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期的遗书

王志勇

　　1969年12月入伍后，没赶上对印反击战及珍宝岛反击战，也与抗美援越、对越自卫反击战擦肩而过，就连抗洪抢险、震后救灾也没参加过，所以我不算是参战老兵。但在非洲丛林、南美雪山、中东、海湾地区，穿过硝烟弥散的战地，亲眼目睹了战争的惨烈，面对残缺不全的战友、同事、同胞的遗体，我欲哭无泪。 尽管是业已久远的往事，而今却仍会不时地出现在梦中,历历在目、令人撕心裂肺……

身为军人，我绝不会畏战；但作为人类，我憎恨杀戮！

我常对女儿说：“农民靠力气吃饭，工人靠技术谋生，知识分子靠知识立足，而军人则是用自己的生命与国家签约。”

或许是职业与性格所致，我与父母、妻儿、兄弟都是离多聚少，不是个孝顺的儿子、合格的丈夫、称职的父亲。穿了四十年军装，在国外二十余年。

直到退休回国后，老伴才告诉我，她在我每次出国前都会做好我回不来的准备。

虽说我喜欢接受挑战，愿意冒险，但骨子里还是挺怕死的，所以每次出国前都会背着老婆给她写封遗书交给某个兄弟保管，并再三嘱托我安全回国后即刻烧掉，一旦我回不来了，再交给我老婆，让她有章可循地按我的遗愿料理后事吧。

　　细想一下，这类“遗嘱”我写过六份，有五份因我平安回来，被兄弟们烧掉了，这份之所以得以保存下来了，是因为我弟弟认为此业已过期的“遗书”似可留下来用以激励我女儿努力学习，故擅自留存下来的。

　　在军营里长大的女儿虽说没有当兵，但早已被“兵文化”浸透。她穿着她妈妈的旧军装去英国留学，回国后唯一能唱完整的歌是《军营男子汉》，就连未满百日的小外孙女也会在摇篮里跟着姥姥《打靶归来》的歌声，手舞足蹈地“啊！啊……”

一直对缺席女儿的成长深感愧疚。第一次离开她出国时，她刚过百日。待回国时，她已经能到军人服务社去给自个买冰棍儿了。

记得她儿时对我这个爸爸很排斥，直言：“我喜欢照片上的爸爸，没有胡子。”还经常质问她妈妈，“你怎么给我找回来这么个爸爸？！”

因为常年在国外工作，在家时间太少，女儿一直对我敬而远之，成年后坦称，直到9岁半才开始逐步接受我这个爸爸。

记得是1992年4月初，我赴以色列联合国驻中东停战监督组织执行任务。一大早，我叫醒仍在沉睡中的女儿说：“我要去机场了……”

女儿突然起身抱紧我的脖子大声哭喊道：“爸爸！能不去吗？！” 听到女儿叫我爸爸，悲喜交加，我轻轻拿开她的手，流着泪说：“不能……”

　　对父母，我亏欠的更多，16岁离家后很少回家。每次探亲回来，他们工作忙，我也热衷与老同学、朋友聚会，几乎很少有机会坐下来和父母谈心，直到父亲最后弥留之际，我拉着父亲的手说：“对不起！爸爸！”父亲挣扎着睁开眼，吃力地说：“不能那么讲。你现在能在医院里照顾我，我很高兴。虽然你一直不在家，可是你从小学会走路、说话、上学、当兵、提干……每个进步都已经让我高兴了。如果现在你要去做更重要的事，不能在这里陪我，我会更高兴。”

正如父亲所说，为了“更重要的事”，我离开了垂危的父亲回到部队，没能陪父亲走完人生的最后一程。父亲走后十九年，母亲也走了，我依旧是为了“更重要的事”，未能在母亲临终时守在她身边。

　　扪心自问，最愧对是老婆。结婚四十多年来，离多聚少，照顾孩子老人都是她一肩挑，家对我来说似是个驿站，常来常往却不久留。迄今，女儿回家给我打过招呼后的第二句话多是：“我妈呢？” 好在她妈也是个当兵的，不太在意我这个有家少归的毛病。只是有次我从科威特回国休假一周时遭遇到前所未有的“礼遇”，令我至今难以释怀。

1997年底，我满心欢喜地回到北京家中。老婆从国防大学下班回来打了声招呼就进厨房做饭，半天没出来，直到女儿放学回家喊爸爸，她才从厨房出来，十分客气地把饭菜端上桌，看着我的脸和我聊天，从大学相识聊起一直谈到女儿出生、上学。我发现她记忆出毛病了，连结婚时间、孩子的生日都记不清。

时隔多年后才知，是因我当时已经瘦得脱形了，以致她怀疑我被调包了，尽管女儿一再坚称是爸爸，可她仍不敢相信坐在她面前的这个人真是我，所以一直在不停地盘问我……

　　1998年底，军事博物馆把我用过的联合国维和部队蓝色贝雷帽、胸章、围巾、车牌……要去了，还提出要这份过期的“遗书”，被我婉拒了。 因为这“遗书”中并未提及任何热爱国家、人民及党之类正能量的豪言壮语，全是在啰嗦自家琐事，政治站位不高，只是写给我老婆一人看的家信而已，没啥教育意义更无任何收藏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