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心政绩共湖山：白居易与杭州的双向成全 作者 章育生

心海怀馨

诗心政绩共湖山：白居易与杭州的双向成全

章育生

公元822年（唐穆宗长庆二年）七月，长安城朋党倾轧的浊浪与穆宗皇帝的昏聩，让曾以《新乐府》锋芒直谏的中书舍人白居易心力交瘁。“累上疏论事，天子不能用”的无奈，最终化作一声长叹，他主动请缨，决然外放杭州。此行，既是逃离朝堂纷争的退避，亦是对精神栖居地的寻觅。扬帆启程前，一首《舟中晚起》袒露了复杂心迹：“退身江海应无用，忧国朝廷自有贤”的忧思，与“且向钱唐湖上去，冷吟闲醉二三年”的期许，交织碰撞，悄然勾勒出他即将在杭州扮演的双重角色——心系苍生的济世之臣与放情山水的江湖散人。

历经三月艰辛跋涉，穿越商山古道，泛舟汉水洞庭，白居易终于在十月抵达魂牵梦萦的杭州。旅途中的《暮江吟》“一道残阳铺水中，半江瑟瑟半江红”，那暮色浸染的江水，既是对江南风光的惊艳初探，也仿佛是他宦海浮沉、心境苍凉的无声映射。甫一抵杭，这位新任刺史便立下“勤恤人庶，下苏凋瘵”的誓言，决心在这座因“税重多贫户”而凋敝的江南郡邑施展抱负。短短二十个月，他竟让此地焕发新生，以至于离任时，“耆老遮归路，壶浆满别筵”的盛景感人至深。尤为令人动容的是，他仅取天竺山石两片作念想，却因“此抵有千金，无乃伤清白”的自省，将丰厚官俸悉数留作治湖基金，其清廉自守与深谋远虑，令后人敬仰。

初抵杭州，白居易便将治理的智慧倾注于西湖水利与民生福祉。 彼时的西湖深陷“旱则涸、涝则溢”的困局，威胁着良田灌溉与城郭安全。面对质疑，他力排众议，主持大规模疏浚工程：加高湖堤以增库容，增设水闸以控丰枯。经此整治，西湖碧水得以驯服，滋养千顷农田，惠泽一方黎庶。尤为可贵的是，他将宝贵的治水经验凝练成文，镌刻于湖畔石碑，这便是著名的《钱塘湖石记》。文中对水位测量、闸门启闭的阐述，精细到“放水溉田，每减一寸，可溉十五余顷”的程度，堪称中国古代系统化、科学化水利管理的开山之作。水利之功远不止于西湖。城内唐代名臣李泌开凿的六井早已淤塞，百姓苦于咸水难饮。白居易洞悉民瘼，果断疏通输水通道，引西湖清冽甘泉入城，终使“民赖其汲”。其目光之超前，更体现在将六井水系与城内运河巧妙连通，初步构建起杭州的城市水网雏形，为后世“水城”格局奠定基石。面对湖中葑草疯长淤积的顽疾，他创新性地推行“富人出资清淤，贫者植树护堤”的劳役分担制度，既缓解社会矛盾，又维护生态平衡。他还颁布严令：凡私自占湖造田者，罚其开垦葑田百亩；擅自伐湖堤树木者，罚其补种树木十株。这些闪耀着朴素生态智慧的措施，被视为中国古代早期环保立法的典范。离任之际，百姓扶老携幼，壶浆箪食，十里相送的盛情，是对他政绩最朴实的褒奖。经此一番励精图治，杭州从“农饥足旱田”的困顿中复苏，蜕变为“灯火家家市，笙歌处处楼”的繁华之都，“三面云山一面城”的西湖绝景也由此稳固彰显。

治理之余，杭州的灵山秀水与人文底蕴，成为白居易丰沛的精神滋养，其交游与诗情也在此间绽放异彩。公务之暇，他与邻近越州（今绍兴）的好友、浙东观察使元稹（微之）隔江酬唱，情谊深厚，竟发明了“邮筒传诗”的雅事——将诗稿装入竹筒，通过驿使传递。元稹深情吟出“君应怪我流连久，我欲与君辞别难”，白居易则潇洒回应“诗筒沿路抛”，率真性情跃然纸上。这场被后世称为“杭越诗战”的文学盛事，往来诗作近百首，成为中唐文坛佳话。元稹后来在洛阳为白居易编纂《白氏长庆集》，使其在杭州创作的大量诗篇得以系统保存，流传千古。方外之交则为他开启了另一扇智慧之门。他仰慕灵隐寺巢枸坞中隐居的诗僧韬光禅师，屡次相访，甚至备好素斋，以诗相邀：“命师相伴食，斋罢一瓯茶”。禅师以“城市不堪飞锡去”婉拒，白居易非但不恼，反而欣然“策马上山”，亲赴禅院品茗论道，他们汲水烹茶的“烹茗井”至今犹存。凤林寺中，栖居松树之上的高僧圆修禅师（“鸟窠禅师”）面对白居易“居处甚险”的戏言，机锋一转反问：“太守之险，更甚于我！”一语道破官场风波险恶，令白居易悚然一惊，顿悟“心火相构，识浪不停”的禅理，官场郁结似也消散几分。市井温情同样鲜活。他流连于“红袖织绫夸柿蒂”的繁华街巷，体味百姓生活的技艺；沉醉于“晚坐松檐下，宵眠竹阁间”的闲适清幽，竹阁听雨、冷泉煮茗的身影，成为杭州文化记忆中最隽永的文人剪影。

