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uxinyao的美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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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离的力量

——读《帆与锚——澳洲简史》

阿波罗湾街头的一战纪念碑

　　直到读到这本书的最后，才理解为什么译者在书名的前面加了一个标题：帆与锚。这部“简史”的第二十章即名为“帆与锚”：“是什么让澳大利亚的历史如此独特？在过去的两个世纪里，距离和气候这两个因素或两种影响，强有力地塑造了这个国度，甚至塑造了更早时候的土著居民历史和短暂的欧洲殖民历史。这两种因素有时候像高高扬起的船帆，有时候则像牢牢定住的船锚，它们既推动了变革，也会为改变制造阻力。”关注距离和气候对历史进程的作用，并从这个角度叙述历史，从历史观而言，似乎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自然决定论，似乎与我们所熟知的历史观和分析方法大相径庭，但这本书读起来并不使人失望，更不会如通常的历史著作般枯燥。作者杰弗里·布莱内被豆包称为澳大利亚国宝级历史学家。他出生于1930年，是墨尔本大学教授。被誉为“勇敢的公共知识人，不可多得的优雅作家和讲故事的大师。”这部简史也“简”得名符其实：全书仅用二十六万五千字，涵盖了自英国人在澳洲大陆登陆以来二百多年的历史，并上溯了原居民的由来和变迁。

关注澳洲历史源起于前不久在澳洲的见闻。我们是从墨尔本机场入境的，阿波罗湾是我们停留的第二地方，是一个极小的小镇。扺达阿波罗湾的当天傍晚，在小镇街道尽头的道路交叉处，看到一座纪念碑，石栏围起的座基上，耸立着一座着制服的持枪士兵雕像，两边的棋杆上悬挂着澳洲的国旗和维州的州旗。纪念碑的规模很小，座基的尺寸大约一两个平方米，总高度约五六米。交叉路口的车辆来来去去，暮色中的纪念碑显得有些落寞。走到跟前看了一眼，是纪念一战的，碑文中记载有当地在一战中阵亡者的姓名。当时对这座纪念碑并未在意，他恰好在路边，我恰好遇见。但后来在半个多月的驾车旅行途中，在途经的十几个小城镇里，几乎都会见到一座这样的纪念碑。有时是在城镇的中心，有时是在进入或离开小镇的路口，规模都不大，但都维护保养得不错，有些纪念碑前还放着鲜花。阵亡者的姓名都清晰可见。这些旅途见闻，使我感觉到这些城镇、这个国家对一战的深刻记忆。特别是在堪培拉和悉尼，有两座与一战有关的知名建筑。堪培拉的战争纪念馆是当地的一座地标，也是当地知名旅游景点，始建于一九二九年四月。悉尼的海德公园内，有一座建成于1934年的澳新军团纪念堂（(ANZAC Memorial)，也是为纪念一战而建。在参观这些地方时，不免会关心，澳洲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经历了什么？这段历史对这个国家意味着什么呢？

以一战为切入点，开始关注澳洲的历史。因为此前从未涉足这个领域，故请AI推荐几本关于澳洲历史的读物，于是《帆与锚，澳大利亚简史》（《A SHORTER HISTORY

OF AUSTRALIA》）被下载到了我的kindle上。我所下载的是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年5月的版本，译者署名鲁伊，这位译者的资料在网上没有看到，书中也没有介绍译者，更没有译者对本书或译作过程的只言片语。（这是现在出版的很多译作的缺憾之处。以前看国外名著，特别是商务版的，一篇译者序，读起来酣畅淋漓）。

电子书的不便之处，就是不能像纸质书一样，可以前前后后的随意翻阅，可以先看看前言后语，然后再选择性的阅读。这又強迫读者按步就班循序渐进，难以偷工减料。其实，阅读课外闲书时，一目十行的“偷工减料”何尝不是一种读书的乐趣：眼波从书的顶端往下流淌，手指同时翻动着页面，直到一个关注的敏感词或者一段有趣的文字进入眼帘，手指会自动停下来。然后又一遍的一目十行，如此偷工减料，岂不乐乎！

