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1999】改革开放之发展方向（1）～（3）

加木

【1991-1999】改革开放之中国经济第九次波动发展方向（1）—姓资姓社大讨论

本篇开始连续3期讲1991-1999经济第九次波动的发展方向，本期介绍第1期，姓资姓社大讨论（共3163字，阅读需18分钟）

01

冷战结束后

适应调整时期

90年代初，苏联、东欧剧变已经尘埃落定，“两极世界”的格局终结，全球进入了向多极化发展过渡时期，国际社会的各种力量处于新的分化、改组中。这一巨大变化意味着：

（1）世界有可能出现一个较长的和平时期；

（2）多极世界格局必将显出中国占世界四分之一人口大国重要地位。

经济出现全球化趋势，在国际资本眼中，中国不仅是重要的资源、技术市场，更是潜力巨大的投资市场与潜在的商品市场。

面对国外巨变，国内非议和压力下，邓小平作出了对外“冷静观察、沉着应对、韬光养晦、有所作为”，对内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经济建设仍为全局重心的战略决断。

02

大争论的预演

1990年2月，北京一家大报刊出《关于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

提出一个重大问题：“是推行资本主义化的改革，还是推行社会主义的改革？”

文章认为资本主义化的改革有两个内容，“一个是取消公有制为主体，实现私有化；一个是取消计划经济，实现市场化”。

这是在90年代最早提出姓“社”姓“资”问题的文章之一。随后多家媒体进行讨论。在改革应当是“计划取向”还是“市场取向”问题上，发生了激烈争论。

主张改革应当“计划取向”的一派，强调社会主义只能在公有制的基础上实行计划经济，市场调节只应在计划范围内起辅助作用。他们看来，1988年价格闯关带来的通货膨胀及混乱，都是由于“市场取向”错误路线导致的。

主张改革应当“市场取向”则强调，东欧剧变的主要原因，都是因为未进行彻底改革，跳不出乱物价、软财政、软信贷的圈子。必须推进商品经济基础上经济体制综合改革，才能走向繁荣。

当时，北京某报发表长文《谁说社会主义“讲不清”》，严厉批判“社会主义不清楚论”，“‘社会主义不清楚论’是一种嘲弄马克思主义，糟蹋共产主义政党，向正在开拓通往社会主义之路和正在建设社会主义的广大群众大泼冷水的理论。”

有人对照邓小平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里的一段讲话：“什么叫社会主义，什么叫马克思主义？我们过去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是完全清醒的。”此文批判所向一目了然。

报刊上的“社会主义热”将“市场化改革”取向的声音淹没了。

在这关键当口，体改委上报了《外国关于计划与市场问题的争论和实践以及对中国的计划与市场关系的评论》。

文章从20世纪初意大利经济学家帕累托“社会主义经济模式”设想写起，到哈耶克、兰格等人关于运用中央计划，模拟市场配置资源争论，这些观点产生于社会主义国家诞生之前，说明用市场计划同社会主义制度没有必然联系。

20世纪30年代，苏联科学院研究编著《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才将国家所有制、计划经济列为社会主义最基本的经济特征。

材料客观叙述了斯大林经济理论形成，及在14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以及南斯拉夫、匈牙利、民主德国等国家的经济体制改革。指出实行计划经济体制绝大部分国家，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发展趋势。

同时，体改委派出了代表团赴苏进行了改革进程和“500天计划”的实地考察，并整理了《比较·选择·前景—苏东国家与我国在处理计划与市场上的不同做法、不同效果》。

说明“我们既不应放弃计划、排斥计划，也不能恐惧市场、排斥市场。从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和十多年改革实践基础出发，只有把计划、市场二者结合得更好，才能把已经初见成效的改革实践继续推向前进。”

03

姓社姓资讨论的背景

姓社姓资的讨论并非偶然，是国际局势发展，叠加国内经济形势变化的必然结果。

当时是社会主义的多事之秋。柏林墙倒塌，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保加利亚等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发生巨变。

