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色的十月的美篇

金色的十月

为掩护长征，派2000新兵北上诱敌，毛主席是否知情？他为何不制止

1979年底，年逾古稀的粟裕曾找到叶剑英，询问过一桩旧事：

“当年的抗日先遣队，是否是在王明的错误指导下派出的？”

这个问题在粟裕心里藏了40多年，在人生的最后阶段，他终于下定决心，要为牺牲的战友们还原一个真相。

1934年，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苏区日益缩小，形势日趋严重。同年7月，撤回瑞金的红7军团接到命令，要求部队立即改编为“北上抗日先遣队”，限期一个半月，前往皖南建立新的根据地。

这是一项荒唐的命令。

反围剿的重压之下，为何要突然北上抗日？蒋介石50万大军重重围困，红7军团6000余众正面突围，直冲敌人后方腹地，岂非自投罗网？限期一个半月，千里转战，这又何尝不是纸上谈兵？

之后发生的事情更加过分，在红7军团奋力突围后，上级又是朝令夕改，一下是让打福州，一下又是和方志敏的红10军团汇合，反复拖延之下，部队再度陷入重围，最后只有参谋长粟裕带着800孤军突围而出。

红7军团消失的番号，数千牺牲的战友，都是压了粟裕半辈子的心结，所以他必须要得到一个答案：当年的那些“违背常规”的命令，到底出自谁的手笔？

一、密谋

粟裕去问叶剑英，是因为他担任过红军的总参谋长，长期坐镇中枢，作战命令的传达都要经过他的审阅。但事实上，叶剑英坦诚自己并不知情，也没有参与任何有关红7军团北上抗日的决策。不过对于转战皖南这一战略，叶剑英倒是透露了一个细节。

五次反围剿初期，正值福建事变爆发，蔡廷锴、蒋光鼐率领十九路军通电反蒋。后院起火的蒋介石仓皇之下，只能拆东墙补西墙，把江西前线的中央军11个师紧急调往福建。

对于深陷包围圈中的红军来说，这是千载难逢的战机。鉴于局势突变，毛主席提出了一个相当大胆的方案：以红军主力转战至苏、浙、皖、赣各省，和十九路军结成统一战线，将战略防御转变为战略进攻，威胁敌之根本重地，向广大无堡垒地带寻求作战。

这是一招奇谋，中央红军和十九路军加起来近15万人马，两路夹击，直捣黄龙，将战火烧向蒋介石大本营，不说直接威胁南京，至少可以解救苏区之围，或是等调动敌人回援之后，再绕道转回江西也未尝不可。

事实上，蒋介石也害怕红军和十九路军联合，在亲往福建督战之前，他曾严令顾祝同、陈诚、蒋鼎文、卫立煌召集兵力，以最快速度切断闽赣通道。但这样一条临时构建的防线，兵力部署极不合理，各部结合处的漏洞比比皆是，红军想要突破毫无难度。

但可惜的是，毛主席的建议最终却被压了下来。红军不仅没有配合十九路军作战，主力反而从东线调到西线，去进攻蒋军的堡垒阵地。最后的结果呢？堡垒没打下来，反而损兵折将，等蒋军主力赶回苏区，一切为时已晚。一朝失策，满盘皆输。

直到1934年7月上旬，这项方案再次被摆上台面，不过却已被人修改得面目全面。

一是福建事变失败，联合十九路军的口号变成了北上抗日。

二是原定集中力量进攻蒋军心腹地区的计划，改成了去敌后游击作战。

三是执行任务的兵力由全部红军主力，缩减为红7军团独立承担。

从现实角度说，这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或者说，修改这项方案的决策者，一开始就没打算成功。

1973年，朱德元帅在回答军事科学院的提问时，就曾无不感慨的说：

“当时红军已经准备退却，不是要北上，而是要南下，派先遣队去，就是做个引子。”

所谓“引子”，就是承担诱敌任务，把敌人主力吸引走。当然，这个命令不是朱德下达的，因为他当时虽然是红军的总司令，但只有指挥权，没有决策权。当时能够做主的，是红军最高指挥层“三人团”，即博古、李德、周总理。其中军事上的决策，基本由德国籍的军事顾问李德全权负责。

