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鲁”原指春秋时期的邹国和鲁国因孟子生于邹，孔子生于鲁故为文教兴盛之地的代称。中原文化文昌兴盛国泰民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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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鲁文化是周朝礼乐文化与商文化的延续和发展，博大而精深；邹鲁一词，在后世形成一个文化概念符号，代指为礼仪文化现象，而并不是具体地域范围。

所谓“邹鲁文化”，是指始于战国时期，由邹国孟子掀起并得到历代推崇的，以维护和弘扬传统礼法、传承孔子儒家文化为目的的文化教化活动及其文化遗产。因为这类文化现象起源于邹地，并肩负了复兴鲁国孔子儒学的义务，故这类历史文化被后世以“邹鲁”代之，现在又被称为“邹鲁文化”。文人墨客常以“邹鲁”代指文化兴盛或引领时尚之地。邹鲁文化与孟子有不解之缘，在很大程度上也可以说是孟子文化。

邹鲁文化，因最早起源于邹鲁两国而得名。邹国比鲁国小得多，论爵位，鲁是侯爵，邹是子爵，鲁远高于邹，那么这“邹鲁文化”为什么邹在前鲁在后呢？

邹(邾)鲁两国，活跃于春秋战国，战国时同时向齐国称臣，后又同时被楚国所灭，一南一北，相互比邻，“击拆之声相闻”。

据《史记·鲁周公世家》记载，鲁公伯禽之初受封之鲁，三年而后报政周公。周公曰：“何迟也？”伯禽曰：“变其俗，革其礼，丧三年然后除之，故迟。”(齐)太公亦封于齐，五月而报政周公。周公曰：“何疾也？”曰：“吾简其君臣礼，从其俗为也。”及后闻伯禽报政迟，乃叹曰：“呜呼，鲁后世其北面事齐矣！”

诚如周公所预言，鲁国贵族虽贵为周公之后，乏见周公之贤，大多胸无大志，上淫下蒸，生活糜烂，令后世不敢恭维。鲁惠公见自己的长子媳容貌出色直接夺而妻之，生桓公。他死时桓公年幼，由长子摄政称隐公，后桓公弑隐公继位。桓公娶文姜，省亲齐国时，居然发现文姜与其兄齐襄公私通，齐君怕出丑就派公子姜彭生将桓公弄死。鲁庄公时，君夫人与小叔子庆父私通，庄公死后，庆父连弑两个幼君，搅得鲁无宁日，“庆父不死，鲁难未已”即源于此。季氏和郈氏两家斗鸡，产生矛盾，时值三桓专权，昭公想利用他们的矛盾干掉季平子，结果事与愿违，昭公被迫流亡国外。鲁僖公鲁哀公都因内乱曾去邾国避难。圣人孔子贵为儒学大师，但在鲁国硬是遭遇排挤混不下去，于幽谷弹唱《鼓兰操》，感慨君子不得出世。虽然名义上邹鲁都恪守周礼，但作为东方诸侯国班长的鲁国，内斗不休，国力不张。

鲁国与齐国同时分封到东方，却被齐国整天追着打，“去门十里以为界”，被齐国逼到家门口。它打不过齐国，就欺负比自己弱小的邾国，以弥补国土损失。欺软怕硬那是鲁国看家本领。

史载春秋时“周礼尽在鲁”，但实际上鲁国贵族仅将周礼装点门面，当作迎客牌坊。

相比之下，邾国虽小，却是诚心诚意落实礼法，且颇有成效。邾国贤君辈出，邾安公、邾文公、邹穆公为史家乐道，叔术让国，贤足称纪。战国时邹穆公接受孟子建议，励精图治，“鲁卫不敢轻，齐楚不能胁”，接着齐国侵鲁，鲁国无暇顾及邾国，恢复了被鲁国侵吞的陬邑，邾国从此称邹(陬)。