历史书的目录写成了散文

一，发现澳洲

澳洲大陆当然是从来就有的，在其成为一个国家之前的数万年前，这块大陆即已形成。十六世纪初期开始，葡萄牙、西班牙和荷兰的水手先后看到了这片大陆。“英国航海家詹姆斯·库克船长或许是沿着整个东海岸航行的第一人。他于1768年从英格兰启航，所奉的命令从其宗旨上看，基本上相当于两个世纪之后的载人登月。他的任务，是在1769年6月3日星期六的那个早上登上热带岛屿塔希提，使用当时最精确的测绘仪器观测金星凌日。”

在大洋洲旅行，库克船长的名字可说是如雷贯耳，“从塔希提那里，他驶向了已经被荷兰人发现但却并未登陆其上的新西兰，探索了新西兰的全部海岸，然后才在1770年4月发现了邻近的澳大利亚海岸”。但这还不是澳洲近代史（这个名词是我借用的）的开端。库克也只是最早登上这块大陆的欧洲人，而不是很多人误以为的这个国家的开创者。“只是在北美殖民地发起反抗并建立了美利坚合众国之后，（悉尼附近的）植物学湾才成为大不列颠的应许之地。英国之前曾经输送了许多犯人到北美的种植园和城镇中服刑。如今，他们在美国已经不受欢迎了，那还能去哪儿呢？”澳洲就成了备选之地。“载着士兵、流放犯和供应物资的第一舰队，于1787年5月13日驶离英格兰。这支由11艘船七拼八凑而成的船队……最终载着1000多名男女老少和500头牲畜及家禽从开普敦启航时，它让其指挥官阿瑟·菲利普船长联想起了诺亚方舟……，1788年1月26日，他在悉尼湾升起了英国国旗。”这时，大约是我国清朝乾隆五十多年。多年以后，这一天被定为澳洲的国庆日。

悉尼海德公园里库克船长雕像

二，牧羊人重朔澳洲

任何历史首先都是人的历史。在这本书中，英国人抵达澳洲之后，首先登场的是牧羊人，被作者称为“草原上的阿拉伯人”。

“在世界历史上，很难找到另外一个被某种新动物的到来改变得如此迅速的大陆。 1788年，装载于第一舰队船只之中的绵羊，来到了澳大利亚。”“18世纪90年代时，引进了一些西班牙美利奴绵羊”，后来，“越来越多的殖民者开始在新南威尔士和塔斯马尼亚牧养羊群。到19世纪20年代，羊毛出口已经十分重要。到19世纪30年代，绵羊数量激增，几乎每年都有相当于爱尔兰国土面积的草场被羊群所占据，牧羊人不断涌进这片新的疆土”，“几乎澳大利亚的一切，似乎都为羊的到来做好了准备。”随着英国工业革命的发展，纺织工业的进步，以及人口增长带来的市场需求，澳洲羊毛的出口激增。伴随着漫山遍野羊群的，是成千上万的牧羊人。他们乘船而来，即有流放者，也有移民而来的自由民。到1840年时，畜群一直从南昆士兰的草丘陵地延伸到阿德莱德北部的干旱地区，进而扩展到塔斯马尼亚的寒温带牧场。新南威尔士总督乔治·吉普斯爵士知道，因为人们过于分散，他的领地几乎处于无法管控的状态，但却找不到任何可以阻止这种大规模人员流动的办法。他在写给伦敦当局的一封信中说道：“想要把沙漠里的阿拉伯人圈在一个圈子里，循着他们在沙子上留下的足迹加以跟踪，就像想要把新南威尔士的牧羊人或羊毛商人圈在一个指定的范围里一样，注定徒劳无功。而且，正如被圈禁起来的阿拉伯人肯定会饿死，新南威尔士的羊群也将面对如此命运，而整个国家的繁荣都将随之告终。”作为一种临时举措，吉普斯宣布这些新的牧羊人或“擅占者”的行为合法，并授予了允许他们在其“擅占”的大片土地上经营的租约。从1835年到1975年的这一百四十年里，除了屈指可数的几年，羊毛都是澳大利亚最主要的出口物资。牧羊人造就了澳洲的第一波经济繁荣。