1991年，苏联诞生74年后轰然倒塌，引起世界震惊。主要原因有：

一是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面临着严重困难后，执政党内部出现了反对派。

二是执政党在国内外的各种压力下，不断对反对派妥协退让，甚至实行政治多元化、多党制。

三是反对派向执政党夺权，通过不断制造动乱，施加压力，使执政党陷入困境，然后取得政权。

中国向何处去，成为全国人民及党内甚至国际社会议论焦点。面对西方一些国家在经济方面“制裁”，一部分干部群众中对一些重大问题，比如农村联产承包制、创办经济特区、发展民营经济，以及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等问题，产生了分歧。

1991年，乡镇企业总产值突破万亿元大关，就业员工达1.062亿，有些人担忧民营经济迅速增长，会改变社会主义国家的公有经济基础。

如果联系当时国企表现，很难不有这样的担心。当时袜子、手套等日用小商品严重积压，为了让国营企业多一些销售，政府主动安排它们进入集贸市场。东城区有数百家积压商品小企业，只有17家申请，最后6、7家设了摊。

集贸市场上，国营、个体的摊位泾渭分明，前者的守摊人缩着脖子，躲在柜台后面，一副爱买不买的官家作风，个体练摊则又是叫卖，又是拿着样品比划，吸引着顾客。

此时的国营企业改革，改革日渐式微。从1984年起，各项改革措施年年创新，从利改税、承包制、政企分开，到优化组合、股份制、租赁制，药方开了一剂又一剂，却罕有成效。

国营企业在激烈市场环境中力不从心。1990年，乡村集体企业实现利润265.3亿元，首次超过国营企业的246亿元，前者的销售利润率为5.6%，而后者仅为2.6%。

少数企业“死”不了，多数企业“活”不好的成为当时顺口溜。事实上，让那些国营企业死掉，最主要是工人善后问题。很多企业里，全家上下都在一个厂内，厂内学校、医院、生活设施是他们赖以生活的基础。这些企业关闭，必定会引发强烈社会动荡。

1991年，上海牌轿车宣告停产，新中国成立后两大汽车品牌红旗、上海均告消亡。德国大众在华投资逐年增加，旗下桑塔纳轿车年产6万辆，俨然成为第一轿车品牌。

1990年上海大众的税后利润超过了大众全球盈利，其原因之一是，只有在中国桑塔纳才能卖人民币17.8万元，几乎6倍于其世界平均价格。

外资国企能为上海带来大量税收，而国营车厂却需要不断财政输血，做出这样的选择不难理解。国营汽车的放弃，当时看外企获利，为后期民营车企崛起埋下伏笔，但其中的心酸只有经历者才能体会。

国营企业在市场竞争中略显乏力，民营企业一骑绝尘，这自然会引发大家对未来的担忧。

而3年多的宏观调控，虽然让过热经济趋于平稳，各项经济指标大幅降了下来，但人们在改革上变得缩手缩脚，尽管中央提出浦东开放，各级官员仍然摸不透未来的方向。

04

姓“社”姓“资”大争论

1991年春节前夕，邓小平到上海视察。他语重心长地对上海市负责人说：“改革开放还要讲，我们党还要讲几十年…光我一个人说话还不够，我们党要说话，要说几十年。”

上海市市委书记朱镕基传达了邓小平讲话精神后，上海《解放日报》以“皇甫平”为笔名，写了《做改革开放的带头羊》《改革开放要有新思路》《扩大开放的意识要更强些》《改革开放需要大批德才兼备的干部》4篇系列评论文章。

提出改革开放是摆脱困境、求得振兴的唯一出路。号召各级干部振奋精神，敢冒风险，敢为天下先。批评有些同志总是习惯于把计划经济等同于社会主义，把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

