鲜卑族简史

加木

鲜卑族简史

编者按：本文摘自《中国民族史》（王锺翰主编）第三编第三章“鲜卑”。

鲜卑为我国东胡系统的古代民族之一。先秦时已游牧狩猎于大兴安岭山脉中部与北部，而兴起则晚于乌桓。其名始显于东汉初年。或谓鲜卑源于春秋以前的山戎或白夷。战国前后，与乌桓等加入东胡部落联盟（或民族），成为东胡的余类及别支，语言习俗与乌桓略同。秦汉之际，匈奴破东胡后，两者又各以其族类相聚，分别恢复鲜卑和乌桓之称于世。自东汉三国以降，鲜卑不断南迁西进，据有匈奴故地，遍布于东起辽东，西至陇右一带。

第一节 鲜卑族源分布及社会状况

　　一、族称族源及迁徙

　　“鲜卑”作为一个部落集团的名称，约始见于东汉。

　　鲜卑一名，有学者认为鲜卑即“犀毗”，亦称“师比“①，指胡人的带钩而言。此带钩初出自东胡，战国时传入赵国等。《史记·匈奴传·索隐》引张晏言指出：“鲜卑郭落带，瑞兽名也，东胡好服之。”②“郭落”为兽之义，“鲜卑”意为瑞祥或神，合之为瑞兽或神兽。东胡人以鹿等瑞兽状铸镂带钩上③，即所谓“鲜卑郭落带”，译言瑞兽带或神兽带。知春秋战国时，东胡已有鲜卑之名，东汉以前复以鲜卑名山或名族。另有学者认为此带钩名与作为民族实体的鲜卑不能混为一谈④。

　　另外，有的学者还认为鲜卑族称系由其部落酋长之名转化而来。鲜卑为满语Sabi（意即吉祥）的译音，原为此部落酋长，后以其名为族称50000016_182_5⑤。

　　关于鲜卑的起源目前尚无一致看法。东汉人应奉上桓帝书云：“秦筑长城，徒役之士亡出塞外，依鲜卑山，因以为号。”东汉服虔则云：“东胡，乌桓之先，后为鲜卑。”又云：“山戎，盖今鲜卑。”胡广亦云：“鲜卑，东胡别种。”晋代王沈《魏书》、司马彪《续汉书》等均说明，鲜卑与东胡有密切的渊源关系。①东胡部落联盟（或民族）被匈奴击破后，鲜卑从中分离出来。那末，鲜卑在加入东胡部落联盟前，又从何族发展来的呢？

　　或谓鲜卑先世似与九夷中的白夷有关，属于东夷北支系统。从拓跋鲜卑称东部鲜卑为白部②，氐人称慕容鲜卑为白虏③，均可印证此点。《晋书·慕容廆载记》提到慕容氏的祖先“世居北夷，邑于紫蒙之野，号曰东胡”。《十六国春秋·前燕录》指出：“以君北夷，世居辽左，号曰东胡。秦汉乏际为匈奴所败，分保鲜卑山，因复以为号。”都说明东部鲜卑是北夷（或东夷、东北夷）的一支，很可能是《竹书纪年》所记九夷中的白夷，留下了尚白的习俗，故被沿称为白部或白虏④。

　　但据东汉服虔云，“山戎，盖今鲜卑”，说明鲜卑由东胡上溯，其先当为山戎，而后融合于东胡。《逸周书·王会篇》云：“东胡黄罴，山戎戎菽。”山戎亦称北戎、无终、代戎，戎人的一支，春秋初曾分布于今山西省太原市至河北省玉田县西北无终山一带。主要在今河北省北部、辽宁省西南部、内蒙古自治区东南部三者交插地。山戎与东胡相邻，《史记·匈奴传》云：“唐虞以上有山戎、猃狁、荤粥，居于北蛮，随畜牧而转移。”未提及东胡，也许山戎为东胡之先，系鲜卑源流之一。春秋时，齐桓公曾北伐山戎。东胡、山戎时期，鲜卑之称当已存在⑤，只是东胡强盛，与燕、匈奴争锋而声誉大著，其余诸部名号不显而已。也许在东胡联盟集团内部，仍以各自名号相称，亦未可知。战国前后，东胡势盛，山戎可能去名号而入于东胡部落联盟。东胡是一个包括许多不同族属和名号的大小部落的联盟（一说为民族）。秦汉间，匈奴“大破灭东胡王，而虏其民人及畜产”⑥。“民人”当指东胡王所在本部，而非后来的乌桓和鲜卑，故称鲜卑为东胡之别种或余支⑦。

　　由于鲜卑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部落集团，族源也出现多元现象。从上述可知，最初的鲜卑部落可能是源于山戎和东夷北支的白夷等。根据各部落发源地区和同其它部落融合情况，大致可分为东部鲜卑和北部鲜卑，后又在两者基础上演化出西部鲜卑。东部鲜卑起源于内蒙古自治区东部的鲜卑山，即今科尔沁右翼中旗西哈勒古河附近的大罕山，亦即辽东塞外之鲜卑山⑧，大兴安岭东侧的浅山区和广漠草原地带，与其西南面的阿鲁科尔沁右翼中旗西北140里之乌桓山遥遥相应。北部鲜卑在大鲜卑山，即今大兴安岭北段。

鲜卑分布在乌桓之北，两者均受匈奴役属，与汉朝保持时战时和关系。随着乌桓的南迁，鲜卑也不断南移填补其故地。公元前121（汉武帝元狩二年）、前119（四年），霍去病两次击败匈奴左贤王、徙乌桓于上谷等五郡塞外，原分布在鲜卑山的鲜卑人随之向西南迁至乌桓故地饶乐水（今西拉木伦河）流域，而分布在大鲜卑山的拓跋鲜卑先祖不久也南迁至大泽，即呼伦贝尔草原一带。东汉初，乌桓由五郡塞外南迁，鲜卑则南迁至五郡塞外。东汉和帝永元年间（公元89—105），北匈奴为汉朝与乌孙、丁零、乌桓、鲜卑等击败，被迫西迁，于是鲜卑大规模成扇形南迁西徙，进至匈奴故地。留在漠北的10余万落匈奴余众，亦自号鲜卑，于是鲜卑诸部崛起于我国北方。

　　鲜卑在南迁西进的过程中，复与匈奴、丁零（高车）、乌桓、汉人等融合而形成为许多新族别。如和匈奴余种在草原地带错居杂处，相互婚媾，在南部出现了胡父鲜卑母的铁弗匈奴，在阴山以北出现鲜卑与敕勒融合的乞伏鲜卑先祖。在西拉木伦河一带，由于南匈奴之后字文氏从阴山迁到此地，统治了当地鲜卑，而出现了宇文鲜卑等。檀石槐、轲比能等部落集团及后起的宇文氏、慕容氏、段氏，被称为东部鲜卑。北部鲜卑进入匈奴故地后，与匈奴余部融合，成为鲜卑父胡母之拓跋氏。①而慕容氏的一支吐谷浑西迁，与当地羌人等融合成为吐谷浑部。当拓跋鲜卑建立北魏统一中原后，便把鲜卑名称据为己有，称慕容氏、段氏为东部、白部或徒河（徒何），称字文氏为匈奴。

　　总之，鲜卑是一个内涵相当复杂的民族共同体，各部之间很不平衡。按其发源地和后来迁徙分布及与其它诸族、部落的融合情况，大致可分为东部鲜卑、北部鲜卑和西部鲜卑，总人口数达二百数十万人。东部鲜卑经过檀石槐、轲比能等部落联盟时期，后来发展成为慕容氏、段氏、宇文氏；北部鲜卑主要是指拓跋鲜卑；西部鲜卑主要由河西秃发氏、陇右乞伏氏以及青、甘吐谷浑组成，其中慕容氏、乞伏氏、秃发氏，在十六国南北朝时期分别在中原和河陇地区建立前燕、后燕、西燕、南燕、西秦、南凉；拓跋氏建立代国，后又建立北魏，并统一北方，兼并其它鲜卑诸部；宇文氏建立北周；吐谷浑在今甘南、四川西北及青海等地区建立国家，一直延续到隋唐之后。

　　二、早期鲜卑的经济和社会结构

　　鲜卑与乌桓相同，初为游牧民族。在占据老哈河及其以南地区以前，主要生产是畜牧和射猎捕鱼，这与它所处地理环境密切相连。西拉木伦河及其以北地带可划为两个部分：西部系草原和湖泊，宜于游牧；东部系山陵森林，宜于狩猎。至于南边的老哈河流域则宜于种植和渔业。因而当鲜卑主要生活在林木葱郁、水草茂盛，而人口稀少的地区时，则从事狩猎兼游牧。史称“其兽异于中国者，野马、羱羊、端牛，端牛角为弓，世谓之角端者也。又有貂豽、鼲子，皮毛柔蠕，故天下以为名裘”②。直至东汉末桓帝、灵帝时，鲜卑人还保持着游牧兼狩猎的生活方式。当时，“鲜卑众日多，田畜射猎，不足给食。后檀石槐乃案行乌侯秦水，广袤数百里，淳不流，中有鱼而不能得。闻汗人善捕鱼，于是檀石槐东击汗国，得千余家，徙置乌侯秦水上，使捕鱼以助粮”③。随着鲜卑人大批从东北地区向蒙古草原中部、西部转移，辽阔的草原为游牧业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在曹魏时仍以畜牧业为主。鲜卑经常以牛马与汉魏进行交易。222年（曹魏黄初三年），轲比能等驱牛马7万余口交市，换回中原地区的精金良铁及布帛綵缯、粮食等生活用品乃至奇珍异宝。鲜卑大人并常以马为奇货，用禁售相要挟。如魏初东部鲜卑各部大人“乃共要誓，皆不得以马与中国市”①。

　　鲜卑从游牧向农耕的转化过程比乌桓人要长得多，而且各部之间发展很不平衡。魏晋时鲜卑的一些部落才逐渐兼营农耕，大规模的农耕是在进入黄河流域以后才出现。

　　鲜卑人手工业的发展，与乌桓相比，要迟缓得多。直至东汉末，在汉人的影响下，兵器等的制造才有较大的起色。当时袁绍占据河北，不少汉人逃亡到鲜卑部落中，带去冶炼铸造等工艺，“教作兵器铠楯”②，使鲜卑的手工业得以发展。

　　由于对外战争掠夺及与中原地区互市，迅速地增加了鲜卑部落大人等的财富，促进了内部的贫富悬殊和阶级分化。鲜卑对边郡的钞掠史不绝书，特别是檀石槐以后更为频繁，掠取财物，抢夺人口，动以千数，使其为鲜卑人从事奴隶式的畜牧业、手工业劳动。而部落大人对战利品有分配权，往往控制了其中的大部分。同时对外互市的大权也控制在大人豪帅手中，他们掌握了大量牲畜和中原地区的商品，从中盘剥一般牧民。

　　鲜卑与乌桓相似，当时社会已逐渐形成部落豪帅、大人等统治、剥削阶级；一般部落成员是被统治、被剥削阶级；处于最下层的是奴隶。随着部落大人权势的增强及部落联盟进一步形成，部落君长往往自尊为单于（“广大”之意，循匈奴之俗），后其臣民又称之为可汗。可汗，一作可寒，原为“神灵”、“上天”之意③，初为尊崇神祗上天之称，其后假借为臣民对君主之尊称。拓跋部、乞伏部、慕容部、吐谷浑等首领都有被尊称为可汗的。但作为最高统治者的称号，则始于402年柔然首领社仑统一漠北自称丘豆伐可汗。其意逐渐演化为“皇帝”、“君主”。逮至两晋时，鲜卑入居中原，则称主称帝，封臣赐爵，成为封建统治阶级，而鲜卑一般部众也成为封建制度下的臣民。

　　鲜卑的社会组织也与乌桓相同，即由落、邑落、部构成。邑有小帅，部有大人。到檀石槐时，其军事、政治结合体中的邑，虽与乌桓、鲜卑早期的邑有承袭关系，但性质发生了变化。檀石槐将用武力合并起来的，东起辽东、西至敦煌，南接汉边，北邻敕勒的广大领域，划分为三部六十余邑，各邑辖地广阔，与乌桓、鲜卑早期自然形成的邑落有很大区别。檀石槐死后，其三部六十余邑的体制随之瓦解，大人世袭制也逐渐代替了大人选举制，它标志着鲜卑阶级分化加深和私有制的进一步确立。豪帅虽受汉魏政府封赏，但仍一直保持着部、邑落结构，鲜卑的武装未从邑落结构中分化出来，虽与汉魏军队联合作战，但不受汉魏控制。直至西晋始有“晋鲜卑率善邑长”、“晋鲜卑率善仟长”、“晋鲜卑率善佰长”的出现④，而逐渐从邑落结构中分离出来。不过氏族制的遗风至公元3世纪轲比能时依然存在。如史称轲比能“每钞略得财物，均平分付，一决目前，终无所私，故得众死力，余部大人皆敬惮之”⑤。鲜卑诸部进入中原建立政权后，逐渐汉化，依照汉魏典章制度设官置守，统治机构渐趋完备，封建等级制度日益森严。

　　

三、婚姻家庭和文化习俗

　　鲜卑的婚姻制度大体上与乌桓相似，保留了掠女，以牛羊为聘礼，为妻家服役；父兄死，妻后母执嫂；女子婚嫁前有一定性生活自由。史载：“以季春月大会于饶乐水上，饮讌毕，然后配合”①。或说“常以季春月作乐水上，嫁女娶妇，髡头饮宴”②。髡头是鲜卑发式的一个特点，男子娶妇，女子出嫁都要髡发。可能是剃发去周围，留顶发之大部分，垂辫于后。拓跋鲜卑的索头，可能就是辫发。从现象上看，包含了群婚，对偶婚、个体婚的各种形式，但原始群婚只是习俗上的残留和礼仪上的象征。已从对偶婚走向一夫一妻制，随着父系家长制的确立，也出现了一夫多妻制，并保留了一些氏族制的痕迹。因而家庭已脱离了氏族制家庭的同居关系，而进入人口较多的个体家庭生活。在个体婚制中，男性属于统治地位，由于财产的继承关系，要求女方严守贞操，鲜卑也是如此。例如，檀石槐的父亲投鹿侯，从匈奴军三年，其妻在家生一子。投鹿侯回来后，大加责怪欲杀之。其妻不得不编造谎言说：“尝昼行闻雷震，仰天视而电入其口，因吞之，遂妊身。十月而产，此子必有奇异，且长之。”投鹿侯仍不相信，其妻不得不把儿子送至娘家收养，号檀石槐③。

　　宗教信仰，鲜卑与乌桓同，初期信崇巫术，祭祀天地日月星辰山川。进入中原及西迁关陇河西后，逐渐信仰佛教，有的兼奉道教。寺字林立、石窟遍布，著名的有大同云岗、洛阳龙门石窟、敦煌千佛洞、天水麦积崖、巩县石窟寺、响堂山石窟、永靖炳灵寺石窟等等。在雕塑绘画艺术上，既创造了佛、菩萨金刚、梵天王、飞天之类栩栩如生的形象，又展示了鲜卑文化与中原及西域文化交融之璀灿画卷，并对了解当时社会生活各方面提供了珍贵资料。

　　丧葬习俗方面，也与乌桓类似，敛尸以棺，殉以狗、乘马、衣物等。一般为土葬，如《宋书》记载拓跋鲜卑的葬俗说：“死则潜埋，无坟垄处所，至于葬送，皆虚设棺枢，立冢椁，生时车马、器用皆烧之，以送亡者。”④

　　语言文字，据《后汉书·鲜卑传》和王沈《魏书》载，鲜卑“其言语习俗与乌丸同”，属东胡语分支，一说属阿尔泰语系蒙古语族，认为与蒙古语“相去无几”⑤。初鲜卑无自己文字，刻木为信，邑落传行。入中原后，通行鲜卑语，但逐渐汉化，用汉字，兼说汉话。一说北朝时曾有鲜卑文，后佚。

第二节 东部鲜卑的兴起及建国

　　一、檀石槐军事联盟的兴衰

　　西汉初，东胡自被匈奴冒顿单于击破后，鲜卑和乌桓一样，成为匈奴奴隶主政权统治和奴役下的对象。如檀石槐之父投鹿侯就在匈奴中服兵役三年。

　　东汉初，鲜卑仍役属于匈奴，但逐渐与汉朝发生关系。建武初，鲜卑曾与匈奴、乌桓联合入扰汉之北边，“杀略吏人，无有宁岁”①。此后“匈奴、鲜卑及赤山乌桓连合强盛，数入塞”②。公元45年（建武二十一年），匈奴与鲜卑分兵侵犯北边，匈奴掠上谷、中山，鲜卑扰辽东。辽东太守祭彤以“三虏连和，卒为边害”，乃利用鲜卑的力量以对抗匈奴和乌桓。公元49年（建武二十五年）：乌桓内迁到边郡塞内，鲜卑势力南延至老哈河，与汉“始通驿使”。鲜卑大人偏何至辽东归附，祭彤嗾使其反击匈奴在伊育訾部。从此，匈奴与鲜卑岁岁相攻，势遂衰。公元54年（建武三十年），鲜卑大人于仇贲、满头率种人属汉，被封为王和侯。系鲜卑接受汉朝封号之始。同时，祭彤又赂使偏何出兵袭击徙居渔阳的赤山乌桓。公元58年（水平元年），偏何攻下赤山，斩乌桓大人歆志贲。于是“鲜卑大人皆来归附，并诣辽东受赏赐，青、徐二州给钱岁二亿七千万为常”③。鲜卑在塞外渐占优势。

　　随着鲜卑势力的增长，反抗匈奴奴役的斗争也不断爆发。公元85年（元和二年），鲜卑、丁零、南匈奴以及西域诸族联合起来，对北匈奴进行全面攻击。至公元87年（章和元年），鲜卑又“入左地，击北匈奴，大破之，斩优留单于，取其[匈奴]皮而还”④。公元89—91年（永元元年至三年），北单于从蒙古草原迁出，西走中亚，鲜卑乘机占据匈奴故地。遗留在草原上的匈奴10余万落，皆自称鲜卑⑤，鲜卑由此大盛。公元1世纪末，塞外鲜卑逐渐向辽东、辽西、代郡、上谷四郡内移动，与原居其地的乌桓杂居，以便与汉朝进行互市。公元2世纪初，东汉统治者许在乌桓校尉治所宁城互市，并筑有南北部质馆，使互市顺利进行。此后，鲜卑和汉朝之间，以及与乌桓、匈奴之间，时有冲突发生。

　　当时，汉朝的政策是依恃乌桓，联合匈奴，共同攻击鲜卑。由于鲜卑内部不统一，经常出现此和彼战的现象。安帝永初中，鲜卑大人燕荔阳诣阙朝贺，邓太后赐燕荔阳王印缓，令至宁城通互市，“因筑南北两部质馆，鲜卑邑落百二十部，各遣入质”⑥。120年（永宁元年），辽西鲜卑大人乌伦、其至鞬率众至度辽将军邓遵处归附，汉封乌伦为率众王，其至鞬为率义侯。未几，其至鞬复叛，不断扰边，双方又展开连续10余年的征战。

北匈奴西迁后，鲜卑日益强大。为适应统治蒙古草原的需要，解决各部落生计，协调诸部关系及与汉地互市、军事征伐、掠边抢夺等问题，鲜卑的政治组织也发生了一定变化。至公元2世纪中叶，以檀石槐为首的鲜卑军事联盟应运而生。

檀石槐（约157—181），因被父弃之野外，后为外祖母家收养。自幼勇键有智略。长大后，“施法禁，平曲直，无敢犯者”⑦，被推举为大人。东汉桓帝时（146—167年），建庭于高柳（今山西省阳高县）北300里之弹汗山（今内蒙古商都县附近）歠仇水（今东洋河），兵强马壮，才智过人，东西部大人皆归附。曾东败夫余，西击乌孙，北逐丁零，南扰汉边，尽有匈奴故地，“东西万二千余里，南北七千余里，网罗山川、水泽、盐池甚广”⑧。建立起一个强盛的鲜卑部落大联盟。东汉桓帝永寿、延熹年间，屡扰汉云中、雁门及其它边郡，拒受封王号及和亲之议。他将统辖地分为东、中、西三部约60邑，各置大人为首领，归其统辖。

