便把历史学与教育学有机结合起来,主要从事中国近代教育史､中国教育思想史的教学与研究工作。

在本科生阶段我曾系统聆听过张老师讲授的中国近代教育史,毕业留校工作后又聆听过他为教育史专业研究生开设的“教育论文写作”讲座。总结张老师的讲课,深感有这么几个突出特点:一是清晰透彻,一针见血,即把知识或问题能够彻底讲清楚､讲到位。其实,无论教学也好､科研也好,说到底就是把一个需要认识的问题从根本上搞清楚､弄明白。而张老师的授课特点恰恰就在于能够直捣主题,一语中的,并如“奥卡姆剃刀”一样,把学生可能产生的知识盲点和认知误区逐一消解。因此听他的课,从无云里雾里､似懂非懂的感觉,而常有拨云见日､心窍大开的惬意。

二､教书育人 培养桃李吐芬芳作为系主任,张安民老师一方面肩负着领导和管理全系教学､科研和行政工作的重任,另一方面作为教授他又承担着大量的教学工作。张老师是史学出身,他1930年11月出生在陕西省潼关县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新中国成立前在家乡读完小学和中学,1951年考入西北大学师范学院史地系,上大学二年级时应组织需要提前留校参加工作。1952年底,西安师范学院从西北大学分离出来后,老师主要在历史系工作,先后任辅导员､教师､系副主任､党总支副书记､书记等职务。期间,1958年至1960年,曾在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中国近代史研修班进修,师从著名史学家白寿彝教授。“文革”期间,张老师被以“走资派”的罪名受到审查和迫害,并下放到泾阳农场劳动改造。1971年至1972年曾任政教系党总支书记,1974年至1977年在«陕西师范大学学报»从事编辑工作。在历史系工作期间,他主要为本科生讲授中国近代史､中国近代经济史等课程。深厚的史学背景和积淀使张老师在教育系成立后便把历史学与教育学有机结合起来,主要从事中国近代教育史､中国教育思想史的教学与研究工作。

在本科生阶段我曾系统聆听过张老师讲授的中国近代教育史,毕业留校工作后又聆听过他为教育史专业研究生开设的“教育论文写作”讲座。总结张老师的讲课,深感有这么几个突出特点:一是清晰透彻,一针见血,即把知识或问题能够彻底讲清楚､讲到位。其实,无论教学也好､科研也好,说到底就是把一个需要认识的问题从根本上搞清楚､弄明白。而张老师的授课特点恰恰就在于能够直捣主题,一语中的,并如“奥卡姆剃刀”一样,把学生可能产生的知识盲点和认知误区逐一消解。因此听他的课,从无云里雾里､似懂非懂的感觉,而常有拨云见日､心窍大开的惬意。

二是纵横捭阖,应对裕如。张老师上课常带有一叠厚厚的教案,可他从不照本宣科。其实在当时陕西师大许多老教授的观念里,他们认为“有没有教案是态度问题,而看不看教案则是水平问题。”由于对教学内容早已成竹在胸､烂熟于心,因而张老师在课堂上总是能娓娓道来,侃侃而谈,并且从容不迫,收放自如。为讲清楚一个问题,他常常旁征博引,纵横古今,而引经据典时又总能信手拈来,脱口而出。聆听他的讲授,不仅能摄取大量的知识和信息,而且可以极大地开阔学识眼界和学术视野。事实上,一个普通的教师教给学生知识；一个优秀的教师“授人以渔”,教给学生方法；而一个卓越的教师则恰恰在于能够拓展学生的视域,开启学生的“天目”,让学生看到另一番天地。

三是直观生动,寓庄于谐。张老师讲课的总体风格是质朴无华,敦厚实用,在此格调下又镶嵌着特定的生动与幽默,并且常常妙语珠连,妙趣横生。他上课操一口纯正的东府秦腔,偶尔也蹦出几句醋溜普通话。他喜欢联系实际,经常把深奥的问题通俗化,同时又把通俗的问题哲理化。古人云:“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而他往往能够把“形而上”与“形而下”融会贯通,使学生既可明道,也能利器。为阐明问题,他常常运用一些幽默的笑话､风趣的俚语和逗哏的方言,这样便容易使大道无形的抽象知识能够深入浅出､活灵活现地表达