并警告说如果仍然困于“姓社还是姓资”争论，那就只能坐失良机。要求支持改革开放，大胆使用干部，勇于改革那些不合时宜的组织、人事制度，大力培养、使用优秀人才。

很快，对皇甫平的批评接踵而至。

这组社论一刊登，便在一派沉闷的舆论界掀起轩然大波，一票媒体开始围而攻之。

《当代思潮》发表《改革开放可以不问“社”姓“资”吗？》，一望便知是与皇甫平针锋相对。文章说：“在自由化思潮严重泛滥的日子里，曾有过一个时髦的口号，叫做不问姓‘社’姓‘资’。”“结果呢？在不问姓‘社’姓‘资’的排斥下，有人确实把改革开放引向了资本主义化的邪路”。

此后，大量批判文章相继出现在报刊上，涉及的报刊之多，语气之严厉，后来被一些书籍称之为“围剿”“帽子满天飞”。

预告：下一篇，1991-1991第九次波动，大政方针（2）—南巡讲话。

发布于 2025-05-07 11:26・

【1991-1999】中国经济第九次波动之大政方针（2）—南巡讲话

本篇接上期中国经济第9次波动，大政方针（1）—姓资姓社大讨论，介绍第二篇南巡讲话（共5147字，阅读需17分钟）

01

南巡讲话

在姓“社”姓“资”问题争论如火如荼之时，感受到中国改革事业可能倒退，已经宣布“百分之百地退下来”的邓小平，再次踏上了视察南方的道路。

1992年1月，邓小平一行乘火车到达深圳，不顾舟车劳顿，他急切地想看看深圳在这8年里“到底有什么变化”。

车水马龙的大街，一座座拔地而起的高楼，看到各样的工厂，邓小平兴致勃勃地说：“8年过去了，这次来看，深圳发展得这么快，我没有想到。”

当谈到经济特区问题时，邓小平说，对办特区，从一开始就有不同意见，担心是不是搞资本主义。深圳的建设成就，明确地回答了那些有这样那样担心的人，特区姓“社”不姓“资”。

从深圳的情况看，公有制是主体，外商投资只占四分之一。就是外资部分，还可以从税收、劳务等方面得到益处嘛。我们有优势，有国营大中型企业，有乡镇企业，更重要的是政权在我们手里。有的人认为，多一分外资，就多一分资本主义。“三资”企业多了，就是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就是发展了资本主义，这些人连基本常识都没有。

为了减少大家对姓资、姓社的争论，邓小平提出“三个有利于”判断标准：“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在深圳最高建筑物国贸大厦第53层旋转餐厅，邓小平说：“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

参观深圳中国民俗文化村，谈起共同富裕，“要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由于辛勤努力成绩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来”“一部分地区有条件先发展起来，一部分地区发展慢点，先发展起来的地区带动后发展的地区，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接见深圳市委班子时说：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深圳的重要经验就是敢闯，没有一点闯的精神，没有一点“冒”的精神，没有一股气呀、劲呀，就走不出一条好路，走不出一条新路，就干不出新的事业。

谈到对改革开放的不同意见，邓小平认为这是正常的，“我们推行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不搞强迫，不搞运动，愿意干就干，干多少是多少，这样慢慢就跟上来了。不搞争论，是我的一个发明。不争论，是为了争取时间干。一争论就复杂了，把时间都争掉了，什么也干不成。不争论，大胆地试，大胆地闯。”

1月23日，启程前往珠海。邓小平说：现在，有右的东西影响我们，也有“左”的东西影响我们，但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有些理论家、政治家，拿大帽子吓唬人，不是右，而是“左”。“左”带有革命的色彩，好像越“左”越革命。“左”的东西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可怕呀！一个好好的东西，一下子被他搞掉了。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右的东西有，动乱就是右的！“左”的东西也有，把改革开放说成是发展资本主义，认为和平演变的主要危险来自经济领域，这些就是“左”。

1月30日，邓小平启程去上海，看到从国外引进的先进设备已经投入运行，风趣地对上海的官员们说：这些设备原来姓“资”，现在到了这里就姓“社”，为社会主义服务。

参观完上海闵行经济技术开发区，邓小平说：到本世纪末，浦东和深圳等地都要回答一个问题，姓“社”，不姓“资”。现在工业、城市、科技等方面的改革如何体现社会主义优越性，要用实践来回答。