　　1.东部，从右北平以东至辽东，与夫余、濊貊接壤，共20余邑，其大人为弥加、阙机、素利、槐头（一说即宇文莫槐）。

　　2.中部，从右北平以西至上谷，10余邑，其大人为柯最、阙居、慕容等，均为大帅。

　　3.西部，从上谷以西至敦煌，西接乌孙，20余邑，其大人有置鞬落罗、日律推演①、宴荔游（一说即燕荔阳）等，皆为大帅。

　　各大人“割地统御，各有分界”②，皆统属于檀石愧，拥兵10万，较匈奴尤盛。正如蔡邕上疏所云：“自匈奴遁逃，鲜卑强盛，据其故地。称兵十万，才力劲健，意智益生。加以关塞不严，禁网多漏，精金良铁，皆为‘贼’有。汉人逋逃，为之谋生，兵利马疾，过于匈奴。”③檀石槐军事联盟之所以强盛，除了上述原因以外，还与檀石槐等注意通过洽谈，联合周边诸族，攻击主要目标的策略分不开。如联合貊攻幽、并二州，联合南匈奴、乌桓分道入扰东汉缘边九郡，联合上郡沈氐与安定先零羌共攻武威、张掖等。又如166年（延熹九年），鲜卑招结南匈奴、乌桓、东羌、氏等分骑数万入缘边9郡杀掠居民④。灵帝后，连年扰掠幽、并、凉三州缘边诸郡，“杀略不可胜数”⑤，177年（熹平六年），再扰三边。汉出兵3万，分三道出击，反为檀石槐所败，汉兵死者十之七八。

　　联盟另一重要作用就是共同决定贸易事宜。以畜牧业为主要经济生活的鲜卑人，在生产和生活上往往仰赖于中原农产品和手工业品的支援，特别是良铁和缣帛的输入，并且需要输出其牲畜马匹牛羊及皮毛到汉地。而边郡人民也需要依靠周边诸民族畜牧产品作为生活的补充，中原王朝更需要游牧民族的大批战马。因而发展边塞贸易是符合各族人民利益的，双方统治者都以通市或禁市作为制约对方的手段。鲜卑与东汉的和与战，也往往受这种互相依存的经济关系所制约。

　　此外，在诸民族之间以及各邑落之间，可能与乌桓相似，有许多约法，如违大人言者，罪至死，若相贼杀者，令部落自相报，或出牛羊以赎死罪等等。

　　檀石槐统治时期，用汉人谋议，定法律，锻冶兵器、工具，俘倭人“令捕鱼以助粮食”，促进了鲜卑社会发展。但由于当时形势所限，鲜卑尚不是一个统一的民族，檀石槐死后，联盟瓦解，鲜卑又分为许多互不相属的分支。

　　二、轲比能统一漠南及与曹魏之关系

　　曹魏文帝初“自高柳以东，濊貊以西，鲜卑数十部，比能、弥加、素利、割地统御，各有分界”⑥。亦即漠南自云中郡（治今内蒙古自治区托克托县东北）以东，分裂为三个集团：一是檀石槐后裔步度根集团，拥众数万落，据有云中、雁门一带；二是被称为小种鲜卑的轲比能集团，拥众10余万骑，据有高柳（今山西省阳高县）以东的代郡、上谷边塞内外各地；三是原属于东部大人弥加、素利等所领的若干小集团，分布在辽西、右北平、渔阳塞外。此外，在其西方和北方，还有鲜卑其它部分。

　　在上述三个集团中，轲比能集团最为强盛。史称其“以勇健，断法平端，不贪财物，众推以为大人。部落近塞，自袁绍据河北，中国人多亡叛归之，教作兵器铠楯。颇学文字。故其勒御部众，拟则中国、出入弋猎，建立旌麾，以鼓节为进退”①。汉化较深，逐渐兼并其它两个集团。

　　鲜卑诸部与东汉及曹魏之间，既有朝贡、互市、册封等和平往来，又有矛盾冲突，时有掠边、兵戎相见。建安中，曹操定幽州，步度根、轲比能与素利、弥加、厥机等随乌丸校尉阎柔“上贡献，通市”。曹操对东部大人，“皆表宠以为王”②。轲比能还曾率3000余骑随阎柔前往镇压河间郡民田银、苏伯起事。220年（曹魏黄初元年），文帝即位，轲比能、步度根遣使献马，封轲比能为附义王，步度根为王。东部大人素利、弥加等各遣使贡马，均被封为归义王。翌年，文帝并以牵招为护鲜卑校尉，田豫为护乌丸校尉，持节屯昌平，进行镇抚。当时，轲比能志在翦灭诸部大人，统一鲜卑，所以对曹魏表示恭顺。此后，轲比能与东部鲜卑大人素利及步度根等部互相攻击。

　　224年（黄初五年），步度根为轲比能所逼，率众万余落退保太原、雁门塞，“诣阙贡献”，厚受赏赐③。

　　228—233年（太和二年至青龙元年），轲比能先后兼并了“东部大人”所管辖的各小部和步度根部众，统一了漠南地区。从“云中、五原以东抵辽水，皆为鲜卑庭”④，但其统治并未能维持多久。鲜卑的复兴对曹魏不利，因而曹魏尽力对柯比能加以离间和征伐。牵招在黄初末年为雁门太守，利用轲比能与步度根的矛盾，命步度根攻袭轲比能，杀其弟直罗侯；并针对轲比能已占领云中故郡，若逾句注山（今太和岭）南下，雁门、太原诸郡岌岌可危，又联络河西鲜卑附头（即蒲头）等10多万家缮治故上馆城，置屯戍以镇内外，主要是防轲比能。继之曹魏借口轲比能“怀贰”，又“数扰幽、并”诸州，于235年（青龙三年），由幽州刺史王雄遣韩龙出塞刺杀之，更立其弟。自此之后，“种落离散，互相侵伐，强者远遁，弱者请服。由是边陲差安，漠南少事”⑤。后曹魏邓艾又“招鲜卑数万”，使散居雍、梁二州⑥，以防蜀汉。

轲比能死后，东部鲜卑宇文部、段部、慕容部先后兴起，并乘机南迁，占有乌桓故地。

　　241年（正始五年），因部分东部鲜卑内附，曹魏置辽东属国，立昌黎县居之。并置东夷校尉，驻襄平（今辽宁省辽阳市），管理东北地区鲜卑及夫余、高句丽事务。拓跋部也逐渐迁居漠南，占有轲比能故地，与曹魏加强了联系。

　　

三、慕容氏兴起及诸燕的建立

慕容部为鲜卑之一支。鲜卑自鲜卑山南迁以后，分布至饶乐水。据王沈《魏书》所载，檀石槐时鲜卑中部大人的所在地，自右北平（治今河北省平泉县）以西至上谷（治今河北省怀来县）塞外之地，慕容为中部大人之一①。故慕容部此时的分布当在西拉木伦河上游，即今河北省平泉县北至西拉木伦河西段地区。在向四周发展过程中，吸收了不少汉族、夫余、宇文氏、高句丽等民族成分。

慕容，初为部落大人名，后以为氏。据《晋书·慕容廆载记》，有二说：“时燕代多冠步摇冠，莫护跋见而好之，乃敛发袭冠，诸部因呼之为‘步摇’，其后音讹，遂为慕容焉。”“或云慕二仪之德，继三光之容，遂以慕容为氏。”《资治通鉴》胡三省注对此二说均加驳斥。后世学者认为慕容是鲜卑语“富”字之音译②。

　　曹魏初年，慕容廆（又作若洛廆、弈洛瓌）曾祖莫护跋率领部落向东南移动，到达沿海之滨的辽西郡。238年（景初二年），从司马懿讨辽东公孙渊有功，被封为率义王。始居于僰城（三国时属昌黎郡，今辽宁省锦县或义县西北）之地。莫护跋二传至涉归（亦作弈洛韩），又迁居于辽东（治今辽宁省辽阳市）之地。284年（太康五年），涉归死。次年，慕容廆继位，灭夫余。越年，攻辽东郡，失利，夫余王因晋军之助，得以复国。当时，宇文、段氏二部渐强，与慕容部常有冲突。慕容廆遂于289年（太康十年），遣使附晋，被封为鲜卑都督。并对段部“卑辞厚币以抚之”③，娶单于段阶之女为妻，结成联姻，生皝、仁、昭。又以辽东僻远，由辽东北部南下，迁居于徒何（徒河）之青山（今辽宁省义县东北）。初以游牧为业，倏往忽来，驰骋无定。

　　294年（元康四年），徙居大棘城（即棘城、僰城），教以农桑，开始农业定居生活，学汉人法制。

永嘉（307—313）初，廆自称鲜卑大单于。西晋愍帝、东晋元帝均遣使封之为大将军、大单于、昌黎公、辽东公等④。廆表面上尊崇东晋，实则欲借尊王之名，行扩土之实。313年（建兴元年），取得段氏徒何新城（即徒河城或屠河城，今辽宁省锦州市，其新城一说在旧宁远县附近）。319年（太兴二年），打败围攻棘城的数十万宇文、段部及高句丽联军，尽得辽东之地，做了平州刺史。其疆域，位于段部之东，隔辽水（今大凌河）就是慕容部，相当于东汉时的辽东属国及其北徼，包括今辽宁省锦州市、义县、锦西县、阜新市及朝阳市等地。

　　慕容廆在位期间，比较突出的政绩是立侨郡县，安置汉人，注意劝课农桑，发展社会生产。慕容氏据有辽西之后，山东、河北部分汉族世家率领宗族、乡里、部曲、佃客一起投奔慕容氏，有的率众达数千家⑤。辽东一带原来地广人稀，只有1万多户，至公元4世纪初，人口增加10倍左右。慕容廆除了教民稼穑以外，并在江南求得桑种，在辽川发展养蚕业。对于投归的汉人，设置侨郡县进行统治。史称：“时二京倾覆，幽冀沦陷。廆刑政修明、虚怀引纳，流亡士庶多襁负归之，廆乃立郡以统流人。冀州人为冀阳郡，豫州人为成周郡，青州人为营丘郡，并州人为唐国郡”。并选拔贤才，委以庶政，充当谋士，职居显要，引为宾友。并以“平原刘赞儒学该通，引为东库祭酒，其世子皩率领国胄束脩受业焉。廆览政之暇，亲临听之。于是路有颂声，礼让兴矣”⑥。说明慕容廆注意起用汉族士人，实行汉化，以适应日益向内地发展，建立封建政权的需要。后又进一步提出慎刑、选贤、重农、禁酒色、退便佞等，为其子孙进据中原打下了基础。

　　333年（东晋咸和八年），慕容廆死后，第三子皝继立。337年（咸康三年）称燕王，建宫殿，置百官，立王后、太子。次年，与后赵石虎订盟，击败段部。

　　341年（七年），迁都龙城（今辽宁省朝阳市）。同年，燕军东伐高句丽，拔其都城丸都（今吉林省通化市东南）。

　　344年（建元二年），以2万骑大败宇文乞得归，占领紫蒙川（今辽宁省朝阳市西北）。从而东灭高句丽，北并宇文部，开地3000里、益民10万户，成为东北地区的一个强国。

　　350年（永和六年），皩子儁乘后赵内乱，率师分兵三路攻陷后赵幽州治蓟城（今北京市东南），遂迁都于蓟。八年，出兵伐冉魏擒冉闵，灭之，克邺城（今河北省临漳县西南）。称帝，建元天玺，徙都邺，并与东晋脱离了名义上的臣属关系。至此，黄河以南，淮汉以北，除关中为前秦所据外，北部中国尽入并燕之控制。

　　360年（东晋升平四年），慕容儁卒，子暐继位。暐年幼，国事多委于太宰慕容恪。屡与东晋交战，363年（建熙四年），遣军攻荥阳、长平，次年破许昌、汝南，败晋军于悬瓠（今河南省汝南县）。365年（六年），取洛阳。次年，破鲁郡、高平。368年（九年），以王公贵戚的荫户多于国有之户，国库空竭，用度不足，遂收荫户20余万，令归郡县。但由于统治集团内争不休，诸郡战乱纷起，前燕政治日益腐败，“人怀嗟怨，遂至奔亡”，“三军莫有斗志”①，国力日趋衰落。370年（太和五年），为前秦符坚所败。慕容暐以下所属诸州郡及各族部首领皆降于秦。凡得郡157，户246万，口999万。符坚遂徙慕容暐及其王公以下并鲜卑部民共4万多户于长安。后来有的远徙河西走廊一带。（太元九年）384年，暐乘弟泓及冲起兵之机，在城内密结鲜卑族党，欲在符坚参加暐子婚礼时杀之。事泄，慕容暐父子宗族以及城内外的鲜卑人不分男女老幼皆被杀。

淝水战后，前秦灭亡，北方又重陷于四分五裂之中。在黄河流域，今河北、山东及山西三省一带，原前燕旧境内，有鲜卑慕容氏先后建立的后燕、西燕和南燕。此外，还有鲜卑化的汉人冯跋在后燕迁都龙城后的基础上建立的北燕。

　　四、段部鲜卑的兴衰

段氏为东部鲜卑之一支。大概于东汉中叶由辽东西迁，分布在辽西一带，世为部落大人。曹魏末晋初势力渐盛，至公元4世纪初，成为东部鲜卑最强盛之部族，辖境西接渔阳（今北京市密云县西南），东界辽水。

　　段氏祖先的社会地位很低下。相传段就六眷（疾陆眷）的伯祖日陆眷初因乱世被卖为渔阳乌桓大人库辱官家奴，后渔阳大饥，以劲健奉主命率人至辽西逐食，招纳亡叛在辽西各地的鲜卑人，其中还杂有乌桓人、匈奴人、汉人等，久之形成为段氏鲜卑集团，日趋强盛。日陆眷卒，弟乞珍代立。乞珍卒，子务勿尘（务目尘）嗣为段部首领。以辽西之阳乐（秦治今辽宁省义县西，三国魏移治河北省卢龙县东）、令支（治今河北省迁安县西）为中心向各地扩展。统胡汉之众3万余家，控弦可4—5万骑，称臣于西晋。（太安二年）303年，以遣军助东海王司马越征讨有功，被幽州刺史王浚表荐封为辽西公。304年（永兴元年），随王浚起兵攻皇太弟司马颖。310年（永嘉四年），进为大单于，子段匹碑为左贤王。次年卒，由弟涉复辰扶立子就六眷嗣位。312年（六年），石勒攻打襄州，就六眷受大司马王浚命，随都护王昌攻石勒于襄国（治今河北省邢台市），屡获胜。后以从弟段末彼（末杯或末柸）被俘，应石勒之请，结盟而还。313年（建兴元年），因拒王浚之召，不遣军攻石勒，遭浚攻袭，大败浚所遣鲜卑拓跋猗卢军。其时，匹碑据蓟，领幽州刺史，长期与石勒、抗衡。316年（建兴四年），并州刺史刘琨为石勒所逼奔蓟，依匹碑，匹碑被封为渤海公。317年（建武元年），与并州刺史刘琨等180人上表司马睿劝进。同年，匹碑推刘琨为大都督，招就六眷等共讨石勒，就六眷因恐匹碑独揽其功，拒出兵。318年（太兴元年），就六眷卒，其叔涉复辰，以就六眷诸子年幼，自立，出兵拒匹碑，防其篡位。不久被段末彼所杀，拥从叔羽麟据令支，而匹碑据蓟，分庭抗礼，段部分裂为二。羽麟与匹碑争战不已，并受东部慕容氏威胁，匹碑则南受石勒侵逼，321年（太兴四年）降于勒。称幽州刺史，废羽鳞而自立为单于。325年（太宁三年）卒后传段牙、段辽（一作护辽，日陆眷孙，曾被东晋封为骠骑大将军、幽州刺史、大单于、北平公），屡与宇文部、慕容部、后赵征战，势衰。

　　公元4世纪20年代，段部和慕容部在大凌河上游修筑了许多城堡进行多次拉锯战，长期相持不下。338年（咸康四年），慕容皝与后赵石虎订盟，东西夹攻段部，慕容氏掠得了令支以北诸城。后赵石虎发舟师及步骑各10万，以伐段辽，攻下蓟城、渔阳等地，占领了段部都城令支，并徒段部的鲜卑、乌桓、汉人2万多户于雍、司、兖、豫四州之地①。段辽出奔密云山（今河北省承德市北武烈河上源诸山），为后赵军追击，继投慕容皝。次年，举兵反，被皝所杀，段氏鲜卑余众遂为燕所并。段辽弟兰（一说为郁兰，辽子），初奔宇文部，后为宇文归（宇文逸得归）执送于石虎（一说投奔石虎）②，虎“以所徙鲜卑五千人配之，使屯令支”③。兰卒，子龛继领其众。

　　350年（永和六年），龛乘石氏内乱，率部落南徙，先至陈留（今河南省开封市东南陈留城），后南迁广固（今山东省益都县西北），自称齐王。次年，降东晋，被封为镇北将军、齐公。段部另一支末彼子勤，原降后赵，被封为建义将军，亦乘石氏之亡，纠集鲜卑、胡羯得万余人，退保枉人山（在今山东省平原县），自称赵王，附于慕容儁。寻为冉闵所败，徒于绎幕（今山东省平原县西北），称尊号。（永和八年）352年，慕容偏遣慕容恪击之，遂降前燕。

　　356年（十二年），慕容恪进围广固，龛出降，次年，被杀，恪徙居其地的鲜卑、胡羯3000多户于蓟城。至此，段部作为古代民族、政治之实体不复存在。

　　段部自日陆眷兴起于辽西，至龛为前燕所灭。共历4世11主，大约经历1个世纪。其后裔在诸燕和北朝任官职者为数不少。

　　

五、宇文氏的兴衰

宇文氏的世系出自匈奴。据《北史·匈奴宇文莫槐传》所载：“匈奴宇文莫槐，出辽东塞外，其先，南匈奴之远属也，世为东部大人。其语与鲜卑颇异。人皆翦发而留其顶上，似为首饰，长过数寸则截短之。妇女被长襦及足，而无裳焉。秋收乌头为毒药，以射禽兽”。④过着以游牧为主，狩猎为辅的生活。

宇文氏始祖葛乌菟为匈奴苗裔，原居阴山。据《周书·文帝纪》载葛乌菟，“雄武多算略，鲜卑慕之，奉以为主，遂为十二部落，世为大人”。实际上，此时宇文部尚在阴山，不与鲜卑杂居，只能是被匈奴奉为主，遂统领匈奴十二部。

　　至于“宇文”一词的含义，众说不一。《周书·文帝纪》云：“（葛乌菟之）后曰普回，狩得玉玺三，纽有文曰皇帝玺，普回心异之，以为天授。其俗谓天曰字，谓君曰文，因号宇文国，并以为氏。”是“字文”之意为“天君”。宋代邵恩：《姓解》斥为附会之说①。何承天《姓苑》则说：“宇文氏出自炎帝，其后以尝草之功，鲜卑呼草为‘俟汾’，遂号为‘俟汾氏’，后世通称俟（侯）汾，盖音讹也。代为鲜卑单于。”②亦即“宇文”为“俟汾”之音讹，其意为“草”。

约公元1世纪，匈奴或西迁，或南下，余众10多万落，归附于辽东太守，散处于辽东、辽西塞外（东北长城障塞以外之地），与鲜卑部落杂居③。《周书·文帝纪》明云：“普回子莫那（一说邮），自阴山南徙，始居辽西。”及徒居辽河东西以后，宇文氏始以匈奴酋长的身份统治鲜卑人，加入鲜卑部落联盟，逐渐鲜卑化，遂称鲜卑宇文氏。