譬如,他把讲话条理不清､语无伦次的状况,常常比喻为“狗吃抹布———串串,粘(陕西话读‘ran’)嘛缠稀的”；把谈问题不着边际､胡拉乱扯的状况,比喻为“膝盖上钉掌———离蹄(题)太远”；把研究问题不知从何着手､从何开始的状况比喻为“老虎吃天———没处下爪”；把写文章脱离主题､云游四方的状况比喻为“博士买驴,书纸三卷,未有驴字”；把政治对教育的制约和影响关系,比喻为“政治打一个喷嚏,教育就要感冒”等等。在他的课堂上,你会发现同学们时而专心致志,时而爽朗一笑,时而又会会心地颔首点头。若用“醍醐灌顶”一词来形容对他的课堂感受,实不为修饰。张老师的教学方式和效果,已成为一届又一届教育系学子们在重逢聚会时的丰富谈资。天道酬勤,功不唐捐。在张安民老师精心组织和教导下,在教育系广大教师们的辛勤培育和努力下,教育系虽然是一个新建的系科,但其培养出来的学生素质和质量却很高。就我所熟知的七八级､七九级､八○级､八一级､八二级这几届学生而言,他们在经过教育系四年的学习毕业后,均取得了良好的发展,成为以教育界为主的各行各业的精英和骨干人才。虽然这几届教育系学生每届只招收一个班,且每个班的人数也大都在30—40人左右(只有八一级招收了61人),但却人才辈出､群英璀璨,有的成为省部级领导,有的成为大学的书记､校长,有的成为“长江学者”“全国教学名师”“国务院突出贡献专家”,更多的则成长为大学的教授､博导和基础教育领域里的优秀校长､骨干教师等。“饮其流水时思其源,成吾学时念吾师”。每逢我们这几届学生相逢聚会时,都会情不自禁地回忆和谈论起张安民老师,其怀念之情､感恩之心､敬仰之意无不溢于言表,正可谓“高山仰止,景行行止”。