加上春秋孔子生于陬(邹)邑，尤其是孔子殁后，儒学渐趋衰微，诸子蜂起，百家争鸣，天下学士不归杨则归墨。在儒学濒于灭绝之际，孟子诞生于邹，并成长为儒学大师，他创造性地继承和发展孔子儒家学说，在邹、鲁、滕、薛、宋等国间率徒游说，传经讲学，将邹鲁之风传播各地。值得关注的是，孟子劝邹穆公，说梁惠王，三次赴齐，游说齐威王齐宣王，在稷下学宫长驻达十数年。孔子尚仁，孟子重义，在孔子学说基础上，对儒学有重大开拓和创新。正是孟子对儒学的开拓和弘扬，为后世儒学主导中国两千年奠定了基础，使战国至秦汉的邹地超越鲁地成为文化学术中心，秦始皇曾专程来邹与诸儒生议封禅之礼，为邹(邾)成为儒学地望增色不少。初为角落（陬）方国的古邹(邾)国，从小到大，由弱变强，活跃于春秋，闪烁于战国，硬是坚持到与鲁国同时被楚国所灭，前后持续近八百年，堪称列国奇观。古邹(邾)虽小，其对华夏文化的贡献却丝毫不逊色于列国。

孟子及其弟子的出现和儒学的复兴，使邹地成为“继往开来”的华夏文化圣地。孟庙有联云“继往世，开来学”，生动概括了孟子学说的精髓，阐明了儒家学说是，继承前人文化成果，不断开拓创新的学问。可见孔孟儒学是不断发展的，是不会落后于时代的。有人将国家的衰落归罪于儒学，那只能说你继承和发展的不够，或者是跑偏了。

由于孟子的杰出贡献，加之孔子孟子里籍都在邹地，孔子自称“鄹(邹)人之子”，所以邹县被古人誉为“孔孟之乡”、“孔孟桑梓之邦，文化发祥之地”。唐代开元盛世“大手笔”张说，在其《奉和唐玄宗<经鲁祭孔而叹之>》一诗中就有“孔圣家邹鲁，儒风蔼典坟”。在文人墨客心目中，“邹”似乎不仅是出圣人的地方，也是孟子建议邹穆公实行仁政，展现浩然正气的地方，“鲁”反而是令圣人憋屈无奈的地方。故鲁与邹的地位逐步换位，从而使邹取代鲁，成为弘扬传统文化的地望。故战国之后，世人渐将邹列于鲁前，称邹鲁，而不称“鲁邹”，称“xx邹鲁”，而不称“xx鲁邹”，称邹鲁文化，而不称“鲁邹文化”。《庄子·天下篇》有:“其在于诗、书、礼、乐者,邹鲁之士”。《战国策·齐策》有“则邹、鲁、陈、蔡，此固大王之所以鞭箠使也”。”《战国策·赵策》“且服奇而志淫，是邹、鲁无奇行也”。《史记·田敬仲完世家》有“泗上诸侯邹鲁之君皆称臣，诸侯恐惧”。司马迁已经将邹国排在鲁国前面。《史记·楚世家》则有“驺鲁有礼义之国，今楚欲结怨两周而夺九鼎，是塞邹鲁之心”。可见当时“邹鲁”已经成为维护国家和文化正统的代名词。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说：“邹鲁滨洙泗，犹有周公遗风，俗好儒，备于礼”。东汉班固《汉书·韦贤传》则说：“济济邹鲁，礼义唯恭，诵习弦歌，于异他邦”。可见在汉代，邹鲁地区依然礼仪盛行，引领社会时尚。

鉴于邹鲁地区对古代华夏文化的传承和开拓，后世历代文人，进一步将“邹鲁”引申为文明时尚的代名词。

南北朝时期，《梁书·羊侃传》:“高祖览曰:'吾闻仁者有勇,今见勇者有仁,可谓邹鲁遗风,英贤不绝。’”北周文学家庾信在《哀江南赋》中，有“于时朝野欢娱，池台钟鼓，里为华盖，门成邹鲁”之名言。唐代开元盛世时的“大手笔”张说，在其《奉和唐玄宗<经鲁祭孔而叹之>》一诗中，有“孔圣家邹鲁，儒风蔼典坟”之佳句。唐代另一大诗人孟浩然，在其《书怀贻京同好》中有“维先至邹鲁，家世重儒风”。