　　东汉桓帝时（146—167年），檀石槐分鲜卑为东、中、西三部，自右北平（治今河北省丰润县东南）至辽东接夫余秽貊20余邑为东部，宇文氏为东部大人。檀石槐军事联盟瓦解后，宇文氏自成一部。

　　293年（晋元康三年），宇文莫槐因“虐用其民”④，为政残暴，被部下所杀，更立其弟普拨为大人。普拨死，子丘不勤（懃）立，娶拓跋绰（平帝）女为妻。丘不勤殆，子莫珪（避拓跋珪讳、改为廆）。莫珪遣弟屈云攻慕容廆，败归。又遣别部素延袭慕容廆于棘城，复败。时莫珪部众日强，自称单于，“塞外诸部咸畏惮之”⑤。疆域不断扩大，西起濡东（今河北省滦河县东），东至柳城（今辽宁省朝阳市）⑥，包括今西拉木伦河和老哈河一带。即今内蒙古的赤峰市、开鲁县、敖汉旗、喀喇沁旗、翁牛特旗以及巴林左右旗之地，均为宇文部领地。初建牙于紫蒙川（今辽宁省朝阳市西北）。

　　莫珪死，子逊昵延（似即悉独官）立⑦，曾于298年（元康八年），向拓跋部朝贡，取拓跋禄官长女为妻。自公元2世纪20年代开始，字文部、段部、慕容部之间争夺愈演愈烈。

　　319年（晋太兴二年），平州刺史崔毖自己认为是冀州望族，坐镇辽东，而北方士庶不归于己而归慕容廆，心颇不平，遂嗾使字文部、段部及高句丽联合攻廆。逊昵延率数十万众攻打棘城，他自恃众多，而防备松懈，被慕容廆子翰偷袭其营，遂大败，部众多为廆所俘。

　　逊昵延死，字文乞得归（或作乞得龟）嗣立，依附后赵石勒。325年（太宁三年），奉勒命，击辽东慕容廆。廆遣子皝出兵击之，乞得归屯保浇水（今西拉木伦河），皝又攻乞得归，乘胜长驱直入，占领柳城，“收资财亿计，徙部民数万户以归”⑧。333年（咸和八年），乞得归为别部大人宇文逸豆归（又作宇文归，一说宇文泰先祖侯豆归）所逐，走死于外（一说被逸豆归所杀）。逸豆归自立。与慕容皝相攻，屡欲反攻柳城，并约辽西段部鲜卑南北夹击，皆未如愿。344年（建元二年）燕以2万骑伐宇文部，乞得归遣南罗城大涉夜干（一作涉奕于）率精兵应战，大败。燕兵乘胜北追，占领字文部的牙帐紫蒙川，乞得归远遁漠北，后奔高句丽（一说走死漠北）①，部众散亡。慕容皝悉收其畜产、资货，徙其部众5000余落（一说5万余落）于昌黎（今辽宁省义县）②。

从此，宇文部众大都归慕容氏统辖，后属北魏拓跋鲜卑，北魏末，宇文泰势盛，专政西魏，子孙取代西魏建立北周。

第三节 拓跋鲜卑的兴起及建国

拓跋鲜卑，应包括建立代、魏的拓跋部，建立南凉的河西鲜卑秃发部等，而习惯上往往仅指北部鲜卑。

　　一、拓跋鲜卑的发源地及迁徒

拓跋氏初是鲜卑地处最东北的一支，亦称别部鲜卑③。原居于额尔古纳河和大兴安岭北段，“统幽都之北，广漠之野，畜牧迁徙，射猎为业”④。

　　1980年在鄂伦春自治旗阿里河镇西北10公里大兴安岭北段顶巅东侧的嘎仙洞中，发现了北魏太平真君四年，拓跋焘派李敞祭祖先时刊刻于石壁之上的祝文，全文19行，201字，内容与《魏书·礼志》一所载大致相同。但在石刻祝文中则保留了“维太平真君四年癸未岁七月二十日天子臣焘使谒者仆射库六官、中书侍郎李敞、傅■”、“如闻旧墟爰在彼方”、“皇祖先可寒配”、“皇妣先可敦配”等文句⑤。证实了可汗、可敦出于鲜卑，柔然称可汗、可贺敦源于拓跋部，其后突厥、回纥、蒙古等的称呼略同。嘎仙洞石室祝文的发现，进一步证明了拓跋鲜卑的发祥地“大鲜卑山”就是在今阿里河附近的大兴安岭北段。

　　据《魏书·序纪》载，鲜卑之先“积六十七世”⑥，至拓跋氏远祖成帝毛时（约在公元前2世纪后期至1世纪前期左右，相当西汉武帝在位期间），为“远近所推，统国三十六，大姓九十九”。所谓“国”，当指氏族集团或部落；“大姓”，即指沃族或比氏族较小的家支。毛似是部落联盟的酋长，所称“皇帝”，为拓跋珪时追尊。毛下传五世而至宣帝拓跋推寅（约公元1世纪前期），正值东汉初年，北匈奴西迁，南匈奴保塞，拓跋鲜卑乘隙第一次南迁，至“大泽”，即今呼伦池（达赉湖）。由于地“方千余里，厥土昏冥沮洳（指沼泽地带），谋更南徙，未行而崩”⑦。今发现的呼伦贝尔盟陈巴尔虎旗完工和新巴尔虎右旗礼赉诺尔发现的古墓群⑧，大约就是拓跋鲜卑南迁过程中的文化遗迹，表明拓跋鲜卑确在呼伦贝尔大草原居住过。当时拓跋鲜卑还过着“畜牧迁徙，射猎为业”的游牧生活，处于原始社会末期的部落联盟阶段。

　　推寅后又经六世，至献皇帝邻时，一方面“七分国人，使诸兄弟各摄领之，乃分其氏”，即纥骨氏、普氏、拔拔氏、达奚氏、伊娄氏、丘敦氏、俟亥氏，连同拓跋氏形成“鲜卑八国”，后邻又命叔父之胤为乙旃氏，疏属为车焜氏，形成帝室十姓；另一方面因呼伦池附近荒遐，不足以建都邑，再加上随着拓跋氏社会的发展，部落首领为掠夺财富，扩张势力，就必然向南扩展，遂准备第二次南移。由于年老体衰，乃以位授子圣武帝诘汾。诘汾遵命率众南迁，几经险阻，才到达匈奴故地，即今河套北部固阳阴山一带。这里水草丰美，树木繁茂，是牧猎的好场所，并接近了中原文化。由于两次迁徙策略“多出宣、献二帝，故人并号曰‘推寅’，盖俗云‘钻研’之义”①。第二推寅邻命其子诘汾统领部众南迁时，约在公元160至170年之后，即东汉桓、灵二帝之际，当时正是檀石槐部落联盟强盛时期。有学者认为率领族人第二次迁徒的推寅，即是东汉檀石槐统辖的西部大人中的日律推演或律推演，而有的学者则持否定态度，认为无论是时间、地点或事迹都不能将二者混为一谈②。

拓跋鲜卑进入匈奴故地后，与留居故地的匈奴融合。拓跋力微时，在75个异姓部落中，属于匈奴的就有贺赖氏、须卜氏、丘林氏、破六韩氏、宿六斤氏等③。匈奴部落加入拓跋鲜卑联盟后，与之杂居共处，相互通婚，逐渐被鲜卑化。据研究，“拓跋”的含义，乃是北人谓鲜卑父、胡（匈奴）母所生后代之意。《魏书·序纪》谈到力微是其父诘汾与匈奴故地之天女结合所生。实际上是给鲜卑与匈奴通婚抹上一层神秘的色彩。此后，有不少晋人和乌桓等部众也成为其“新民”。

始祖神元皇帝力微时（220—277年），拓跋鲜卑开始了第三次迁徒。拓跋诘汾长子秃发匹孤率众从塞北迁居河西。“秃发”或即“拓跋”之异译。由于拓跋部众还梳着辫子，故当时人又称之为“索头”鲜卑或“索虏”④，以区别于剃去部分头发的其它鲜卑部。拓跋本支，从力微时起就游牧于上谷（治今河北省怀来县）以西，云中（今内蒙古自治区托克托县东北）一带。由于受西部鲜卑大人蒲头的袭击，部众离散，力微投依于五原郡（治今内蒙古包头市西北）没鹿回部大人窦宾（纥豆陵宾）之下。与宾共攻西部，宾兵败失马，力微以已所乘骏马与之。宾感相助之恩，准其北居长川（今内蒙古兴和具一带）。经10余年经营，诸旧部民渐往归附。

　　248年（曹魏正始九年），杀窦宾子，并其众，诸部大人悉款服，势力增强，控弦之士达20余万。258年（甘露三年），力微在位第三十九年，从河套北部迁于汉定襄郡之盛乐（今内蒙古和林格尔县西北）。是年四月，举行祭天大典，诸部君主皆往助祭，唯白部大人观望不至，召而戮之，使远近震慑，相继归附。在由部落贵族和扈从武士操纵的部落大会上，拓跋部正式取得了部落联盟的领导权，力微也巩固了世袭的大酋长的地位。

　　同时，拓跋鲜卑在向西南发展过程中，对中原曹魏、西晋政权采取和好政策，亦是使拓跋鲜卑得以强盛的因素之一。力微与曹魏“聘问交市，往来不绝”⑤。曹魏赠给拓跋氏金币缯絮，岁以万计。

　　261年（魏景元二年），力微还遣其子沙漠汗（文帝）至魏都洛阳“且观风土”，实为质子。接受汉人文化，穿着汉服，掌握弹丸等武艺。魏晋禅代，沙漠汗仍留质于晋，每次北归，晋均具礼护送。

　　

二、代国兴亡及北魏的建立

　　从力微开始，拓跋部落这个民族共同体有了很大发展，蒙古草原各部落纷纷成为拓跋联盟的新成员。当时除了帝室十姓外，其它异姓诸部加入拓跋联盟的有75个（一说68姓）姓或部落成分。内入诸姓到北魏时，按照原来是否为部落大人和内入后的功绩，分化出穆、陆、贺、刘、楼、于、嵇、尉八姓，称为“勋臣八姓”。除本部外，四方诸部还有35姓（一说32姓）与拓跋部落经常发生朝贡关系，“凡此诸部，其渠长皆自统众”①，只是与拓跋保持岁时朝贡，即政治上交聘或从属，经济上交换的关系。后随着北魏势力强大，兼并的部落日益增多，大都逐渐转为内入诸姓，变成编户齐民。

　　至295年（晋元廉五年），力微少子禄官统部时，仿匈奴旧制，分国人为中、东、西三部。禄官自为大酋，居上谷之北，濡源（今河北省东北部滦河上源）之西，东接字文部，为东部；以力微长子沙漠汗之子猗迤统领一部。居代郡参合陂（今内蒙古凉县东北）北，为中部；以猗迤弟猗卢统一部，居定襄之盛乐故城，为西部。禄官继承父业、与晋通好，社会较为安定，“财畜富贵，控弦骑士四十余万”②，牧地有所扩展。

　　298年（元康八年），乘宇文莫廆子逊昵延朝贡之机，将长女嫁之，以示结好。

　　304年（建武元年），应晋州刺史司马腾之请，与猗迤率部破匈奴汉王刘渊于西河（今山西省离石县）、上党（今山西省黎城县南）。

　　307年（永嘉元年）病卒，侄猗卢继位，总摄三部，成为塞北的一支强劲力量。

　　310年（永嘉四年），猗卢遣侄郁律率骑2万、助晋并州刺史刘琨大败白部鲜卑及铁弗匈奴。猗卢因功受封为大单于、代公，并求晋割让陉岭（今山西省代县西北句注山）以北的马邑、阴馆、楼烦、繁畴、崞五县，其地东接代郡，西连西河、朔方，方数百里，乃徒10万户以充之③，疆域扩大，势力益炽。

　　312年（六年），遣长子六修等为前锋，亲统20万众作为后继，击败匈奴汉国刘聪子粲于晋阳。

　　313年（建兴元年），以盛乐为北都，修故平城（今山西省大同市东北）为南都，并于灅水之阳黄瓜堆筑新平城（小平城），令六修镇之，统领以晋人为多的南部。

　　315年（三年），受晋封为代王，置官属，食代、常山二郡。316年（四年），猗卢欲废长立幼，以少子延明为嗣，因与六修有隙，召征不至，遣军讨之失利，乃微服逃匿民间，寻为六修所弑。

拓跋郁律时（317—321年），击败入侵之铁弗匈奴刘虎，以女嫁来附之虎从弟路孤。进而向北部草原发展，“西兼乌孙故地，东吞勿吉以西，控弦上马将有百万”④，士兵精强，雄于北方。拒绝前赵刘曜、后赵石勒的请和及东晋的封爵，而有“平南夏之意”⑤。又数传至拓跋什翼犍。什翼犍曾为质子在后赵历10年之久，汉化较深，学会了不少中原的典章制度。

　　338年（东晋咸康四年），在繁畴（今山西省浑源县西南）北即代王位，年号建国，分国之半与弟孤。次年，“始置百官，分掌众职”①，用代郡汉人燕凤为长史，许谦为郎中令，其余官职及名号，多仿晋制。又制法律，定反逆、杀人、偷盗、乱伦之刑，史称“当死者，听其家献金马以赎；犯大逆者，亲族男女无少长皆斩；男女不以礼交皆死；民相杀者，听与死家马牛四十九头，及送葬器物以平之；无系讯连逮之坐；盗官物，一备五，私则备十。法令明白，百姓晏然”。②自此，代初具国家规模。340年（东晋咸康六年，代建国三年），定都于云中盛乐宫（今内蒙古和林格尔县西北）。翌年，又于盛东敌城南8里筑盛乐新城，逐渐开始农业生产。曾多次进攻高车、铁弗匈奴刘卫辰等部，掠取奴隶和牧畜。“东自濊貊，西及破洛那，莫不款附”③。当时实际控制疆域大致跨有今内蒙古自治区中部和山西省北部。

　　376年（太元元年，建国三十九年），前秦苻坚应刘卫辰之请，发幽、冀、并三州兵30万，分数路会攻什翼犍，代国灭。

　　383年淝水之战后，前秦政权倾覆，慕容垂称帝于中山，建立后燕。386年（东晋太元十一年），什翼犍嫡孙、慕容垂外甥拓跋珪乘机召集旧部，在牛川（今内蒙古锡拉木林河、呼和浩特市东南）召开部落大会，并即代王位。同年四月，改称魏王，建元登国。

　　398年（天兴元年），正式定国号为魏，史称北魏或后魏，迁都平城，改元天兴，即皇帝位，是为魏道武帝。

　　当时，北方形势极为复杂。北魏不仅面临柔然、高车、库莫奚以及后燕、西燕的威胁，而且还有企图拥立其叔窟咄的守旧势力。于是，拓跋珪首先击败窟咄，“悉收其众”④，翦除内患。继而向外扩展。

　　387年（登国二年），拓跋珪率军大破其南边的独狐部，刘库仁之子刘显逃奔西燕。翌年，击败其东边西拉木伦河一带的库莫奚部，获杂畜十余万头；又破嫩江流域解如部，获男女、杂畜10余万。389年（四年），攻高车部落大破之。翌年，袭击高车袁纥部，获生口、马、牛、羊20余万；又讨纥突邻、纥奚、豆陈、贺兰、叱奴等部。六年，西讨黜弗部，北征柔然。又破刘卫辰部，共获名马30余万匹，牛羊400余万头。拓跋珪不仅获得了大量土地、虏获了大批战马和牛羊，而且还收降了不少部落，成为塞外一大强国。395年（十年），与慕容宝会战于参合陂，大破后燕军，俘获士卒4—5万，皆坑杀之。397年（皇始二年），乘慕容垂新死，亲勒六军40余万，进兵中原，先后攻取晋阳、中山、邺等名城重镇，拥有黄河以北之地，隔河与东晋相峙。

　　至423年（泰常八年），拓跋珪孙、拓跋嗣子焘继位后，凭借鲜卑骁勇的骑兵，四出征伐。428年（神元年），俘夏主赫连氏，杀之，夏国灭。

　　436年（太延二年），攻占龙城（今辽宁省朝阳市），北燕冯氏灭。439年（五年），兵取凉州，俘北凉沮渠牧犍，收姑臧（今甘肃省武威市）城内户口20余万，及仓库珍宝无数。

　　442年（太平真君三年），收服西凉李嵩之孙李宝。并屡次出兵击败柔然、高车，获戎马百万匹，部众数10万落；又遣将袭吐谷浑，使慕利延败走白兰（今青海省黄河源西北）。同时，还采取镇抚兼施的策略，使西域诸族及东北契丹等族遣使朝贡。遂完成统一北方大业，结束了十六国割据局面。继而450年（十一年），率军10万南下进攻刘宋，经略江淮，围悬瓠（今河南省汝南县），直抵瓜步（今江苏省六合县东南）。后遭宋军顽强抵抗，掠淮南5万余户而返，辖区扩至淮河以南，形成南北朝长期对峙的局面。疆域东北起辽西，西至新疆东部，南达秦岭、淮河，北抵蒙古草原。

　　

三、道武帝、孝文帝等的改革及拓跋鲜卑社会制度和经济生活的变化

拓跋鲜卑在进入中原前，基本上处在早期家长奴隶制阶段，以游牧业为主，各部落民在一定牧场上进行游牧；部落民对于部落大人或渠帅交纳一定的畜税及服兵役、徭役；八部和“内入诸部”的大人把一部分畜税再交给盟主。而四方诸部渠长与盟主则保持一种“岁时朝贡”的关系。至拓跋珪建立北魏后，逐渐向封建化过渡，并有相当一部分部落民开始了农业定居生活。

　　拓跋珪在建立北魏和进取中原过程中，采取一系列措施，以便适应中原地区的需要，并促进鲜卑的封建化和向农业定居过渡。

　　首先，拓跋珪注意延揽人才，吸收汉族士人，制定朝廷典章制度，按照周秦以降中原王朝的规模，建立北魏朝廷。在保存汉人原来的社会制度和采用汉人原有的租税制度的同时，拓跋氏与汉族世家豪强也逐渐相互交融结合。

　　其次，离散诸部，分土定居，变部落民为国家编户。拓跋珪在386年（登国元年）四月，改称魏王后，即下令“散诸部落，始同为编民”①，即解散原来参加联盟的四方或内入诸姓部落乃至帝室十姓部落，强迫各部落大人与其部民（牧民）脱离关系，使各部牧民不再成为各部大人的私属，而变成北魏国家的编户，分给土地，以从事农耕或进行定居牧放，不准随便迁徙。在击败后燕之后，于天兴初，第二次下令“离散诸部，分土定居，不听迁徙，其君长大人皆同编户”②，“悉令造籍”。并实行“计口受田”的办法，使其逐渐从事农业，转向定居。离散的部落民，仍设大夫或别帅管辖。至457年（高宗太安三年）正月，以诸部护军各为太守，编户齐民才告完成。孝文学时三长制和均田制的推行，进一步促使部落组织解体，有利于拓跋鲜卑与汉民族等错居杂处，共同成长壮大。

　　再次，实行“计口受田”，“劝课农桑”，扩大屯田，减轻租赋，并徙民以充实京师，发展农业生产。

　　拓跋珪卒后，拓跋嗣继位仍沿袭封建化的方针，注意简贤任能，劝课农桑。413年（永兴五年），奚斤等破越勤信尼部落，徙2万余家而归，后将新降人置于大宁川（今河北省宣化县一带），给农器，计口受田。

