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的橙红色时代

蓝地

《安屋小笺》（18）

一个人的橙红色时代

/拍自黄河南岸三门峡天鹅湖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精神原乡，假以四十年的时空，足以长成一棵大树。

大树根植大地，连接着过去；枝叶拥抱蓝天，迎向未来。

如果有一天，它再也无力向大地深处汲取营养，便意味着不再向天空继续延展。

如在嵖岈山峰看到的，那棵栉风沐雨的千年崖柏，生命力或许尚存，生长力已经不再。

不断向根下寻求营养，比如间或向后看看，在往事里走走、见见往事中的人。

想起这些，是看到班群有发起毕业四十年聚会倡议。

回不回去看看呢？同学们在互相打探着，其实也是在互相打气。甚至有人不无感慨地说：“估计这是我们最后一次大团圆了。”——不是悲观，而是清醒地面对现实。

人生总有些碎片，在记忆的隧道里沉寂，如果有一把火、一束光，照亮了黑暗的洞穴，它们就会像甲骨文一样，在历史的长河里闪闪发光，也总有一条适配线索可以把这些碎片穿起来，连接成一串本尊专属的“结绳记事”。

没有两棵一模一样的大树；没有完全相同的人生——我们从同一个时代的同一道门槛出发，各自走出了不同的生命轨迹。四十年后，当我们再次聚在一起，也是一个时代生态的影像浓缩。

而于我本人，如果倒回到四十四年前入校的那一刻，一条橙红色的线索便会在记忆之河中浮现出来。



第一次走进橙红色

| 拍自郑州花园口黄河滩涂

不敢自比花木兰，但是情景颇有些对上了。

44年前，1981年9月开学季。

一个身着橙红色新衣衫、从普通乡高中考出来的农村女生走进了某北方校园——被她一脸沧桑的父亲一路亲自护送着来的。

新世界的大门忽然打开，极大的反差让她惭愧不已，橙红色，看起来多么土气——像滚滚黄河在滩涂上日复一日淤积的泥沙，像初春阳光下被刚刚深翻的蒸腾的土地，像刚刚收割的成熟的向日葵——梵高反复画过的那种荒野上的果实。

若干年后，她深深地为自己的这种惭愧而惭愧。更后来，这种记忆变成了难以触及的痛——因为一手将她护送进这所知名学府的父亲的意外早逝。

记忆的链条像鞭子一样抽打在身体上，这种痛让她无法呼吸。父亲没有给她补偿与回报的机会——曾经，她的“金榜题名”是父亲“名震乡里”的荣耀，父亲为此隆重宴请了她高中母校的老师，拜访了中小学一直跟班升级的辅导员，予以真诚地答谢。而他自己却把勤勉辛劳而用心操持的一生，过早地锁定在午后与夕照前的橙红色时刻，残缺了暮色四合时阖家团圆的人生晚景体验……

后来很长时间，每每看到社区踽踽而行的老人，眼睛就不由得湿润，想父亲活到现在也是这样了吧？而自己却没有机会见到父亲老去的样子……

然后她就对“橙红色”有了特别的敏感。以至于一次在登临黄山后，眼睛终于捕捉住了这种光线——那是下午四点的阳光打在身上的色彩：她被一团橙红色包围着，温暖而不炽热刚刚好。潜意识中忽然想起了什么，却又不明朗，但她很自然地就把这种色彩，认定为父亲的爱，如山的爱。

“让我的爱，像阳光一样包围着你，而又给你光辉灿烂的自由。”（泰戈尔）

这种无私的关注，唯有父爱。

“远看山有色，近听水无声；春去花还在，人来鸟不惊。”想起儿时总是被父亲提问的谜语，后来很久，才知道那是王维的一首名为《画》的诗歌。

以及另一个谜语：“一物生得怪，吃水不吃菜；走了一千里，不出大门外。”