三､著书立说 拓展教育研究新境界说实在的,由于张老师一生兼做大量的行政工作,因此其学术著作并算不上丰厚,更无法用“著作等身”来形容,就连老师自己也说,他这一生是“运动员”参加了一场又一场运动,因而投入科研的精力十分有限。然而只要悉心地研读他所发表的20多篇论文和出版的三､四部专著,便不难发现,其治学的态度十分严谨,学术功底异常深厚。张安民老师早期的科研成果是关于史学方面的,如1959年､1960年先后在«北京师范大学学报»发表了«义和团调查»«帝国主义对中国的经济侵略»的论文,1974年在«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发表了«法家路线与让步政策»等论文。1977年他到教育系主持工作后,便将自己的研究重心转移到了教育科学研究方面,先后在«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发表了«论教育和政治经济的关系»«试论教育的社会职能»«陕甘宁边区在职干部教育»«伟大时期的教育决策»«建国以来师范教育的回顾与展望»等一系列文章。同时在«人民教育»«高等师范教育研究»«陕西教育»等刊物发表了«我国教育方针的演变»«教育的起源与发展»«教育专业改革刍议»«毛泽东同志在抗日战争时期的教育理论与实践»及数篇批判教育“左倾”错误的评论文章。1981年由他主持和参与主编的«陕甘宁边区教育史资料»(主编为陕西师范大学党委书记李绵同志)被教育科学出版社正式出版,之后他相继出版了«陕甘宁边区教育史»«教育理论研究»«陕西历代教育评估»等著作。总结张老师的科研,我感到有两点十分突出。一是经世致用､直面现实。他所发表的教育学论文,均为对特定历史条件下我国教育改革和发展进程中所面临的突出现实问题的研究与阐释,读来绝无凌空蹈虚､概念游戏､空洞无实之感。例如他撰写的«教育专业改革刍议»一文,深刻剖析了“文革”后全国高等师范院校教育专业创办十余年之后的经验与得失,提出“教育专业生存和发展的希望在于改革,而改革的关键在于招生对象及办法的改变”。此观点不仅受到学界认同,同时得到时任国家教委常务副主任何东昌同志､邹时炎同志的首肯和专门批示,并将其基本观点及操作性意见作为国家教委制定相关文件时的重要文献资料和理论渊源。他主编的«陕甘宁边区教育史资料»篦梳史札,钩沉发微,系统搜集和整理了中国共产党在陕甘宁期间的各种教育史资料,共12册,长达300多万字,受到业内人士的高度关注,引起广泛好评。他撰写的«陕甘宁边区教育史»则填补了我国近现代教育史研究领域的一项空白。二是方法独具,思想奇特。张老师虽为史学出身,但做学问､写文章绝少有八股模式,更无迂腐气息。坦率而言,他所读的书比之我所知道的一些老先生并不算多(对此老师自己也直言不讳),可他似乎总能开卷有益,悟性极高,在阅读､观摩和思考的过程中,能够较快地形成自己的认知､心得与思想见解。尤其最令我等学子们钦佩的是,他观察问题､分析问题的思维模式十分独到,看问题总能高屋建瓴,切中肯綮,入木三分,同时文字表达能力极为精道,堪称妙笔生花。毕业留系任教后,我经常倾听他的讲话,也聆听过他为研究生开设的“教育论文写作”讲座,听后确有金针度人､受益匪浅之感。张安民老师卓越的教学､科研和管理成就使他于1992年荣获国务院突出贡献专家,并先后担任国家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成员､陕西省人民政府教育咨询委员､陕西省教育学会副会长等学术职务。去年9月第39个教师节来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在致信全国教师代表时号召“要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并对中国特有教育精神的时代内涵进行了深刻阐释:“心有大我､至诚报国的理想信念,言为士则､行为世范的道德情操,启智润心､因材施教的育人智慧,勤学笃行､求是创新的躬耕态度,乐教爱生､甘于奉献的仁爱之心,胸怀天下､以文化人的弘道追求”。总书记的指示和号召引起了教育理论界和实践界对教育家精神的积极响应､热烈讨论。悉心地领会总书记的指示精神,再仔细地回想张安民老师的一生,其不正是这种教育家精神生动而具象的写照吗?!他热爱教育,热爱学生,把自己的一生无怨无悔地献给了党和人民的教育事业；他甘当园丁,甘为人梯,培养出了一批又一批优秀学子；他殚精竭虑,夙夜在公,克服重重困难,恢复和创办了陕西师范大学教育系,使教育学科､心理学科成为陕西师范大学学苑里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在我及教育系诸多学子和教师的心目中,张安民老师既是受人爱戴的老师､令人钦佩的学者､让人尊重的领导,更是理实相生､知行合一､把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完美结合的典范!院系是大学的基本组织单位,也是学科建设的核心载体。没有一流的学科就没有一流的学院,没有一流的学院就没有一流的大学。回想一下陕西师范大学80年的发展历程和今天所取得的辉煌成就,不正是由各个院系像张安民老师这样一代又一代具有教育家精神的人辛勤耕耘铸就的吗?!斯人已逝,丰功永存。张安民老师的一生生动而真切地体现了教育家精神的内涵,为我们从事教书育人工作树立了鲜活的榜样,他与无数先贤们的付出与贡献将会永恒地镌刻在陕西师范大学历史的丰碑上。

怀念老师张安民

我的老师张安民教授2013年1月1日与世长辞了，享年84岁。虽说老师已岁至耄耋，年届高寿，并且寿终正寝，但噩耗传来，悲痛、伤心与怀念的情愫依然十分强烈，久久不能释怀。“朝夕萍洽处，离别方觉亲”。于是，我油然提笔以抒哀思并志纪念。

　　张老师是改革开放后我校教育系恢复时的第一任系主任，我则是其1979年招收的第一届本科生。上学期间，他曾为我们讲授“中国近代教育史”、“中国现代教育史”、“教育思想史研究”等课程。毕业留校工作后，他则在10多年时间里一直担任我们的系主任。由于临堂听课及相知相处的时间较长，自觉深受张老师的影响与熏陶，并从他的身上汲取了许多丰富的思想和精神营养。