不仅文人墨客，历代官方也对邹县作为孔孟之乡情有独钟。纵观邹城辖域的历史变迁，秦汉初设，邹县辖域在峄山周围，仅是方圆二十里的弹丸小县。南北朝时期与北面的南平阳合并，使史载“孟子邹国人”与后世区划对应。隋唐以后，邹县先后向东北和西南增扩，将春秋邹国故土昌平乡和西南人祖圣地凫山附邹，从而使孔子“邹人之子”的身份与区划对应，也使邹县成为华夏人祖圣地。加之邹东的唐代赐建开元寺，和绎山的道教赐建万寿宫，使邹县成为古代中国“三教一祖”人文教化高地。邹县辖域多次增扩，实际是以孔孟里籍、人祖圣地和邹国故土历史文化为导向的，最终邹城辖域基本涵盖邹国古疆域，可以说古邹文化就是邹城古文化。反观邻县，是没有这种现象的，今日曲阜辖域不及鲁国一隅，古鲁国很大，包括今天众多县市，今日曲阜很小，鲁文化不等于曲阜文化。有人说尼山划归曲阜后，孔子故里已属曲阜。其实，《史记》载，孔子生于鲁昌平乡陬邑。出土文物证明，陬邑故址在邹城辖域，今日邹城仍然是孔子诞生地，名副其实的孔孟之乡。这或许也是世人乐意称“邹鲁”而不称“鲁邹”的一个原因。

随着邹鲁文化的不断传播和发扬，“邹鲁”逐步成为思想文化和道德的标杆，古代文明程度较高的地方竞相自称“邹鲁”，意思是达到了邹鲁孔孟之乡那样的文明程度。据不完全统计，国内冠名“邹鲁”二字的县市区有上百个，另有大量地级以上城市和海外城市及社区自称或被誉为“某某邹鲁”或“邹鲁之乡”。

综上所述，古人之所以常说“邹鲁之士”或“某某邹鲁”，从来没有说“鲁邹”的。主要因为，鲁在文人心目中实在乏善可陈，最早北周大象二年(公元580年)，静帝宇文衍追封孔子为“邹国公”，后来，孟子也被封“邹国公”，却都没封“鲁国公”。当然，考虑孔子著书立说于鲁，又不得不提到鲁，故鲁从邹而并，称“邹鲁”而不称“鲁邹”。

　　邹鲁文化是周朝礼乐文化与商文化的延续和发展，博大而精深；邹鲁一词，在后世形成一个文化概念符号，代指为礼仪文化现象，而并不是具体地域范围。

周朝礼乐文化与商文化的延续和发展，博大而精深；邹鲁一词，在后世形成一个文化圈层。

邹鲁是对文化昌盛之地的代指。例如，将沿海的文化名城（广东潮汕、福建泉州等）称为海滨邹鲁；将江南的文化名城称为江南邹鲁。 周文化、殷文化遗存后世所形成的文化现象，博大而精深。

中国儒家文化的奠基者与鼻祖周公姬旦，其思想体系由孔子承袭发扬，后孟子又继往开来，因孔子与孟子的故乡分别是春秋时期的鲁国和邹国，因此后人就用“邹鲁”来指代文化礼仪发达的地区。而北宋时期，“海滨邹鲁”就已经被用于描述“潮阳”（今潮州一带）。

邹鲁是对文化昌盛之地的代指。例如，将沿海的文化名城（广东潮汕、福建泉州等）称为海滨邹鲁；将江南的文化名城称为江南邹鲁。

儒学方面

“邹鲁”一直被尊崇，在中国各地，有很多类似“滨海邹鲁”、“江南邹鲁”称呼，“邹鲁”之词亦不绝于史书典籍。《庄子·天下篇》载：“其在于诗、书、礼、乐者，邹鲁之士，缙绅先生多能明之”。1

司马迁也曾对齐地与邹鲁的风气作过比较，说：“邹鲁滨洙泗，犹有周公遗风，俗好儒，备于礼”（《史记·货殖列传》）。邹鲁“俗好儒，备于礼”是很有名的。王献唐先生在《炎黄氏族文化考》中说：“儒之一词，即原于邾娄之娄”，而最早的鲁文化也是由“邾娄文化”里发展出来的。“鲁为娄转，因娄得名”。北周文学家庾信在《哀江南赋》中，有“于时朝野欢娱，池台钟鼓，里为华盖，门成邹鲁”之名言。唐代开元盛世时的“大手笔”张说，在其《奉和唐玄宗〈经鲁祭孔而叹之〉》一诗中，有“孔圣家邹鲁，儒风蔼典坟”之佳句。唐代另一大诗人孟浩然，在其《书怀贻京同好》中，有“维先至邹鲁，家世重儒风”之妙笔。值得一提的是，全部儒家中人，宋明以降被政府确认为“圣人”的只有六人，元圣周公姬旦，至圣孔子、复圣颜渊、宗圣曾子、述圣子思、亚圣孟子，而这六位圣人全出自邹鲁地区。可见，邹鲁地区在培养儒学方面是非同寻常的。

