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外婆

卑忧翁

　　在我的心目中，“外婆”是慈爱的代名词。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经历了社会巨变的川北小城三台，嫡母王正容带弟弟去仪陇县投奔已成家立业的大姐，另外三个哥姐各自住校读书，我与四十多岁而无业可就的父亲相依为命。童年的我对世事懵然无知，但父母离异，家庭生计断绝，父亲依靠借贷和变卖什物度日的情景却深刻地留存在记忆中。

远在重庆巴县一座偏远山村小学任教的母亲当时承担了外婆的部分生活费，她放心不下自己的儿子，叮嘱外婆于我以适当的关照，就这样，我时不时会到外婆家改善一下生活。外婆家在老西街东头川剧团与药材公司之间的一座四合院里，是私房，有临街铺面。这是外公吴级甫在三十年代初生意兴盛时置办的家业。同时买下的还有北坝的30多亩良田。

大约在1953年，因大舅家添丁加口，幺姨还在上中学，家庭负担日益沉重，外婆把小院的一大半卖给了杨家。仅留下西侧一进三间瓦房与大舅一家居住。临街铺面已经没有生意。

大舅当时在芦溪中学、舅母在火烧沟一中任教并住在学校宿舍，经常不在家里。记忆中，我去外婆家的多数时间都是她一人或与大舅的大女儿、我的表妹吴筱芹两人在家。每当我去，外婆都会下厨给我准备午饭，吃到的大多是家常菜回锅肉、炒肉片、丸子汤。

外婆在厨房忙碌，我则在屋里到处翻腾。记得一排镶有铜质门扣的橱柜里，整齐地放着姨妈和舅舅们读过的儿童杂志《小朋友》，那是三、四十年代的出版物，内容大多与抗战有关，比如童子军的活动，美国小朋友支援中国抗日战争的故事等。外婆家有一台手摇留声机，那是大舅的最爱，我在好奇心驱使下，几经鼓捣，竟然放出了川剧唱段。还有母亲寄放在外婆家的两口藤条箱子，除了衣物等，里面有他与父亲的多张照片……外婆对调皮捣蛋的我没有呵斥，自顾自地忙着，我在饱餐一顿之后，会依依不舍地回家。外婆对我和弟弟的关照，一直持续到1964年我参加工作离开家乡。

外婆李湘君生于1897年，是三台本地人，缠过脚，读过私塾，他嫁给从云南昭通挑着货郎担来四川谋生的外公吴级甫，两人精打细算、勤俭持家，经营的生丝、桐油、猪鬃、染料等生意逐渐兴隆，置办了不小的家业，三十年代初就购置了汽车。可惜好景不长，1936年3月，外公乘私家车去盐亭县为结婚不久妊娠反应强烈的大姨许愿，不幸在永新乡望水垭公路陡坡上出车祸去世，同行的二女儿吴进淑摔断了右臂，留下终身残疾，四女儿吴进兰眼睛受轻伤。当时外婆已生育八个子女，还怀着幺姨，一大家人的生活重担落在了不到四十岁的她身上。

我从母亲、大姨、幺姨、大舅母等长辈那里多次听到对外婆的称赞，说她一个中年女性如何识时务、知进退，忍辱负重、精明能干、沉稳坚韧，在家庭和社会巨变的20年岁月里，她含辛茹苦独力支撑一个大家族平安衍进到50年代初，殊为不易。

外公去世后，外婆收缩生意、变卖家产，坚持让所有的子女接受现代教育，她养育的8个子女，有4个上过大学，两个读过高中，文化最低的也是初中毕业。到四十年代后期，尽管家产已所剩无几，但两个大女儿已经出嫁，大舅已从东北大学毕业当了教师，后来成为三台中学校长，其收入可以补贴家用，家庭危机似乎已经度过。新中国成立，土改运动轰轰烈烈开展，外婆审时度势，主动交出全部田产和部分家财，成为“开明地主”，没有受到粗暴对待。以后的历次政治运动，她都积极捐献付出，始终对街道、居委会的工作人员和邻里表现出谦卑、尊重和客气，主动积极地参加打扫街道等义务劳动。1958年大炼钢铁时，她连橱柜上的铜扣手都拆下来捐给了国家。

外婆一生节俭，从来不会浪费任何一点有用的东西。我对一个细节印象深刻。四川人炒回锅肉，一般都要放一些油，把半肥瘦的肉炒成“灯盏窝”，出锅时，肉和蒜苗要半淹在油里。而外婆则把切好的肉放在锅里煎出油来，铲出一部分用来炒菜或吃面条时调味。她常说的一句话是“见水为净”，洗菜、洗衣都尽量少用水。家里的衣物、被褥补补连连是常态。在她的言传身教下，母亲兄妹8人，都以节俭为荣，养成了“居家要俭，待客要丰”、“穷家富路”的生活习惯。

（1962年2月，二舅回到三台结婚，与妻子何兴蓉及双方部分家人合影）

　　外婆曾经戴过“地主分子”的帽子，由于她一贯“老老实实”，“认真改造”，于1962年被摘掉了帽子，成为有选举权的公民，当年10月得以到成都四姨家居住了一段时间（当年，戴帽的“五类分子”是不能到外地生活的）。

外婆是一个感情丰富的女性，1955年的一天，她带着香蜡钱纸和贡品，迈着颤巍巍的小脚，带我一起步行到三台城西“五里梁子”去祭奠外公，到了坟头，，她摆上水果、白酒和烧腊，絮絮叨叨给外公说了好多话，我们在那里吃过干粮与外公告别后才步行回家。

1961年5月，戴着“右派分子”帽子的大姨父被江油钢铁工业学校“精简下放”，被迫“自谋出路”而又没有去处，迫不得已的大姨向外婆求援，外婆以60多岁的年龄向已出嫁30多年的大女儿敞开胸怀，腾出临街的铺面房给大姨夫妇及其未成年的4个子女居住。使他们在穷困窘迫中有了安身之所。当然，外婆也得到了回报，晚年有了亲人照顾陪伴，她生活不能自理的最后日子是由大姨父贺霖尧服侍起居的。

1969年和1971年，外婆的两个儿子在“清理阶级队伍”中受到残酷迫害，先后以弱者对暴虐的最高反抗方式自杀身亡。母亲姐妹不愿让多少有些重男轻女的外婆经受强烈刺激，一致商议向外婆隐瞒噩耗。据我观察了解，几年以后，外婆心中已经有数，她不再问及儿子的音信，也不向亲人表露伤感，将痛苦默默地埋藏在了心底。

1975年11月中旬一个寒冷的夜晚，患有高血压症的外婆入睡后没有醒来，安详地离开了人世，享年78岁。

如今，外婆的儿女中，还有幺姨吴进英以90高龄健在，从57岁到90岁的27个孙辈，除一人在文革中非正常死亡外，全部健在。得益于外婆重视教育的传统，她的儿女和孙辈中，出了一批杰出的、自立的、有益于社会的教师、工程师、医生、摄影师、画家、公务员，外婆是可以含笑九泉的。

以我对外婆的了解，我们这些人如果面临她曾经遇到的变故，可能没有谁能够像她那样应对裕如，处理得当。无论以什么样的标准衡量，外婆都是她所处时代的一个杰出女性。

（1962年10月，摘掉“地主分子”帽子的外婆被四姨、幺姨接到成都时的合影）

谨以此文纪念外婆逝世50周年。

写作中得到表妹吴筱芹、表弟贺衡义的帮助、指正，深表谢意。

李仁奇 2025.5.30于成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