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寄岳阳楼/孙代文

李永才

<h3>穿过“巴陵胜状”大门,岳阳楼景区的观光人熙熙攘攘,登楼的赏景人摩肩接踵。站在岳阳楼上,凭栏远眺,初冬的洞庭湖水已浅下许多,岸线大幅收缩,湖里的沙洲历历在目,堤边,水淹没过的印痕倔强地向人们展示着丰水时浩浩汤汤、横无际涯的辉煌。楼只有三层,与七层的滕王阁、五层的黄鹤楼相比,都显局促和逊色。想到大门口的楹联“洞庭天下水,岳阳天下楼”,我忍不住假设。假设不是岳阳楼,后人会知道范仲淹,不一定知道滕子京;假设不是滕子京,就不一定是范仲淹题写《岳阳楼记》;假设不是范仲淹题写《岳阳楼记》,岳阳楼或许也是名楼,名声却不一定有现在响亮。当年,滕子京分别向当时的三位名人求传记,尹洙的《岳州学记》、欧阳修的《偃虹堤记》都没有范仲淹的《岳阳楼记》名声响就是佐证。</h3></br><h3>拂去历史的烟尘,传颂千年的正剧却是以悲情的笔调开篇。</h3></br><h3>康定元年(1040年),三川口之战,宋军败;庆历元年(1041年),好水川之战,宋军再败;庆历二年(1042年),定川寨之战,宋军又败。接连三败,西夏军气焰更加嚣张,宋军士气则如同当时下了十多天的绵绵阴雨,潮湿而阴沉。泾州距前线只有120里,守军甚少,一日数惊。急难时刻,最考验主官的胆识和能力。身为泾州知州的滕子京深知,军心稳则士气旺,民心稳则天下安。为稳定民心,提振士气,他动员全民守城,招募勇士刺探敌情,加上陕西四路马步军都部署、经略安抚招讨使范仲淹带一万五千人前来支援,泾州得以转危为安。战斗结束,滕子京动用公钱,设宴犒劳将士,在佛寺祭奠牺牲的战士,抚恤厚待遗孀遗孤。于情于理,都算得上是暖军心、暖民心的适宜之举。正因如此,滕子京接任庆州知州离开泾州时,泾州“战卒妻孥数百口,环其亭馆而号送之,观者为之流涕”(范仲淹《天章阁待制滕君墓志铭》)。也因为此事,庆历三年(1043年),滕子京被人告发“使钱十六万贯,其间数万贯不明”。</h3></br><h3>他明白,醉翁之意不在酒。那些人利用“泾州公钱案”弹劾他,本意并不完全在于追究他一人之责,而是要借此抓住范仲淹等人的把柄攻击范仲淹等人推行的“庆历新政”,打击尚在西北前线的张亢、狄青等一众将领。他也明白,深究下去,还会牵涉那些参与宴请的将士、那些得到抚恤和厚待的遗孀遗孤。心里既明,主意便定。与其牵扯那么多人,不如所有的责任我一人来扛!心一横,滕子京将明细账本和抚恤名录等烧了个一干二净,让朝廷查无实据。</h3></br><h3>这显然是冲动之下的幼稚之举。参政知事范仲淹、监官欧阳修等人极力为其辩白,仁宗也认可事出有因,有情有可原之处。而且,经过查证,“滕子京所用钱数分明,并无侵欺入己”(《续资治通鉴·宋纪卷四十六》),所谓16万贯公钱是诸军每月的供给费,招待犒劳羌族首领及士官吃喝的费用只有3000贯。但是,超范围使用公钱,焚毁账本名录对抗朝廷调查,罪责难逃。滕子京先被官降一级,贬知凤翔府,再贬知虢州。朝中监官依然认为处罚太轻。庆历四年(1044年)春,滕子京被贬到更为荒僻的巴陵郡。</h3></br><h3>有功之臣成了戴罪之身,从大州主帅贬为小郡郡守,有人会毫不犹豫地选择躺平,就像尹洙在为滕子京迁建岳州学宫写的《岳州学记》中批评的那样,“或阴愤阳惨,事弛官废”“或慎微虑危,修旧保常”。滕子京没有这样。在巴陵,他也有怨气,“愤郁颇见辞色”(范仲淹《过庭录》)。岳阳楼将要落成,有人向他庆贺,他说:“落甚成?只待凭栏大恸数声而已。”将心比心,我们应该理解滕子京的不爽,更要赞赏他忠君尽职的初心没有改变。他迁建岳州学宫,振兴教育,教化民众;筑偃虹堤,消减水患,利民农桑;修紫荆堤、通和桥,方便民众出行。