在牧羊人和羊群不断向内陆移动的过程中，土著居民成了沉默的牺牲品。当绵羊被一路驱赶进入新的地区，与土著居民的新冲突便会爆发。即便带着善意，冲突也难以避免。“白人蓄意侵占了黑皮肤土著居民的土地和水泉，无意中放任他们的牛羊践踏圣地。有些人强抢土著女性，强奸她们，或是以其他方式虐待她们。少数成群结队、骑在马背上的白人，手持崭新的双管猎枪，追赶着土著居民，将他们逼到走投无路时再开枪射击。”羊吃人的历史在澳洲再次发生。作者记载了英国殖民者和澳洲原居民之间的冲突。一方面，前者所带来的先进技术和生产方式，促成了这片土地的繁荣，重塑了澳洲的形象。另一方面，这种繁荣破坏、摧毁了土著传统的生活方式和文化。“假如出于巧合，19世纪40年代的澳大利亚白人被强迫着完全接纳土著居民的文化，他们最终也会奋起反抗或只是照抄个皮毛而已。同样地，土著居民也几乎没有可能迅速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在对待家庭、亲属、魔鬼、神灵、土地、私有财产和个人装饰品的态度上存在着如此巨大的差异，土著居民看不到英国人的生活方式有何优点可言。”两种文化的冲突难以调和，甚至至今尚无两全之策。

这座灯塔曾经是自由移民的希望

三，自由移民引领制度变迁

自从一七八八年第一舰队到达澳洲之后，总计有16.3万名来自英国的流放犯的来到这里。这些流放犯为羊群经济提供了充足而廉价的劳动力。

与之相对应，在1831年以前，总计只有约7000名自由移民从不列颠群岛来到澳大利亚。“然而现在，载着自由移民的船只已经从数目上超过了流放船。澳大利亚的白人人口增长迅速，在19世纪30年代几乎增加了两倍，而在19世纪40年代又增加了一倍。到1850年时，白人数量已经超过40万，近半数生活在现今的新南威尔士界内，而另外一半则几乎平均分成三股，分别居住在维多利亚、塔斯马尼亚和南澳大利亚。”

“大多数背井离乡的自由移民，最开始是被美国所诱惑。横跨大西洋的船票很便宜，航程仅需不到四分之一的时间，天气也更接近英国本地气候。但一个简单的诱饵就令他们转念投奔澳大利亚。面对大西洋对面的竞争，澳大利亚殖民地为大多数移民支付了船票，并在整个航行期间为他们提供餐食。

“北美移民大多数是自己做出移民选择的，而澳大利亚的移民，一定程度上却是被挑选出来、服务于他们所移居国家之需要的。因此，年轻人比老年人更受欢迎，身体健壮的胜过健康状况不佳，有技术的熟练工人胜过普通劳动力，英国人胜过外国人。此外，为了弥补女性人数的不足，女性经常要比男性更受欢迎。

随着自由移民的大量进入，社会制度的变迁也悄然而至。“随着自由移民大量涌入，一个自由社会的各项权利和自由也被授予新的殖民者们。早在1823年，民事诉讼中便已引入了陪审团审判制，到19世纪30年代中期，新闻媒体已经相对自由，报社老板享有邮递特权，可以无须支付邮资便将报纸寄送给远郊的订户。

一种自治政府的雏形开始缓慢浮现，一点点地蚕食着殖民地总督和远在伦敦的英国政府的权力。到19世纪40年代早期，几个主要的大城市都有了自己的市议会。在加拿大于1848年成为第一个在绝大部分事务上实现自治的英国殖民地之后，“几个主要的澳大利亚殖民地也被邀请采取同样的道路，通过向伦敦提交待批准的宪法草案的方式，决定每个殖民地的管辖方式。人们常说——说的时候偶尔会带着不加掩饰的遗憾——澳大利亚人无须在自己的土地上进行革命，便在很大程度上赢得了独立。”

“自由移民如洪水般涌入，威胁到了旧的流放体系。两者已经无法继续并存。流放制度的污点，加上大多数暴力犯罪皆出自逃脱的流放犯或前流放犯之手这一众人皆知的事实，令许多塔斯马尼亚的自由移民深信，流放制度是一个诅咒。在新南威尔士，绵羊业如今已经富得足以为殖民地提供收入和经济推动力，而以前，这两者只能靠每年运来的数千名流放犯和英国政府汇来的用以为他们提供支持的拨款。许多擅占者仍希望雇用这些流放犯作为廉价劳动力，但他们不太确信，一个社会可以在容纳一个大型露天监狱运行于其中并从经济上获益的同时，仍作为一个自由社会而存在。”在不同的城市（州），流放制度终结的步伐并不同步：决心终止流放体系的英国改革者，在新南威尔士赢得了第一场胜利。最后一艘流放船——或者说是当时人们所期望的最后一艘——于1840年11月在悉尼港湾抛锚靠岸。