邓小平在听了上海方面的汇报后，接上前两年视察上海时的思路，说：浦东开发晚了，这是我的失误。当时建设四个经济特区主要是从地理上、外资情况上考虑，没有考虑到人的因素。上海人聪明，你们失去了一次机会。

他告诫上海的领导人：这是你们上海最后一次机遇，这个机遇你们不要放过。现在浦东的开发是只能进，不能退，而且你们也没有退路。浦东开发是晚了，这是件坏事，但是也是好事。你们可以借鉴广东的经验，可以搞得好一点，搞得现代化一点，起点高一点，后来居上。

2月20日，邓小平离沪返京，结束了这次历时35天，行程6000多公里，备受国内外关注的“南巡”。

02

引领大潮

邓小平视察南方重要讲话精神，像春风吹过了祖国的大地，万物焕发出勃勃生机。

4月25日，国务院副总理田纪云在中共中央党校作了长篇讲话。讲话围绕农村的改革，对“左”的倾向进行了严厉的批判。他说：

“根本的问题是要把经济搞上去。苏联的垮台，绝不能把它仅仅视为一两个人的错误造成的，这方面的原因当然是重要的，但是最根本的原因是它那个模式的社会主义没有能创造出比资本主义更高的生产力发展水平，没有给人民带来幸福，失去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

他认为改革开放的阻力主要就是来自这种“左”的积习，并列举了“左”的种种表现：

“你要多宣传一点改革开放，他就会说，这会破坏来之不易的大好形势，丧失治理整顿的成果，他就没有想一想大好形势是怎么来的，大好形势是改革开放带来的；你说要多利用点外资，他就会说，多一个外资企业，就多一分资本主义，就会威胁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性质；你要划出一块地方给外商承包开发，他就会说，这是出卖国家主权，丧权辱国；你要多发展一些乡镇企业，他就说，乡镇企业是不正之风的风源，会腐蚀我们的干部，把乡镇企业视为对社会主义的威胁；你要多发展一些私营企业、个体户，他就会说，这会改变社会主义性质；你讲要搞厂长负责制，他就说，这是削弱党的领导；你讲家庭联产承包制不能动摇，他就说，这是走单干的道路，不利于集体经济的发展和共同富裕，如此等等。有人作了这样的高度概括：‘三资’企业是和平演变的温床，乡镇企业是不正之风的风源，农村家庭联产承包制是集体经济瓦解的根源。他们把改革开放以来最基本、最实质的东西几乎全都否定了。”

他说：“有些人，一面吃着改革开放的饭，享受改革开放的成果，一面大骂改革开放，对改革开放就是看不惯，就是不顺眼。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筷子骂娘，还是留恋50年代、60年代的那种短缺经济。也有人至今还留恋以阶级斗争为纲那一套。”“总之，‘左’的积习对改革开放的阻力不能低估。”

“由于它带有革命的色彩，是革命的言辞，欺骗性大，危害性大，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是如此，现实生活中也是如此。所以，我认为，在领导层摆脱‘左’的思想束缚，是一个重大的课题。如果不敢触动它，改革开放就无非是空谈一阵子。不彻底解决这个问题，改革开放能否持久，要画一个问号。”

“邓小平南巡”是一个重大事件，被认为是一个历史性的转折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发展已经向经济成长转移，但仍然有不少人以意识形态的标尺去丈量和批评。每当宏观经济出现波动的时候，便有批评和指责思潮出现。邓小平南巡讲话，是对僵硬思潮的致命一击。从此之后，姓“资”姓“社”之类的讨论日渐平息。

邓小平的讲话内容，也成了后面中国发展定盘星。

学习、宣传邓小平南方谈话的热潮，被概括为“思想解放的再讨论，基本路线的再教育，改革开放的再动员，加快发展的再推进”。

思想更解放一点，改革开放的胆子更大一点，建设的步子更快一点，千万不可丧失时机，鼓励中国人不断推动改革向前。

1992年10月，党的十四大顺应世界大势和时代潮流，做出了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的经济体制改革战略部署。