“门前千杆竹，家藏万卷书”。

……

直到自己人到中晚，也才明白一生务农的父亲，为何嗜书如命。哪一定藏着一个他未了的梦想。以至于他对我这个长女抱有太大的期望。

——也许，人生第一次奋力一跃，就是父亲的期望托举的。

不唯夕照，早晨的太阳也是橙红色的，而太阳射出第一束光却是粉色的。顶级的摄影师早上四点就进山了，就是为了捕捉红日初生那一瞬间，第一束光打在鸟儿羽毛上的那抹粉红；再一瞬间，整个视界就是粉红的氤氲了。像初生婴儿在睡梦中无意识的微笑，被父亲慈爱的眼光注视着。

“蓬勃进取”，红封的入学通知书，赫然印着时任校长的字迹。

再精准不过了！——未来是不确定的，但充满希望。因为生命的状态如此蓬勃，未来未知，恰具有了无限可能。

橙红、粉红，一日中最动人的两抹色彩，就这样被她——我，锁定。



第二次走进橙红色

|拍自郑州龙湖湿地公园

张爱玲在她的散文《存稿》中，提到少年冲动创作历史题材小说，兜头写下“话说隋末唐初的时候……”虽然只一页便写不下去了，但这让她念念不忘，说“我喜欢那时候，那仿佛是一个兴兴轰轰橙红色的时代。”

关注到这个信息，缘于走出校门后从事的第二份职业——一家财经杂志社，看到杂志的创刊号发刊词《写给橙红色时代》——借鉴了张爱玲关于颜色的体验。

从小跟着母亲学过油画的张爱玲，对颜色有着特别的敏感，她的这种体验成为她文学创作的底蕴。有评论说张爱玲的色彩描写本质是物质表象与人性深渊的视觉化呈现‌。她的作品一直以颜色给予某些暗喻。比如橙红色，相对红黄蓝等色系，给人的视觉张力仅次于红色。

而家族背景又使得她对历史格外关注，所以用橙红色形容隋末唐初，自在她的认知之内。

题外话：作为文学作品，我们读书的时候错过了张爱玲、三毛这样的畅销书作家，脑子里灌满了国内外经典名著，如《巴黎圣母院》、《简爱》、《红与黑》、《悲惨世界》、《安娜.卡列尼娜》、《复活》等，先入为主吧，又因为文化背景迥异而格外被吸引。像撕开了一个视窗，看到了陌生的世界，也由此潜移默化中影响了我们的一生。

而其实挨普罗大众更近的，应该是这些畅销书作者。畅销即来源于与当下背景与心态的共鸣。所以业内会敏锐地把改革开放后的情势比做“隋末唐初”。

事实上，直到改革开放17年后，即“邓小平南巡讲话”的第二年——1993年11月11日至14日，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国市场经济才正式拉开帷幕——之前的“全民经商”浪潮只是序曲。社会结构的真正变革开始了！

1994年1月，一本“前无来者”的社科类杂志横空出世，那便是后来在商界影响甚大的《销售与市场》杂志，与中国市场经济同步，见证、推动、并引领了中国市场营销的进程，也自然被在市场经济中新生、成长的一大批职业经理人拥趸——他们是完全不同于既往任何时代从业者的新族群，不囿于传统体制，他们是来自于各行各业具有探险开拓精神的中坚，以思想解放身心自由的状态，活跃在新兴的中国市场前沿，销售与市场成为一个连接平台，为这代人的这批人鼓与呼，从专业与实践的角度，适时推进内容，与中国市场经济进程同频共振。

“橙红色”，还真符合这个时代的特征。

漂泊无依、焦躁不安的我，被市场经济无形的大手，一把推了进来，懵懵懂懂，但内心充满了亢奋。采编学相长，在“战争中学习战争”，自觉收获多多；人在市场化下的职场，效益效率第一，竭力奉献，尽职尽责，自觉问心无愧。一路下来，苦辣酸甜，几番柳暗花明，体验感饱满，也是此生无悔。

未来是不确定的，但充满希望。因为时代的招示如此动人心魄。未来未知，恰具有了无限可能。

匪夷所思的是，创刊号一篇关于国人在异国行商的文章，就和加拿大多伦多有关。这似乎是个伏笔。



第三次走进橙红色

|拍自多伦多某居民区

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考验的是长期的韧力；拾级而上，举步维艰，考验的是定力与闯劲。