不到两年时间,巴陵郡就彰显出“政通人和,百废俱兴”的气象,同朝史学家司马光赞其“治为天下第一”。</h3></br><h3>“天下郡国,非有山水环异者不为胜,山水非有楼观登览者不为显”(滕子京《与范经略求记书》)。巴陵郡扼洞庭,控长江,地处要津却籍籍无名,名声与地位不相匹配。滕子京决定重修岳阳楼,扬名巴陵郡。</h3></br><h3>岳阳楼,原本只是三国吴将鲁肃训练水师的阅兵台。唐代,中书令张说被贬到此,在此筑楼,并定名为岳阳楼。历史上,岳阳楼有过50多次重修,24次重建,滕子京重修岳阳楼则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他让岳阳楼一举成名。</h3></br><h3>重修岳阳楼,滕子京没有使用官府的钱财,也没有向百姓摊派,他动用公权力帮助民间追债,让债权人捐出部分钱款,用筹得的近万缗钱款修楼。钱款置库于厅侧,由他一人支派,不设主典案籍。如果说筹钱办公益的方法有益无害,但一把手直接管钱、一人管钱的做法,没有机制上的监督与制约,全靠个人品性支撑,且不说最容易滋生腐败,起码最容易招致谤议,于古于今,都不值得提倡和肯定。好在“州人不以为非,皆称其能”(司马光《涑水记闻》),也好在《宋史·滕宗谅传》称滕子京死后“无余财”,反证他并非贪财之人。</h3></br><h3>滕子京重修的岳阳楼,史书称极其雄丽,我没有查阅到具体的文字描述和图像。眼前的这座楼是1983年按照清代光绪六年(1880年)风格重建的。三层三檐,陡而复翘,宛如古代武士的头盔。岳阳楼景区内,伫立有唐宋元明清各个时期岳阳楼的铜铸模型。论楼型的壮观雄丽,我还是推崇宋代的那座。</h3></br><h3>没有文化的楼阁就是砖头瓦块。滕子京“分命僚属,于韩、柳、刘、白、二张、二杜逮诸大人集中,摘出登临寄咏,或古或律,歌咏并赋七十八首,暨本朝大笔……之作,榜于梁栋间”(滕子京《与范经略求记书》)。可环顾一番,依然感觉差强人意,如人眼之无神,如画龙之无睛。</h3></br><h3>“文字非出于雄才巨卿者不成著”(滕子京《与范经略求记书》)。只有大家的大手笔才配得住岳阳楼。崔颢的《黄鹤楼》、李白的《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推高了黄鹤楼,王勃的《滕王阁序》推高了滕王阁,王之涣的《登鹳雀楼》推高了鹳雀楼。谁的文章能让岳阳楼锦上添花?</h3></br><h3>“恭惟执事文章器业,凛凛然为天下之时望,又雅意在山水之好。每观送行还远之什,未尝不神游物外,而心与景接。矧兹君山洞庭,杰然为天下之最胜,切度风旨,岂不摅遐想于素尚,寄大名于清赏者哉?冀戎务尠退,经略暇日,少吐金石之论,发挥此景之美,庶漱芳润于异时,知我朝高位辅臣有能淡味而远托思于湖山数千里外,不其胜与!”(滕子京《与范经略求记书》)</h3></br><strong>二</strong> <h3>邓州,花洲书院,因庆历新政夭折受贬到邓州任知州的范仲淹,面前放着两样东西:一封信,一幅画。信,是滕子京请他为重修的岳阳楼写《记》的信,刊刻收录时被取名《与范经略求记书》;画,是滕子京随信送来的《洞庭晚秋图》,供他写《岳阳楼记》时参考,他知道范仲淹没有去过岳阳楼。</h3></br><h3>范仲淹一生朋友众多,像林逋、晏殊、杜衍、尹洙、欧阳修、梅尧臣、张载、韩琦等,诸多名人就是他的朋友。若论相识最早、相知时间最长、相交最深的,非滕子京莫属。从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同榜考取进士开始,两人在朝堂上犯颜直谏,在战场上并肩杀敌,在宦海中共同沉浮,建立了荣辱与共情同手足的友谊。