历史渊源

到了春秋后期，孔子诞生于邹，定居于鲁，周游列国，收徒讲学，崇敬周礼，承元圣周公之礼乐之精髓，删《诗》、定《书》、著《春秋》，在周礼乐基础上，创立了儒家学说，使鲁成为文教兴盛的中心。孔子殁后，儒学渐趋衰微，诸子蜂起，百家争鸣，天下学士不归杨则归墨。在此儒学濒于灭绝之际，邹人孟子挺身而出，继道统，辟杨墨，著《七篇》，继承、坚持、发展了孔子的学说，使仲尼之教独尊于千古。因此，邹遂成了儒学复兴之地，与鲁同为儒学的发源地。到两汉魏晋，许多思想家、政治家、经学家、文学家如韦贤、韦玄成、匡衡、王粲、仲长统、王叔和、唐彬、刘宝等都出生于邹地。

地理位置

《诗·小雅·大东》篇描述这一带“西人”和“东人”的差别及其对立的情景云：“东人之子，职劳不来；西人之子，粲粲衣服。”。邾国包括小邾和滥。《韩非子·解老》篇说：“树木有曼根，有直根。直根者，书之所谓‘柢’也。柢也者，木之所以建生也。曼根者，木之所以持生也。……故曰：‘深其根，固其柢，长生久视之道也”。仁德对人来说既是“所以建生”的柢，很自然，有仁德，即可长寿。“仁者寿”，语出《论语·雍也》篇，董仲舒曾经解释说：“仁人之所以多寿者，外无贪而内清净，心和平而不失中正，取天地之美以养其身，是其且多且治。”（《春秋繁露·循王之道》）联系《淮南子·地形训》说“东方有君子之国”、《山海经·海外东经》说“君子国……其民好让不争”来看，邹鲁地区当有敦厚和平、好让不争的民风。这种民风在“礼失而求诸野”的中国已不可得，但仍为人们所向往，称之为君子之风。甚至于孔子还曾有过“欲居九夷”的想法，他说：“君子居之，何陋之有？”（《论语·子罕》）即：那是君子居住的地方，有什么鄙陋的呢？孔子对邹鲁及其文化是相当尊重的。他曾乘郯国国君来鲁国访问的机会，“见于郯子而学之”；事后十分佩服地说：“吾闻之，‘天子失官，学在四夷’，犹信。”

　　东南邹鲁是春秋时期的邹国和鲁国。

“邹鲁”原指春秋时期的邹国和鲁国，因孟子生于邹，孔子生于鲁，故为文教兴盛之地的代称。受中原文化的深刻影响，江南的徽州（古徽州即现黄山市、绩溪县、婺源县）社会风气历来崇文好儒，百姓尊奉“第一等好事只是读书”。宋室南迁以后，这里文教昌盛，书院私塾遍布城乡，“十户之村，不废诵读书”。

文风的昌盛造就了徽州科举的赫赫成就，明清新科状元数，徽州位列全国前茅，成为我国历史上重要的英杰辈出之地，先后涌现了一大批思想家、学术家、教育家、科学家和艺术家，可谓群贤荟萃，众星闪烁。歙县向以“文化之乡”、“礼仪之邦”而著称，在历史上享有“东南邹鲁”之美称。

紫阳书院

歙县是程朱理学的发祥地，更由于徽商的兴起与兴盛提供了雄厚的经济基础，所以历代以来，人文郁起。早在唐末即文风日盛，经过宋、元发展，到明、清达到鼎盛。当时，除府、县学外，书院、社学林立；清康熙年间，歙县就设有书院14所、社学112所，并以朱熹经常讲学的紫阳书院为徽州最大，在南宋时更是名列全国四大书院之一。