如果说，第一次撞上橙红色，是出身赋予的；第二次撞上橙红色，是时代赋予的；那么第三次撞上橙红色，则是远方招唤的。异国他乡，因撞到一只传说中的蓝色知更鸟，即蓝鸲而想象的。

1.跨文化的反思

|圣劳伦斯河畔夕照下的古城堡酒店（图片自网络）

为了迎接宝贝孙女的降临，我们第二次来到了异国他乡——加拿大多伦多。

好像有种说法，当你来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好奇心爆棚下有感而发，三周之内恨不得写成一部书；待上三个月后便只能写成一篇文章；三年后一个字也写不出了——物我一体被同化无感了。

我就处于第一个阶段。和八年前第一次来到一样，体验新奇。如果说上次更多留意到文明的“差距”；这一次的体验则是文化的“差异”——原来人生还可以这样活着，原来发达并不一定以环境为代价。

人生急刹车下猛然惊醒，会思考一个问题：奋斗目的何为？何为美好生活？

德鲁克在《不连续时代》中说到这种差距：“即使这种差距早期就存在，也不会有太大影响。如果400年前最贫穷的中国人过着英国公爵般的生活，但英国人并不知道，如同美人鱼、独角兽和其他寓言故事一样，只是将这些记录在旅行手记中。”如今则可以秒知。不似以望时代大潮来临时的浩浩汤汤，未来趋势不明，那些不连续性更意味着未来。

人类再次进入不确定未来的时代，德鲁克说他是工业经济时代与知识经济时代的摆渡车。他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末就已经预知到社会突变：“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20年，社会的重心一直是经济，现在重心正在转变为社会及其结构。”

至于知识经济时代，当下由深度学习带来的智能时代已经显见。

敏感如日本。曾经有个说法，中国接受了“管理大师”德鲁克，日本接受了“质量大师”戴明。看来有些偏颇了。据德鲁克在《不连续时代》自序：“1970年春，按照惯例，我再次访问日本。当时，《不连续的时代》在日本仅仅出版发行几个月就迅速成为一本畅销书。日本一位知名社会学家立即在东京一所重点大学组织了一场以本书为主题的研讨会。他在致开幕辞时说：'15年前德鲁克告诉我们，想要保护日本文化，我们必须建设一个正常运作的现代经济体系；而他的这本新书则告诉我们，想要保护日本文化，我们现在必须建设一个正常运作的现代社会'。”

请注意，这位社会学家说的是文化，为了保护日本文化，需要建设一个正常运作的现代社会。

而这本书在中国翻译出版的时间是2020年，由机械工业出版社首版。

隔阂从来不是物理距离，而是文化。和德鲁克自序中的假设相反，当我在地球的另一边，看到平民也能共享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广阔的绿草地与体育场；居民区到处都是生机勃勃的大树，各种各样但都很适宜与人共生；随手拍照一张都是自带滤镜的风景图片，太阳投射下来的光线是透明的——对，和骨骼清奇的大树一样，都像大山深处才能遇到的景象；当我看到这里的慢生活，邮递员依然挨家挨户送信（发现着装变了，当然邮递的信件也多是公务等），八小时以外的法定自由闲暇、甚至中年失业、长假带子也不必焦虑……

如果自然生态与人文生态都如此适宜人类居住，那人们还焦虑什么？——除非地球本身会遭遇不测。对，也所以，才有马斯克那样“杞人忧天”的创世之举。而被生活工作卷着的我们，既无闲暇去看一朵花开，也无闲心去操心这些匪夷所思的大事。

这就是为什么雷军说过：你看马斯克，我们做的事他都能做，他做的事我们连想都不敢想。——那是不敢想？而是根本就想不到——我不知道我不知道！

加拿大新任政府延续既有政策，要求2035年所有销售汽车必须实现零排放。这一举措引起很多中产奋斗者的反感，在全球经济不景气情况下，加国为何自不量力、作茧自缚？连发达如美国，特朗普都对全球气候之说不感冒，上台后就带着美国退出了《巴黎气候协定》。