　　老师1930年11月出生在陕西省潼关县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解放前在家乡读完小学和中学，1951年考入西北大学师范学院史地系，上大学二年级时因组织需要提前留校参加工作。1952年底西安师范学院（陕西师大的前身之一）从西北大学分离出来后，老师主要在历史系工作，先后任辅导员、教师、系副主任、总支副书记、书记等职务。期间，1958年至1960年，曾在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中国近代史研究班进修，师从著名史学家白寿彝教授。文革期间，曾以走资派的罪名受到审查和迫害，并下放泾阳农场劳动改造。1971年至1972年曾任政教系党总支书记，1974年至1977年曾在《陕西师范大学学报》从事编辑工作。从1977年起，老师开始担任教育系主任兼教育科学研究所所长，承担起十年浩劫中遭受重创和停办的教育系的恢复与重建工作，并且一干就是15年，直到退休。

一位令人敬爱的教师

　　记得刚跨进大学校门那会儿，一个身材高大、肚腹凸腆、戴着一圈又一圈深度近视眼镜的人，走上讲台为我们进行新生入学教育。经主持人介绍，方知这就是我们的系主任张安民。说实在的，张老师的外在表征与我上中学时脑海中想象的那种斯文儒雅、体态清癯的大学教授的“经典形象”是有距离的。但他一开口讲话，便很快令我和同学们折服了，其语言的睿智、见识的广博、思维的深邃、逻辑的缜密等，是我等初出茅庐的少青之人在中学的人群里鲜能见到的。这入学的第一课便给我留下了这样深深的印记：大学教授就是与中学教师不一般！并由此使我对自己所步入的高等学府肃然起敬，接到高考录取通知书时那种因考上“师范大学”而喜忧参半并略带懊丧的情结油然冰释。

　　张老师上课，操一口纯正的东府秦腔，偶尔也蹦出几句醋溜普通话。他讲课突出的特点，一是清晰透彻，一针见血，即能把知识或问题彻底讲清楚、讲到位。其实，无论教学也好，科研也好，说到底就是把一个需要认识的事物或问题搞清楚、弄明白。而张老师授课的特点，恰恰就在于能够直捣主题，一语中的，并如“奥卡姆剃刀”一样，把学生可能产生的知识盲点和认知误区逐一消解。因此，听他的课，从无云里雾里、似懂非懂的感觉，而常有拨云见日、心窍大开的惬意。

　　二是纵横捭阖、应对裕如。张老师上每一堂课均带有一叠厚厚的教案，可他从不照本宣科。由于对教学的内容早已成竹在胸，因而在课堂上他总是娓娓道来，侃侃而谈，并且从容不迫，收放自如，左右逢源。为讲清楚一个问题，他常常旁征博引、纵横古今，而引经据典时总能信手拈来、脱口而出。聆听他的讲授，你不仅能摄取大量的知识与信息，而且可以极大地开阔学识眼界和学术视野。事实上，一个平庸的教师教给学生知识；一个优秀的教师“授之以渔”，教给学生方法；而一个卓越的教师则恰恰在于能够洞开学生的视阈，开启学生的“天目”，让学生看到另一步天地。

　　三是直观生动，寓庄于谐。张老师讲课的总体风格是质朴无华、敦厚实用，在此格调下又镶嵌着特定的生动与幽默，并且常常妙语珠连，妙趣横生。他喜欢联系实际，经常把深奥的问题通俗化，同时又把通俗的问题哲理化。古人云：“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而他往往能够把“形而上”与“形而下”融会贯通，使学生既可明道，也能利器。为阐明问题，他的语言中常常运用一些幽默的笑话、风趣的俚语和逗哏的方言，这样便容易使大道无形的抽象知识能够深入浅出、活灵活现地表达。譬如，他把讲话条理不清、语无伦次的状况，常常比喻为“狗吃抹布一串串，粘（陕西话读‘ran’）嘛缠稀的”；把谈问题不着边际、胡拉胡扯的状况，比喻为“膝盖上钉掌——离蹄（题）太远”；把研究问题不知如何着手、如何开始的状况，比喻为“老虎吃天——没处下爪”；把写文章脱离主题、云游四方的状况，比喻为“博士买驴，书纸三卷，未有驴字”；把政治对教育的制约和影响关系，比喻为“政治打一个喷嚏，教育就要感冒”等等。观察他的课堂上，你会发现同学们时而专心致志，时而爽朗一笑，时而又会会心地颔首点头。若用“醍醐灌顶”一词来形容对他的课堂感受，实不为修饰。张老师的教学方式及效果，已成为一届又一届教育系学子们在重逢聚会时的丰富谈资。