</h3></br><h3>天圣二年(1024年),任泰州西溪盐仓监,负责监督淮盐贮运及转销的范仲淹,是一个八品小官,跨级别、跨部门地向五品大员、江淮制置发运副使张纶建议,重修捍海堰。张纶认可,并奏请范仲淹任兴化县令,主抓捍海堤修筑。工程刚开工就遭遇暴风巨浪,淹死上百民夫,一时舆论汹汹。艰难时刻,时任泰州军事推官的滕子京处变不惊,始终在一线协助安置军民,有序推进修堤进程。工程还未完工,范仲淹丁忧离职,滕子京协助张纶继续修建长达一百五十里的捍海堤。长堤“束内水不至伤盐,隔外海不至伤稼”,农事、盐课两得其利,被后人称为“范公堤”。堤名没有留下滕子京的名字,但留下了滕子京的汗水,也显现了滕子京的能力。成就别人就是成就自己。滕子京在筑堤中的吃苦耐劳和出色才干得到认可,升任当涂知县。</h3></br><h3>结束丁忧,范仲淹升任秘阁校理,负责皇家图书典籍的校勘和整理,没有忘记昔日一同战斗、全力支持自己的好友。经范仲淹举荐,滕子京调任大理寺丞,负责审核刑狱案件。</h3></br><h3>康定元年(1040年),范仲淹以陕西经略安抚招讨副使兼知延州身份御敌西夏,推荐滕子京由湖州知州升任刑部员外郎、职直集贤院、泾州知州,两人并肩在西北前线抵御西夏。</h3></br><h3>庆历二年(1042年),范仲淹升职入宫,又经范仲淹举荐,滕子京提升为天章阁待制、环庆路都部署,接任范仲淹庆州知州职位。</h3></br><h3>庆历四年(1044年),滕子京因泾州公钱案被弹劾,身为参政知事的范仲淹没有袖手旁观明哲保身,再次施以援手,不仅面奏仁宗,还连上《奏雪滕宗谅张亢》《再奏辨滕宗谅张亢》《再奏雪张亢》三道奏折,撰《答窃议》,极力为其辩冤,并以自己的官职做担保:如果滕子京有欺骗隐瞒贪污公款的事实,自己甘愿与滕子京一同被贬黜(《续资治通鉴·宋纪四十六》)。为解救朋友,范仲淹可谓是不遗余力。</h3></br><h3>写什么呢?范仲淹反复思考着。《岳阳楼记》标注有清晰的时间:时(庆历)六年九月十五日。滕子京《求记书》里模糊的“六月十五日”为后人留下了讨论的空间。有人认为是庆历五年六月十五日,有人认为是庆历六年六月十五日。不管是哪年的六月十五日,到庆历六年九月十五日,都不是短的时间。一名大家,一篇368字的文章,三个月以上的思考时间,无论如何都称得上是深思熟虑。</h3></br><h3>“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既是交代背景,也是诉其委屈。</h3></br><h3>“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废俱兴”,滕子京的政绩必须写上。有了这个前提,重修岳阳楼才会最大可能地减少诸如不求发展、不顾民生、只搞“形象工程”之类的非议。</h3></br><h3>滕子京“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属予作文以记之”的前因需要点明。要不然,这《岳阳楼记》就没有来由。</h3></br><h3>“巴陵胜状,在洞庭一湖。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此则岳阳楼之大观也,前人之述备矣。”不必再多言。</h3></br><h3>接下来才是重点。滕子京的长处与短处都很突出。他有能力,敢直言,能干事,勇于担当,但为人“尚气”(《宋史·滕宗谅传》)。这种秉性,长处发挥得当,能为国家做事,能为上司分忧,能为属下庇荫,短处彰显突出,容易被人误解,容易招惹是非,容易被挑拨离间。任御史台谏官时,他上书批评仁宗皇帝:“日居深宫,流连荒宴,临朝多赢倦色,决事如不挂圣怀。”遭仁宗训斥。