当时的实际情况是，第五次反围剿已经打了整整一年，大小战斗上百次，在李德、博古的指挥下，红军放弃了拿手的游击战法，执着于依靠阵地战和攻坚战保卫苏区。而这样做的代价，就是不断丧师失地，以至完全失去了在内线打破围剿的可能性。

慌乱之下，李德开始萌生“大突围”和“大撤退”的想法，他想让红军向西南突围，去湘西和贺龙、肖克的红2、6军团会师。但李德又不敢向外公布这项决定，因为他明白要想成功突围，就需要付出代价，甚至是“舍小保大”。

李德只打算带走红军主力的1、3、5军团，至于留守苏区和执行诱敌任务的部队，就比如红7军团，都是可以牺牲的。所谓“北上抗日”，实际就是充当“诱饵”，调动敌军主力追击，以掩护中央红军向西南突围。

因为命令过于凶险，李德干脆选择了完全隐瞒，在下达给红7军团的任务中，只有非常简单的几句话：

“向闽、浙、赣、皖等省行动，沿途宣传抗日活动。”

如此冠冕堂皇的托词，难道真的没有人识破吗？当时毛主席又是否知情？他为何没有出面阻止？

二、真相

红7军团的指挥班子，和毛主席都有深厚的情谊。寻淮洲15岁参加秋收起义，跟着毛主席上了井冈山，是红军中最年轻的军团长。政委肖劲光、参谋长粟裕，也是毛主席着力提拔的青年将才。

对于红7军团这样一支年轻的队伍，毛主席非常珍视。但可惜的是，此时的毛主席和红7军团的命运非常相似，都已经被放进了“放弃”的名单之中。

毛主席虽名义上还担任着苏区的主席，但实际已没有了任何实权，原因就是他向来都不赞成李德冒进的军事指挥风格。博古觉得他碍事，建议他去上海休养，李德则是让他去莫斯科，但毛主席态度坚决：

“我不去，我不离开苏区，不离开中国。我身体还可以，就到地方去休息吧!”

就这样，在红军最困难之际，毛主席也迎来了自己革命生涯的低谷期。他被迫远离指挥中枢，下到基层去视察。后来在会昌，赣南军区司令员龚楚曾来看他，两人促膝长谈，毛主席喟然长叹：

“我自从参加革命以来，经历过太多起落，现在他们又听不进去意见，把责任完全推在我的身上。现在，可不是我们井冈山老同志的天下了！”

说时，竟凄然泪下。

此时的毛主席，是有心为红军排忧解难，却又碍于自身处境无力回天。

李德准备率领红军主力突围长征，所有准备工作都是秘密进行的，干部走留名单也是保密的，由博古亲自确定。包括他们对外透露的说法，也是说红军主力只是暂时转移，等形势好转后，还是要回归根据地的。

所以毛主席并不知道红7军团北上是执行诱敌任务，他还以为部队只是分散转移。为了配合红军的抗日口号，毛主席还特意在7军团出发前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

为了照顾留下的部队，毛主席还给博古写了一封信，说自己已经跟一部分老同志谈过了，大家都愿意留下来坚守苏区，与敌人周旋，等待红军主力回归。

博古同意了，但周恩来坚决不同意。收到信的第二天，他就放下一切工作，骑马赶了近百里的路程，去探望正在于都养病的毛主席。两人就在屋子里，争论了整整一天，谈话一直持续到深夜。

往常和毛主席争论，周恩来都是最终妥协的一方，因为他并不固执，也愿意相信主席是对的。但这一次，周恩来犟到了底，因为他非常清晰，一旦红军长征，根据地就不可能守得住。中央红军不能没有毛主席，毛主席也不能离开红军，这是底线。

这一争，也最终说服了毛主席跟着部队走。

但当主席知道部队是一走不回时，他的内心无比煎熬，他舍不得根据地，舍不得奉命留守的同志，更痛惜已经踏上征程的红7军团将士们，那注定将是一场更加悲壮的长征。

三、牺牲

其实单凭红7军团的实力，根本无法承担诱敌的任务。粟裕晚年就曾在一篇文章中写道：

“为了执行新任务，突击补充了两千多名新战士，合计六千多人。其中战斗人员四千多人，非战斗人员约二千人。”