一位受人尊重的学者

　　说实在的，由于张老师一生兼做大量的行政工作，因此其学术著作并算不上丰厚，更无法用“著作等身”来形容。就连老师自己也说，他这一生是“运动员”，参加了一场又一场运动，因而投入科研的精力十分有限。然而，只要悉心地研读他所披露的20多篇论文和所出版的三四部专著，便不难发现，其治学的态度十分严谨，学术功底异常深厚。

　　总结张老师的科研，我感到有两点十分突出：一是经世致用，直面现实。他所发表的论文，均为对特定历史条件下我国教育事业改革和发展进程中所面临的突出现实问题的研究与阐释，读来绝无凌空蹈虚、概念游戏、空洞无实之感。例如，他撰写的《教育专业改革刍议》一文，深刻剖析了文革后全国高师院校教育专业创办10余年之后的经验与得失，提出“教育专业生存和发展的希望在于改革，而改革的关键在于招生对象及办法的改变。”此观点不仅受到学界认同，同时得到时任国家教委常务副主任何东昌同志的首肯与批示，并将其基本观点及操作性建议作为国家教委制定相关文件时的重要文献资讯和理论渊源。他先后出版过《教育理论研究》、《陕西历代教育家评传》、《陕甘宁边区教育史资料》、《陕甘宁边区教育史》等著作。其中《陕甘宁边区教育史资料》，篦梳史札，钩沉发微，系统搜集和整理了中国共产党在陕甘宁期间的各种教育史料，共12册，长达300多万字，受到业内人士的高度关注。《陕甘宁边区教育史》则填补了我国教育史研究领域的一项空白。

　　二是方法独具，思想奇特。张老师虽为史学出身，但做学问、写文章绝少有八股模式，更无迂腐气息。坦率而言，他所读的书比之我所知道的一些老先生并不算多（对此，老师自己也曾直言不讳），可他似乎总能开卷有益，悟性极高，在阅读、观察和思考的过程中，能够较快地形成自己的认知心得与思想见解。尤其最令我等学子们钦佩的是，他观察问题、分析问题的思维模式十分独到，看问题总能高屋建瓴，切中肯綮，入木三分。同时，文字表达能力极为精道，堪称妙笔生花。毕业后，我曾经聆听过他为教育史专业研究生开设的“教育论文写作”的讲座，听后确有金针度人、受益匪浅之感。

一位让人钦佩的领导

　　听人说，六七十年代，张安民曾是陕师大的干才之一，30岁出头便已经担任处级干部和校党委委员了；听人说，张安民曾是学校里的“一支笔”，并且其文采深得前任老校长郭琦和老书记李绵的赏识；听人说，张安民曾有几次擢拔升迁的机会，但都不知什么原因相继搁浅；听人说……影影绰绰地，我感到老师曾经是陕西师大历史上的风云人物之一；影影绰绰地，我也感到老师是属于那种有传奇、有故事的人。