在新南威尔士，随着流放犯接二连三地服满刑期，他们的人数迅速下降。1845年，仍有16800名流放犯的存量，但到了一年后，这个数字就下降到了11200名。

淘金潮最终促使了将英国流放犯遣送至塔斯马尼亚这一实践的寿终正寝。1853年5月，当“圣文森特号”船抵达霍巴特时，塔斯马尼亚接收了最后一批来自英国的流放犯。

西澳大利亚是最后一个从不列颠群岛直接接收流放犯的殖民地。无力吸引自由移民的这个殖民地，在绝望之下于1850年成为一个流放点，希望可以在获得廉价劳动力的同时得到来自英国政府的补贴。1868年1月，最后一批英国流放犯登陆西澳大利亚。

作者引用了一部小说中关于流放犯的描写，他们“穿着黄法兰绒的紧身服，头戴皮制小帽，在街道上的不同地点工作。其中一些人身上还带有镣铐，而另外一些人则拉着车”，并在书中专设一章，记载了流放制度的终结，这一章的标题就是“渐渐消失的黄法兰绒”！这部《澳洲简史》共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的标题是“黑色澳大利亚的兴起与衰落”，第五章“渐渐消失的黄法兰绒”是第一部分的结尾。

昔日天险，今朝胜地

四，淘金时代

本书的第二部分“我热爱的土地”，记载了自十九世纪五十年代至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澳洲所发生的深刻变化，特别是金矿的发现和开发所带来社会财富的巨大增长和经济繁荣。

我们这次去澳洲旅行，在规划墨尔本周边的行程时，去墨尔本西北部约一百多公里的巴拉腊特市，游览疏芬山（Sovereign Hill）黄金小镇，曾被列入计划。当时只知道在淘金时期这里曾经发生过一起有众多华工参与的暴动，并留下了许多遗迹。后来因为与我们主要的行程路线相左，而未能成行。其实，主要是当时对淘金潮在澳洲历史上的重要影响不甚了了，故放弃了这个地方。如果有机会再去澳洲，当亲临现场，感受那一段风云际会的时光。

淘金的故事缘起一段冒险的旅程。小镇青年爱德华·哈格雷夫，一个骑在一匹驽马上的懒洋洋的年轻人，成了1851年的澳大利亚英雄。在加入1849年的淘金潮、涌向加利福尼亚的金矿之前，他曾在悉尼附近的戈斯福德工作，过着一种为生计四处奔走的生活。后来，哈格雷夫带着不多的几盎司砂金回到了悉尼，一道带回的，还有一种可能在澳大利亚内陆的某个地方找到利润可观的金矿的预感。1851年初，在蓝山山脉的西侧，他鼓动了3个村里的小伙子出发寻找砂金露头。最终，在陡峭的山岗脚下，他们在一条小溪里发现了所寻找之物。由此，开启了澳洲的淘金潮。小镇青年，平民英雄，青史留名。

1851年的冬天和春天，在离墨尔本骑马不过几天路程的地方，相继发现了一系列富金矿。“在接下来的十年中，维多利亚出产了远超所罗门王平生所见的黄金。”

汹涌而起的淘金潮对社会生活的影响广泛而深刻。

首先是人员的流动，从牧场和其他各行各业流向了金矿。大多数金矿距离最近的港口都超过了120公里。没有足够多的小旅馆或帐篷为那些蜂拥而来的人提供容身之地，而大多数淘金者也负担不起。早上天光一亮，一个骑着马匆匆向内地进发的人，可能会从数十座临时搭起的小帐篷旁边经过，那里“火烧得旺旺的，肉排和肋骨在锅里吱吱作响，茶缸子叮当乱撞，烧开的茶壶呼啸有声”。很快，成千上万辆马车和牛车就颠簸着行进在通往一座座淘金镇的崎岖路面上。搞运输的和开店铺的人——那些并非淘金者的物资供应商——赚到了第一笔小钱。