战斗人员拢共才4000，其中还有2000新兵，名义上是一个军团，实际战斗力充其量相当于一个团。而且从武器上看，部队只有1200余支枪，最好的也不过是汉阳造步枪，许多战士背的是大刀长矛。

此外，博古秉承着“壮大声势”的想法，居然给7军团分配了160多万份宣传品，加上部队后勤物资及炊事用具，部队的行李多达500余担。如此累赘，严重拖慢了部队的行军速度。

为了确保红7军团执行命令的坚决性，博古还在部队出发前，进行了一次人员调整。先是以指挥不力为由，撤下政委肖劲光，换上乐少华。然后又派驻了一个随军工作团，以曾洪易为代表。这两名空降干部，都有一个共同点，都曾被选派去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是博古的同校校友。

博古甚至还照搬了红军“三人团”的模式，他曾说过，一旦部队与上级失去联系，就由特派员、军团长、军团政委三人组成决策组，指挥军团一切行动。这种人员配置，首先是排除了参谋长粟裕，然后又用曾洪易的代表身份，和乐少华政委的“最后决定权”，压了军团长寻淮洲一头。

孤军诱敌，又不给予军事指挥员决策权，这是兵家大忌。而红7军团最后一步步迈入深渊，也正是因为一再出现的“书生之见”。

一开始，红7军团的行动非常顺利。寻淮洲、粟裕都是用兵高手，趁着蒋军主力集中在湘赣前线之际，指挥部队突然强渡闽江，直插兵力空虚的福建后方，连战连捷，接下来只要适时进入皖南，就可以完美的达成任务。

但红7军团的捷报，却让博古、李德勃然大怒，因为他们的目的是让7军团诱敌，而不是真的成功突围去皖南打游击。为了控制事态发展，博古严令7军团立即停止北进，转而向西，威胁并相机袭取福州。

在没有重火力的情况下，强行攻坚敌人重兵镇守的省会城市，这是必败的仗。寻淮洲和粟裕不同意如此用兵，但乐少华坚决要执行的博古的命令，并以“政委最高决策权”作为威胁。最终，红7军团仓促参战，在福州城外遭遇敌机的狂轰滥炸，又有被赶来援军合围的风险，只能选择撤退。

一仗，就伤亡了600多人。更为严重的是，一场败仗，也暴露了部队的真正实力。后来粟裕在《战争回忆录》中写道：

“我们刚过闽江的时候，声势很大，敌人弄不清我们究竟有多大兵力，这一打暴露了我军只是一支不怎么大的牵制力量。从此，敌人就一直疯狂地追击和堵截我军。”

博古的目的达到了，但红7军团却濒临绝境。

福州战役后，7军团边打边撤，军团长寻淮洲冷静分析局势，认为部队应该暂时停留闽北，短暂休整，补充一些战士，打一两个打胜仗扭转局面，等时机成熟再转向皖南。这样一来，既可以吸引敌人注意，又可以保全部队。但乐少华不懂军事，只是机械执行博古的命令，批评寻淮洲是“畏敌不前”、“行动迟缓，破袭太少”。

自红7军团出发后，寻淮洲和粟裕多次提出建议，希望上级能够允许军团干部在敌情变化的情况下，机动自主的处理问题。然而，博古不可能同意这样的建议，他只愿意相信乐少华，也担心寻淮洲在了解诱敌任务的真相后，会拒绝执行命令。

就这样，红7军团错过的一切可以扭转局面的机会。再历时近两年的战斗中，红7军团于重围之下千里转战，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敌军对苏区的军事压力，为中央红军的长征赢得了宝贵的时间，但这支英雄部队结局，也是极其悲壮的。数千的人队伍，最终只有粟裕率领的少量残部和伤员零星突围。

还有留守苏区的红军，也是孤军奋战。干部中，瞿秋白、何叔衡、贺昌、刘伯坚都牺牲了，陈毅九死一生，在深山中躲避敌人追捕写下梅岭三章时，几乎已经报了必死的决心。

红军长征，是一场可歌可泣的英雄史诗。但同样，那些为了掩护长征而牺牲的英烈们，更是高尚者的丰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