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过法国梧桐的树荫

薛仲舒

1997年香港回归那天，五岁的儿子在幼儿园摔碎了人生第一块电子表。他攥着四分五裂的液晶屏，蹲在滑梯底下研究齿轮结构时，我正作为优秀教师代表在礼堂讲演《论少先队干部的模范作用》。这个割裂的午后，似乎早早预示了我们父子迥异的成长轨迹。

新世纪钟声敲响时，青岛八大关的海雾里浮动着BP机的嗡鸣。儿子背着书包穿过法国梧桐的荫蔽，左胸的红领巾永远系得松松垮垮——他母亲总说这是随了我年轻时的散漫，却选择性遗忘我当年三道杠的绶带始终熨得笔挺。这个生于国企改制潮、长在互联网萌芽期的男孩，血液里流淌着与我截然不同的时代基因。

"爸，你们那会儿当红小兵要学打算盘吗？"某天晚饭时他突然发问，筷子在鱼汤里划出涟漪。我望着墙上的老照片，1982年身着白衬衫蓝裤子的少年正昂首带队游行，背景是供销社斑驳的砖墙。"要背语录，学军事手语，还要……"

"怪不得。"他扒完最后一口米饭，从兜里掏出张皱巴巴的纸，"我们现在用这个。"

那是张标满奇怪符号的小区平面图。三号楼画着汉堡标志，五号楼标注"暗号：敲三下门铃"，车棚位置用红笔圈出"通讯基站"。原来上周对面楼王科长家双胞胎饿得偷吃月季花，被他撞见后，这个四年级男孩突然意识到：院里三十七户双职工家庭，就是三十七个潜在的午餐市场。

周六清晨的油条香里，我目睹了第一单交易。五个孩子推着辆改造过的旧童车，车斗里垫着他母亲淘汰的羊绒围巾。"特快专列，三号楼两份豆浆套餐！"领头的李飞攥着BP机模样的纸壳，那上面用修正液画着信号格。儿子站在传达室雨棚下统筹，腰间别着三个不同颜色的塑料袋——那是他的分拣系统。

"82年的红小兵可想不到用修正液画公司印章。"妻子翻着他们自制的票据本笑出声。那些裁得歪歪扭扭的纸片上，除了金额和时间，竟然还有手绘的满意度评分栏。最绝的是"闪电侠快递"的Logo，分明是他把红领巾浸在钢笔墨水里拓出的形状。

暴风雨来的那个黄昏，我在楼道撞见他们最狼狈也最璀璨的时刻。五个落汤鸡似的孩子用校服兜着餐盒，像护送火种的原始部落。儿子跪在水渍斑斑的大理石地上，正对泡烂的订单本施行抢救，刘海滴下的水珠在纸面晕开墨色的花。

"客户说十二点前必须送到。"他抹了把脸，掏出防水袋里的彩笔，"重新画配送图，李飞走防空洞抄近路，张明明去借传达室的雨衣……"忽然抬头冲我眨眼："爸，你们急行军时有应急预案吗？"

我望着这群小泥猴在滂沱大雨中重构商业版图，忽然看清了时代的断层线。我们那代人的集体主义是整齐划一的方阵，他们的协作精神却生长在混沌的市场缝隙里；我们别着三道杠管理纪律，他们攥着修正液经营需求；我们在操场演练防空警报，他们在车棚破译门禁密码。

千禧年的圣诞节，儿子用赚来的"活动经费"给全员换了带闪灯的旱冰鞋。暮色中的五四广场上，五个风驰电掣的身影拖着荧蓝轨迹，宛如流星掠过世纪之交的海平面。他母亲忽然指着远处："看，像不像你当年带红小兵夜巡？"

我笑着摇头。那个挂着对讲机、正用冰鞋刹车片在花岗岩上擦出火星的男孩，胸前依然系着松松垮垮的红领巾。但当他展开最新绘制的八大关外卖地图，当他在电话里和老牌快餐店谈判折扣，当他给哭鼻子的新员工颁发"最佳进步奖"（其实是麦当劳儿童餐玩具）——红领巾背面那些歪扭的算式与图标，分明在编织着属于新纪元的童年叙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