刘太后垂帘听政,他上书要刘太后放弃垂帘听政,还仁宗军国事大权,遭刘太后白眼,从大理寺丞贬至闽北邵武县令。“泾州公钱案”已是他宦海生涯中的第五次被贬。宦途似海,人如鱼虾,经得起几次沙滩搁浅?前四次搁浅已经证明他不是轻易自我放弃的人。不论是何种身份,何种际遇,他的忠君尽职之心始终未改。可谁知道呢?多少人功亏一篑,倒在胜利之前!不管他能不能坚守初心,我还是要尽朋友之责。心有灵犀,相信他会懂得自己的良苦用心。</h3></br><h3>巴陵郡“北通巫峡,南极潇湘,迁客骚人,多会于此”,触景生情,感物伤怀的事应该不少。“若夫淫雨霏霏,连月不开;阴风怒号,浊浪排空;日星隐曜,山岳潜形;商旅不行,樯倾楫摧;薄暮冥冥,虎啸猿啼,登斯楼也,则有去国怀乡,忧谗畏讥,满目萧然,感极而悲者矣”,这样的境况肯定有过。“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而或长烟一空,皓月千里,浮光跃金,静影沉璧,渔歌互答,此乐何极!登斯楼也,则有心旷神怡,宠辱偕忘,把酒临风,其喜洋洋者矣”,这样的境况肯定也有过。有没有一类人并不是这样?有,肯定有。他们秉性高洁,心怀天下,“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他们“进亦忧,退亦忧”,难道没有喜乐吗?当然不是。他们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你,我,还有许许多多的人,不就是这样的人吗?我们的友谊几十年坚如磐石,不是因为我们有相似的命运同病相怜,不是因为我们是同年进士同学情深,不是因为我们有共同的私利结成朋党,而是因为我们有相同的情怀,有相似的理念: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如果不是这样,我们怎么会志同道合荣辱与共?</h3></br><strong>三</strong> <h3>与其说是开导别人,不说是开导自己;与其说是看图说话,不如说是心灵写照。</h3></br><h3>范仲淹27岁踏入仕途,64岁去世,三十七年间,担任过20个京官,35个地方官。跟滕子京一样,他的一生伴随着拔擢与贬黜。拔擢,是因为才华、政绩和品性,贬黜,或是因为犯颜进谏,或是因为触犯了既得利益者的利益。</h3></br><h3>天圣五年(1027年),丁忧期间的范仲淹,痛感时政弊端,冒哀向仁宗上长达万言的《上执政书》,主张择郡守、举县令、斥游惰、去冗僭、遴选举、敦教育、举将才、保直臣、斥佞臣,又受晏殊之邀,冒哀以“掌府学”的资格入应天书院办学,加上重修捍海堰,三件大事让范仲淹声动朝野。</h3></br><h3>天圣六年(1028年),范仲淹丁忧除服,被擢升为秘阁校理,专司皇家图书典籍的校勘和整理。就在这年冬,仁宗下诏令,要率领朝中百官为皇太后祝寿,并行跪拜之礼。满朝文武噤声。刚被提拔而且位卑言轻的范仲淹认为此举有失圣体国威,“于礼不顺”。天圣七年(1029年),范仲淹又上《乞太后还政奏》,要刘太后还政于仁宗。前事未究,也就罢了,又生此事,岂可饶恕?两次得罪太后,范仲淹被降级为河中府通判,后又调任陈州通判。</h3></br><h3>明道二年(1033年),刚被仁宗提任右司谏的范仲淹进言反对仁宗废郭皇后。不仅得罪了皇帝,还得罪了宰相吕夷简,被贬知睦州,后转任苏州知州。</h3></br><h3>景祐二年(1035年)初,因苏州治水有功,范仲淹调回汴京升任礼部员外郎、天章阁待制、知开封府。不知悔改的他,向仁宗上《百官图》,痛责吕夷简以权谋私,被吕夷简反诬,又遭罢黜,先后放逐知饶州、润州、越州。</h3></br><h3>康定元年(1040年),西夏犯边,经韩琦提请,范仲淹被任命为陕西经略安抚副使、延州知州。