　　北魏初期，经过“计口受田”及“离散诸部、分土定居”，农业已成为北魏的社会经济基础，但畜牧业仍占有重要地位，农业歉收时，还要靠畜牧业接济。国有牧场和私人枚场上的畜牧业都相当繁荣。除了八部牧民从事畜牧业外，还有被拓跋焘迁至漠南的高车、柔然降附之民，从事耕牧，岁致献贡；河西国有牧苑的牧子，养马200余万匹，驼骆100余万头，牛羊无数。此外，如契胡尔朱荣，在北秀容川（今山西省朔县西北一带）就有辽阔的私人牧场，“牛羊驼马，色别为群，谷量而已”，“朝廷每有征讨，辄献私马，兼备资粮，助裤军用”③。北魏对于畿内及郊甸的农民，采取了封建性的田租户调的剥削方式。对于从事畜牧业的各族牧民，也采取封建性的剥削方法，如421年（明元帝泰常六年）二月，“调民二十户输戎马一匹、大牛一头”。三月，“制六部民，羊满百口输戎马一匹”①。此外，还有一些力役之征，如筑城、建宫、造苑、运输、兵役等等皆是。

　　拓跋鲜卑所建立的北魏，经过近百年，至孝文帝元宏太和年间（471—490），在各族人民反抗斗争的冲击下，为了缓和各种社会矛盾，巩固北魏在中原地区的统治，孝文帝及其祖母冯太后在代魏逐步汉化的基础上，大力改革，促进北魏进一步封建集权化，鲜卑人日益汉化。

　　第一，创颁“均田令”，改革租调力役制，初立三长制，推行百官俸给制，改定礼仪、官制、律令等，加速北魏在政治、经济上实现封建化进程。

　　485年（太和九年），下诏计口分配空芜土地。凡男年十五以上受露田40亩，女20亩。奴婢同样受田，丁牛1头受田30亩，以4头为限，由于当时施行休耕法，授田一般是2—3倍。所授之田，不准买卖，年老免课及身亡，须还田于官。此外，初受田男子另给桑田20亩，作为世业，身终不还，可传子孙，不许买卖，但超过20亩者可卖其余，不足者可买，在缴纳麻布为“调”之地区，男授麻田10亩，女5亩，奴婢相同，年老身死，还田。新附民户，每3口加宅田1亩，奴婢5口1亩。桑田及宅地为世业、受田后不准迁徙。地方官按级给公田。均田制仅分配无主荒地，未触及地主原有土地。占有奴婢和耕牛的主人，还可按奴婢和牛数多得土地，与之相适应的田租户调制度规定一夫一妻之户，还可按奴婢和牛数多得土地。与之相适应的田租户调制度规定一夫一妻之户，岁出帛1匹，粟2石，还有力役，而有奴婢8人或耕牛20头，才缴纳同额租调②。因而均田制虽授给包括鲜卑人在内的各族农民以一定土地，但获益最多的是鲜卑贵族和中原的世家豪强。嗣后北齐、北周和隋唐皆沿此制，办法略有变更③。继而又颁行三长制，即五家立1邻长，五邻立1里长，五里立1党长，校比户口，造户籍。以强化县以下地方组织，更严密地控制人口，限制人民逃亡。同时也是为了检括荫户，与豪强争夺人口，扩大征调赋税的对象，以增加封建王朝的财政收入。

均田制、三长制、租调制三种制度先后颁行，是相辅相成的，通过均田制将包括鲜卑人在内的诸族人民编制于土地上从事生产；通过租调制来剥削农民的剩余产品；通过三长制来检查户口，催督租调。从而进一步打破了原来的氏族部落组织，加速鲜卑的汉化和封建化。再加上483年（太和八年），百官俸给制的推行，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官吏的贪赃在法，巧取豪夺。同时下诏放松对手工业者的控制，开创了中国历史上减轻手工业者人身束缚的先例，凡此种种，对北方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以及增加封建政府的财政收入方面都起了一定作用。

　　第二，迁都洛阳，更便于吸收汉族封建文化，与汉族地主阶级联合。

北魏原都于平城，地处偏北，为了避免柔然的直接攻袭，更好地与汉族地主联合，推行改革，加速封建化，以巩固北魏在中原的统治，孝文帝不顾部分鲜卑贵族的反对，493年（太和十六年）秋，毅然定计迁都洛阳。次年，南徒洛阳。495年（十九年），孝文帝又规定：“迁洛之民，死葬河南，不得还北，于是代人南迁者，悉为河南洛阳人。”④使南迁之人永远定居下来，断绝北还之念。但为了照顾旧贵恋土之情，“遂许冬则居南，夏便居北”⑤。

　　第三，禁鲜卑人着胡服、在朝廷上说鲜卑语，提倡改鲜卑姓为汉姓，定姓族，说汉语，著汉服，鼓励鲜卑人与汉人通婚。至495年（太和十九年），又令“不得以北俗之语言于朝廷，若有违者，免所居官”①。并云：“今欲断诸北语，一从正音（汉语）。年三十以上，习性已久，容或不可卒革；三十以下，见在朝廷之人，语言不听仍旧。若有故为，当降爵黜官。各宜深戒。如此渐习，风化可新。”②孝文帝还大力提倡著汉服。

　　在语言、衣冠汉化的同时，孝文帝下诏定姓族，改鲜卑复姓为汉姓。“拓跋”二字，据《魏书·序纪》所载，拓跋氏为黄帝之后裔，而“黄帝以土德王，北俗谓土为托，谓后为跋，故以为氏”。改拓跋氏为元氏，以继华夏正统自居。除帝室元氏及长孙、叔孙、奚氏等宗族诸姓及勋臣八姓（见前）之外，又根据各宗族祖宗的官位，分别列入姓或族，并为汉族豪强定姓族。主要目的是为了区别升降，以门第高低来品举人才，即所谓“班镜九流，清一朝轨”，以免“清浊同流，混齐一等”③。实际上，就是保证鲜卑贵族的政治地位，逐渐与汉族世家合流，使胡、汉统治者在门阀制度下，进一步消除隔阂，加强联合，并结成姻戚。通过婚姻关系，不仅双方在政治上休戚相关，利害与共，而且使胡、汉在血统上凝为一体，以共同支持北魏的封建政权。

　　如上所述，道武帝、孝文帝等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习俗等方面大力推行汉化，目的是为了使北魏政权进一步封建化，加强鲜卑贵族和汉族世家的融合，以巩固其统治。但通过均田制等的实施，对恢复和发展生产起了一定作用。各项汉化措施，客观上推动了鲜卑本身的发展，也促进鲜卑等族与汉族的融合。

　　

四、北魏末年各民族大起义和东西魏、北齐、北周的更替

　　鲜卑拓跋氏进入中原后，经北魏太祖拓跋珪和孝文帝元宏采取一系列措施，由原始社会末期奴隶制初期（一说是家长奴役制），迅速向封建制飞跃，几经破坏的北方社会经济也逐渐走向恢复。但由于北魏统治和剥削仍很苛重，对境内少数民族的压迫也极残酷，征兵无度，往往将少数民族充当民族仇杀、争权夺利的牺牲品，阶级矛盾日益激化。北魏世宗（宣武帝元恪）以后，政治腐败，贵族官僚日益荒淫奢侈。宣武帝本人“好游骋苑囿”、“嬉戏无度”、“不亲视朝”。王公贵族腐化不堪，竟以豪侈相尚。“帝族王侯，外戚公主，擅山海之富，居川林之饶，争修园宅，互相竞夸”④。同时，广建佛寺、石窟更耗费大量人力物力，贵族世家为了满足其骄奢腐朽的生活，除了经营田业、盐铁、舟车、山泽之利外⑤，朝中权贵还卖官鬻爵，贿赂公行，“纳货用官，皆有定价”⑥。而州郡刺史、太守更是“聚敛无极”⑦，贪黩刻削人民，并用大斗长尺征调。再加上高利贷盘剥，均田制破坏，连年水旱饥荒，民不堪命，天下怨叛，从499—521年（太和末年至正光二年），20余年间，起义或反抗竟达26次之多，至524年（正光五年），终于爆发了声势浩大的六镇起义。

北魏初都平城，为了拱卫京都，以抵御北方游牧民族柔然的威胁，拓跋焘时，“发司、幽、定、冀四州十万人筑畿上塞囿，起上谷，西至于河，广袤皆千里”①，并沿平城北边陆续设镇防守，自西向东有沃野（今内蒙古自治区五原县东）、怀朔（今内蒙古固阳县西南）、武川（今内蒙古武川县西南）、抚冥（今内蒙古四子王旗东南）、柔玄（今内蒙古兴和县西北）、怀荒（今河北省张北县北）六镇，此外还有御夷镇（今河北省赤城县北）及远在河套之西的高平（今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县）、薄骨律（今宁夏灵武县西南）等军事重镇。六镇镇民来源，大都是：鲜卑拓跋部族成员，被迁徒的汉族及其它各民族（如敕勒、吐谷浑、杂胡、江淮诸蛮等）和徙边的罪犯。因而，使留居北镇的鲜卑拓跋部成员的地位逐渐下降，“役同厮养，官婚班齿，致失清流”②。与迁洛的“本宗旧类”的“各各荣显”相比，他们丧失了特权，仕宦阻隔，被视同府户，为镇将奴役，“穷其力，薄其衣，用其工，节其食”③。六镇府户和中原鲜卑贵族间的矛盾，镇内将官、奸吏与士兵的矛盾日益激化。六镇府兵处于中原贵族官僚和本镇将吏的双重压迫下，于是揭竿而起，拉开了北魏末年各族人民大起义的序幕。

　　除六镇破六韩拔陵的起义，关陇莫折念生和万俟丑奴的起义，河北杜洛周、鲜于修礼和葛荣的起义，山东邢杲的起义，山西稽胡的起义外，其它各小股的起义，史不胜书。既有北边少数民族的部落起义、牧民起义，又有中原各地的汉族起义，其势如燎原之火，几乎燃遍整个中国北方，使北魏王朝的统治受到了强烈冲击，分崩离析。东西魏的分裂，北齐、北周的出现，可以说是这次大起义的直接或间接后果。

　　随着北魏政权的衰落，地方势力抬头，在关中以东，自尔朱荣于530年（永安三年）为魏孝武帝所杀后，继之而起的是鲜卑化的汉人高欢和在关中的尔朱氏旧部贺拔岳及宇文泰。高欢灭尔朱氏后，自居于晋阳，遥控洛阳政权，魏帝元脩不甘充当傀儡，与高欢矛盾激化。534年（元熙三年），高欢调集20万大军，分道南下，七月，元脩放弃洛阳，率轻骑入关，投奔宇文泰。北魏12世，历148年而亡。高欢入洛阳，拥立元善见为帝（孝静帝），迁都邺城，史称东魏。是年冬末，宇文泰毒死元脩后，拥立元宝炬为帝，是为西魏文帝，史称西魏。

　　550年，高欢子高洋废东魏，建立北齐。北齐鲜卑化风气极盛，鲜卑贵族在朝廷仍占重要地位。

　　西魏大权掌握在丞相字文泰手中。泰知人善任，崇尚儒术，明达政事，擅长方略④。历文帝、废帝、恭帝，执掌西魏军国实权20余年，其间，对外与东魏进行沙苑、洛阳、芒山等大战，并遣兵取蜀中，灭萧梁于江陵；对内重用关中汉人，依靠关陇地主集团支持，进行改革。西魏初，即命有司为二十四条新制，颁行之；后又采用苏绰制定的文案程式和计帐户籍之法，裁冗官，置屯田，而以苏绰所提《六条诏书》，即治心身、敦教化、尽地利、擢贤良、恤狱讼、均赋役为治国方针⑤，推行均田制和赋役制，发展关陇农业，减轻农民负担；设六官、定十八命、罢门资⑥，由朝廷任命刺史府官，以改革官吏制度，加强中央集权；并收编关陇豪族武装，与原来统辖的以鲜卑为主的军团合成二十四军，正式建立了由八柱国分掌禁旅的府兵制度⑦。府兵制是由兵牧合一的部落兵制发展而来的。初置十二军、以诸将分别统率，成员初大多为鲜卑人，后逐渐吸收关陇汉族豪强的地方武装，兵员日增，共组成二十四军，由六柱国分领，下设12大将军，24开府，48仪同，每1仪同领士兵1000人，六柱国合众48000人。军士由各级将领统率，另立户籍，与民户有别，平常牧耕，按规定自备弓刀，参加训练或作战，警昼巡夜。从而相对地提高士卒的身份地位，使六镇军人与关陇大族结合，形成关陇统治集团。从政治、经济、军事诸方面为宇文氏取代西魏，进而统一北方奠定了基础。

　　556年（西魏恭帝三年）十月，宇文泰卒，第三子宇文觉继立。次年正月，逼恭帝逊位，觉称周天王，即帝位，史称北周。中经世宗明皇帝宇文毓，及至武帝宇文邕于560年（武成二年）即位后，广开言路，兼听纳谏，延揽人才。以武川镇将为核心，极力笼络关陇、山东、河东的汉族世家，加强中央集权。

　　572年（天和七年），在诛杀专断国政的堂兄大家宰宇文护后，进行改革。首先，尊儒毁佛，以儒家为正宗，尊儒学为国学。搜集儒家经典，广求儒生，宣扬儒家“王道”、“德政”，以实现大一统。

　　573年（建德二年）辨三教先后，以儒家为先，道教次之，佛教为后。

　　574年（三年），针对寺院、僧侣日益增多的情况①，下诏禁佛、道二教，毁经像，罢沙门、道士，令还俗为民，纳税服役，“使民役稍稀，祖调年增，兵师日盛”②。其次，继续改进府兵制，罢中外府，大选诸军将帅，改军士为侍官，扩充府兵来源，广募汉族子弟等充之，除其县籍，归于兵籍，兵民分治，由皇帝直接控制，负有更番宿卫和作战御侮之责，并日益与均田制结合，由兵牧合一的部落兵向兵农合一的封建兵制转化。府兵达20万人左右，增加北周的军事力量。对外，周武帝北与突厥和亲，娶木杆可汗俟斤女为皇后，连兵伐齐。南与陈朝通好，约中分中国，使南陈进兵淮南，以牵制北齐。575年（建德四年），亲率北周军6万攻拔河阴（今河南省孟津县东），围金墉（今河南省洛阳市东北）。翌年，攻克晋州，乘机进取晋阳。577年（六年），攻邺，追俘北齐幼主于青州，灭北齐，统一北方，拥有黄河流域和长江上游广大领域。下诏统一度量衡，制定《刑书要简》，力行均田制，释放杂户、奴婢为良。进而欲“平突厥、定江南”③。578年（宣政元年）三月，遣军攻甫陈，夺淮南之地，擒南陈大将吴明彻，俘斩3万余人。五月，总戎北伐突厥，至云阳宫（今陕西省淳化县西北甘泉山上）因病还，卒于途。后继者或昏庸或年幼，大权落入外戚杨坚之手，581年（大定元年），杨坚取代北周，建立隋朝。

无论是东部鲜卑，还是拓跋鲜卑及西部鲜卑，经过魏晋南北朝与汉族等错居杂处和通婚，大多被同化于汉族。鲜卑慕容部在诸燕灭亡后，以散居形式融合到汉族和拓跋鲜卑中去。入隋、唐以后，拓跋鲜卑也最终完全被汉化。鲜卑等族的汉化，主要表现在少数民族统治者与汉族地主在政治上的进一步联合，崇尚儒学，采用汉制；内迁鲜卑诸部不同程度地发展了农业经济，社会生产水平逐渐接近汉族；鲜卑语与汉语同时并用，而且汉语成为诸部的通用语言；夷夏观念逐渐淡薄，“居民以官位相从，不依族类”④；生活习俗方面民族特点逐渐消失，通过杂居通婚，血统上溶为一体。

隋、唐以降，鲜卑作为政治和民族实体，虽已不复存在，但其后裔在两朝中均居于重要地位。隋、唐建国者杨、李二家是鲜卑化的汉人，其母、妻为汉化的鲜卑人①。至于两朝的文武达官显宦，鲜卑为数不在少数，位至宰相的就有20余人②，其他如尚书、侍郎、都督、刺史更是不胜枚举，其中有隋代筑造学家宇文恺、音韵学家陆法言、唐初名相长孙无忌、中唐文学家元结、诗人元稹，直至金末元初文学家元好问等人。无怪乎元代胡三省在《资治通鉴》注中讽刺坚持“夷夏之分”的人时说：“自隋以后，名称扬于时者，代北之子孙十居六七矣。氏族之辨，果何益哉？”说明鲜卑贵族入居中原后，逐渐汉化，后裔在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都有所建树，对魏晋南北朝乃至隋唐历史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

第四节 西部鲜卑

西部鲜卑主要指河西鲜卑、陇西鲜卑，一说还包括源出于慕容鲜卑的吐谷浑（见后文）。河西鲜卑是指魏晋南北朝时期活动于今甘肃省河西走廊（金城黄河之西），包括今青海省惶水流域的鲜卑诸部，其中秃发鲜卑最强大，其它可考的部落有乙弗鲜卑（亦称卑和虏）、契翰（契汗、唾契汗）、折掘、意云鲜卑、鲜卑思磐部、车盖鲜卑、麦田鲜卑、北山鲜卑等。陇西鲜卑专指活动于今甘肃省陇山、六盘山以西和黄河以东一带的鲜卑诸部，除以乞伏氏为首的部落联盟外，有史可稽的尚有鲜卑鹿结部、莫侯部、吐赖部、勃寒部、匹兰部、密贵部、裕苟部、提伦部、越质部、豆留輢部、叱豆浑部、叠掘部、悦大坚部、仆浑部及大兜国等。河西鲜卑和陇西鲜卑之名始见于西晋末十六国初，部众大都是曹魏时迁至雍、凉之间，散居于河西、陇右，南凉、西秦盛时统辖之，后归属于北魏，最终多被同化于汉族之中。

　　一、河西秃发鲜卑

　　（一）秃发鲜卑迁入河西及树机能的反晋斗争

秃发鲜卑为拓跋鲜卑的一支，始祖与北魏同源。秃发匹孤时率众自塞北迁入河西，故亦称河西鲜卑。

　　220年（曹魏黄初元年），桔汾卒，次子元皇帝拓跋力微因母为“天女”，有神异，故得立为首领。而匹孤虽为长子不得继位，仅分得部分部众。由于争夺牧场等原因。约于219—256年间，由塞北阴山、河套一带，沿黄河两岸，顺贺兰山脉东麓南下，至河西、陇西以北，即今内蒙古自治区额济纳旗至宁夏回族自治区北部游牧。后于256—263年间（甘露元年至景元四年间），曹魏镇西将军邓艾都督陇右诸军事时，又迁秃发等部鲜卑数万人至河西陇右雍、凉二州之间，即今陕西省中部及甘肃省一带，最后聚居于河西走廊东部及青海湖以东，与汉、羌等族杂居共处。主要游牧地“东至麦田、牵屯，西至湿罗，南至浇河，北接大漠”③，即大致东起今甘肃省平凉县西北的牵屯山、靖远县北的麦田城，西至今青海湖东，南至今青海省贵德县，北接今腾格里沙漠、巴丹吉林沙漠。

　　秃发鲜卑自迁入雍、凉后，曹魏及西晋统治者以其与羌、胡相似，设“护羌校尉”监领之，各部仍自有部帅。但鲜卑等往往被征发为兵，或被掠沦为奴婢或佃客，同时还要缴纳赋税，使民族矛盾日益尖锐。西晋初，终于爆发了以秃发树机能为首的西北诸民族反晋斗争。

　　269年（泰始五年），西晋为了镇压因灾荒而引起的骚乱，设置秦州，派遣“勇而无谋，强于自用”的胡烈担任秦州刺史，以镇抚河陇鲜卑。但胡烈一上任，即采取高压手段，致“失羌戎之和”①，成为爆发反晋斗争的导火线，秃发树机能为寿阗孙，寿阗卒后，继统其部众，活动于安定、陇西一带，史称其“壮果多谋略”②。

　　270年（六年）六月起事后，率众击杀秦州刺史胡烈于万斛堆（今甘肃省皋兰县东北黄河北岸），又拒击尚书石鉴进讨之师。陇右、河西其它诸民族纷纷响应。

　　271年（七年），联合北地胡攻金城，击杀凉州刺史牵弘于青山（今甘肃省环县西），后又败凉州刺史苏愉于金山（今甘肃省山丹县南）。及275年（泰始末至咸宁元年），秃发鲜卑的势力由凉州金城郡（治榆中县，今甘肃省榆中县西北黄河南岸）西北更向西发展。高昌以东的一些鲜卑部落也起而反抗晋朝统治。

