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忆旧（二)

西江月

拙作《釆访人物忆旧》发表后，朋友们鼔励良多。有的朋友要我继续往下写。遵嘱，续之。

石声淮

我在华师求学时，石先生是唯一坐着讲课的老师。其时先生不过六十七、八岁，与今之本人年龄相若。但在中文系授课老师中，已是年龄最高者。其他老师如王先霈、邢福义、孙子威、周伟民、黄曼君、李思维、丁成泉、黄瑞云等，都不过四十左右年纪。

时为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由于此前多年运动拖累，大学长期未评职称，石先生成了我的授课老师中唯一的教授。其余老师都当了多年讲师甚或助教，长期不晋。邢福义先生给我们授课时就仅为助教职称。虽然他讲课很好，学问很大。

石先生来上课时，拄一拐杖，加上满头白发，比之实际年龄，更显苍老。先生其貌不扬，很瘦，虽隆准，但带点鹰钩鼻。当时我们正学了《史记》，于是有同学以其中对秦始皇的描写玩笑先生之貌：隆准长目，鸷鸟膺。虽略有不恭，但不失准确。

先生名大，除因学问大外，还因他是钱基博先生的女婿，钱钟书先生的妹夫。钱基博老先生早年因赏识高足石先生的才具，一手包办，硬把女儿钱钟霞嫁给了长得不咋样的这个学生。初钱女不愿，然奈何不了父亲的家长制作风。不过婚后几十年，倒是夫妻恩爱。据说石先生一心学问，全无生活打理能力，师母若要出门几天，连卫生纸也要先给他买好才敢走，不然先生不知何处买厕纸，解大便会成难题。

‍钱石翁婿，共同执教华师，传为一时佳话。学界传闻，钱基博老先生在学术传承上，对石先生的青睐甚至胜过对其子钱钟书。钱老先生学术笔记凡五百本，临终不托付予子钱钟书，而托付予婿石先生保管。可惜先生过于胆小，十年动乱时，为求自保，将其付之一炬。事后，钟书先生对石先生此举颇有微词；学界对此亦多负面评价。这也成为先生晚年心结。其中苦衷，惟先生自知也。

先生讲课，讲台上虽放讲义，却很少看讲义。讲课则时若天马行空，时若散砖铺地。讲到哪首诗，即畅诵如流，不稍滞迟，感觉古诗中没有哪首先生不背得。先生尤喜以古音唱诗。兴致一来，可唱吟半堂课。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先生唱吟白居易的《长恨歌》，那真个是敲金嘎玉，荡气回肠。

一次，一英语甚好的女同学听说先生的讲义是用外文写的，课间休息时她跑上讲台看先生的讲义。外文不假，她却一词不识。正惊疑间，先生旁曰：这是德文。

‍（下图：石声淮先生）

‍王先霈

王先霈先生给我们上课时，39岁，年富力强。在操场上练投掷时，他比我这22岁的青年投掷得还远。

‍王先生讲课最受欢迎。他为我们讲文艺理论课。先生讲课基本不看讲义，双眼平视前方，娓娓道来。虽不看讲义，即兴一般，但又极为严谨。文艺理论课逻辑严密，常常有极长的句式。一般人离稿说话，句式一复杂，往往会因定语状语太多太长说到最后一不小心丢掉了中心词，或中心词出来后与前面的定语状语不搭了。而先生不然，他不管前面有多长的定语状语，哪怕长得需要换气，那最后的中心词一定会极为恰当极为完美地出来收官，与前面的定状语形成洽而又美的语言链条和逻辑链条。从先生的讲课中，我感觉到，严谨，也能给人一种特别的美感。

‍先生讲课极好，然不拘仪表，率性而为。一次上课，我坐在第一排最边上，能侧看到讲台后先生的全身。先生讲着讲着，把一只脚从鞋中抽出，去搔另一只脚后跟解痒。我依稀看见先生袜子上有个破洞。那时物资匮乏，大学教师袜子有破洞，实为常态，然先生不藏不掖，不以为意，亦足见其洒脱。

‍虽毕业多年，但对先生师德师才的钦佩，仍长久不衰于我和我的同学中。40多年来，几次回校聚会，每见先生至，同学们必雀跃。

‍1999年，我将自己新出的散文集《书生之见》寄呈先生，以为汇报，以求指教，得先生颇多鼓励。

‍先生曾出掌华中师大出版社多年。其时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先生的第一本诗词集《岁月诗痕》交由先生出版，并请先生作序。纪先生年轻时曾在我的家乡宜昌县工作十年，是我父母的朋友，也是我的良师益友。我母亲去世后，纪先生为我母亲写过一首悼亡词，也收入这本诗词集。王先霈先生编审时读到了这首词，知道了我家两代人与纪先生的友谊，顿生感慨。在为《岁月诗痕》写序时，王先生把这感慨写了进去：“阅读书稿时，有一首词让我心有所动，那就是怀念王发珍同志的《诉衷情》。题注中说的王发珍的儿子张勇，是我的学生，他的收有《远行的母亲》的散文集《书生之见》，也寄给我看过。使我感动的是，纪宝成同志在时隔二十年后，对当年的老同事、在“苦涩”年月里的良师益友的诚挚感情。”