白居易的诗笔饱蘸西湖烟水，为杭州留下了四十余首璀璨诗篇，将湖山之美升华为永恒的文化意象。《钱塘湖春行》无疑是描绘西湖早春的千古绝唱：“孤山寺北贾亭西，水面初平云脚低。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才能没马蹄。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阴里白沙堤。”此诗妙在以“行”为眼，移步换景。“争暖树”、“啄春泥”六字，精准捕捉万物复苏的蓬勃之力；“乱花”、“浅草”句则通过骑行视角，展现时序变化。尾句“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阴里白沙堤”，更是神来之笔。诗中的“白沙堤”本为前人所筑，但经此不朽诗篇点染，百姓出于对诗人的热爱，将其与白居易紧密相连，使“白堤”之名深入人心——历史误读升华为深沉的文化认同。离任前夕的《春题湖上》情感更为深沉：“湖上春来似画图，乱峰围绕水平铺。松排山面千重翠，月点波心一颗珠。碧毯线头抽早稻，青罗裙带展新蒲。未能抛得杭州去，一半勾留是此湖。”诗人以如椽巨笔凝练意象：“松排千重翠”极富质感，“月点一颗珠”空灵璀璨。末句“未能抛得杭州去，一半勾留是此湖”，直抒胸臆，道尽刻骨铭心的羁绊，成为杭州最深情的文化告白。他的诗笔还重构人文。虽与南齐名妓苏小小无现实交集，他却是首位在《余杭形胜》诗注中明确其“钱塘妓人”身份的诗人。在《杨柳枝词》中，“若解多情寻小小，绿杨深处是苏家”，将这位南朝佳丽诗意安置于西湖绿杨深处，使她从传闻中脱颖而出，成为西湖文化符号谱系中的重要意象。晚年退居洛阳，江南往事萦绕心头，催生脍炙人口的《忆江南》：“江南忆，最忆是杭州。山寺月中寻桂子，郡亭枕上看潮头。何日更重游！”“山寺月中寻桂子”化用灵隐寺“桂子月中落”的传说；“郡亭枕上看潮头”再现虚白亭观潮的壮阔。虚实相生，将杭州风物升华为永恒的审美乡愁。这些诗篇深处始终渗透着他对民生的关怀，如《别州民》中“税重多贫户”的慨叹，践行着“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创作宣言。

千年之后，白居易的印记早已深嵌于杭州的肌理与灵魂。横卧碧波的白堤，虽非他亲手所筑（实为前代“白沙堤”），但人们因感念其恩德，更因沉醉于“绿杨阴里白沙堤”的诗境，执意将长堤与其名相连。这种文化认同的力量使诗意战胜史实，情感升华记忆，白堤成为连接古今的文化桥梁。孤山南麓的白苏二公祠静穆伫立，祠内《钱塘湖石记》拓片与苏轼《归去来辞》石刻辉映。楹联“欲共水仙荐秋菊，长留学士住西湖”，深情地将两位“诗人太守”的治水功绩与文学成就熔铸一体，化为杭州独特的“水利—文化”双重密码。他“罚种树”、“禁占湖”蕴含的朴素生态理念，与当代西湖作为世界文化遗产秉持的“天人合一”精神高度契合；《祭浙江文》中对钱塘潮患的忧思，也预示了后世宏伟海塘工程的必然。在西湖一公园湖滨，“送别白居易”群雕栩栩如生，仿佛“杭人遮道”的盛情场景跨越千年重现。千年未变的，是杭州百姓对这位“民心太守”永恒的追慕。在杭州人的记忆深处，白居易拥有双重不朽的身份：他既是巧思妙构的水利工程师，用堤、闸、井、渠重塑西湖形态，保障城市繁荣；他更是伟大的文化塑形者，以如椽诗笔将西湖点染升华为永恒的审美意象——从此，西湖不仅是灌溉千顷的湖泊，更是“乱峰围绕水平铺”的意境天堂，是承载无数情思的精神家园。

白居易与杭州的相遇，是一场诗与湖的绝美共生，一次政绩与诗情的完美交融。他以济世之才疏浚西湖，重凿六井，奠定杭州水利与城市发展的根基；更以锦绣诗篇雕琢湖山，赋予西湖不朽的灵魂。这种双重改造的伟力，使杭州一举跃升为令天下人“最忆”的文化地标。当千年后的我们漫步于杨柳依依的白堤之上，吟诵“绿杨阴里白沙堤”的诗句，那一刻跨越时空产生共鸣的，绝不仅是语言的韵律。我们触摸到的，是一位诗人太守将深沉博大的济世之心与璀璨夺目的审美灵光，完美熔铸于湖光山色之间的永恒对话。他的政绩，如同坚固的堤坝，奠定了城市的繁荣根基；他的诗情，宛如飘逸的长堤，升华了湖山的精神境界。这双堤并立，共同托举起一座城市的灵魂高度——这正是中国文人“居官当济世，退隐可栖心”的崇高理想，在西湖山水间达成的最为和谐动人的平衡与诠释。白居易与杭州，相互成就，彼此永恒。

2025年529日于杭州

（修改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