　　279年（咸宁五年），树机能攻破凉州，占据主要城镇，阻断西晋与河西之交通，西晋朝廷大震，遣威武太守马隆统军攻之。树机能部碎跋韩、且万能等率众万余落归降，马隆又“前后诛杀及降附者以万计”。是年十二月，隆遣归降的率善戎设骨能等与树机能大战，树机能终因寡不敌众，兵败被杀③。秃发部复降于西晋。

　　

（二）秃发氏建立南凉及其盛衰

　　树机能反晋斗争虽然失败，但秃发鲜卑部落并没有因此而溃散。数传至秃发乌孤立，采取养民务农的经济政策，在政治上礼俊贤，修政刑，对外“循结邻好”，不事争战。十余年间，秃发部在后凉东南广武一带势力渐盛。

　　394年（太元十九年，后凉麟嘉六年），后凉吕光“遣使署为假节冠军大将军、河西鲜卑大都统、广武县侯”④。次年，破乙弗、折掘等部，筑廉川堡（今青海省民和县西北）以居之。又陆续征服意云鲜卑等部。河西一带汉族豪门士族如广武人赵振等纷纷投奔乌孤，充当谋士，吕光见其日益壮大，遣使拜之为“广武郡公”。

　　396年（太元二十一年），吕光即天王位，改国号为大凉，遣使拜乌孤为征南大将军、益州牧、左贤王。乌孤决意摆脱吕光控制，谢绝封爵。次年，自称大部督、大将军、大单于、西平王，年号太初，建立政权，以弟秃发利鹿孤为骠骑将军，傉檀为车骑将军。继而治兵广武，攻取金城，败吕光将军窦苟于街亭（今甘肃省永登县乌鞘岭）。398年（太初二年），乘后凉衰弱，郭广黁、杨轨反吕氏之机，取得洪池岭南五郡（广武、西平、乐都、浇河、湟河）之地，改称武威王。399年（三年），徙都乐都（今青海省乐都县），专力经营河湟地区，并以利鹿孤镇安夷（治今青海省化隆县南），傉檀镇西平（治今西宁市西），叔素渥镇湟河（今化隆县南），族人分镇各地，又量才叙用汉、夷各族豪门及“杰俊之士”，使南凉政权得以逐渐完善和巩固。

　　是年（399）八月，乌孤因酒醉坠马受伤死，弟利鹿孤即武威王位，迁都西平，并遣记室监鞠梁明聘于段业，进一步加强与北凉联盟，以对付后凉，南凉开始兴盛。次年正月，改元建和，遣傉檀败后凉兵于三堆（今大通河南），并进围其都城姑臧。401年（建和二年），利鹿孤改称河西王⑤。同年三月，败后凉吕隆军，徙2000余户而还。后又遣兵攻北凉临松，虏6000余户、沮渠蒙逊遣质请和，始还所掠，召军返。十二月，南凉攻围后凉姑臧，又攻昌松郡，执后凉太守孟祎。

　　402年（建和三年）三月，利鹿孤卒，弟傉檀立，更号为凉王，迁都乐都，改元弘昌，史称南凉。十月，傉檀攻后凉姑臧。十二月，后秦姚兴拜傉檀为车骑将军、广武公。

　　404年（弘昌三年），因后秦势盛，傉檀去年号，称臣于后秦。

　　408年（弘始十年），傉檀大败后秦军，复称凉王，改元嘉平，置百官。

　　414年（嘉平七年），南凉连年不收，上下饥窘，傉檀率军西击乙弗鲜卑，留太子武台（虎台）守乐都。西秦乞伏炽磐乘机袭取乐都，俘武台等及百姓万余迁于枹罕（今甘肃省临夏市西南），傉檀降西秦，年终被毒死，南凉亡。共历3主，18年。

　　（三）南凉亡后秃发鲜卑等的去向

南凉亡后，原秃发氏部人大部分为西秦所统治，后西秦为夏所灭，夏又亡于吐谷浑，西秦领域大部分入于吐谷浑，后又为北魏所占有。在陇西、河湟的乞伏、秃发鲜卑最终与北魏拓跋鲜卑同被汉化，至今在青海省西宁市还留存着秃发氏的后代①。

　　秃发鲜卑的另一部分贵族和部民则投归了河西的北凉。如傉檀弟、南凉湟河太守文支、傉檀兄子樊尼等。而傉檀子保周、破羌（即源贺）等在南凉亡后，亦投奔北凉。后北凉亡于北魏，在河西的秃发氏皆归北魏统治，北魏封保周为张掖王，破羌为西平公等。源氏一族在北魏地位显赫，后裔贺乾曜曾相唐玄宗②，已完全汉化，与汉官无别。

　　此外，《新唐书·吐蕃传上》载秃发樊尼后裔为吐蕃王族来源之一，云：“或曰南凉秃发利鹿孤之后，二子，曰樊尼（应为侄），曰傉檀（应为弟）。傉檀嗣，为乞佛（伏）炽盘（磐）所灭。樊尼挈残部臣沮渠蒙逊，以为临松太守。蒙逊灭，樊尼率兵西济河，逾积石，遂抚有群羌云。”或谓秃发樊尼在北凉亡后，率部进入青海、甘南一带羌族聚居地，被同化于羌，形成党项中的拓跋氏。这些问题尚待进一步探究。

秃发鲜卑及其建立的南凉对河湟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在利鹿孤和傉檀时，功课农桑，修筑和扩建城镇，使之成为河陇最为繁荣地区，从苑川至乐都、西平经扁都口至张掖的这段河西路的支线，曾招来了许多中外商人和僧人，在中亚陆路交通上起了一定作用。

　　二、陇西乞伏鲜卑

　　（一）乞伏鲜卑的来源和迁徙

乞伏鲜卑为陇西鲜卑最重要而又强大的一支，包括乞伏、斯引、出连、叱卢等部。原居于漠北，东汉中后期南迁至大阴山（今内蒙古自治区阴山山脉）。乞伏（如弗）部原为鲜卑人，其余三部中的叱卢部，即高车十二姓中的吐卢氏。乞伏鲜卑是鲜卑与高车融合后的鲜卑部落。原居于今贝加尔湖一带的丁零（南北朝时称高车），南下与鲜卑融合而成。西秦上层多有屋引氏、翟氏、叱卢氏等高车人可证。

　　乞伏等四部，南出大阴山后，住牧于河套北。265年左右（泰始初），乞伏国仁五世祖祐邻（拓邻）时率5000户，又南迁至夏（或夏缘，今河套南），部众稍盛，约5万。由此向西迁至乞伏山，即今贺兰山东北抵黄河的银川一带①。后祐邻又率部向南迁徙，与居于高平川（今宁夏回族自治区清水河流域）的鲜卑鹿结部（有众7万余落）“迭相攻击”，鹿结败后，南奔略阳（今甘肃省秦安县东南）。于是祐邻等居高平川，势力渐盛。

　　祐邻曾孙述延在位时，相当于十六国初前赵雄据中原、张轨初有河西之际，北方群雄割据，使乞伏氏为首的部落联盟得以进一步发展。述延讨拥有2万余落的鲜卑莫侯部于苑川（今甘肃省兰州市东，城址在榆中县东北），后迁于土地肥沃的苑川，为“龙马之沃土”②。乞伏联盟增至10万余落，一落按5口计算，即有50余万人。同时，由于内部游牧经济的发展和受到邻近封建国家的影响，逐渐向国家政权过渡，建立了简单的官制。如述延“以叔父柯埿为师傅（相当于丞相），委以国政，斯引乌埿为左辅将军，镇蔡园川，出连高胡为右辅将军，镇至便川，叱卢那胡为率义将军。镇牵屯山”③。各部落首领分镇一方，而统主（联盟首领）则一直为乞伏氏世袭。

　　（二）乞伏氏建立西秦及其盛衰

　　以乞伏氏为首的部落联盟迁至苑川后，势力增强，据有苑川、勇士川（苑川东，今甘肃省榆中县大营川地区）、牵屯山（今甘肃省平凉市西北）一带。东晋咸和（326—334）年间，述延死，祁埿子傉大寒立。当时后赵势力已伸入秦陇，使乞伏傉大寒惧而北迁于麦田无孤山（今甘肃省靖远县北）。

　　傉大寒卒，子司繁立。前秦始皇（351—355）中迁于度坚山（今甘肃省靖远县西）。

　　371年（建元七年），秦将王统来攻，司繁率3万骑拒统于苑川。统潜袭度坚山，部民5万落悉降于统。司繁归降于前秦苻坚，被封为南单于，留之长安④。又以司繁叔吐雷为勇士护军，抚其部众。至373年（建元九年），苻坚令司繁回镇勇士川。次年，前秦击灭前凉张氏，占有河西、陇右。是年，司繁卒，子国仁立。乞伏国仁继承父业，仍为前秦镇西将军，借前秦之威，逐渐发展自己的势力。

　　383年（建元十九年），苻坚一方面遣吕光征西域，另一方面又征集全国丁壮，南击东晋。以乞伏国仁为前将军，领先锋骑，淝水之战前夕，国仁叔步颓反于陇西，苻坚即遣国仁率军还击。国仁与其叔同谋，欲霸一方。不久，传来苻坚淝水大败的消息。国仁“招集诸部，有不附者，讨而并之，众至十余万”⑤。385年（二十一年）九月，乞伏国仁即自称大都督、大将军、大单于、领秦、河二州牧，改元建义。并分其地置武城、武阳、安固、武始、汉阳、天水、略阳、■川、甘松、匡朋、白马、苑川十二郡，筑勇士城而都之⑥。

　　388年（西秦建义四年），国仁卒，群臣以国仁子公府年幼，推国仁弟乾归为大都督、大将军、大单于、河南王。改元太初，“置百官，仿汉制”⑦，逐渐使用陇右一些汉族豪强。并由勇士城迁都至金城（今兰州市西北），连续出兵降服邻近诸部，“于是秦、凉、鲜卑、羌、胡多附乾归”①。疆域西至金城、苑川，东暨南安、平襄，北抵牵屯，南达枹罕。后枹罕虽为后凉吕光所夺，但西秦在东面的势力却有所发展。394年（太初七年），遣凉州牧乞伏轲弹、秦州牧乞伏益州、立州将军越质诘归率3万骑，击败前秦和仇池氏陇西王杨定4万联军，杀杨定及苻崇，斩首17000级，使乾归“尽有陇西、巴西之地”②。十二月，乾归改河南王为秦王，史称西秦。中央置尚书省、门下省，进一步汉化。同时，保留大单于号，以便于统治境内众多其它民族；保存大将军号，便于掌握兵权③。后屡与后凉发生战争，并联络南凉秃发氏以抗击后凉。又出兵击败南边的吐谷浑视署。

　　400年（西秦太初十三年）正月，乾归因所居金城南景门崩，还都苑川。五月，后秦姚兴与姚硕德统军5万，从南安峡（今甘肃省秦安县南）向西进攻西秦，乾归兵败，先降后凉，后南奔枹罕归后秦。西秦第一次灭国。至长安，姚兴署为“镇远将军、河州刺史、归义侯，复以其部众配之”④。次年，遣乾归还镇苑川。409年（后秦弘治十一年）乾归以炽磐留守枹罕，自收众3万迁往度坚山（今甘肃省靖远县西），旋乘后秦内忧外患，逐渐衰弱之机，重新称秦王复国，改元更始，置百官，公卿以下皆复本职。西秦先后与后秦、南凉、吐谷浑发生争战，并在攻占后将其民众迁于苑川、枹罕一带，以充实劳动力和兵员。

　　412年（更始四年）二月，乾归迁都谭郊（今甘肃省临夏市西北）。率骑2万败吐谷浑别统阿若干于赤水，又攻夺南凉三河郡。疆域东迄平襄、略阳，西至金城、白土，南抵层城、赤水，北达度坚山以北⑤。

　　412年（更始四年）六月，乾归及其子10余人为国仁子乞伏公府所杀。驻府苑川的炽磐即帅文武及2万余户迁都枹罕，并击败公府，于八月袭位，改元永康，自称大将军、河南王⑥。承父遗策，笼络陇右汉、羌等，重用汉族豪门、俊杰之士，巩固了政权。对外纵横捭阖，东征西讨，使西秦进入极盛时期。西秦的存在及兴盛，对于陇右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以及各民族之间的融合，均具有重大意义。

　　414年（永康三年），炽磐出兵灭南凉，复称秦王。继又逐北凉沮渠氏势力出湟水流域，并不时向河西进攻，掳掠人口。在南部多次击败树洛干，攻取■川，将势力伸入今四川省西部羌族之地，在东部扩展至上邦一带。

　　西秦的强盛并未能维持多久，内忧外患接踵而至，迅速走向衰亡。428年（建弘九年），炽磐卒，太子慕末即位，改元永弘。

　　431年（永弘四年），夏主赫连定杀乞伏慕末及其宗族500人，西秦亡。共历4主，47年。

　　（三）西秦亡后乞伏鲜卑的去向

　　431年（永弘四年），夏攻围南安（治今甘肃省陇西县东南），西秦王室乞伏慕末及宗族500余人出降，后均为赫连定所杀。还有一批乞伏族乞伏轲弹、乞伏千年等人投归北凉，跋跋、延祚等投归夏国，而昙达为羌人执送于夏。后夏国赫连定在渡黄河夺北凉河西之地时，为吐谷浑慕璝所灭，所率乞伏鲜卑等西秦降户及赫连部人皆为吐谷浑虏去。因而，乞伏鲜卑有一部分与吐谷浑融合，叶谷浑仆射就有乞伏触扳①。后北魏灭北凉，占有河西之地，并逐吐谷浑出陇右，尽有黄河以北之地，散处于河陇地区的乞伏鲜卑为北魏所统治。乞伏氏及出连氏、叱卢氏等，均成为北魏的“内入诸姓”和“四方诸姓”。

　　原西秦贵族有许多人在北朝政府中任职，如北魏并州刺史乞伏佛成龙、金城伯乞伏凤、泾州刺史乞伏悦、沙州刺史、宁国伯乞伏宝，还有第一领民酋长乞伏周、乞伏纂等；东魏有齐州长史乞伏锐；北齐有骡骑将军乞伏保达②；北周有大将军乞伏慧等。乞伏氏贵族在北魏时，籍贯大都改成金城或金城榆中、马邑等，与汉族士大夫、官僚无大区别。不论是在北朝作官为吏的上层，还是一般乞伏鲜卑人，后来大多被同化于汉族。

乞伏鲜卑及其建立的西秦，无论在对陇西地区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上，还是在促进各民族之间相互交流和沟通中西陆路交通方面，均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在历史上乞伏鲜卑为建设和开发陇西地区作出了不可忽视的贡献。

第五节 吐谷浑

　　一、吐谷浑的族称、迁徒和建国

吐谷浑又称吐浑、退浑，是我国西北的古代民族之一。原为鲜卑慕容部的一支，先祖游牧于徒河青山（今辽宁省义县东北）。公元3世纪末至4世纪初，即晋太康四年至十年（283—289年）左右，鲜卑单于涉归庶长子吐谷浑，因与以母贵继单于位的嫡弟若洛廆（慕容廆）不和以及开拓新牧场的需要，率所部1700户从辽东慕容鲜卑中分离出来③，西迁到今内蒙古自治区阴山。

　　313年（西晋永嘉末）左右，又从阴山南下，经河套南，度陇山，至陇西之地枹罕（今甘肃省临夏市）西北的罕■原④。以此为据点，子孙相承，向南、北、西三面拓展，统治今甘肃省南部、四川省西北和青海省等地的氐、羌等族。

　　317年（东晋建武元年），吐谷浑卒，长子吐延嗣位。329年（咸和四年），吐延为昂城（今四川省阿坝境）羌酋姜聪所刺，临终时嘱长子叶延速保白兰（今青海省巴隆河流域布兰山，即柴达木盆地都兰县一带），以巩固其统治。叶延在沙州立总部，仿汉族帝王传统，以其祖吐谷浑之名为氏，“亦为国号”⑤。初步形成了一套简单的管理国家的政治机构。从此，“吐谷浑”由人名转为姓氏、族名乃至国名。由于地处黄河之南，其首领受大夏、刘宋等封为河南王，故又被称为河南国⑥。此外，西北诸民族又以“阿柴虏”或“阿赀虏”、“赀虏”等作为对吐谷浑部众的贱称。疆域东起洮水，西至白兰（今青海省都兰县、巴隆县一带），南抵昂城（今四川省阿坝境）、龙涸（今四川省松潘县），北达青海湖一带。最盛时辖地西至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若羌县、且末县；北隔祁连山，与河西走廊毗邻。后期的政治中心在伏俟城（今青海湖西15里，共和县铁卜卡古城）。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原为辽东鲜卑一支的吐谷浑逐渐与羌、氐、汉、匈奴、西域胡、高车等一些民族融合成为新的民族共同体。

　　二、吐谷浑的发展及与周邻诸民族之关系

　　在十六国、南北朝群雄割据、政权更迭的情况下，吐谷浑以数千之众立足于强悍的群羌之中，地贫力薄而能周旋于强国之间，延续整整3个世纪，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与吐谷浑统治者善于利用各种矛盾，比较明智地处理与周邻诸民族的关系分不开的。

吐谷浑统治的地区，原是羌族聚居之地，氐、羌为其主要部众。吐谷浑八代主阿豺（阿柴、阿犲）（417—426年在位）时，“兼并羌、氐，地方数千里，号为强国”50000016_209_1①。慕璝时（426—436年在位），“招集秦、凉亡业之人及羌、戎杂夷，众至五六百落，南通蜀汉、北交凉州、赫连，部众转盛”②。可见，羌、氐之向背，直接影响到吐谷浑的盛衰。吐谷浑统治者除用武力加以制服，驱使羌民为其耕牧外，对羌族上层还采取笼络手段，羌人在吐谷浑政权中，官至高位的为数不少，如司马薄洛邻、长史钟恶地、司马乞宿地等，均成为吐谷浑政权中的砥柱。吐谷浑统治者正是联合羌族上层稳定境内统治，进而不断发展与周边诸民族的关系。

　　从吐延建立政权六传至阿豺，为吐谷浑逐渐发展阶段。其时，北部先后建有前凉、前秦、后凉、西秦、南凉、北凉、夏等政权，虽比吐谷浑要强大，但由于彼此之间争战不休，既无力吞并吐谷浑，又不甘于坐视吐谷浑壮大。其中西秦、后凉与吐谷浑邻近，曾向南扩张，占据了一些原属吐谷浑控制的浇西、涨川、甘松等郡。而吐谷浑根据自身的情况，除对西秦来攻作必要的回击外，采取了周旋于各对立政权之间，与各方都保持政治、经济交往的策略，以求自己的生存与发展。

　　371年（晋咸安元年，前秦建元七年），由于前秦势力向西发展，前燕灭亡，仇池降附，吐谷浑碎奚恐殃及己身，因而遣使献马5000匹、金银500斤于苻坚，坚封之为安远将军、■川侯③。当时对吐谷浑威胁最大的是西秦，为了确保北境的安宁，碎奚子视连在位时（376—390年），被迫向西秦称臣纳贡。此时吐谷浑的政治中心已由■川（今甘肃省甫西倾山东北）西移至沙州（今青海省贵德、贵南两县一带）。西秦一方面多次遣兵击败吐谷浑，限制其向北面发展；另一方面又对吐谷浑统治者封王赐爵，“拜视连沙州牧、白兰王”④，以示笼络。吐谷浑对西秦时而称臣纳贡，时而兵戎相见。

　　视连死后，子视署继位。史称视署“性英果，有雄略”，大力吸收汉文化，“司马、博士皆用儒生”⑤。拒绝西秦乞伏乾归遣使封其为“使持节、都督龙涸已西诸军事、沙州牧、白兰王”的称号。398年（东晋隆安二年），为乞伏益州率军所败，退保白兰，遣使认罪，以子宕岂为质，乾归妻以宗女。