随之是资源的重新分配。“淘金潮是资源分配上的一次大洗牌。澳大利亚最早的大块资源——草原——经政府许可被暂时分配给了大约不到1000个擅占者。这之后，立法者的任务成了如何切割这些属地并将其大部分转到小农户手上。与之相对应，1851年，那些可能藏有黄金的土地被切割成了小块。因此，每个来到金矿的人都有机会找到金子，不那么容易在诱惑之下聚众闹事或出手盗窃。一个淘金人通常会被允许用界桩标出一块地方，其表面积不大于今天澳大利亚住家中一间卧室的平均大小。这意味着，黄金被平均分配到了上万双手中，而不会仅有一人独享财富。尽管第一波羊毛热潮更利于财富在少数人手中聚集，第一波淘金潮却将金砂分发给了一大群人。事实上，淘金潮的民主程度是令人吃惊的。”“所有愿意扛起镐头铁锹大干一场的人，只要支付一大笔月费，就会被赋予在一小块期许之地上淘金的权利。如果他们无力负担这笔月费，就得打道回府。”

淘金潮还引来了全球性的物资流动。对于淘金者所需要的食物和其他商品，维多利亚所能生产的，不过是九牛一毛。面粉可能会从智利远道运来。喂马的干草，是用船从南澳大利亚拉来的，建造栅栏的板条和木桩来自塔斯马尼亚，啤酒、白兰地、靴子、毡帽和糖果，则来自英格兰。铁艺装饰建筑——住宅、教堂、学校甚至是剧院——以预制件的形式从英国运来，在墨尔本完成组装。在那里，毒日头打在铁金属上，直接把房间变成蒸汽浴房。从波士顿驶来了整艘满载冰块的帆船，其中许多都在驶过热带地区时融化了。这些冰块被快马加鞭地从墨尔本运往当地酒店和内陆地区的餐厅，作为奢侈品奉上。淘金潮还吸引了众多的华人移民。“另外一些塞满了华人的船只，也随之而来。1855年，30多艘这种船抵达墨尔本，上面的广东乘客一下船便步行前往金矿。在吉尔福德狭长的玄武岩高原脚下，一座或许是当时规模最大的中国城建立起来，大约6000名移民——几乎所有人都是华人，几乎全部为男性——可以花钱买到一系列服务：中式店铺、鞋匠、剃头匠、草药郎中、饭馆、戏院、寺庙乃至算命先生。”“1858年，他们的人数超过了4万，几近维多利亚人口的十分之一，这时候，公众开始普遍担心，汹涌而进的人潮或许永远都不会停止。”这里所谓的“公众”，当然只会是来自英国的白人。

澳洲的黄金潮似乎并非华工华人的福音。“维多利亚开始向进入的华人征收税金，后者随即开了个后门，他们从当时还没有开征落地税的南澳大利亚登陆，错错落落形成一列长队，从陆路穿越平原。淘金潮的先头部队，一路沿逆时针方向绕着澳洲大陆的边缘挺进”，“一个接一个的，其他殖民地也开始向华人征税，西澳大利亚甚至于1886年事实上禁止了华人在新的金矿上工作。”这成为后来臭名昭著的“白澳法案”的先声。

黄金启动了一场经济和社会革命。1850年还只有40.5万的人口，到1858年便超过了100万。以淘金为目的涌入澳大利亚的移民，在仅仅两年时间里，人数便超过了此前流放制度下八十年中来澳的流放犯总数。澳大利亚破天荒第一次能够与美国比个高下。在19世纪50年代，来到澳大利亚的移民人数，相当于1800年到1830年这三十年里前往美国之人数的两倍。 金光闪闪的维多利亚，是这些移民的主要目的地，它的人口在十年中从7.6万跃升至惊人的54万，从而使其成为1860年最大的殖民地。有那么一两年的时间，维多利亚容纳了澳大利亚半数以上的人口。哥特式尖塔和教堂尖顶高耸于城市的天际线上：庄严气派的银行办公大楼、新成立的大学医学院、宏伟的公共图书馆……，来自水库的淡水沿着水道滚滚流入城市，繁忙的街道被煤气灯照得锃明瓦亮。几乎每一个晚上，提供现场演出的剧院都敞开着大门，歌剧也开始整季演出。富有煽动力的传道人在教堂里得到听众的热情回应。开始建造铁路和电报。世界上最快的帆船 “将利物浦和墨尔本之间的平均行程缩短了几个星期，第一批由帆提供辅助动力的远洋汽船在英格兰和澳大利亚之间穿梭往来。”

城市居民作出的发明和发现更加重要：“19世纪50年代中期，他们找到了组织大规模自由选举和召集议会的办法。”构成现行联邦政制的各项制度，特别是选举制度，分别在不同的首府城市（州）逐步形成。