但是，当我看到下午四点（最佳拍摄时间）太阳打在魁北克古老的城堡酒店的橙红色光晕，以及很自然就遇到了摄人心魄的落日盛景，竟然和我在黄山峰顶看到的色泽一模一样：橙色的氛围中透着粉红的光晕，周身被笼罩着，亲切如沐。好像能明白些什么了。

一边只能在大山深处或人迹罕至的远方才能看到，一边就在身边随时随地无碍直达。你就知道差异的客观存在了。

——虽然看起来我们那里物质生活更丰富、便利。

我曾传递信息给朋友说：“这里的购物、出行、就餐等社会服务，真的远不如我们那里便利，除了空气好、环境好。”

但是转念一想：不要钱的才最贵哦。

‌“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唐 白居易《与元九书》）

“管理就是合适的时间做合适的事”。（美 德鲁克 《卓有成效的管理者》）

看来可持续发展这一关，我们依然需要过。



2.人生终需一场和解

|儿子晨起，见一只知更鸟在门口探头探脑（AI制作）

看到居住区随处可见的大树，不由得就想起了前面提到的关于“大树”的隐喻：连接天地，即过去与未来。

要知道一棵树的树冠与根系是相当的。即：露天的树冠有多铺展，地下的根系就有多发达。

饥饿年代，青黄不接时节，人们甚至连草根也吃完了，遑论树叶，就去啃树皮，结果切断了树的营养供给，后来可想而知——树死了，人也难续。

但是我们那里的人都这么做——都要饿死了，还去预留明天？

而懂树的人——比如南方人，会去深挖树根——从根末梢倒着挖，或者有选择地挖，目的是保留一定的根系，这样第二年春天来了，树还活着。人也能活——接着吃到树叶，根也会继续长。

你看，都是吃树，吃树皮与吃根系末端，量相当，甚至根部的量还更大些，但是结果却是“生死之别”。

乔布斯说，Stay hungry，Stay foolish——“求知若饥，虚心若愚”。

可见饥饿并不必然逼人变傻——如果我们像在饥饿觅食一样保持求知欲，那么就能在饥饿时依然保持智慧与理智。

正如做慈善事业，不是等富裕了才捐出多余的，而是在贫乏时就要做——如日本经营之圣稻盛和夫在创业伊始，就设立了慈善项目。更何况有些人的财富根本就是来路不明，将不义之财捐出又有何意？

你看，人在饥饿至绝望时，都知道向根部汲取救命养料，并理智地留下树的续命之脉，以待新一年的季节更替。

如今全球经济不景气，此情此景，何种选择更具有未来意义？

加拿大曾经连续多年位列全球最适宜居住的国家首位，支撑这一优势的一定是价值观念加体系支持。

能力有多大，责任就有多大。树亦然，人与国家也有依然。

这里，还有树林间的鸟语花香。作为人的共生体，这里也适宜鸟儿居住。

每天被鸟儿唤醒，是在告诉你，“被鸟儿唤醒的，才是清晨”。

知更鸟，就有着橙红色的腹羽、灰蓝色的背翅，被视为天地间的握手言和。

至此，宏大叙事的铺排终于落到“一个人的橙红色时代”了。

因为去年的春夏之交，知更鸟在儿子家窗外的葡萄架上筑巢哺育后代的时候，一个小天使的丘比特之箭也射中了窗内，一个小生命在孕育，得以代有后继。

知更鸟，多么有诗意的中国名字。

恰逢智能时代扑面而来。小孙女生逢其时，我们也顿时有了代入感。

真应了那句话：有了孩子才意味着拥有未来，面对未知，否则都是重复。

据说知更鸟总是在特殊时刻神秘出现。很喜欢它传递的“和解”信息，天地间的和解，人与人的和解，人与自己过去的和解等。

一直存录着作家老舍这段话：“人是为明天活着的，因为记忆中有朝阳晓露。假若过去的早晨都似地狱那么黑暗丑恶，盼明天干吗呢？是的，记忆中也有痛苦危险，可是希望会把过去的恐怖裹上一层糖衣，像看着一出悲剧似的，苦中有些甜美。无论怎么说吧，过去的一切都不可移动；实在，所以可靠；明天的渺茫全仗昨天的实在撑持着，新梦是旧事的拆洗缝补。”（老舍《她那样看过我》）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约瑟夫·布罗茨基在作品中写到：“如果我的文字充满仇恨，说明我被他们打败了”‌。他认为，如果一个人的文字充满了仇恨，这表明他在与某种力量或观念的对抗中处于下风，被其控制和影响，并不具有真正的自由。