　　400年（隆安四年），视黑卒，弟乌纥提继立。

　　405年（义熙元年），为乾归所败，亡走南凉，死。视署子树洛干立，少年英武，率残部数千家保于莫河川（地在今甘肃省西倾山东北），“自称大都督、车骑大将军、大单于、吐谷浑王。化行所部，众庶乐业，号为戊寅可汗，沙■杂种莫不归附”①。不仅从西秦手中收得■川之地，而且击败南凉太子秃发虎台（武台），夺回浇河重地。

　　417年。义熙十三年），乞伏炽磐率军大败树洛干及其弟阿豺，树洛干退保白兰，愤而发疾卒。

　　阿豺继立，自号骠骑将军、沙州刺史②。并乘西秦与北凉不断战争之机，夺回沙州、浇河旧地，继而向西北扩展到弱水（今甘肃省张掖河）南，向南扩展至龙涸、平康（今四川省黑水县芦苑镇北）。

　　419年（东晋元熙元年），乞伏炽磐遣军击败弱水南吐谷浑别部觅地，阿豺遂于421年（永初二年），遣使降于西秦。为了抵抗来自北边西秦的威胁，遣使至刘宋，欲联宋抗秦。426年（北魏始光三年）阿豺病卒，从弟慕璝立，与北凉卢水胡沮渠蒙逊、夏国铁弗匈奴赫连定及刘宋联合，共同以抗西秦。

　　431年（神四年），赫连定灭西秦，旋为慕璝击溃被擒。通过一系列争战，吐谷浑不仅占有西秦大部分故地，大大扩展了统治区域，东北达陇西一带，拥有沙州全部，河州、秦州大部分及凉州的一小部分，而且还获得了西秦、夏两国的大量人口和财物，乞伏氏、赫连氏后成为吐谷浑统治集团的组成部分。从而进入强盛时期，并与南北朝建立了密切联系，遣使往来，接受封爵，进行经济文化交流。

　　中经慕利延、拾寅、度易侯，至伏连筹时（490—529年），成为吐谷浑鼎盛时期。史称：“伏连筹内修职贡，外并戎狄，塞表之中，号为强富。准拟天朝、树置官司，称制诸国，以自夸大。”③吐谷浑的势力西达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东部，控制了鄯善、且末一带④。疆域：“东至垒（叠）川，西邻于阗，北接高昌，东北通秦岭，方千余里”⑤。

　　吐谷浑除与南北朝遣使往还外，由于地处中西交通要道，与柔然与西域诸民族也发生密切联系。在南北对峙的情况下，柔然与西域诸民族正是经青海路⑥、河南道⑦与南朝交往的。吐谷浑充当了中亚陆路交通的中介人、向导和翻译，为丝绸之路的畅通、东西经济文化交流作出了贡献，同时也促进了本民族自身的发展。

　　三、隋唐及其以后的吐谷浑

　　吐谷浑自伏连筹卒后，汗位更迭频繁。591年（隋开皇十一年），夸吕死，子世伏立。596年（十六年），娶隋宗室女光化公主。次年，吐谷浑国内大乱，国人杀世伏，立其弟伏允为可汗，依“兄死妻嫂”之俗，仍尚光化公主。隋炀帝继位后，曾两次征讨吐谷浑，伏允逃往党项。隋军占领吐谷浑领地，吐谷浑政权暂亡。隋在吐谷浑地区设河源、西海、鄯善、且末四郡，发天下轻罪徒居之，大兴屯田。大业末，伏允乘隋内乱尽复故土，并对突厥表示名义上的臣属关系。

　　从619年（武德二年）至634年（贞观八年），吐谷浑与唐朝：一方面不断遣使至长安，交往密切，并在承风戍（今青海省贵德县北千户庄一带）等地互市⑧；另一方面又乘唐政权初立之机，频繁扰犯唐西边。635年（贞观九年），伏允被唐将李靖击败，西奔至突伦碛（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且末县与于阗县之间），为左右所杀①。从此，吐谷浑分成东西两部：西部以鄯善为中心，由伏允次子达延芒波结率领，后降附吐蕃；东部由伏允长子慕容顺继位②，居伏俟城，杀权臣天柱王，降唐。唐以其为西平郡王，趉胡吕乌甘豆可汗，旋为部下所杀。唐又抚顺子诺曷钵为河源郡王、乌地也拔勒（勤）豆可汗③，从此，吐谷浑用唐历，奉唐国号，并遣子弟入侍，成为唐属国，637年（十一年），诺曷钵向唐献牛羊15000头，640年（十四年），唐大宗以宗室女弘化公主妻诺曷钵，双方结成甥舅之国。后唐高宗封之为驸马都尉。

吐蕃兴起后，向甘、青地区扩张。

　　633年（唐龙朔三年），吐谷浑大臣素和贵叛归吐蕃，吐蕃举兵灭吐谷浑，诺曷钵率领残部投唐凉州。但仍有一部分吐谷浑人留居故地，为吐蕃所灭，成为吐蕃属国，须入贡纳税④。666年（乾封元年），唐封诺曷钵为青海国王。

　　672年（咸亨三年），徙其众于灵州，置安乐州，以诺曷钵为刺史。子孙仍世袭青海国王之号，直至贞元（785—804年）时而亡。

　　唐肃宗（756—762年）时，吐蕃占据安乐等州，吐谷浑再迁往朔方（治今内蒙古自治区乌审旗南白城子）和河东（治今山西省蒲县），部众分散，被称作吐浑、退浑。9世纪中叶，吐蕃崩溃后，吐谷浑人居住在湟水和大通河流域，依险屯聚自保。五代时，吐谷浑族主要集中在青海、甘肃河西、黄河河套南北、山西等地。曾附属于沙陀李氏、后晋石氏。天福初，契丹得燕云十六州后，吐谷浑人附属于契丹，辽设有吐谷浑国王府⑤，并有退欲德、白可久等属部，还多次下令，禁止境内吐谷浑部鬻马于北宋、西夏。12世纪后，部分河东吐谷浑人返回甘、青故地，与湟水流域之吐谷浑人会聚。后多融合于汉族或其它民族之中。元朝时，吐谷浑一名不见于史，而故地出现有西宁州土人，一说与今天土族有渊源关系。

　　四、吐谷浑的社会经济和文化习俗

　　（一）政治制度

　　吐谷浑西迁青海后，逐步确定了部落酋长世袭制，酋长称可汗，有时也称大单于。吐谷浑首领可汗早在西迁前就已出现。据《魏书·吐谷浑传》载，吐谷浑从辽东向西迁阴山之时，慕容廆遣长史乙那楼等追其返回。乙那楼称吐谷浑为“可汗”，“可汗”乃“官家”或一个部落酋长之意⑥。传至树洛干时称“戊寅可汗”，即指部落酋长而言。及至夸吕称可汗，也许受柔然等影响⑦，可汗为最高首领之称，可汗妻称“恪尊”（音同可敦，皇后）。可汗以下，设丞相、王、公、仆射、尚书、侍郎、郎中、别驾等官。可汗直接统辖青海湖地区；其余各地由可汗分封的子弟或其它诸族首领管理。吐谷浑军队编制和其它游牧民族相同，与部落氏族紧密相连，战士平时放牧牲畜，为部落民；一旦战事发生或戍卫需要，上马为战士。其“兵器有弓、刀、甲、矟”①。

吐谷浑的刑罚简略，杀人及盗马者死，其余则征物以赎罪，也有处罚杖刑的。判死刑者，以毡蒙头，从高处用石击死②。盗马者与杀人者同判死刑，吐谷浑对马匹的重视，也说明吐谷浑私有财产（主要是牲畜）已有较大发展，受到法律保护。国家也征收赋税，史称“国无常赋，须则税富室、商人充用焉”③。即需要时向富室、商人抽税，以充国用。

　　

（二）社会经济

　　吐谷浑初期，过的是游牧生活。《南齐书·河南传》称“多畜，逐水草，无城郭。后稍为宫室，而人民犹以毡庐百子帐为行屋”。《晋书·吐谷浑传》亦称吵谷浑子孙“据有西零已西甘松之界，极乎白兰数千里。然有城郭而不居，随逐水草，庐帐为屋，以肉酪为粮”。后期拾寅时，“乃用书契，起城池，筑宫殿，其小王并立宅”④。吐谷浑先后所筑的城郭有西强城、浇河城、曼头城、洪和城、伏俟城、吐谷浑城、树敦城、贺真城、鸣鹤城、镇念城、三角城等。其中伏俟城为吐谷浑都城，遗址在今青海省共和县境内铁卜卡古城。吐谷浑统治者在其辖区内还下令开辟道路，建筑桥梁，《沙州记》载：“吐谷浑于河（黄河）上作桥，谓之河厉。长百五十步，两岸垒石作基阶，节节相次，大木从横，更镇压，两边俱平，相去三丈，并大材以板横次之，施钩栏，甚严饰。桥在清水川东。”⑤历史上著名的河厉桥，一说即大母桥，在临津城附近，过河即白土城（今青海省化隆回族自治县东南），处于南北、东西交通要冲。

　　吐谷浑地处青海高原，对发展畜牧业而言，自然条件不如北方的蒙古草原，但吐谷浑人善于利用河川、湖泊周围和山谷等地带，从事畜牧业生产。马、牦牛、羊、驼数量很多。养马业尤为发达，良马中有“龙种”马、“青海骢”、蜀马，曾大量输入内地。青海骢产于青海湖一带，系以中亚波斯的马种与当地的种马交配而成。“土出辇牛、马、骡，多鹦鹉”，亦产蜀马，体小，耐高寒，善走山地。吐谷浑经常向北魏贡献牦牛和蜀马。“众好射猎，以肉酪为粮”⑥。

　　吐谷浑虽以畜牧业为主，但仍兼营农业。史称：“亦知种田，有大麦、粟、豆。然其北界气候多寒，唯得芜菁、大麦，故其俗贫多富少。”⑦主要依靠河湟地区羌民及汉人兼营农业，尤以土地肥美的浇河一带农业较发达。洪和郡（治今甘肃省临潭县东新城）民俗“食麦衣皮”⑧，与其它吐谷浑地区以“肉酪为粮”不同。说明农业在洪和等地区有相当发展。

　　吐谷浑的手工业较为发达，主要有采掘、冶炼、制造兵器及金银制作等。史称吐谷浑“饶铜、铁、朱砂”⑨，白兰山“土出黄金、铜、铁”⑩。冶炼工业比较发达。吐谷浑曾向北周“献犀甲、铁铠”①，向南梁“献金装马脑钟二口”等等②。金银器皿有一部分来自西城，也有一部分可能为吐谷浑人自己制作。

　　吐谷浑地处中西陆路交通要道，商业甚为发达。商队曾东至长江和黄河下游，西达波斯，南抵吐蕃、天竺。

　　（三）风俗与文化

　　关于吐谷浑的风俗习惯，《魏书》、《北史》、《宋书》、《周书》、《南齐书》、《梁书》有关的传记略同。

　　服饰《魏书·吐谷浑传》称：“丈夫衣服略同于华夏，多以罗幂为冠，亦以缯为帽”。即男子“通服长裙”③、“著小袖，小口袴，大头长裙帽”④，与北方汉族“长帽短靴，合袴袄子”略同⑤。罗幂，是加在帽上遮住脸容的幂面，骑马可避风沙。《魏书·吐谷浑传》还特别提及可汗的服饰，称“夸吕椎髻毦珠，以皂为帽，坐金狮子床”，即将头发挽于顶上成椎形，戴黑色帽。

　　吐谷浑妇女一般着“裙襦”，与内地汉族妇女相似。但发式上有所不同，史称“妇人皆贯珠贝，束发，以多为贵”⑥，束发，即辫发。或云“披发为辫”，“以金花为首饰，辫发索后，缀以珠贝”。可汗妻恪尊（可敦）则“衣织成裙，披锦大袍，辫发于后，首戴金花冠”⑦。具有北方游牧民族妇女穿戴之遗风。

　　婚姻史称“富家厚出聘财，贫人窃女而去”。说明吐谷浑内部贫富分化已很显著，但仍留有原始抢婚之遗俗。同时盛行收继婚，即“父卒，妻其庶母；兄亡，妻其诸嫂”·）视署死后，弟乌纥堤娶兄妻念氏，世伏死，弟伏允依俗继尚隋光化公主等等即是明证。

　　丧葬吐谷浑人死后，“皆埋殡”，即行土葬，“丧有服制，葬讫而除”。与鲜卑旧俗大致相同。

　　语言文字吏称吐谷浑“颇识文字”，或“颇识书记”，“乃用书契”等等⑧。文字很可能是指汉文，故北魏杨街之《洛阳伽蓝记》卷五指出：“其国有文字，况同魏。”《南齐书·河南传》载拾寅子易度侯，“好星文，尝求星书，朝议不给”。可见吐谷浑上层精通汉族语言文字，一般部众则通用鲜卑语。由于吐谷浑组成族属较复杂，境内既有属阿尔泰语系蒙古语族及突厥语族，又有汉藏语系羌藏语族及印欧语系伊朗语族。不少吐谷浑人兼通汉语、嚈哒语和鲜卑语。见于史册的鲜卑语有可汗、恪尊、阿干（兄）、处（是）、莫贺（父）、五期（王）等。

　　音乐与游牧经济及善于养马有联系，音乐大都是“马上之声”。隋唐所谓“北狄乐”中，就有吐谷浑的“马上乐”，归鼓吹署所辖。唐时“存者五十三章，其名目可解者六章：慕容可汗、吐谷浑、部落稽、矩鹿公主、白净王太子、企喻也”书。说明隋唐鼓乐中有吐谷浑一部，原为十六国以来的鲜卑歌。其马上乐传入内地，吐谷浑之舞马，也开了唐玄宗训练舞马的先河。

　　宗教信仰，吐谷浑人初崇尚原始巫术，遇事占卜，祭把山川、日月。至慕利延后期，受周围诸民族影响，逐渐信奉佛教。世子琼对从西域返回的高僧慧览极为敬崇，“遣使并资财，令于蜀（成都）立左军寺。览即居之”⑨。拾寅时，“国内有佛法”。514年（梁天监十三年），“表于益州（今成都市），立九层佛寺，诏许焉”⑩。540年（大同六年），夸吕可汗又遣使至梁，“求释迦像并经论十四条，敕付像并制旨涅梁、般若、金光明讲疏一百三卷”①。说明佛教传入除西域一路外，尚有南朝佛法的传入。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汉书·匈奴传》上卷九四，第3758页颜师古注云：“犀毗，胡带之钧也。亦曰‘鲜卑’，亦曰‘师比’，总一物也，语有轻重耳。”

　　②《史记》卷一一○，《匈奴传》云，孝文皇帝前六年，给匈奴单于赐物中，有“黄金肯胥纰”，即鲜卑。

　　③参见宿白：“《东北、内蒙古地区的鲜卑遗迹——鲜卑遗迹辑录之一》，载《文物》1977年第5期；张柏忠：《哲里木盟发现的鲜卑遗存》，《文物》1981年第2期。

　　④林斡：《东胡史》，第79页。

　　⑤白鸟库吉：《东胡民族考·乌桓鲜卑考篇》，方壮猷译。

　　①《史记》卷一一○，第2883及2885页，《匈仅传·索隐》所引与《三国志·魏书》卷三○，《鲜卑传》注引。另见《翰苑集》注引《汉名臣奏》及司马彪《续汉书》。

　　②《魏书》卷一，《序纪》第7页；《资治通鉴》卷一○四，晋孝武帝太元六年。

　　③《太平御览》卷三五九。

　　④参见黄烈：《中国古代民族史研究》第224—225页。

　　⑤从拓跋鲜卑积六十六世至毛，又五世至推寅、又七世至邻、邻传子诘汾。凡八十世（其中有兄弟、叔侄相继，不一定是80代）。以每世20年计，相当于1600年左右。自诘汾上溯可至商前期。毛成为部落联盟首领时正是西汉时，其先祖可能已以鲜卑自称。

　　⑥《史记·匈奴传》卷一一○，第2889页。

　　⑦参见于志耿、孙秀仁《黑龙江古代民族史纲》第127页。

　　⑧张穆：《蒙古游牧记》卷一，《科尔沁部右翼中旗》提到：“旗两三十里有鲜卑山，土人名蒙格。”

　　①马长寿：《乌桓与鲜卑》，第3、30、247页。而有的学者根据《魏书·序纪》记载，拓跋鲜卑毛之远祖可追溯至夏末商初，故认为拓跋一名乃驻牧于大鲜卑山的鲜卑人从远祖以来的自称。

　　②《三国志·魏书》卷三○，《鲜卑传》注引《魏书》第836页。《后汉书·鲜卑传》所记略同。

　　③《三国志·魏书》卷三○，《鲜卑传》注引《魏书》第383页。乌侯秦水又作乌集秦水，即记纥臣水、土护真水、土河、涂河，今之老哈河。汗国当作汙国。《后汉书·鲜卑传》谓倭人国，居住于东北沿海。

　　①《三国志·魏书》卷二六，《田豫传》，第727页。

　　②《三国志·魏书·鲜卑传》卷三○，第838页。

　　③《资治通鉴》卷三七，魏元帝景元二年提到拓跋氏“至可汗毛，始强大”。胡三省注：“可汗，北方之尊称，犹汉时之单于也。”并引宋云曰：“虏俗呼天为汗。”

　　④瞿中溶：《集古官印考证》。

　　⑤《三国志·魏书·鲜卑传》卷三○，第839页。

　　①《后汉书·鲜卑传》卷九○，第2985页。

　　②《三国志·魏书·鲜卑传》卷三○，第835页注引《魏书》。

　　③《二国志·魏书·鲜卑传》卷三○，注引《魏书》所云“电入其口”；《后汉书·鲜卑传》作“雹入其口”，稍异。

　　④《宋书·索虏传》卷九五，第2322页。

　　⑤沈增植：《海日楼札丛》卷二，《鲜卑语与蒙古语》。

　　①《后汉书·鲜卑传》卷九○，第2985页。

　　②《后汉书·祭彤传》卷二○，第744页。

　　③《后汉书·鲜卑传》卷九○，第2986页。

　　④《后汉书·南匈奴传》卷八九，第2951页。

　　⑤《后汉书·鲜卑传》卷九○，第2986页。与王沈《魏书》稍异。

　　⑥同上。

　　⑦同上书，第2989页。

　　⑧《三国志·魏书·鲜卑传》卷三○，注引《魏书》，第837页。《后汉书·鲜卑传》，第2689页作东西万四千余里。

　　①一作日津、推寅。或以为即拓跋力微之祖父献帝邻，或持异议。

　　②《三国志·田豫传》卷二六，第727页。

　　③《后汉书·鲜卑传》卷九○，第2991页。

　　④《后汉书·张奂传》卷六五，第2139页。

　　⑤《后汉书·鲜卑传》卷九○，第2990页。

　　⑥《三国志·魏书·田豫传》卷二六，第727页。

　　①《三国志·魏书·鲜卑传》卷三○，第838页。按东汉末初平二年（191），袁绍取冀州，部分黄巾、黑山军溃散者逃入鲜卑。

　　②《三国志·魏书·鲜卑传》卷三○，第840页。

　　③《三国志·魏书·鲜卑传》，第836页。

　　④同上书，第831页

　　⑤同上书，第832页

　　⑥《晋书·傅玄传》卷四七，第1322页。

　　①《资治通鉴》卷八一，晋武帝太康二年，胡三省注云：此为“慕容部之始”。

　　②白鸟库吉：《东胡民族考》；方壮猷《鲜卑语言考》（《燕京学报》第8期）。

　　③《晋书·慕容廆载记》卷一○八，第2804页。

　　④《资治通鉴》卷八二，晋武帝太康十年。

　　⑤《晋书·慕容廆载记附高瞻传》卷一○八，第2812页。

　　⑥同上书，第2806页。

　　①《晋书·慕容载记》卷一一一，第2856页。

　　①《晋书·石季龙载记上》，卷一○六，第2767、2768页。

　　②同上书，第2774页。

　　③《北史·徙何段就六眷传》卷九八，第3270页。

　　④《北史·匈奴宇文莫槐传》卷九八，第3267页。另见《魏书》卷四四《字文福传》、卷八一《字文忠之传》、《新唐书》卷七一《宰相世系表》等。

　　

