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的记忆：北方冬日的温情与敬畏

逍遥君

　　也许是因为生长在中国北方的缘故，我对下雪并没有那种新奇和惊讶的感觉，反而将它视为熟悉多年的老相识、老朋友。

记得小时候，尤其是临近春节的时候，如果外面下起雪来，我会兴奋地跑到街上，伸出手接住片片雪花送到嘴里，然后慢慢品啜，就像如今的孩子们舔着手里的冰淇淋一样。在我的记忆中，故乡大连下过最大的一场雪是在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那场大雪几乎齐腰深。走在雪地里，根本抬不起脚，只能拖着腿艰难前行。孩子们滚雪球、堆雪人、打雪仗，快乐的叫喊声在街巷中回荡了好些天。

　　全家下放到山区时，我经历了深山里的寒冬。白雪覆盖的山坡、冰层封冻的河面、呼啸扑面的北风，那真是大自然展现威力的时刻。如果天气放晴，我会和其他孩子们在河面上凿冰窟窿，用鱼叉之类的工具伸进水中捉鱼玩。

学校前面就是河，下课时，我们喜欢跑到河面上打“跐溜滑”。当然，放学后回到家，还得背上斧头，扛着绳子上山砍柴。这是我们常干的事。把砍下来的树枝捆成一捆拖下山，在冬天反而比其他季节省力些，因为冰雪覆盖的山路减少了摩擦。只是，脚下的鞋子要用草绳绑紧，防止在结冰的路上滑倒。

尽管大雪封山，生产队还是会组织村民上山伐木，满载木材的马车在冰封的山路上络绎不绝。偶尔有马车翻倒在冰面上，赶车人就要小心地解开马的缰绳，把马扶起牵到对岸，再回来找人帮忙将车重新装载。那时候，十几辆马车排成长队，在这深山老林中，也算是一道罕见的“车流”。

　　知青岁月中，冬季的主要农活是“大搞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每天天还未亮，我们就得起床，肩扛镐头铁锹，和社员们一同参加公社或大队组织的“冬修大会战”。扒开冻土，挖出一道道深沟，再把泥土填进“大寨田”里。那时，如果一觉醒来发现外面下雪，我们会高兴地欢呼，因为这意味着可以不用出工。大家重新钻进还残留余温的被窝里睡个回笼觉。醒来后，吃上玉米饼和咸菜，几个人围坐在热炕上“打对家”，那真是一段难得的悠闲时光。

　　1977年的冬天，是我永远忘不了的。那一年，我与全国五百七十万名考生一起参加了恢复后的高考。考试那两天正好下起了雪，从青年点走往公社中学的考场，心中既紧张又激动。漫天雪花落在面颊上，沁入嘴里的雪水微甜，渐渐地，我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温馨与平静。沿着白雪覆盖的小路，我怀着希望和信心，走进了那曾沉寂十余年的高考考场。

　　老舍在《济南的冬天》中描绘过雪中的济南。我曾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见过一场雪后的济南，那场雪把校园变成一片银白。离学校不远的千佛山也是银装素裹，一棵棵矮松像撑开的白伞，掩映着下面的暗绿枝叶，一道白、一道绿，自山顶铺展至山脚，美得令人难忘。

其实济南的冬天也很冷。到了十二月，大明湖结上厚厚的冰，我曾几次在冰面上行走。站在冰封湖面上四顾，虽不见“四面荷花三面柳，一城山色半城湖”的胜景，但蓝汪汪的晴空、四周点缀着红屋顶的老建筑，也别有一番韵味。

　　哈尔滨兆麟公园的冰灯世界享誉全国，我曾多次观赏。白天看的是冰雕——一座座造型各异、晶莹剔透的艺术品，在阳光下闪耀着迷人的光芒，如同置身水晶宫殿。夜晚的冰灯更为炫目，色彩斑斓，光彩夺目，在梦幻般的灯光中徜徉，仿佛忘记了冬天的寒冷。

　　除了看冰灯，我还曾在松花江边尝试过一次冰滑梯。在亲友的“怂恿”和护卫下，我走上高高的滑梯，从几十米高的起点俯视冰封江面，心里直打鼓。退缩显得胆小，我只能咬牙一试。坐上冰耙，随着加速下滑，最初的恐惧竟变成一种难以言表的刺激与兴奋，仿佛在冰雪世界里完成了一次勇敢的飞翔。

　　九十年代的一个春节后，我和几位同事从四川达县乘大客车赴陕西汉中。当车辆驶入大巴山的南江境内，山势陡峭，从山下溪水潺潺、山坡绿树野花，一直到山顶积雪皑皑，仿佛四季共存。

当车子攀至海拔约1800米的陈家山顶时，山路已被冰层覆盖。就在与一辆对面驶来的车错车时，我们车后轮的一部分悬在山崖之外，稍有差池，便是车毁人亡。那一刻，恐惧、绝望、听天由命，各种感觉交织难言。幸好司机沉着冷静，小心将车滑向内侧，后轮稳稳着地后重新发车。我们全车人都长舒了一口气，为这场死里逃生而庆幸。

那一刻，我深刻体会到：在大自然面前，每一个人都是如此渺小与脆弱。

　　雪，是冬天的信使，是童年的欢笑，是岁月的见证，也是命运的试炼。它在我的记忆中，不仅冰冷，也温暖；不仅静谧，也充满激情。

（配图来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