“1850年，英国政府初步决定，此后新组成的澳大利亚议会，可以按照各自意愿进行改组。在一个引人注目的决议中，英方宣布，任何拥有一小块地产的澳大利亚男性，或是任何能支付起每年10镑租金的一家之主，都有权投票选举。一年后，当黄金发现于澳大利亚后，物价和租金都开始暴涨，很快，几乎所有居住在城镇中的人，都能付得起每年至少10镑的租金，从而获得了选举权。到1856年时，95%的悉尼男性拥有投票权。”黄金的发现和财富的增长，似乎成为了民主制度的润滑剂？

“在新南威尔士，1858年组成的新议会更进一步，在理论上赋予了每一位男性投票权。”

“如今的澳大利亚，或许是世界上三个历史最悠久、持续时间最长的民主政体之一。早在1860年，它便可以自称为世所罕见的民主堡垒。九成澳大利亚人生活在每一名男性都拥有选举权的殖民地中，下议院里的政客至少每三年便要接受重新选举的考验，而且选举时采取了革命性的秘密投票形式，这种投票方法后来在美国被称为维多利亚式投票法或澳大利亚投票法”。

我没有弄明白，作者所称与澳洲并列的三个历史最悠久的民主政体还包括那两个地方？

在回顾澳洲淘金潮的兴衰历程时，不能遗漏的一件事情，是发生于1854年的尤里卡起义。作者写道：“当一种新的资源——无论是土地还是黄金——突然对外敞开，又或是权利归属的规则骤然发生变化，一个新的国家通常都会面临一场危机”。为了应对淘金者对土地的需求，悉尼的政府规定，只要支付一大笔月费，淘金者就会被赋予在一小块土地上淘金的权利，如果无力负担这笔费用，就得打道回府。几年后，这种方案行不通了。为了开采巴拉腊特那些埋藏较深的金矿，要用八个月的时间才能将矿井打到五十米的深度。其间，淘金者没有任何收入。既然如此，为什么每月还要支付高昂的牌照费呢？1854年，在巴拉腊特金矿，在日益加剧的紧张气氛中，数千名抗议者聚集于一面象征革命的深蓝色与白色相间的“南十字星”旗帜之下，躲在临时的围垒之后，开始囤积火器，制造铁矛。他们宣称自己为叛乱者，对着南十字星旗而不是英国国旗宣誓效忠，并且烧毁了自己的采金执照，也即事实上的身份证。维多利亚政府于12月3日星期日的黎明，动用军队镇压。至少30名采矿人和5名士兵死亡。在其他的资料中，我曾看到有华工参入暴动和死亡的记载。

作者认为，尤里卡事件直接推动了维多利亚的民主议程。尤里卡起义的一个结果，是巴拉腊特的每一个采金人和采金团都分得了一块面积更大的含金地块。采金人越来越多地联合在一起，组成合作社和公司，开凿深矿井，建起巨大的捣矿机，捣碎含有黄金的岩石。这场叛乱为金矿上的资本主义铺平了道路。淘金潮不论是在经济发展，社会进步还是政治制度建设方面都对十九世纪中叶至二十世纪之前的澳洲历史产生了深远影响。

“人们日后会带着惊奇回望这段第一次淘金潮后长达四十年的全面繁荣。他们享受着非常高的生活水平，因为他们正在开发着这块广袤大陆上的矿产、土壤、草原和其他从未被触及的资源。”

“澳大利亚的进步，在1850年到1890年的这四十年里看起来轻而易举，因为艰苦奋斗、自然财富、技术上的奇思妙想和冷静有度的英国资本组合起来，创造了众多奇迹。”

悉尼圣玛丽亚教堂是此行所见最壮丽的教堂

堪培拉国立美术馆内的原居民纪念碑

五，紫色晨曦

——统一的曙光

直到十九世纪晚期澳洲大陆上的各个殖民地还是各自为政的。“6个殖民地在各自独立创造辉煌的成就。在好年景里，他们经营自己的邮局，发行自己的邮票，竖起自己的灯塔，铺设自己的铁路，实行自己的移民项目。直到1895年，每一个殖民地的时间设置都不一样。”但统一的事宜已经为公众所关注。昆士兰诗人布伦顿·斯蒂芬斯在略显夸张矫情但极其动人的诗句中，将一个统一的澳大利亚视作一轮朝日，即将升起在霞光万道的天空中：“她的日子还未到来。这‘还未’还要持续多久？看，那紫罗兰色的晨曦正在绽放！”