①（宋）宋邵恩：《姓解》卷一，字文氏条。

　　②《资治通鉴》卷八一，晋武帝太康六年，胡三省往引。《新唐书》卷七一《宰相世系表》等兼载《周书》及何承天《姓苑》二说。

　　③《三国志》卷三○，第837页往引王沈《魏书》云：“匈奴及北单于遁逃后，余种十余万落诣辽东杂处，皆自号鲜卑兵。”

　　④《魏书》卷一○三，《宇文莫槐传》，第2304页。

　　⑤同上。

　　⑥《热河志》卷五七，庾信《周上柱国齐王宪碑文》云，宇文氏于晋太康之世据有黄龙，即和龙、柳城。

　　⑦《晋书》卷一○八，《慕容廆载记》，第2807页以及《资治通鉴》卷九一，晋元帝太兴二年作“悉独官”。

　　⑧《魏书·宇文莫槐传》卷一○三，第2305页。

　　①《北史·匈奴字文莫槐传》卷九八、第3268页。《资治通鉴》卷九七，晋康帝建元二年，说“逸豆归走死沙漠”。

　　②《魏书》和《北史》之《宇文莫槐传》皆作“五千余落”，而《晋书·慕容祄载记》作“五万余落”，异。

　　③杜佑：《通典》卷一九六，《边防典》十二，第1063页。

　　④《魏书·序记》卷一，第1页。

　　⑤米文平：《鲜卑石室的发现与初步研究》，《文物》1981年第2期。

　　⑥从成帝毛往上溯67世，若以每世20岁计，则毛之先祖可追溯至1300余年以前，即商前期。

　　⑦《魏书·序纪》卷一，第2页。

　　⑧内蒙古工作队：《札赉诺尔古墓群》，《文物》1961年第6期、《考古》1961年12期；《内蒙陈巴尔虎旗完工古墓清理简报》，《考古》1965年第6期；宿白《东北、内蒙古地区的鲜卑遗迹》，载《文物》1977年第5期。

　　①《魏书·序纪》卷一，第2页。

　　②黄烈：《中国古代民族史研究》第277—278页。

　　③《魏书·官氏志》卷一一三，第3007—3011页。

　　④《宋书·索虏传》卷九五，第2312页。《南齐书·魏虏传》卷五七，第983页有云：“被发左衽，故呼为索头。”

　　⑤《魏书·序纪》卷一，第4页。

　　①《魏书·官氏志》卷一一三，第3013页。

　　②《魏书·序纪》卷一，第6页。

　　③《宋书·索虏传》卷九五，第2321页提到：“卢兄有救腾之功，旧勋宜录，请移五县民于新兴，以其地处之。”知以五县空地，安置猗卢率领的部落民。

　　④《魏书·序纪》卷一，第9页。

　　⑤《魏书·序记》卷一，第10页。

　　①《魏书·序记》卷一，第12页。

　　②《魏书·刑罚志》卷一一一，第2873页。

　　③《魏书·序纪》卷一，第12页。

　　④《魏书·太祖纪》卷二，第21页。

　　①《魏书·官氏志》卷一一三，第3014页。

　　②《魏书·贺讷传》卷八三，第1812页。

　　③《魏书·尔朱荣传》卷七四，第1644页。

　　①《魏书·太宗纪》卷三，第61页。

　　②《册府元龟·邦计部·田制门》卷四九五；《魏书·高祖纪》卷七，及卷一一○，《食货志》，第2853—2855页。

　　③《隋书·食货志》卷二四，《旧唐书·食货志》卷四八，上，第2088页。

　　④《魏书·高祖纪》卷七下，第178页。

　　⑤《北史·常山王遵传附晖传》卷一五，第571页。

　　①《魏书·高祖纪》卷七下，第177页。

　　②《魏书·咸阳王禧传》卷二一，第536页；《北史·魏咸阳王禧传》卷一九。

　　③《魏书·刘昶传》卷五九，第1310、1311页。

　　④《洛阳伽蓝记·城西》卷四，第206页。

　　⑤《魏书·咸阳王禧传》卷二一，第537页；卷九四，《刘腾传》，第2028页。

　　⑥《北史·常山王遵传曾孙晖附传》卷一五，第571页。

　　⑦《北史·河间公齐传孙志附传》卷一五，第559页。

　　①《魏书·世祖纪》卷四下，第101页。

　　②《北齐书·魏兰根传》卷二三，第330页。

　　③《魏书·袁翻传》卷六九，第1539页。

　　④《周书·文帝纪》卷二，第37页。

　　⑤《周书·苏绰传》卷二三，第382—390页。

　　⑥《通典·选举典》卷一四，第80页。

　　⑦参阅《通典·职官》卷二八，《周书·传论》卷一六。

　　①北魏末年，有寺院3万余所，僧侣200多万。北齐时，寺院4万余所，僧侣200多万，北周寺院约万余，僧侣约100万。

　　②《广弘明集》卷一○，叙仕道林辩周武帝陈佛法诏。

　　③《周书·武帝纪》卷六，第37页。

　　④《魏书·韩显宗传》卷六○，第1340页。

　　①如隋文帝独孤皇后、唐高祖窦皇后、太宗长孙皇后、睿宗窦皇后，皆鲜卑人，唐太宗李世民为窦皇后所生。

　　②有窦氏、房氏、宇文氏、长孙氏、豆卢氏、源氏、元氏等。

　　③《晋书·秃发乌孤载记》卷一二六，第3141页。

　　①《晋书·陈赛传》卷三五，第1036页。

　　②同上。

　　③《晋书·秃发乌孤载记》卷一二六，第3141页。

　　④同上。

　　⑤同上。

　　①《南凉王墓——小圆山》，载《青海日报》1983年6月14日。

　　②《新唐书·宰相世系表》卷七五，第3362页。

　　①据《元和郡县志》卷四，灵州保静县贺兰山条。

　　②《水经注》卷二，河水。

　　③《晋书·乞伏国仁载记》卷一二五，第3114页。

　　④《太平御览·西秦录》卷二七；《晋书·乞伏国仁载记》卷一二五，第31l4页。

　　⑤《晋书·乞伏国仁载记》卷一二五，第3114页。

　　⑥《晋书·乞伏国仁载记》卷一二五，第3114页；《资治通鉴》卷一○六，晋孝武帝太元十年。

　　⑦《晋书·乞伏国仁载记》卷一二五，第3115页。

　　①《资治通鉴》卷一○七，晋孝武帝太元十四年。

　　②《晋书·乞伏国仁载记》卷一二五，第3117页。

　　③《晋书·乞伏国仁载记》卷一二五，第3118页；《十六国春秋·西秦录》等。

　　④《晋书·姚兴载记》卷一一七上，第2981页。

　　⑤参阅洪亮吉：《十六国疆域志》卷一五，《西秦志》。

　　⑥《晋书·乞伏炽磐载记》卷一二五，第3123页；《十六国春秋辑补》卷八七，《西秦录》

　　①《周书·吐谷浑传》卷五○，第913页。一作乞伏触拔。

　　②《陶斋藏石·乞伏保达墓志》。

　　③《宋书》、《魏书》、《北史》之《吐谷浑传》作七百户，异。

　　④《旧唐书·西戎·吐谷浑》卷一九八，第5297—5301页。

　　⑤《梁书·诸夷·河南传》卷五四，第810页。

　　⑥《宋书·吐谷浑传》卷九六，第2372、2373页。

　　①《魏书·吐谷浑传》卷一○一，第2235页。

　　②《魏书·吐谷浑传》卷一○一，中云“五、六百落”，似指五、六百部落而言，或“百”为“万”之讹，亦未可知。

　　③《晋书·莅坚载记》卷一一三，第113页。

　　④《晋书·吐谷浑传》卷九七，第2540页。

　　⑤《通典·吐谷浑》卷一九○，第1021页。

　　①《晋书·吐谷浑传》卷九七，第2541页。

　　②《北史·吐谷浑传》卷九六，第3180页。

　　③《魏书·吐谷浑传》卷一○一，第2239页。

　　④参阅《魏书·吐谷浑传》卷一○一，第2241页及杨街之：《洛阳伽蓝记》卷五。

　　⑤《梁书·河南传》卷五四，第810页。此秦岭大致指岷山。

　　⑥青海路，是由青海经柴达木盆地通西域之路，大致可分为三条路线，兹从略。

　　⑦河南道，对柔然而言，即从居延海或蒙古草原南下，经酒泉或张掖，至吐谷浑所据河南的浇河，沿西倾山北麓至龙涸，顺岷江而下入蜀。

　　⑧《册府元龟》卷九九九，《外臣部·互市》条。

　　①《新唐书·吐谷浑传》卷二二一上，第6226页，云伏允“自经死”。

　　②王忠：《新唐书吐蕃传笺证》；范文澜：《中国通史》第四册等。但据王尧等译注：《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民族出版社第207—208页中考证，达延芒波结应译作达延莽布支，系吐蕃大论，而非吐谷浑王子。

　　③《唐大诏令集》卷一二九，《宥吐谷浑制》，按勒豆，依武威南咀喇嘛湾出土的《慕容忠墓志》应作“勤豆”。

　　④王尧等译注：《郭煌本吐蕃历史文书》第140页。

　　⑤《辽史·百官志》卷四六，第758页。

　　⑥《宋书·鲜卑吐谷浑传》卷九六，第2390页。

　　⑦《魏书·蠕蠕传》卷一○三，第2291页。

　　①《北史·吐谷浑传》卷九六，第3186页。

　　②《魏书·吐谷浑传》卷一○一，第2240页。

　　③同上。

　　④《梁书·河南传》卷五四，第810页。

　　⑤《水经注·河水》卷二，引段国《沙州记》。

　　⑥《魏书·吐谷浑传》卷一○一，第2240页。

　　⑦《北史·吐谷浑传》眷九六，第3186页。

　　⑧《周书·刘璠传》眷四二，第764页。

　　⑨《魏书·吐谷浑传》卷一○一，第2240页。

　　⑩《宋书·鲜卑吐谷浑传》卷九六，第2373页。

　　①《周书·武帝纪上》卷五，第65页。

　　②《梁书·河南传》卷五四，第810页。

　　③《晋书·吐谷浑传》卷九七，第2538页。

　　④《梁书·河南传》卷五四，第810页。

　　⑤《旧唐书·舆服志》卷四五，第1951页。

　　⑥《魏书·吐谷浑传》卷一○一，第2240页。

　　⑦《梁书·河南传》卷五四，第810页。

　　⑧《旧唐书·吐谷浑传》卷一九八，第5297页。

　　⑨《旧唐书·吐谷浑传》卷一九八，第5297页。

　　⑩《旧唐书·吐谷浑传》卷一九八，第5297页；另见《梁书·河南传》、《晋书·吐谷浑传》。

　　①《旧唐书·音乐志》卷二九，第1072页。

发布于 2025-05-28 14:07・

《孔子与中国文化及世界前途》

钱穆

原载于一九七二年九月台北《东吴学报》第二卷。

一

中国历史文化传统，乃以儒家思想为其主要骨干。孔子则是中国儒家之创始人，为此后历代儒家所尊奉。上自唐 虞 三代，中国古代历史文化，孔子集其大成。下迄今兹，两千五百年来，人物之薰陶，政治制度之建立，社会风尚之归趋，文学艺术之发皇，人生理想之大目标，凡属中国历史文化中之重要项目，莫非由孔子思想而生根发脉，以至于枝叶繁衍。故孔子思想，实为中国历史文化传统中生命活力之所在。

但严格言之，孔子并不纯为一思想家。与其称孔子为一思想家，不如称孔子为一教育家，更为妥当。但孔子亦不如我们所想像的所谓一般的教育家。因孔子设教，乃是有教而无类。不论男女老幼，各项职业，各项地位，乃至民族之别，时代之异，孔子之教育理想与教育精神，乃以全人类为对象。

然孔子亦并不如全世界人类中其他之宗教主。儒家亦始终不成一宗教。凡属宗教，必信奉一超乎人类之上之天帝或其他天神。其一切教义，则假托于此天帝或天神而发出。故凡属宗教，必带有一种出世倾向。一切宗教之重心，乃并不在此人类俗世中。佛教虽不信奉一天帝或其他天神，但其创始人释迦牟尼之受其后世佛教徒之崇拜，乃亦相似于其他宗教徒之信奉上帝或天神。抑且佛教徒之出世精神，尤较其他宗教为加强。中国儒家，就宗教目光视之，则尽只是俗人，无信仰，非教徒。而孔子亦只是一俗人。从其出生以至死亡，一切事迹记载甚详，绝无丝毫神话气氛夹杂其中。后人过尊孔子，不免有少许神话成份渗入，但究不为一般儒家所重视，所认许。孔子教义，乃全自人类历史文化传统中提出，上自尧 舜，下至文王、周公，皆属实人实事。孔子教人之主要宗旨，只在教人如何在人群社会中做人。并重在教人如何在其男与女、老与少、知识、职业、家属、国家民族，以及人生种种分别中，各自做一人。后来宋儒称之曰“理一分殊”。就做人的道理言，应该各人各一样，但同时又是大家都一样。

孔子亦常言天，但孔子所言之天，不如宗教家言上帝之具体而确切。孔子曰：“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天不可知，然人乃受天命以生则可知。天命极普泛而广大，人之受于天者有限，然其禀赋之在我者则更亲切而易知。故孔子不教人“知天”，而教人“知天命”。抑且人与人为同类，天之所命于人，与人之所禀赋于天者，在其相互间大体相同。我能由人以反己，又能推己以及人。历史上从古到今之人，莫不有其所同然。而人中有聪明杰出之圣人，知天之所以命人，较之其他人远为深至。圣人以下，又有贤人、善人。我能博观于人，又能择人中之圣人、贤人、善人为师法，则可从“知人”而即以“知天命”。知天之所命，则知人之所当为与所不当为，所可为与所不可为。以人群社会与历史演变之种种祸福成败为证，则我之所知于天之所命者，岂不信而有据，简而易从？故孔子教义，其重要点乃在以人教人，然后由“人”而上合于“天”，从“可知”以达于“不可知”。故孔子之教，乃为一种人文教。与世界其他宗教，有其同而亦有其不相同。

二

孔子教义，由后世儒家之推衍引伸，其“天命”之在人者名曰人之“性”。孟子与荀子有人性善恶之争。然如荀子说：人之性恶，不能不有所师法以达于善。故荀子亦主师法圣人。但圣人同亦是人，与其他人为同类。故荀子之说，终不如孟子之说为圆满，更为此后儒家所信奉。故儒家多主人性善。人之所当师法者仍在“人”，而其极则可以不背于天，而与“天”合一。

人与万物同生天地间，同受天命以生。人有性，物亦有性。不仅有生物各自禀赋一天命之性，即无生物亦复各自禀赋一天命之性。下至宋儒，乃从“人性”推广论及“物性”，而说“性即理”，特地提出一“理”字。故宋学又称“理学”，亦称“性理之学”。物各一性，一性各一理。天地间有万物，即可有万理。万理同出于天命，同存在，同表现于天地间。故万理虽各相异，而有其相同，可以相通而合一。宋儒则称之曰“天理”。“天理”者，即此众理之会归一理。使众理皆消失，此一理亦将不见其存在。故曰“一物一太极，万物一太极”，而“太极”乃是一“无极”。太极实即是一理。一共通之理，同时亦是一分散之理。此理亦可称是一本体。有本体乃有现象。然取消一切现象，则亦无本体可见。天于何见？即由人类与万物之身上见。若没有了人类与一切有生、无生之万物，则天亦无由见。故人当从人类自己身上乃至一切有生、无生之万物身上来见天。主要则应从人类与万物之“性”上见，“理”上见。故宋儒又说“天即理也”。宋儒性理之学，显然仍从孔子教义推衍引伸而来。“天”与“理”乃异名而同实。此非违背了孔子义，乃是阐申了孔子义。

远从上面所说，可见中国 孔子乃及此下儒家教义，不仅涵有一种宗教精神，并亦涵有近代西方自然科学精神。在中国儒家则称此为“格物之学”。在《易经·系辞传》中，凡能“开物成务”者，皆是“圣人”。开始结绳为网罟，以作渔猎之用。斫木为耜，揉木为耒，以作耕稼之用。造为货币，以供商业之用。制为衣裳之制，以供政礼之用。刳木为舟，剡木为楫，服牛乘马，以供交通之用。重门击柝，以供防暴之用。断木为杵，掘地为臼，以供食用。弦木为弧，剡木为矢，以供战争之用。上栋下宇，创造宫室，以供居住之用。发明棺椁，以供埋葬死者之用。创造文字，以供人文社会一切之用。凡属古人在历史文化上之一切进步，其有关于物质制造，乃至社会习俗上之种种创兴发明，远从包牺、神农氏起，皆由人类中不断有杰出圣人之不断贡献。凡属“圣人”，则必上通天志，下达物宜，以善尽人情。随时随地，以起变化。上则效法天象，下则制作器用，而人道乃由此光明而畅遂。故在中国儒家教义中，“宗教”与“科学”乃能相通会合，一以贯之，而其主要枢纽则在“人”。此即观于上所称引《易经·系辞传》之一节而显然可见。

人道中最主要者在于“尽性”。《中庸》上说：“尽己之性而后可以尽人之性，尽人之性而后可以尽物之性。”尽性工夫应分此三步骤。近代自然科学，主要偏重在能“尽物性”。但须有一先决条件：求“尽物性”，必求其于人类为有利，不能求其于人类为有害。故尽物性，必求其合于人性者而尽之，不当尽其与人性不合者。故尽物性，必先懂得“尽人性”。如何了解人性？则莫如先了解己性。己之性即是人之性。自己了解自己性情，其事为易。若自己不先了解自己性情，如何能了解到人类全体之性情？先了解己之性，与人之性，而求能有以尽之；更进而了解到物之性，而亦求有以尽之；此则人性、物性、己性可以相通合一。由“知性”而“尽性”，即可以由人而达天，故曰“尽性知命”，亦曰“可以赞天地之化育”。由是观之，可见中国儒家本亦由一种宗教精神为基本；及其推衍引伸，乃可以发展出一种科学精神；再由此种科学精神回头来充实圆满其宗教精神。以儒家原来语说之，可谓由“尽性知命”推衍到“格物穷理”。而“格物穷理”亦即所以完成其“尽性知命”之理想。此二者，如环无端，可以相贯而相成。

三

再讲到如何来尽性知命，格物穷理？其工夫则全在人心上用。故《孟子》曰：“尽心以知性，尽性以知天。”“心”与“性”与“天”之三者，有其层累而上之阶次。自孔 孟以下，至于宋儒，莫不最看重人之“心”。故宋儒性理之学，又可称为“心性之学”。其实孔子以下中国儒家之最大贡献，即在此心性学上。近代西方心理学，有智、情、意三分说。在孔子早以知、仁、勇为三德。“知”即是此心之理智部分，“仁”则是此心之情感部分，“勇”则是此心之意志部分。但孔子教义，著重在全人生之全心体上。人生之主要主宰在其“心”。孔子之主要教义，乃从全心体来主宰全人生，由全人生来参悟天命真理。孔子主张以人参天，因心见性，并不单一从此心之纯理智方面来推寻真理。故孔子思想，乃与西方一般偏重纯思辨、纯理智之哲学家有不同。