现在回过头来看，关于经济体制的目标模式，经历了5次转变：1949-1977年“计划经济”；1979-1983年“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1984-1987年“有计划的商品经济”；1987-1992年“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1992年以后，正式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从根本上突破了传统观念的禁锢和束缚，解决了争论已久的姓“资”姓“社”问题，进一步解放了思想、更新了观念，为民营经济发展创造了更加宽松外部环境，极大地调动了民营经济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03

“改革开放年”

1992年《政府工作报告》“我国目前的经济状况表明，治理整顿的主要任务基本完成，作为经济发展的一个特定阶段可以如期结束。”

三年的治理整顿，扭转了原来一度出现的“四过一乱”现象，初步理顺了改革、稳定、发展三者之间的关系，创造了一个相对宽松的经济环境。

在全国学习贯彻邓小平南方谈话的热潮中，一系列新的改革开放政策、措施相继出台：

国务院批准海南洋浦为国家级经济开发区，同时第三产业发展、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指令性计划指标将减少、全民所有制商业企业转换经营机制、降低关税、开放城市等一系列改革动作不断推进。

1992年成为名副其实的“改革开放年”。

之后的中国经济进入一个加速发展的阶段，各项投资明显加大。邓小平南巡春风，不但在思想上造成了空前震动，同样在经济上形成了强烈的号召力。很显然，一个超速发展的机遇已经出现了。

华西村每天准时收看新闻联播的吴仁宝，成为首批嗅到发展方向变化的人，下令动员一切资金，囤积原材料，后来他们购进的铝锭每吨6000多元，三个月后就涨到了每吨1.8万多元，完成了村里迈向新发展路线的第一次原始积累。

北京的新增公司以每个月2000家的速度递增，比过去增长了2~3倍。在中关村，1991年的科技企业数目是2600家，到1992年底冲到了5180家。

3月9日，珠海市宣布重奖科技人员。珠海生化制药厂厂长、高级工程师迟斌元从市长梁广大手中接过价值29万元的奥迪轿车钥匙、三房一厅的产权证书和26.7184万元的奖金，上百家海内外媒体拍下了他热泪盈眶的情景。很快各地人才奖励政策不断出台。

04

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体制加快建立

1993年11月14日召开了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成为中国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行动纲领。

党的十四大和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解决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确定什么样的目标模式以及如何建设这样的目标模式问题，对加快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首先，党的十四大确定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目标模式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传统的观念认为，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特有的东西，计划经济才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特征。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随着改革的深入，中国逐步摆脱这种观念，形成新的认识。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

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使人们在计划与市场关系问题上认识有了重大突破。

其次，《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设计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把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同市场经济有机结合起来，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要求：

一是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方针，进一步转换国有企业经营机制，建立适应市场经济要求，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

二是建立全国统一开放市场体系，实现城乡市场紧密结合，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相互衔接，促进资源优化配置；

三是转变政府管理经济的职能，建立以间接手段为主的完善的宏观调控体系，保证国民经济的健康运行；

四是建立以按劳分配为主体，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收入分配制度，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五是建立多层次的社会保障制度，为城乡居民提供同我国国情相适应的社会保障，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

《决定》还要求本世纪末初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至此，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1993年批准外商投资项目近10万个，协议外资金额1100亿美元，实际投资达到258亿美元，是改革开放以来最多的一年。进出口贸易总额达到1958亿美元，比上年增长18.2％；城乡人民生活继续得到改善，扣除物价上涨因素，1993年全国城镇居民人均生活费收入比上年增长10.2％，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增长3.2％。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也迈出了更大的步伐。

价格改革迈出了决定性的步伐，以市场决定价格的机制初步形成。全国90％以上的县（市）放开了粮油销售价格，钢铁产品、部分统配煤炭的价格也先后放开，对部分原油价格进行了调整。国家定价的比重在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中只占5％，在农产品总额中只占10％，在工业生产资料总额中已降到15％；宏观调控措施取得积极成效，在工业产值中，国家指令性计划已降到5％左右。