紫阳书院在歙县城东华屏山南坡，始建于南宋嘉定十五年(1222年)。县令彭方倡建，时名“文公祠”，以纪念理学大师朱熹。南京淳祐五年(1245年)，徽州太守韩补呈请朝廷建书院，宋理宗赐名曰“紫阳书院”，后院址屡有迁徙。清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曾任户部尚书的歙人曹文埴倡仪于文公祠旧址复建书院，名“古紫阳书院”，有建筑物近1800平方米，一直延用至清末。

现书院基本保留着原先的格局，存有朱子殿、道志舍、德据舍、依仁舍、游艺舍、文公井，其它建筑仅存遗址。在朱子殿内，仍保存有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御书的“学达信天”匾、乾隆九年(1744年)御书的“道脉薪传”匾和乾隆五十九年程瑶田书“古紫阳书院规条”石刻，及摹制的宋理宗御书“紫阳书院”门额残碑。东南甬道上的“古紫阳书院”石坊甚完好，由曹文埴题额，楷书，字体遒劲。

徽派文化

东晋初年士族南渡，加深了中原文化在歙县的影响；南宋定都临安(杭州)，

歙县成为京畿腹地，经济、文化更趋繁荣，“徽商”兴起，“理学”扎根，并最终形成“官商学一体”的经济文化体系。明中叶，歙县商人的足迹遍布大半个中国，出现了“无徽不成镇”的局面。特别是盐政开中制败坏后，歙县的盐商大发其财，遂在故里购置田地山产，修造精美住宅，建祠、立坊、修桥、办学、刻书，并资助一些文人墨客，形成一种儒雅的生活；这种繁盛的局面，一直延续到清嘉、道年间。就在这种社会背景下，出现了新安理学、皖派汉学、新安画派、徽派篆刻、徽派书版、徽派四雕(砖、木、竹、石)、徽派建筑、徽派盆景、新安医学等独特的“徽派文化”。

新安医学，即徽州医学。歙县历史上第一位名医为唐初的慧明和尚，人称“圣僧”，今县城西有圣僧庵，专为纪念他而取名。宋代，歙县有名医14人，其中张杲世称儒医，著《医说》，为我国最早的传记医史。元代有名医12人，其中鲍同仁以《通元旨要》、《二赋注》、《经验针法》驰名于世。明、清两代，有名医158人，其中54人共有医著107部；此为新安医学的鼎盛时期，医史学家耿鉴庭称：“明清两代之医学著作，固以皖歙为最”。新安医学名家不乏数代相传者，“西园喉科”、“吴山铺伤科”等依旧遐迩闻名。

新安画派，为清初山水画流派之一。据民国《歙县志》载，明、清两代，歙县有画家200余人；如渐江、罗聘、汪慎、虚谷等，风格迥异，流派纷呈；但以“新安画派”人数最多，影响最大。“新安画派”肇始于明万历年间(1573～1620)，他们的作品以山水为主，崇尚倪、黄，多用干笔枯墨，而风神清雅。新安画派的主要人物有方式玉、王尊素、吴山涛、程邃、汪家珍、程正揆、郑、汪洪度、吴田生、吴龙、江必迈等，而渐江和尚则是他们之中的杰出代表。该派的创作一直延续到近、现代，并在风格上有所发展。1984年5月，在歙县举办“渐江逝世300周年、黄宾虹诞辰120周年大会”期间，成立了“新安画派研究会”，会员50余人，遍布数省、市。

歙县的“徽派书版”，在中国出版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歙县的刻书事业始于南宋；至明嘉靖、万历间，刻书业已成为徽商的重要行业之一，并形成了以虬村黄氏为骨干的刻工队伍。其繁盛局面一直延续至清嘉庆年间(1796～1820)。歙人所刻之书，不但品种繁多，更以校隹谁精审、刻镌精美、纸质优良著称，所以歙县成为南宋以来江南四大刻书中心之一。伴随“徽派书版”，还产生了“徽派版画”。

歙派篆刻，发端于明末，繁盛于清乾、嘉年间。创始人为程邃(1605～1693)，他和巴慰祖、胡长庚、汪肇隆，合称“歙中四子”。程邃的“江东布衣”朱文印，布局匀称，饱满充实，笔势圆转遒劲，古秀苍逸，韵味无穷。巴慰祖有《四季堂摹印》三册，皆摹古之作，后人称他是“巧工引手，冥合自然，览之者终日不能穷其趣”。歙县博物馆有巴慰祖楹帖一对，上有自治印章一方，其阳文线如蛛丝，阴文形如蚓曲，精妙绝伦，世所罕见。歙县近代杰出画家黄宾虹在治印上以巴慰祖为师，自刻“黄质宾虹”四字印，着边白文，风格逼似巴慰祖。