新南威尔士总理亨利·帕克斯爵士向来把自己视作澳大利亚政治的大族长，帕克斯邀请各殖民地派出代表团，参加1891年在悉尼举行的大会，为联邦政府起草一部宪法。“澳大利亚联邦”是他提议的名字。经济上的需求是实现政治统一的重要推动力量：“1893年的惨烈萧条和众多银行的倒闭，使得维多利亚人尤其看重组成一个覆盖整个大陆的共同市场的经济优越性。不同于新南威尔士，维多利亚是贸易保护主义者。根据它的设想，一个统一的澳大利亚将被一堵限制外国和英国进口商品的高关税壁垒保护起来，而设在澳大利亚内部各州边界上的税关则会被废除，从而促进本地工厂和作坊的发展”。

关于联邦成立的过程，作者的记载似乎并没有刻意的追求完整和清𥇦的条理，反而似一遍写意的文字。先是一位名叫约翰. 奎克的律师提出了建国方案：“这个“奎克方案”是个极端民主主义的方案：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曾以此种方案为基础而创立。他主张，每一个殖民地的选民都能在一次特殊投票中选出代表，而这些代表将聚在一起，设想出一部联邦宪法。这部宪法将需要被各殖民地的议会通过，然后再以特别公民复决的形式交付全体人民表决。最后，它还要呈送给英国议会以获得通过。”

1897年3月，在阿德莱德的议会大楼，50位当选代表——每个参与其中的殖民地选出10名——夜以继日地对1891年仓促写成的宪法进行辩论和修改。没有新西兰代表出席，甚至连昆士兰人也没有出现。1898年6月，3个强烈拥护联邦制的殖民地——维多利亚、塔斯马尼亚和南澳大利亚——的选民前往投票站，为新宪法投下了决定性的选票。

为了争取新南威尔士的选民，必须有人递出橄榄枝。现在，他们被赋予了为新的联邦首都选址的殊荣，只要那个地方别离悉尼太近就行：从实际结果来看，如今的堪培拉原本就是一个贿赂。需要举行一场新的公民复议以赞同这一提议。1899年，修改后的宪法再次在3个支持成立联邦的殖民地获表决通过。它在新南威尔士也高票通过，但在昆士兰却仅以微弱多数获胜。一年后，主要借助在新的金矿获得的选票，西澳大利亚也同意加入联邦。至此，澳大利亚联邦于1901年的第一天宣告成立。

一家流行杂志和哈夫洛克烟草公司为征集国旗设计的比赛提供了奖金，它吸引了来自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33000个参赛作品。1901年9月，这面旗帜第一次飘扬在墨尔本展览馆的穹顶之上。南十字星和米字旗的三个十字占据了旗帜的主要位置，舆论对这种将澳大利亚符号和英国符号结合起来的做法大加称赞。在大多数澳大利亚人眼中，南十字星在那时要比它现在更重要。

一个联邦制的统一的澳大利亚，已经初现雏形。

澳大利亚议会大厦

众议院会堂

六，战争的遗产

在堪培拉战争纪念馆的展板上，有一段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解说词：

“停战协议的签署带来了胜利，但几乎没有胜利感，因为对于所有可怕的生命损失来说，似乎没有什么可展示的。

“成千上万的澳大利亚人已经死亡，每个人都认识被杀害的人，通常是家庭成员。 许多回来的人身上留下了深深的身心创伤。 这场战争给这个曾经年轻而有活力的国家蒙上了悲哀。

“然而，在悲伤和痛苦中，人们对澳大利亚取得的成就感到自豪，并对其在世界上的地位充满信心。 澳大利亚人曾经是殖民者，现在认为自己是帝国的正式合作伙伴，也是世界事务的当之无愧的参与者。”

这本书的第三部分记载了二十世纪以来的澳洲历史，而这段历史的开篇则是第一次世界大战。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英国的势力接近巅峰状态。澳大利亚人沐浴在温暖的大英阳光下。在许多方面，这两个国家都如同一体。二者间的移民流动、大宗商品往来和理念交换通常都十分顺畅。1914年，大多数澳大利亚的高级政府职位仍由出生在不列颠群岛并在那里接受教育的人所占据。澳大利亚总督和6个州的总督都来自不列颠群岛。”

