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弼：王朝体系下的忠臣样板（五）

吃牛的草

五

改革从来就是艰难的。

但改革最艰难的不是艰难本身，而艰难过后，还是失败了。

最终，在逆势抗争中，改革派没有出现逆转的奇迹。在愈演愈烈的反对声浪中，一个重量级人物站了出来，以一种意想不到的非常规手段，给了改革派致命一击。这个人就是，夏竦。范仲淹、韩琦曾经的老上司，在范仲淹与韩琦担任陕西经略安抚副使与夏元昊军事对抗时，安抚使就是夏竦。有意思的是，范仲淹任副使还是夏竦保荐的，好水川之战失利，韩琦先上书自劾，夏竦派人收拾宋军尸体，在主将任福的衣装中得到韩琦嘱诫诸将的公文，上表称好水川之役失败责任不在韩琦。

按理说，这样一个人，似乎是不应该成为改革派的对手反对派的终极BOSS。但在利益面前，一切改变都是有可能的。而夏竦跟改革派结下的梁子，其实在庆历新政实施之前就已经开始了。

庆历三年三月，宋仁宗任命夏竦为枢密使。正当夏竦春风得意扬蹄急回京时，却遭到御史们交相弹劾，归结起来主要问题有：夏竦在陕西畏缩懦弱不肯尽力，每次议论边事，只列陈大家的言论，到朝廷派敕使前来督促，才陈述十策；曾经出巡边地，把侍婢安排在中军帐下，几乎导致军队叛变。更有意思的是，其中有一条是：元昊曾悬赏得到夏竦首级者给钱三千，他为敌人轻视侮辱如此，现在又任用他，边地将要解体了。一个连敌人都看不起的人，这样人能担当大任吗？而四谏之一的余靖还来了个神补刀：夏竦屡次上表因病辞官，等到听说召用，马上兼程而疾驰。这样表面一套背后一套的人根本不能委以重任啊。

为了防止大臣专权或蒙蔽圣听，王朝在制度设计上，赋予了谏官言官可直言上书的弹劾权力，无论你是当朝宰辅（枢密使）乃至皇帝本人，谏官言官都可以毫不留情地予以指责批评，甚至不用实锤就可以捕风捉影想当然。而谏官言官还以敢直言上书视作忠心耿耿引以为傲。于是，在王朝的体制下，谏官言官对一个人的风评，自然也在某种程度上左右或影响着着皇帝选人用人的标准。而夏竦被说的如此不堪，宋仁宗就是心再大再宽，也只好收回成命。有意思的是，宋仁宗还把这些弹劾的本子封好一并交给赶到京城赴任的夏竦观看。摆明了说，不是我不想任命你，实在是因为大家都反对你。次月，诏命夏竦返归蔡州，后改为亳州。

被贬往亳州的夏竦心情可想而知。除了巨大的失落以及耻辱痛楚，作为宦海沉浮多年的王朝重臣，他应该还会想到，在这激烈弹劾的背后，一定有某只黑手在背后操纵。出于利益考量，那除他之外，最有可能上枢密使位置的，就是最大的怀疑对象。作为清流领袖，范仲淹是有可能的，而取其而代之的杜衍，更是有可能。何况这些人经常同气声援，把持朝政舆论，着实让人忍无可忍无须再忍。于是，除上疏自辩外，还顺带指责范仲淹、杜衍、欧阳修等拉朋结党。当然，夏竦知道凭自己一面之词力度不够大力，于是通过自己曾当过“帝师”与皇宫建立的人脉指使皇帝非常看重的身边人内侍宦官蓝元震上疏说：当年欧、范、余、尹被逐出京师，蔡襄写诗称之为四贤；现在“四人得时，遂引蔡襄为同列。以国家爵禄为私惠，胶固朋党，递相提携，不过二、三年，布满要路，则迷朝误国，谁敢有言？

至此始，夏竦与范仲淹等就成了相互死磕的死对头。有些政敌是源于政见不同，但更普遍更核心的，往往却是因为利益的争端。而夏竦之所以要与范仲淹等死磕，大多还是因为后者的原因。毕竟，攻击对手朋党的作为，常是捕风捉影无实锤就给对手扣帽子，多有用心险恶的意思。

当然，夏竦固然有各种问题，但的确也没有御史说的那么不堪，史书上称：竦材术过人，急于进取，喜交结，任数术，倾侧反覆，世以为奸邪。也就是说，夏竦此人喜欢玩弄权术。但对于官场而言，玩弄权术属于职业技能，夏竦能被宋仁宗屡次委以大任，也的确有其过人之处。

宋真宗天禧三年（1019年），夏竦调任知襄州（今湖北襄樊）。这一年襄州发生大饥荒，百姓开始流亡，盗贼乘机偷窃。夏竦打开公廪，向灾民放粮，同时又劝说全州的富人拿出余粟，共募集到十余万斛，用来赈救灾民。在夏竦积极努力下，全襄州度过饥荒者据说达四十六万余人。巡按使姜遵将夏竦的事迹上书皇帝，皇帝赐书褒谕。民众想到夏竦的恩惠，将皇帝所赐诏书刻成石碑，以示永志不忘。

夏竦知洪州时，“洪俗尚鬼，多巫觋惑民”。夏竦了解情况后，加以取缔，将洪州巫师 1900 余户勒令改归农业及攻习针灸方脉，收缴到的神像、符箓、神仗、魂巾、魄帽、钟、角、刀、笏、沙罗11000余件，全部焚毁掉，并上疏要求下令严禁，以革妖风。天圣元年（1023年）十一月，仁宗看了夏竦的奏疏后下诏“更立重法，自江浙以南悉禁绝之”。夏竦不仅在治理地方上有一套，在治理军队上也有一套，史载其治军尤严，敢诛杀。尝有龙骑卒戍边郡，剽，州郡莫能止，或密以告竦。时竦在关中，俟其至，召诘之，诛斩殆尽，军中大震。其威略多类此。