名人大家

歙县文风昌盛，教育发达，历史上人才辈出。作为“徽派文化”的代表人物，

歙县在南唐时有制墨家李廷珪；宋代有方志学家罗愿；明代有戏曲作家汪道昆，戏曲理论家潘之恒，画家程嘉邃、黄柱、郑 、渐江和尚(江韬)，书法家方元焕，制墨家方于鲁、程大约；清代有汉学家黄生、程瑶田、汪中、凌廷堪、江有诰，诗人吴绮，文学家张潮、方成培，画家罗聘、虚谷(朱怀仁)，版本学家鲍廷博，篆刻家巴慰祖，名医郑海涧，制墨家曹素功；近、现代有经济学家王茂荫，著名经学大师吴承仕，画家吴淑娟、汪采白、黄宾虹，音乐家张曙，人民教育家陶行知。

作为“徽商”中的佼佼者，歙县在明代有吴养春，清代有江春、鲍志道等。在科举和仕宦上，据统计，歙县宋、明、清三代有进士372人，并有“父子尚书”、“同胞翰林”、“连科三殿撰(状元)，十里四翰林”、“四世一品”的佳话。这些中举者，不少成为朝廷肱股大臣，如宰相或相当于宰相者，宋代有程元风，明代有许国，清代有程景伊、曹振镛、潘世思；至于尚书、侍郎、御史，清代就有35人。歙县其它历史名人还有：南朝梁、陈的军事家程灵洗，唐初隐士许宣平，北宋农民起义领袖方腊，明代爱国志士江天一，辛亥革命的先驱者、《神州日报》的主笔汪允宗。这些杰出人才，使歙县更富有历史的深度与广度；而对近、现代影响最卓者如：

渐江和尚(1610～1664)，本名江韬，法名弘仁，与画家查士标、汪之瑞、孙逸号称“新安四家”；曾云游庐山、武夷山、黄山等地，好绘黄山松石。晚年常居五明寺，涅槃之后，即由其好友许楚、汤岩夫、王泰徵、程蚀庵等卜地收葬，王泰徵作墓志铭，许楚书墓碑，并遵渐江遗愿，在墓旁植梅数十株，故又称“梅花古衲墓”。

黄宾虹(1864～1955)，名质，字朴存，祖籍歙县，生于金华。清光绪二年(1876年)春，回原藉应童子试，嗣后在故里生活多年。早年从事辛亥革命，后在上海、北京、杭州等地美术学院任教。擅长山水画，能诗文、善书法，兼治金石文字、篆刻之学，精鉴赏，对画论、画史研究尤深，享有“南黄北齐(齐白石)”的盛名。光绪末年，黄宾虹曾在家中创办歙县第一所新学——敦素小学，借此宣传新思想。1907年为同盟会筹款铸币，被人告密出走。解放后任中国美术家协会华东分会副主席。

吴承仕(1884～1939)，字检斋，清光绪举人，章炳麟弟子，历任北京大学、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大学教授，精研经学和音韵训诂及古代名物制度。1936年参加中国共产党，并在天津从事革命活动，1939年病逝，被周恩来誉为“后学楷模”。

陶行知(1891～1946)，原名文浚，15岁由私塾进教会学校学习，接受西方科学文化知识；1914年毕业于南京金陵大学，曾赴美国留学。1917年回国后，积极推行平民教育和乡村教育，先后创办南京晓庄师范、生活教育社、育才学校和社会大学等，主编《民主》和《民主教育》，著有《中国教育改造》等书，被誉为“万世师表”的人民教育家。

张曙(1909～1938)，原名恩袭，少年时在村中接受启蒙教育，参加过乡村业余演出活动，受到民间音乐的熏陶。1927年起先后入上海艺术大学和南国艺术学院学习，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从事党的秘密工作和宣传工作，谱写了《保卫国土》等200多首抗日歌曲，1938年在日机轰炸中牺牲，被周恩来誉为“与聂耳同为文化战线两员猛将的革命音乐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