　　我对张老师领导水平的感知，只能从他创办和治理教育系谈起。在教育系恢复和创建的过程，他可谓是立下过汗马功劳第一人。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极左路线盛行，教育学被康生说成是修正主义，心理学被陈伯达说成是“算命科学”，继而予以彻底打倒。为此，从1962年起，教育系被迫停办，老师们则被纷纷遣散。据校史记载，1945年国立西北大学文学院（当时全校共设文学院、理学院、法商学院三个学院）增设教育系（师大教育系的前身）时，该系曾是全校教授最多的一个系，有马师儒、郝耀东、高文源、包志立、鲁世英、孙道升等。系主任则由当时国内著名教授、文学院院长马师儒（上世纪20年代留德教育学博士，曾任西北大学校长、两度出任文学院院长）兼任。1960年西安师范学院与陕西师范学院（其前身是1944年成立的陕西师范专科学校）合并成立陕西师范大学时，教育系也是全校11个系中教师人数最多、实力最为雄厚的一个系，系主任由当时校党委书记兼校长、著名心理学家刘泽如亲自兼任。如此硬梆的一个系，就这样生生地被拆散了。教育学、心理学的厄运，直到粉碎“四人帮”后才彻底改变。1977年9月，张安民老师临难受命，承担起教育系的恢复和创建工作。面对队伍四散、资料全无、设备奇缺的状况，他从零开始，白手起家，四处寻访失散的教师，四处延揽优秀的人才，四处筹集办学所需要的各种资源。系所成立后，他又亲自拟定各项规制，从办系宗旨确立到专业方向厘定，从课程门类开设到教学方法改革，从促进教风学风转变到学术氛围营造等，他无不倾注了大量的心血。他担任教育系系主任长达15年之久。1983年我留教育系任教后，曾亲眼目睹了他朝乾夕惕、劬劳勤勉、殚精竭虑、四处忙碌的身影。在整个教育系的管理和发展过程中，他驾驭全局，统筹各方，显示了高超的领导智慧与艺术，紧密地把广大师生团结在一起，共同迈步向前。“勤于耕垄收获丰，一针一线织锦程”。在他和王兴中（时任系总支书记）、杨永明（时任系副主任）、谢景隆（时任教育学教研室主任）、欧阳仑（时任心理学教研室主任）等众多先驱们的共同奋斗下，教育系终于破茧成蝶，茁壮成长。经过几代人的薪火相传和汗水浇灌，如今教育系又开始枝繁叶茂，已发展成为双双拥有一级学科博士点的教育学院和心理学院。

　　退休做寓公后，张老师曾幽默地自拟过一幅对联：“官到处级至，身居三室安”；横批：“革命到头”。但实际上他并未彻底赋闲，经常写写札记、搞搞讲座或与青年教师谈谈心等。而且，其达观的心态、爽朗的神情，极为令人钦慕。

　　前尘往事如烟过，青葱岁月不堪回首月明中。遥想当初我上大学那会儿，张老师也不过就是我现在的年轮。可一晃间，30多年的光阴转瞬即逝，老师也已驾鹤西去。如今，院里那些与张老师同辈的先生们已越来越稀少。谢景隆、王兴中、黎顺清、游正伦、杨永明、曹鸿远、欧阳仑，以及被人称作寿星的吴元训等老师们已相继作古。老一代的不断谢世，新生代的不断成长，使自己也不知不觉地已由当年的毛头小伙跻身到了教育学院“老教师”（说实在的，我很忌讳这一称呼）的行列。当每一次去三兆送别逝世的老师并仰望着那些曾经一个个鲜活的生命化作随风飘散的缕缕云烟时，我既会从心灵深处萌生出对老师的无限敬爱与眷恋，也会引发出对生命竟如此渺小、人生竟如此苦短的无限感慨！死亡既可以让人产生胆怯与恐惧，也可以令人参透世事、看开一切。“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让我们珍惜有限的人生和生命的价值吧！在此，我也深深地祝愿教育系那些还健在的老教师们康乐长寿，祝福您们好好活着！因为您们活着既是子女的幸福、国家的财富，同时也是挡在我们晚辈人与死神之间厚厚的一堵墙。

　　　“饮其流时思其源，成吾学时念吾师”。回顾一下自己以及诸多同学的成长，正是由张安民等众多老师辛勤培养和谆谆教诲的结果；回溯一下教育系以及整个陕西师大的发展，其今天的辉煌成就，也正是由像张安民老师这样一代又一代人的辛勤耕耘铸就的。斯人已逝，丰功长存。老师们的培育之恩我们将永铭，先贤们的付出与贡献也将会被永恒地镌刻在陕西师大历史的丰碑上！

作者：司晓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