‍先生的学术造诣，国内知名。他后来以著名文艺理论家的身份，出任湖北省作协主席多年。

‍（下图：九十年代王先霈先生伉俪来宜昌讲学，我和在宜同学为先生和师母接风）

‍章开沅

‍第一次知道章先生是1978年，我在华师上大一。一天下午，西校区学生食堂门口，贴出了一张大字报。那时粉碎“四人帮”已两年，大字报已很少见了。很多同学围在那里看这张大字报。我挤进去一看，大字报署名章开沅，内容是关于对李秀成的评价问题。从此记住了这个名字。

‍后来又知道，章先生是华师历史系的老师，是全国研究辛亥革命的头号学术权威。

‍不久，章先生到美国作学术访问。那时候能到美国，是天大的事。章先生回来后，应广大师生的请求，在大礼堂作访美报告，礼堂爆满，我看到走道里都站满了人。当时国门初开，余悸犹存，所以先生的报告也比较谨慎，不敢放开。我至今记忆犹新的是先生讲的一个细节，说他在美国某大学参观时，一位美国老太太很郑重地送他一本《圣经》。出于谨慎 ，他本不想接，但碍于礼貌，又不能不接。回国时，先生把那本《圣经》偷偷扔在美国机场里了。这和他后来九十年代辞去华师大校长职务后去美游学时的自由度，不可同日而语。

‍1981年秋，适逢辛亥革命七十周年纪念，章先生显得格外繁忙。但他还是抽空在校内作了一次辛亥革命专题讲座。那天我逃了本系的专业课，跑到历史系去听了先生的讲课。先生一开口就半开玩笑说：我这些天太忙，如同当年的辛亥志士，奔走呼号，把嗓子都快讲嘶哑了。先生那时五十多岁，正值盛年，讲课时激情飞扬，听者无不动容。下课后，我挤到讲台前向先生请教了几个问题。先生听说我是中文系学生，点头连连说：文史不分家嘛！听了先生这次课后，我开始对辛亥革命史产生兴趣，进而对中国近现代史产生浓厚兴趣，这兴趣持续了几十年。到了晚年，我这兴趣甚至超过了对自己的本专业汉语言文学的兴趣；所读书籍中，近现代史书籍大大超过了文学书籍。我这个师范大学中文专业毕业生，假设让我现在去教高中，我教近现代史可能比教语文更合适。

‍章先生后来在八十年代中期那种开放宽容的气氛中，通过教职员工海选，由一名著名教授一跃而为华中师大校长。主校期间，治绩斐然，成为全国几位著名的开明校长之一。

‍先生逝世于2021年暮春方歇，初夏刚启之时；而先生又是研究辛亥之秋武昌首义的学术权威，又曾多年执教于桂子山华中师大，据此，我为先生写了一副挽联，以托追思：

‍秋吟犹闻，千树桂花香首义；

春别不远，万株桃李送先生。

‍（下图：八十年代的章开沅先生）

‍李德伦

‍我的少年时代是在文一革中度过的。那时在我这个少年眼中，全中国只有一个音乐指挥家，那就是李德伦；正如那时全中国只有一个作家，那就是浩然。李德伦任指挥的“样板戏”之一的钢琴协奏曲《黄河》，曾拍成电影，广为传播。

‍文一革结束后，文艺复苏，我对音乐的视界才渐渐打开。考上大学后，从同学的砖头录音机中，我开始了对西方音乐尤其是欧洲古典音乐的了解。这个时候，李德伦来了。

‍记得应该是1979年夏天，李德伦先生来到华师讲学，地点在学校大礼堂。见到以前只能在银幕上见到的偶像来给我们讲课，蛮兴奋，我很提前了一阵，去占了个好座位。

‍先生上得台来，全然不是银幕上看到的礼服严整，仪表庄隆的模样。个高，显胖，短袖短裤，衣有折皱，手里还自拎一台双卡录音机，一摇一摆，不急不徐地走上讲台，随意得很。

‍先生的开场白是：他近来正在做交响乐的普及宣传工作，先从大学生开始。随后他以贝多芬的第五交响曲《命运》为例，用录音机放一段音乐，来一段讲解，再放再讲。讲了什么叫交响乐，为什么交响曲通常分为4个乐章，何为交响曲的第一主题，何为第二主题，何谓“主题变形”，交响乐队构成中的弦乐组、铜管乐组、木管乐组、打击乐组的奏音举例。当然都是最基础的东西，但我们这些刚从十年文化沙漠中走出的年轻人，还是听得有些懵懵懂懂的，连似懂非懂都够不上。然而先生的讲课还是很有激情，记得他一按开录音机，里头立即蹦出《命运》开头的4个音符，先生马上喊道：听！命运在敲门！他的情绪一下也感染了我们，都屏住气息听那“命运敲门”。

‍这次听先生的课，虽然我从理性上还是沒弄懂交响乐，但从感性上对其产生了兴趣。算是启蒙课吧。后来听得多了，也渐知些皮毛。40多年来，凡有欣赏交响乐音乐会的机会，我都尽量不放过，先后现场欣赏过柏林爱乐乐团、捷克交响乐团、瑞典交响乐团等外国乐团的在华演出。不过我最喜欢的交响乐曲不是先生为我等启蒙时的贝多芬的第五交响曲《命运》，而是捷克作曲家德沃夏克的第九交响曲《自新大陆》（又译《新世界交响曲》），可谓百听不厌。

‍但先生的那句：听！命运在敲门！却长久而深刻地留在了我的记忆中。46年过去，恍如昨日。

‍（下图：李德伦先生七十年代指挥钢琴协奏曲《黄河》）

草于2025年5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