不过夏竦这种果断杀伐的办事作风，往往也是做事不择手段的另类演绎。对于阻碍自己事业前途发展的人，夏竦从来不会客气。对于改革派，夏竦同样也不会客气。

而让改革派，特别是富弼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在朋党之争中，一向表现低调慎微的自己居然成了改革派被突破的缺口。虽然说，富弼并不是直接突破口，但对富弼而言，这样的突然，估计还是难以接受的。当终于明白夏竦使用阴谋把矛头指向他时，估计没有吐血三升，也是气闷半晕了。

突破口直接源于富弼一个叫石介的朋友。石介与富弼年纪相仿，理论水平很高，是宋初理学家，进士出身，在国子监当过老师，门生众多。按理说，这是一个很有想法的人。但就是这样一个人，在庆历新政实施后，忽然脑子发热，高呼“此盛事也，歌颂吾职，其可已乎!”写赋《庆历圣德颂》，赞革新派，贬保守派，指责反对革新的夏竦等人为大奸。而此文一出，朋友就对石介说：“子祸始于此矣！“而连范仲淹也被吓得不轻，说：此人要坏我大事了。

这篇文章，无疑就是传说中的捧杀。也就是这篇文章，严重刺激了夏竦的神经，逼得夏竦使出了阴招狠招。庆历四年，夏竦特意培训并指导自己的使女模仿石介笔迹，篡改了石介给富弼的一封信，其中将“行伊周之事”改为“行伊霍之事”，伊指伊尹，周指周公，霍指霍光，前二者是辅佐天子的圣贤，后者是废立国君的权臣，一字之差，本来是忠心耿耿的干活就成了谋篡的实锤。

而此信被有意散布出去之后，听闻消息富弼无异于惊雷轰顶，多年的政治经验告诉自己，这背后意味着什么。而范仲淹作为改革派的具体事务负责人，自然也脱离不了干系。众所周知，谋篡是王朝体制下最为敏感的话题，即使是王朝有所谓不杀文官的祖训，也是建立在不是谋篡前提下的，而对于这个比朋党更有杀伤力的传言说法，你很难用所谓的证据来证明你有或没有这样的想法，而唯一有实效能够证明你清白的，估计就是以身作则离开京城远离政治中心。当然，如果皇帝绝对信任你的话，也不是不可以。但对于彼时已经左右摇摆的宋仁宗，不可能冒着有失去政权稳固风险的概率下，依旧能事后诸葛亮般地支持改革派继续进行改革。哪怕这改革是自己主导的。可以说，这封信就成了压死改革派的最后一根稻草。

于是，范仲淹和富弼只能向宋仁宗请求外出巡边以证清白。宋仁宗顺水推舟，答应了两人的请求。所谓人去事废，而随着两位新政的主事离开了京城，形势直转急下，改保之争，基本分出胜负。

汴梁城外，荒草路陌，富弼回望城楼依稀，内心滋味杂陈。恩师范仲淹已经先他一步离开京城，为避嫌疑，自己与恩师只能分先后而行。除了例行公事的随从，没有官员友人前来相送。当然，即使有人要来相送，富弼也是会拒绝的。要自证清白，就必须干干净净的。没有朋，也没有友。自然，也就没有党了。

改革真的就这样结束了吗？富弼扭回头，长长一声叹息。叹息声中，有气消散。一个念想着为王朝干一番不世事业的官员，事业未竟，前途难卜，虽值壮年，但内心中的某种激情，莫名虚脱，迅速苍老。

至于石介，悲催更加，甚至更应该用悲惨来表达。在被戴上朋党的帽子后，石介被外放到濮州任通判，气急加上惊惶，未到任即病卒于家中。道德文章虽好赋，朝中深幽难看清。一介文人书生毕竟难以了解政治内里的残酷，写篇吹捧文章居然惹出这么大祸端，也是始料未及的。

然而，夏竦并末就此罢休，后来，徐州孔直温谋反，败露后被抄家，石介过去与孔直温的来往书信也被查抄出来。夏竦借此大作文章，向仁宗说石介其实没有死，被富弼派往契丹借兵去了，富弼做内应。宋仁宗派官员去发棺验尸，参加石介丧事的数百人集体保证石介已死，才幸免发棺。

也因为如此，夏竦备受争议。夏竦去世。朝廷赠其太师、中书令。赐谥号文正。结果就有大臣站出来反对说：“世人认为夏竦奸邪，而谥号为正，不可以。”后改谥文庄。

庆历五年正月二十八日，范仲淹被罢去参知政事，知邠州(今陕西彬县)、兼陕西四路缘边安抚使。同一天,，富弼亦被罢去枢密副使,，改任京东西路安抚使、知郓州（今山东东平）。第二天,，杜衍被罢为尚书左丞，出知兖州（今山东济宁）。二月初四，罢磨勘新法、任子新法。三月初五，韩琦罢枢密副使, 加资政殿学士， 知扬州。至此, 主持变法改革的主要人物， 全被逐出朝廷。二十三日，废除科举新法，恢复旧制。八月二十一日，欧阳修罢河北都转运使，改知滁州。

至此，庆历新政彻底失败。一场轰轰烈烈的改革，才历时一年多，便告终结。

改革真得就这样子结束了。开始时，又谁有会想到呢？范仲淹、富弼、韩琦---抑或，宋仁宗？

庆历五年的春天，对于庆历新政改革派而言，是最寒冷一个春天。

譬如，许多改革派心中的改革之芽，在那个春天后，冻僵了就没有再次复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