对澳大利亚在战争爆发于欧洲时几乎不假思索地卷入其中，为什么澳大利亚没有犹豫一下呢？当时的澳大利亚人并不需要踌躇。一旦发生战争则必定与英国站在同一战线，澳大利亚在情感上和文化上都与英国联系在一起。她主要的贸易伙伴是英国。她的海军防务仰仗英国。她甚至在绝大多数外交事务上将政策制定权交给了英国，自身利益和情感都将她紧紧地与英国绑在了一起。

澳大利亚人认为，在他们的历史上，1915年4月25日是最值得自豪的一天。在那个星期日，英国、法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部队却在漆黑的凌晨登陆于拥挤的土耳其海滩之上。

加利波利登陆则被视作登上世界舞台的一次荣耀出场。战场被视同体育场，拥有英雄品质的国家是光荣的胜利者。此外，澳大利亚的士兵还为他们的家乡父老带来了另一种自豪。这个不太情愿接受自己曾作为流放地之历史的国家，将加利波利当成了弥补其出身缺陷、终于壮大成年的一个标志。此次登陆的周年纪念日，澳新军团日（Anzac Day）——ANZAC是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军团的代号——将成为一个比星期日更神圣的日子。我们这次的澳洲旅行于四月二十四日结束，第二天刚下飞机，在机场上就看到了悉尼举行澳新军团日庆典的新闻。

据统计，有超过三十万的澳洲士兵赴海外参战，五万九千多人阵亡。以此为代价，比利·休斯和约瑟夫·库克爵士代表澳大利亚出席了巴黎和会。这是澳大利亚全新地位的一个标志。1919年6月，澳大利亚如同一个独立主权国家一样签署了和平协议。作者认为，“这场战争令澳大利亚成了一个国家，没有任何一个后来签订的涉及与英国正式关系的法令和协议，能在影响力上与之相提并论。”

战后，在澳洲兴建了数千座纪念碑。每个城镇，每个郊区，每个有十字路口的村庄，以及大多数教堂和学校，都在着手为那些“可敬的死者”“光荣的死者”“本教会的好儿子”“本地区的好男人”“我们不幸殒身的英雄”建造一座纪念石碑，或是一份以镶金字母写成的荣誉名册。这就是我们在旅途中所看到的那些纪念碑。“没有任何一个欧洲国家表现出了如此显而易见的对铭记和纪念的渴望。”

与之相对应，二战之后，情况发生了变化，曾经在之前那场战争结束后被骄傲地立于每一个市镇和城区的战争纪念碑，如今少了许多。旧的纪念碑宣称，这些人是为了上帝、英王和这个国家而战，他们没有白白牺牲，他们将“万古长青，而我们留下来的这些人却会慢慢变老”。在1945年，为新的战争纪念碑构思铿锵有力的词句就没那么容易了。大多数市镇都重新利用了一下1914年到1918年的纪念碑，只不过加上了一列新的名字。

本书作者后来在总结澳洲的战争历史时指出，从一战之前的布尔战争开始直到二战为止，澳洲都是在跟随英国作战。二战后又开始跟随着美国进入战场，朝鲜、越南、阿富汗和中东的战争，都有澳洲人参入其中。阅读澳洲历史上的战争篇章，感觉他们也许是在战争中找到了自信：如同在一战之后，赢得了与传统大国同坐一桌的资格；也许因为他们为自己独特的地理位置而担忧，他们因为远离欧美和亚洲大陆，而担心被这个世界遗忘，始终必须跟随一位带头大哥？

战争博物馆的解说词

澳新军团纪念堂

战争博物馆前的士兵

这本简明澳洲史的笔触一直延续到二十一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其内容涉及到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但技术进步和经济发展的内容似乎无处不在。“在一个半世纪的时间里，这个国家一直骑在羊背上前行，但如今，这头羊已经一瘸一拐了。在合成纤维的压力下，羊毛失去了魅力。”2008年，这个国家的绵羊数量达到了九十年来的最低点。这和我们旅途中的见闻是相符。记得2019年11月在新西兰旅行时，漫山遍野的羊群几乎无处不在，而这次在澳洲，这种景象己不复再见了。但新的产业不断涌现，新的矿产不断被开发，养殖业和种植业也在不断的创新，这片土地仍然充满生机，热气腾腾。

薄薄的一本“简史”，断断续续的读了半个多月，其中所得并不亚于在澳洲二十多天的旅行，角度有别而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