其间,范仲淹修固边城,精练士卒,招抚属羌,孤立西夏,以守为攻,边城日固,因此被擢升为参政知事,参与机要决策。</h3></br><h3>庆历三年(1043年),范仲淹上《答手诏条陈十事》,主张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官长、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推恩信、重命令、减徭役。《答手诏条陈十事》与十多年前的《上执政书》一脉相承,思考更周密,对策更有力,是推动仁宗实施庆历新政的蓝本。可惜,轰轰烈烈的庆历新政,因触犯既得集团的核心利益,朝臣反对,仁宗退缩,不到一年,改革告吹。它所播下的智慧种子,成为王安石变法的前奏。但范仲淹先被贬知邠州,又改知邓州。</h3></br><h3>有一种人,说得好听,是意志坚定,说得中性,是禀性难移,说得难听,是固执己见。工作状态的范仲淹就是这种人。好友梅尧臣曾作《灵乌赋》劝他少管闲事,不要惹祸上身。他写《灵乌赋》回应:“宁鸣而死,不默而生。”丁忧期间上书,是严重的逾越礼制之举。他冒哀向仁宗上《上执政书》,说,“不敢以一心之戚,而忘天下之忧”。欧阳修点评他,“每慷慨论天下事,奋不顾身”。</h3></br><h3>作为一个从事过教育工作的人来讲,我常常会格外关注那些重视教育、发展教育的人和事。范仲淹也是符合这个条件的古代官员。他说,“善国者,莫先育材,育材之方,莫先劝学”(《上时相议制举书》)。入仕三十七年,无论是在泰州、睦州、苏州、饶州、润州、延州、邠州、邓州、杭州等地方任职,还是在京师供职,他始终重视兴学办教育。任兴化县令,在南津里沧浪亭旁修学宫。出守睦州,在富春江边修建严子陵祠堂。任陕西担任经略安抚副使兼知延州,战事频繁,依然在州城东南兴建嘉岭书院。庆历改革时,令“诸路州府军监除旧有学外,余并各令学”,还对州县学校的学生名额、管理、校舍、教授及学生入学资格等做了具体规定。知邓州,建花洲书院,并亲自在春风堂讲学。知杭州,已年逾花甲,疾病缠身,仍上书朝廷,要求扩建杭州州学。他在苏州首先创办义庄、义学,接济族人,教化后人。在他的引领下,苏州范氏义庄义学存续近千年。</h3></br><h3>范仲淹用一生的政治足迹书写着自己的家国情怀:“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h3></br><h3>范仲淹去世后,宋仁宗亲书其碑额为“褒贤”,谥号“文正”。文正,司马光的解释是,“道德博闻曰文”“靖恭其位曰正”。这一谥号是古代对一个人文化修养、道德境界的最高认可。自北宋以来,中国历史上只有三十一位谥号为“文正”,范仲淹是其中之一。</h3></br><strong>四</strong> <h3>站在岳阳楼上,穿越历史,烟波浩渺处,我看见有人正在踽踽而行。那时,还没有岳阳楼,只有洞庭湖。他从郢都出发,越汉水,过长江,入洞庭湖,流放沅湘之间长达十六年。某天,一位渔翁看他眼熟,问道,您不是三闾大夫吗?怎么来到了这里?</h3></br><h3>他说:全社会的人都污浊,只有我是干净的;大家都昏沉,只有我是清醒的,所以我被放逐了。</h3></br><h3>渔翁说:一个道德修养达到高境界的人,是不会一成不变地看待事物的,世俗风气变了,看事物的眼光也会跟着转变。全社会的人都污浊,你为什么不随波逐流呢?大家都昏沉,你为什么不有样学样呢?为什么要保持美玉般的品德让自己被流放呢?</h3></br><h3>他说:我听说过,刚洗过头的人一定要掸去帽子上的灰尘,刚洗过身子的人一定要把衣服上的尘土抖落干净,有谁愿意以清白之身而受外界污垢的污染呢?