为了使进口管理体制更加符合国际贸易规范，采取一个重大步骤，从1992年12月31日起，降低3371个税目商品的进口关税税率，占海关进出口税则税目总数的53％，使中国关税总水平下降7.3％，是建国以来调整关税涉及商品范围最广泛的一次。

种种改革的推进，1993年的中国，已经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计划经济国家了。

预告：下一篇，1991-1991第九次波动，大政方针（3）—又一次解放思想。

发布于 2025-05-07 12:17・

【1991-1999】改革开放，中国经济第九次波动之大政方针（3）又一次解放思想

接上期中国经济第9次波动，大政方针（2）南巡讲话，介绍大政方针第三篇，又一次解放思想（共4502字，阅读需 16分钟）

01

“十五年规划”

改革开放进一步推动国家发展，但沿海优先的非均衡发展战略，导致沿海相对内地优势进一步扩大。出现了富者越富、穷者越穷的“马太效应”。

1994年与1991年相比，沿海与内地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关系由54∶46转变为59∶41。而贫富差距拉大，也引起了一些流言。

1995年春天，《影响我国国家安全的若干因素》的私下流传。文章通过大量数据、例证说明中国在向资本主义迈进，偏离了社会主义航道。

夏秋之交，《未来一二十年我国国家安全的内外形势及主要威胁的初步探讨》，又一篇“盛世危言”洋洋洒洒，先期在海外发表，后“出口转内销”。

文章从分析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入手，认为我国的经济结构、社会意识已经发生了变化，危及国家安全、社会稳定的各种因素增加。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胜谁负的问题，远未解决，阶级斗争有可能重新上升为主要矛盾。

两文都要否定改革，但影响有限，并没有引起像1991年“姓社姓资”的争论。决策层遵循“不争论”原则，全力推进改革和发展战略。

1995年，《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的建议》宣布：“原定到2000年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两番的任务将于1995年提前完成。”

在此基础上，提出“九五”目标是：全面完成现代化建设的第二步战略部署，2000年在我国人口将比1980年增长3亿左右的情况下，实现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两番；基本消除贫困现象，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加快现代企业制度建设，初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2010年的目标是：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2000年翻一番，使人民的小康生活更加宽裕，形成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1992年初，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曾指出：“如果富的愈来愈富，穷的愈来愈穷，两极分化就会产生，而社会主义制度就应该而且能够避免两极分化。解决的办法之一，就是先富起来的地区多交点利税，支持贫困地区的发展。”

《建议》明确把“坚持区域经济协调发展，逐步缩小地区发展差距”作为今后15年经济和社会发展必须贯彻的重要方针之一。

并明确指出：“从战略上看，沿海地区率先发展起来并继续发挥优势，这是一个大局，内地要顾全这个大局。发展到一定时候沿海多做一些贡献支持内地发展，这也是大局，沿海也要服从这个大局。从‘九五’开始，要更加重视支持内地的发展，实施有利于缓解差距扩大趋势的政策，并逐步加大工作力度，积极朝着缩小差距的方向努力”。

后明确提出了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方向和建立7个跨省区市的经济区域，实行全方位的对外开放政策，调整国家投资和产业布局政策，进一步完善国家扶贫政策体系等具体政策措施。

02

又一次思想解放

1996年十五大报告主题是：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21世纪。

从这时候起，“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提法称“邓小平理论”。

报告指出，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项基本经济制度。报告阐述了这一“基本经济制度”的依据：

第一，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坚持公有制为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基础；

第二，我国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需要在公有制为主体的条件下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

第三，一切符合“三个有利于”的所有制形式都可以而且应该用来为社会主义服务。

十五大报告中关于所有制问题的论述，立足于“初级阶段”国情实际，从“三个有利于”要求出发，在党的正式文件中第一次对公有制理论作出了重大修正，厘清了很长一个时期以来理论界关于“姓社姓资”“姓公姓私”论争的是是非非，为经济体制改革扫除了一大障碍。