在往事里走动，直面过去，即包含着和解。

3.何惧智能时代？

|居民区附近公园的落日场景

德鲁克曾重点讲过，管理就是在合适的时候做合适的事。

被称为“现代管理之父”的他在《不连续的时代》自序中直言：“20世纪40年代初，我并没有因为对企业感兴趣而开始研究管理。我对企业几乎没有兴趣，甚至到现在兴趣也不大。”

他说专注管理，只是因为“二战”后的社会需要而填补空白。说：

“'管理'这种新兴的社会制度（我一直强调，管理是一种社会制度，而非“经济学”或“商业”）取得的巨大经济成就带来了截然不同的新挑战，也就是《不连续的时代》中讨论的挑战。这些挑战仍伴随着我们，并且它们是社会挑战，而非经济挑战。”

他认为“20世纪政府的成功已达到顶峰”。“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政府似乎都处于权力的顶峰。各国人民都认为，任何社会任务只要移交给政府就能得到'解决'。”

那时人们关心的是政府要做什么，而现在，人们关心的是政府能做什么。

他说现在“知识成为新的资本及核心经济资源，知识人（各种机构的管理者）成为新的核心掌权群体和领导群体。正如本书所言，这意味着知识和知识人的责任及问责问题将会成为政治理论、公共政策的核心议题，以及一个核心道德问题。”

你无法只是做到在商言商。看，连企业家拥趸的德鲁克都不这样认为——从来也没有，他自称为社会生态学家。各行各业都需要为现代社会的正常运转负责担责。

如今连企业家出身的美国当任总统特朗普都建议：以前美国儿童可以有二三十个玩具，现在两三个就够了。消费大国终于要转型了。

德鲁克更预知到，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社会的稀缺人才的不是名校出来的满腹理论的高材生，也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按工艺流程训练出来的技工，而是——

“在现代社会中，我们需要的是能够基于知识来获得技能的人。我们需要的纯理论型人才很少，但是我们需要无数能把理论作为技能的基础，将其用于实际工作的人。这些人必须是'技术专家'，而非'有技能的手艺人'。最能干、最有天分、最聪明的年轻人甚至比笨蛋更需要下述能力：'技术专家'通过以知识为基础的技能把知识应用于工作的能力。同时，在学业上比较迟缓的学生，要想获得任何值得掌握的技能，也需要知识基础。

换句话说，我们将不得不用培养'技术专家'的教育来取代今天的'职业培训'。培养技术专家的教育必须是'通识'教育，实际上，它是真正意义上的'博雅'教育。它应该成为未来针对每个人的教育的基石。

学校要训练和培养学生的感知与情感，这也同样重要。无论我们认为教育的目的是什么，这都是必要的。训练有素的感知与严于律己的情感，既关乎谋生的能力，又关乎成熟的人格。最重要的是，它们关乎人。”

这大概就是为何特朗普在痛批哈佛时说的那番话，其实就是德鲁克所言的照搬。

德鲁克也在书中写到：“未来无法预测，但我们可以用当下正在发生的事实看到它的变化趋势和趋势的变化来预见未来。”

一个古老而又蓬勃的生命体时代，一段枯木逢春的人生历程。作为一代人，我们一次次共同见证；作为一个人，却在感性的冲动与理智的抉择中，曾宛若神助地谱写出了几段不连续的自我生命格调——橙红色，正是在不确定的登临中确定的希望所系。

就带着这种暮色四合前的橙红、顺度晨曦微启的粉红，以一个旁观者看后生们走进智能时代——这是知更鸟“名符其实”的另一个寓意。

儿子说：“等女儿长大，不知道有多少工作会被智能替代。”

未来是不确定的，但充满希望。因为新生命的孕育如此亲切而令人神往。未来未知，恰具有了无限可能。

听，知更鸟的歌声如此清脆悦耳。



（2025.5.29 蓝地书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