我宁愿跳入江水,葬身鱼腹,也不想让自己的清白品德蒙受世俗的污染!</h3></br><h3>他真的投入汨罗江死了。他被后人誉为伟大的爱国诗人。他创造了一种新的诗歌体裁——楚辞,开辟了一种新的诗歌手法——浪漫主义,他为后人留下《离骚》《天问》《九歌》《九章》《招魂》等壮美的诗篇。后人为了纪念他,把一个祭祀的节日——端午节,一项竞技活动——赛龙舟,一道美食——粽子,都归结到一起,赋予这个节日新的内涵。</h3></br><h3>成为诗人,不是他的愿望,诗只是他表达愿望的载体。被后人传颂、纪念,也不是他的本意。他的愿望和本意是革新政治,举贤授能,修明法度,振兴楚国。他以死明志,并没有唤醒楚王,也没有阻挡住楚国衰亡的命运。</h3></br><h3>他死后一百多年,汉朝太中大夫贾谊,因受汉文帝信任遭朝中重臣嫉妒被贬,从长安去长沙担任长沙王太傅。经过湘水时,写下《吊屈原赋》。司马迁作《史记》,把屈原贾谊归为同类,同列一篇,作《屈原贾生列传》。</h3></br><h3>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要论忠君爱国,忧国忧民,屈原也好,贾谊也好,范仲淹也好,滕子京也好,都不是第一个,更不是最后一个。我试图罗列一些历史上的名人,最终又放弃了。名单再长,也不过是五千年华夏历史中的沧海一粟。即便列出一个长而又长的名字,也是对那些没有列出名字甚至是无名之人的不恭敬和不公正。名人在历史中的推动作用不用质疑,不必置喙。但是,位卑未敢忘忧国,职微未敢忘职守。那些位卑职微的人同样在各自岗位上忠君爱国、恪尽职守,他们和那些青史留名的人一起书写了历史,推动了历史。</h3></br><h3>名利场上,从来不缺小人、奸人、恶人;体制内外,也从来没有少过忠臣、良将、谏士。他们相搏相斗,也相互为镜。在相搏相斗中,既照出小人的小、奸人的奸、恶人的恶,也照出忠臣的忠、良将的良、谏士的勇敢。那些忠臣、良将、谏士,有可能被小人奸人恶人构陷而遭受囹圄、流放、贬黜、杀头,甚至株连九族,但他们不会改变初心、背离情怀,他们的头会更硬、眼会更亮、腰会更直、品性会更光彩。“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那些传诵不衰的诗句文辞,对忠臣、良将、谏士而言,不仅仅是诗句文辞,更是精神追求、价值观念、心灵之魂。</h3></br><strong>五</strong> <h3>历史是不容假设的,历史也不必假设。一切发生的,都有其应该发生的内在逻辑。《记》因楼生,楼因《记》显。滕子京逆境中修建岳阳楼,有了范仲淹高远宏达的人生格局,有了范仲淹与滕子京的深情厚谊,楼,成为江南三大名楼之一,《记》,成为千年传颂的宏文名篇,一切的一切都是恰到好处,恰如其分。它再一次说明:情怀决定格局,格局决定手笔。</h3></br><h3>一篇《岳阳楼记》,区区368个字,画龙点睛,让岳阳楼流光溢彩,熠熠生辉;一篇《岳阳楼记》,区区368个字,高山流水,让那些心怀社稷、心怀黎民的人,在历史的时空里找到了知音同道;一篇《岳阳楼记》,区区368个字,立德之言,让层出不穷的后来人多了一则心灵指引。</h3></br><h3>一湖天下水,汇聚千古江河,沉淀下古往今来的厚重人文;一座天下楼,浓缩士子情怀,散发出心怀天下的赤诚芬芳。</h3></br><h3>原载于《今古传奇》 2025年2月中旬刊</h3></br> <a href="https://mp.weixin.qq.com/s/d61hIAIn7U1q7nMIZKEwbA" >查看原文</a> 原文转载自微信公众号,著作权归作者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