关于国企改革，报告提出“抓大放小”，即“着眼于搞好整个国有经济，抓好大的，放活小的，对国有企业实施战略性改组”。强调要把“国有企业改革同改组、改造、加强管理结合起来”。

十五大提出公有制应当有多种实现形式，是又一次思想解放。

03

痛失邓小平

1997年2月19日深夜，邓小平逝世的消息瞬间震撼了人们。

虽然早有准备，但大家还是不愿意接受。

联合国总部宣布，20日全天降半旗，向邓小平志哀。各国政要以不同的形式表达着对邓小平崇敬、悼念。

新华社通讯《在大海中永生—邓小平同志骨灰撒放记》让人记忆深刻：

穿云破雾，专机向大海上空飞去，飞向这位一生波澜壮阔的伟人最迷恋的地方。

也许是苍天为之动容，当专机飞临大海时，天空出现一道绚丽的彩虹。

第一次见到海洋，邓小平还是一个16岁的少年。那是1920年，他远渡重洋，到欧洲大陆勤工俭学，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在那些日子里，美丽而苦难的祖国，时常越过海洋，沉入他的梦中……

大海，是他革命生涯的起点。1922年，18岁的邓小平在法国参加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从此，他走上无产阶级职业革命家的道路。

大海，磨炼了他坚强的意志。从百色起义到浴血太行，从挺进中原到决战淮海，从横渡长江到挥师西南，他出生入死，南征北战，为共和国的创建立下了不朽功勋。

大海，坚定了他革命的信念。早在莫斯科学习时，他就“打定主意”：“更坚决地把我的身子交给我们的党，交给本阶级。”60多年后，他在退休之前，依然深情地说：我的生命是属于党、属于国家的。退下来以后，我将继续忠于党和国家的事业。

飞机盘旋，鲜花伴着骨灰，撒向无垠的大海；

大海呜咽，寒风卷着浪花，痛悼伟人的离去……

邓小平一生迷恋大海，与波峰浪谷有着不解之缘。一下海，他就舒展双臂，游向深处。无论海多深，风多急，浪多大，他都劈波斩浪，勇往直前。

大海的无垠，开阔了他博大的胸襟；

浪涛的汹涌，塑造了他顽强的性格。

潮涨潮落，大海沉浮，就像他人生的三落三起。半个多世纪的革命生涯中，虽历经风险，但他始终百折不挠，总是能一次次在历史的紧要关头挽狂澜于既倒，在沧海横流中显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大无畏的英雄本色。

一个人的生命是有限的，而人民的事业是永恒的。

如同一朵浪花，他从故乡的山溪流入嘉陵江、长江，然后穿云雾，过三峡，奔腾而下，经过九曲十八折，最终汇入浩瀚的大海……漫长的征程，昭示着一个朴素的真理：敢向时代潮头立，沧海一粟也永恒。

邓——小——平

一个铭刻在亿万人民心中不朽的名字，他在大海中得到永生！

04

姓“公”还是姓“私”

邓小平去世后，面对国际国内的复杂形势和各种思想、观点争论，改革开放大业如何继续、向何处去的问题，再次成为国内外关注的焦点。

这时，《关于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的若干理论和政策问题》出现。文章认为必须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否则，每逢改革开放加快时，非公有经济就加速发展，必然冲减国有经济所占份额，其批判矛头是对着近几年的改革措施。

同时，《1992年以来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动态和特点》的文章也开始流传，批评资产阶级自由化。

争论很快升级。“导火线”是中共深圳市委书记厉有为在党校写的一篇《关于所有制若干问题的思考》文章，提出了九个改革开放中必须要回答的问题，支持改革开放。

“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预言不妥，还是我们目前尚未达到他们预言的条件”

“什么所有制最先进”

“从生产资料占有上怎样来区别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

“除了公有制和私有制以外，有没有第三种所有制形式”

“什么是“私有化”？什么不是“私有化””“在我国私有经济是谁的基础？”

“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有哪些生产资料的占有形式适应和促进生产力发展”

“革命成功后的无产阶级是不是永远的无产阶级”

“上层建筑怎么样适应这种经济基础、适应这种生产资料的占有形式”

1997年，厉有为的这篇文章被加上批判性的按语打印成册广为流传。按语措辞严厉，称“与经济工作会议大唱反调”“绝不是一份普通的‘学习’体会和‘思考’，而是精心准备抛出的一份彻底改变我国社会主义改革方向的宣言和经济纲领”。

甚至有人公开称他不适宜担任任何一级党政组织领导职务。

厉有为接受采访时，坚持认为自己没错。

1997年初由厉有为文章引起的争论，一开始就显出了浓重“火药味”，此后，“姓‘公’姓‘私’”的争论逐渐由暗转明，各种观点开始见诸报端。

05

“5·29”讲话

面对争论，江泽民总书记来到党校，在典礼上发表了重要讲话，向世人说明：“旗帜问题至关紧要。坚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不动摇，就是高举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旗帜不动摇，在邓小平同志逝世后，我们全党，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在这个问题上尤其要有高度的自觉性和坚定性。不论遇到什么困难，什么风险，都不动摇。”

整个90年代，既是全球范围的适应与调整期，也是中国走出西方制裁的压力，进入经济全球化进程时期。

经历了大风大雨和各种艰难考验，中国总体上实现了安定和谐、平顺向上，这是非常不易的。

从与外部世界的关系看，中国有效地化解了美国及西方的制裁和围堵，使中美交往中人权问题与贸易问题脱钩，缔结《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并建立了上海合作组织，平稳实现香港和澳门回归祖国，成功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妥善处理台海危机、中驻南联盟使馆被炸事件、中美撞机事件等重大危机。

在战略思想层面，提出重大战略机遇期的重大判断，率先倡导国际关系民主化，宣示了平等协作、互利共赢的新安全观。

中国成为经济全球化受益者，在全球影响力得到增强，开始提供更多公共产品与战略外援。

与此同时，中日关系相对中美、中俄和中欧关系而言进展缓慢，中国与非洲传统友谊面临新的难题等，总体而言中国的国际地位在提高。

06

一国两制、香港回归

1997年7月1日，香港！中国的香港，回来了！

1949年，人民解放军横扫神州，趁势收回香港可说举手之劳。然而毛主席高瞻远瞩，保留了香港、澳门这个与西方世界联系的“窗口”“桥梁”。

1979年3月，香港总督麦理浩应中国外贸部邀请访问北京，邓小平同志在会见他时说：我们历来认为，香港主权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有它的特殊地位，将来谈判解决香港问题时，前提是香港系中国的一部分。但我们将把香港作为一个特殊地区来处理，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香港还可以搞它的资本主义，而我们搞我们的社会主义。

1982年，英国首相“铁娘子”玛格丽特·撒切尔访问北京。

邓小平强调：关于主权问题，中国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回旋余地。坦率地讲，主权问题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现在时机已经成熟了，应该明确肯定：1997年中国将收回香港。就是说，中国要收回的不仅是新界，而且包括香港岛、九龙。

双方就香港管理等一系列问题展开了漫长的谈判。而中国政府收回香港的决心，让英国政府不断在相关问题上调整立场。

1984年12月，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时刻。关于香港问题的中英联合声明正式签字仪式在人民大会堂西大厅隆重举行。

签字仪式完成之后，两国政府首脑发表讲话，高度评价中英两国通过和平谈判顺利地解决了香港问题，并为落实声明作了庄重的承诺。

1997年7月1日零时，随着交接仪式的成功完成，香港的历史翻开了崭新的一页。以董建华为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届政府成员和立法会成员面向五星红旗庄严宣誓。

“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历史就此开始。

预告：下一篇，1991-1991第九次波动，宏观经济发展。

发布于 2025-05-07 12: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