中国儒家，每以“性情”二字连举并说，亦常以“心情”二字连举并说。宋儒说：“心统性情。”毋宁可以说，在全部人生中，中国儒家思想，则更看重此心之“情感”部分，尤胜于其看重“理智”的部分。我们只能说由理智来完成性情，不能说由性情来完成理智。“情”失其正，则流而为“欲”。中国儒家，极看重“情”“欲”之分辨。人生应以“情”为主，但不能以“欲”为主。儒家论人生，主张节欲，寡欲，以至于无欲。但绝不许人寡情，绝情，乃至于无情。若使人生成为一寡情、绝情、无情之人生，此种人生绝对要不得，而且亦无可能。但若使人生成为一多欲或纵欲的人生，此亦绝对要不得。此种人生，不可大，亦不可久。“理智”作用，正在指导人生中“欲”的部分，使欲之要得者求能尽，欲之要不得者求能节。节之又节，求能尽量减少，以至于无。“欲”的部分受指导，则“情”的部分一归于正，乃始可以“尽其性”。

所谓欲之要得者，孟子称之曰“人之大欲”，如人生中之饮食男女是也。此种“欲”，与生俱来，实即是人之“性”。“情”从“性”出，故人有好生之情，有夫妇之情。饮食男女，亦皆在人之性情中。然若由饮食男女转生出种种人欲来而不知节制，则多欲转成寡情乃至于无情，人生种种大灾祸皆由此起。故宋儒严分“天理”与“人欲”。“天”“人”可以求其相合而为一，“理”“欲”则对立不并存。中国儒家并言“情理”。天人相合，只在“情”上合，不能在“欲”上合。

宗教家无不主张节欲。但饮食男女之欲，应节而得其分，此即情之所在。若节而过其分，则亦将损伤性情。哲学家太过注重“理智”，不顾到人生中“情感”部分，则其所探求之真理，亦是各偏一方，而不见真理之大全。由科学发明人生种种日用必需品，此是其长处。但亦因科学发达而易于导奖人生向多欲方面发展，此则是其短处。由此短处，可以发生出种种大病害。故在科学所发明的种种自然真理之上，更须有一番人文真理之指导。此一番人文真理，则必须以人生中之“性情”部分为主脑。此则正是孔子教义与中国儒家思想最大贡献之所在。

四

孔子教养以“仁”为中心。所谓“仁”，即是指导各个人在人群中如何做人之大道。而仁则在人心中，与生俱来。故仁即是人之性，而主要乃表现在人情上。一应理智之发展，应有其指导原则，即不能离仁、违仁而走向不仁的路上去。仁中有爱，但爱不即是仁。“仁”与“爱”之分辨，亦为中国儒家所重视。因单讲爱，则易流入于“欲”。欲的分数多了，反易伤其爱。如男女之欲过了分，则必伤害到男女间之情。男女间之“情”亦是仁，是性；而男女间之“欲”则可以不是仁，非性。孟子说：“仁者爱人。”乃是先有了“仁”，乃发出此“爱”。但亦有不仁之爱。此种爱则是欲非仁。人心有许多爱易流于不仁。故可说人性中有爱，但“爱”不即是性。“仁”始是性。犹如说人性中有欲，而“欲”不即是性。“情”始是性。儒家主张“尽性”。惟“仁”可以尽性，惟“情”之得其正者可以尽性。仅言欲与爱，皆不足以尽性。不仅不足以尽性，并易有离性、违性者之夹杂而转以害其性。故儒家言“性”，不即是言自然，乃有一番更远大、更精探的人文真理在内。同样理由，孔子言“天”，此下儒家亦言天，但可言“天即理”，不可说天即是一自然。欲是一自然，但不即是天、是理。

所以孔子言“知天命”，其中即寓有一番人文真理，寓有一番宗教精神。若一意探求自然真理，物物而求之，事事而求之，而昧失了其全体大通合一之所在；分别而观，在每一物每一事上，若各可有利于人生；但积累既久，综合观之，此等四分五裂之小利，终必成为人生之大害。换言之，研穷物理，必旁通之于人情，不能以满足欲望为归极。故孔子教义中之人生理想，上通天而下及物，从“知天命”而达于“尽物性”。其主要枢纽则在“人”，在人之“性”，在人之“情”，而主要关键，则在每一人之“心”。故孔子教义，乃是一种“人文教”，主要乃是一种“心教”，乃本于每一人之心之全体而为教。

人自婴孩初生，及其青少年时期，身体发育未全，就其智识技能方面言，尚不足独立谋生，乃必依存于其家庭中父母亲长之抚养与照顾；但就其心情言，其对于父母亲长之一番亲切感，与其一番相引而起之敬爱之情，此即其将来独立成人入世为人之一种基本心情。故孔子教义，乃以教“孝”、教“弟”为教“仁”之准备。婴孩青少年时期，不能入世尽仁道，但却可在家庭中尽孝道、弟道。孝弟之与仁，即是同此一心，亦即同此一道。若使人之一生，待其入世为人，独立为人，而仍能保其处家庭中为子女时之心情，不失其对外围人群所应有之亲切感与敬爱心；一人如此，此人即可为圣人。一世如此，此世即不啻如一天堂。在儒家说来，此是一“天道流行”之世界，乃是一“大同太平”之世界。故孔子教义，乃就于人生之全过程而设教，亦就于人生之全范围而设教，自修身、齐家直至于治国、平天下；而每一人之家庭，即不啻如每一人之教堂。

孔子教义，在于智识才能方面，并不忽视。在孔子当时，七十弟子中，有政治家、理财家、外交家、军事家；有以学问家身分而从事设教，或以自由人身分而从事经商；各就其性之所近之可能方面而发展。但主要在不失人生共同之大方向，以共同努力于此人生之大道。

此下中国历史上之各项人物，如在政治、经济、外交、军事、教育、商业乃至各项专门知识技能方面，几乎绝大多数都从孔子教义、儒家理想所产出。所以全部中国史，可说全由孔子教义、儒家理想所支配，所形成。中国民族不断展衍，中国社会不断推扩，中国历史不断绵延，直迄于今。其间孔子道昌，则为兴盛世。孔子道晦，则为衰乱世。要了解孔子教义与儒家理想之全部意义与价值，则必从中国历史来探求，证明，衡量，判断。

五

孔子教义与儒家思想，对于此下世界人类前途亦当有其贡献。全世界人类各大宗教，在其原始意义上，都不免轻视了人类之现世界，而重视了另一世界之存在。其对于上帝之人格化，以及上帝创世、诞生人类方面，都不免有过于具体与确切之想像与描述。现代人对于自然方面各项智识逐步开展，尤其如天文学、生物学，遂使宗教观念逐渐淡薄；而人类对于历久相传一番最高最终极之信仰，亦将失其存在。此将使人类陷入一近视之黑暗中，只在目前种种小利害上相冲突。只有孔子教义，能使人保存一种对于宇宙大自然之最后不可知之最高主宰之存在，而不失其敬心与爱心，而不受现代乃及将来不断的科学新知识之摇动与破坏。其主要关键，乃在即以人类现实世界为中心，就其种种可能性而上探前古，下窥今后。又推至于人类世界之上，与人类世界之外。故孔子教义，乃是以人尊天、以人合天，而绝无尊天抑人、主天蔑人之倾向。

人类对于自然界种种物理之追寻与探究，其主要路向，应一本于以人生大道为出发，以人生大道为归宿。先标出一条人生大道来，可使人类心智不至浪用，不使散漫无统，不至踏入“物”为主而“人”为奴之陷阱中。“物”与“人”与“天”，此三者，有其一定之层次，不可迷失。孔子教义与儒家理想，始终保持此层次，故“格物穷理”与“明心见性”与“知天知命”，三者相通合一。以宇宙大自然为一整体，而以人类之共同心情为之主。“民吾同胞，物吾与也”，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以“正德、利用、厚生”为格物穷理之目标。穷格物理之所极，即所以窥见天心之仁。自然科学方面之日益发展，可以无损害对宇宙大自然有一种敦厚真挚之宗教精神。“理智”与“情感”相辅前进，“人文主义”与“自然主义”相得益彰，可以为现代科学补偏而救弊。

就一般哲学思想言，常不免有一种心、物之争。物质界与精神界，每易分道扬镳。宗教家高悬一灵魂界，谓其超出于物质界。科学家则偏重物质方面，就生理学来研究心理学，以狗与鼠的心理来为研究人类心理之参考与入门。于是心理学成为自然科学中一部门，而有“无灵魂的心理学”之称。孔子教义与儒家思想，则不太过分注重心、物之别。既不是一种唯物论，亦不是一种唯心论。因人心而推论到天心，天心即从人心见。物可以无“心”，但物必有“性”。在“性”中，必有一种好恶之动向。故虽无心，亦若有心。但并不认有灵魂界之单独存在，并亦不认有超脱物质以外之“心”。心的精神，只从物质中见。就人之一生言，身体可以毁灭，但生前的心活动，死后仍有其影响存在。“身”是“个别”的，“心”则可以是“共通”的。心有同然，舜之孝即如周公之孝，亦如闵子骞、曾参之孝。故曰：“孝子不匮，永锡尔类。”人类历史文化，即此人类共同心之所表现而完成。人类之“身生活”，既短暂，又各自分隔；而人类之“心生活”，则可成为一共同体，历久传递。孔子称此曰“仁”。故曰：“仁，人心也。”又曰：“仁者寿。”人生之不朽，即不朽在此仁体中。此体仍表现在人群社会，更不须于物质界以外来另立一灵魂界。仁道大行，尘世即天国。人而成仁，即可在此尘世复活，在此尘世永生。

其次说到“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之分别。就孔子教义言，每一人，必当在大群中做人。若离开大群，即与鸟兽无别。故曰：“鸟兽不可与同群，我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但不能以大群来抹杀个人。孔子说：“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纵在一个不仁的社会中，每人仍可自成其仁。须待人人能仁，此社会始是一仁道光昌的社会。但在一仁道光昌的社会中，若其人不自勉力于仁，则此人仍将是一不仁之人。孔子教义，只教人在大群中做人，但大群不能代己做人。个人由于集体而得其个人之意义。集体亦由于个人而有其集体之价值。依于孔子教义，永将不有“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之冲突。

再由此说到“自由”与“组织”。人生贵能有自由，但同时亦不能无组织。但其组织，应由自由来，不由强迫来。但在个人自由的资本主义方面，发展出大企业，大团体，亦何尝不损害到个人自由？若尽是在物质人生方面争取自由，极其所至，资本主义非彻底破坏，亦将大量变质。将来的人类社会，在此经济物质生活一方面，若非另找新出路，则双方竞争日烈，终会同归于尽。

在孔子，虽然提示了一番普遍指导全人类的人生大道，但在孔子当身，及其后儒家之信奉其教义，益后益盛；而从未有一组织，如各宗教之有教会；但亦不妨其教义之传播。孔子及儒家，既不提倡“组织”，因亦不提倡“自由”。信受孔子教义之中华民族，初看像是没有一切严格之组织，因此其民族中各分子，莫不有其一分高度之自由；但中华民族同时乃是一极富团结性的民族，所以能日扩日大，由一民族组成一国家，而至今存在。

在孔子教义中，经济物质方面的人生，亦并未忽略过。而且中国地大物博，远自战国时代起，即有极盛的国内商业。汉以下，又有不断的国外商业之继起，亦复甚为发达。但中国社会，从未有资本主义之产生。中国人亦永不向极端的物质人生的道路上前进。因此中国几千年来的历史过程中，对内对外，其爱好和平之特征，可以常持不变。

说到政治，中国虽是一广土众民之大国，但亦绝没有极权政治之发现。不了解中国传统政治者，乃谓中国所推行的乃是一种君主专制政体。又谓孔子教义与儒家思想，乃因专制帝王之提倡而得势。这些都是不明中国历史详情的人所凭空想像的一套谰言。正因中国没有君主专制，所以也没有民主革命。孔子教义，只是一种“中庸之道”，兼容任何相反之两面，而不向任何偏向之一面来反对压迫另一面。所以中国民族极富和平性，而鄙视斗争性。

发布于 2025-05-29 09:34・

《晚清日本驻华领事报告编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晚清日本驻华领事报告编译》（6卷）：https://caiyun.139.com/w/i/2nc6rEGyY1x0t

前言

“晚清日本驻华领事报告编译”是我们所承担的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编译项目的成果。值此出版之际，有必要对与之相关的问题做一些说明。

众所周知，大力发掘史料是史学研究的基础性工作。就清代特别是晚清来说，史料发掘还必须同时面向国内和国外，故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专门成立了编译组，投入很大力量搜集、编译源于国外的相关史料，而"晚清日本驻华领事报告编译"就是其项目之一。

中日两国一衣带水，日本自古深受中国影响，并且形成了高度注意和研究中国状况的传统。在1871年中日建立近代邦交之后的七十多年中，除去两国关系本身头绪日益纷繁因而留下汗牛充栋的相关史料之外，日本还以对华扩张为主要动力，通过来华的官员、海陆军人、工商金融业者、新闻记者、学者、学生以及各色浪人（甲午战争后还逐步加上在台湾、东北、朝鲜等地的殖民统治机构的派出人员）等，深入中国社会，从各个方面接连不断地搜集各种信息与情报。天长日久，这些资料积累数量之多，仅就现在还留存于两国的来说，便难以数计。这些资料在当时无疑主要是服务于日本侵华的目的，但因搜集者一般都受过近代新式教育，且不少人还根据需要分别受过观察政治、军事、经济、社会、文教、自然和人文地理等问题的专门训练，故他们所观察乃至于刺探的对象和所采取的角、所记述的情况，也就与当时中国方面的记载多有不同。晚清时期，日本人搜集的信息与情报所反映的一些中国社会现象尤其是经济状况，就涉及面的多样性、过程的连续性、数据的具体性来说，往往可以弥补同期中文记载的不足（更何况，由于战乱、动荡频仍，不少中文记载还毁于兵火或散佚难寻）。此外，与同期欧美人的记述相比，因日本人更易于深入中国社会内部，且从总体上说掌握中国语言文字的程度也远非欧美人所能及，故其搜集的信息与情报在内容上往往更为深人、具体和细致。这样看来，至今留存的当年日本人在华搜集的大量信息与情报，只要经过科学鉴别与审慎辨析，是以为相关研究重要参考乃补资料缺漏的。

在留存至今的近代来华日本人搜集的信息与情报中，领事报告是一个相当重要的组成部分。

日本向国外派驻领事的制度，酝酿于19世纪60年代德川幕府统治末期，而1872年品川忠道来到上海担任领事，则是日本派领事驻华的开端。在甲午战争爆发之前，日本先后在上海、香港、福州、厦门、天津、芝罘、牛庄、汉口、广州开设了领事馆；从1895年《马关条约》订立后一直到清王朝被推翻，日本又迫使清政府同意，相继在苏州、杭州、沙市、重庆、南京、汕头、长沙、奉天（即沈阳）、辽阳、铁岭、安东、长春、吉林、哈尔滨、新民府、延吉、齐齐哈尔、局子街、道头沟、珲春开设领事馆或领事分馆。近代日本在华开设的领事馆，从数量而言，在其同期开设于世界各国的全部领事馆当中占了最大的比重。

1871年订立的《中日修好条规》，就两国互派领事到对方的开放口岸做出了最早的规定，其中所言领事职权，是约束本国商民并审理其交涉、财产词讼案件；但1895年《马关条约》订立之后，日本驻华领事就开始享有与欧美驻华领事同样的特权了。从历史实际来看，日本在中国开放口岸派驻领事，从一开始就是服务于其对华扩张需要的，除了对日商的贸易等事务进行日常管理、涉足中日相关交涉之外，刺探和搜集各种信息和情报，也是其重要任务之一。他们要获取的信息情报大致可分为两个部分：一是日本制定对华政策所需的中国政治与军事情报，二是日本对华经济扩张、牟取利益所需的各种信息和情报。

刺探、搜集中国政治、军事情报，在日本向中国派驻领事之前就已开始，并且贯穿于近代日本领事驻华的始终。日本设在中国重要口岸的领事馆内的陆海军武官，实为有公开身份的间谍，而平时为谍报人员到中国地方搜集情报提供掩护与便利，也是日本领事馆的"职责"之一。至于向本国传递所获取的中国政治、军事情报，则视情报的重要性、紧迫性的高低，也有时间快慢之分和传递方式之别。虽尚未得见相关制度明文，但刺探、搜集和传递中国政治、军事情报，在日本驻华领事及领事馆的情报活动中，无疑占有最重要的地位。这类情报在当时多具有机密性质，只有被日本官方与军方认为有助于宣扬其对华政策的一些内容，才会有选择地公开，但这相对于情报总体而言，不过一鳞半爪而已。当下在日本的公开出版物尤其是档案和图书机构中，已可很方便地看到还留存的这类情报，且为数之多达到惊人程度，即使限定于晚清时期，也无法仅在一个项目中对其进行较为全面的译介。这方面的工作，还有待于学界今后逐步分专题来做。

我们承担的项目所规定的任务，是译介晚清日本驻华领事报告资料中有关中国经济、社会状况的信息与情报。在具体说明我们译介的内容之前，不妨先介绍一下日本领事获取这些信息与情报的缘由及我们所依据的资料的来源、这些资料的价值。

日本从明治维新开始，一贯以对外经济扩张来服务于本国的工业化进程。为此，早在1870年日本外务省酝酿派出首位来华的领事时，就在给他的任务中明确规定：要详细了解中国人喜好而日本又能生产的商品信息以及有助于扩展日本对华贸易的情况，向国内主管机构报告。1873年，日本政府又要求驻外领事通过年报、半年报、临时报告，将驻地对日本进出口货物的名称、数量、价格以及是否由日商经营等情况报告给大藏省。1875年，日本政府又发布相关规则，要求驻外领事按规定格式统计驻地一年中的贸易情况，并注意报告驻在国相关贸易法令的改废、对进出口贸易的限制与准入、进口货物由日本船只运输与否的区别。1876年，日本政府颁布《日本领事官须知》，对领事报告的内容做了进一步的规定，其中包括：驻地贸易景况之充分可靠的信息，驻在国发生的牵涉日本贸易和工农业矿业及其他利害的情况，诸如贸易方式的改革、贸易条约与规则、灯塔浮标设置、课税法、仓库规则、吨税、邮政税以及相关政令、公告之类，日本海关所需的领事驻地对日输出商品的价格总表，驻地对日本产品的消费量与外国船只输入日本商品数量明细表，大藏省所需了解的货币兑换行情的明细书等。此外还规定，要注意驻地与农工业相关的机械和学术上的新发明及进步，对外国与中国贸易的一般性统计、辖区内发生的攸关日本航海和贸易利害的情况、新兴行业的出现以及既往开业者的兴衰给日本贸易带来的机会、在日本贸易推进中排除阻力的方法等，也要尽量报告。此后，日本政府还于1879年颁布《日本领事官训令》、1884年制定《贸易报告规则》、1890年制定《帝国领事报告规程》，促使领事报告制度日趋严密、规范化，将已长期实行的月报、年报、临时报告制度固定下来，月报重在介绍驻地与日本有关的重要商品的数量、价格、嗜好、品评，年报以驻地及驻在国主要开放口岸一年中贸易状况为内容，临时报告则提供可资本国商民参考、引起他们注意的情况。

为了服务日本对外经济扩张，日本政府还将驻外领事发回的报告中有关所在地经贸与社会状况等的信息传递给日本相关行业和商民。明治政府成立之初，就通过各级政府机构向社会传递海外信息，同时也让《东京日日《通商汇编》，刊载经过整理的该省与驻外领事往复文件，到1886年，共出版10册。1886年12月至1889年底，日本外务省又定期出版《通商报告》（与《通商汇编》有继承关系），发行周期短于周刊。此外，1883年日本政府创办的《官报》，也常常刊载驻外领事报告，并容许其他报刊转载；在《通商报告》停刊后，《官报》设"通商报告"栏，且每月都将所载通商报告汇集为《官报抄存通商报告》出版，通过阁官报局向社会出售。从1894年1月到1913年，日本外务省通商局出版《通商汇纂》刊载驻外领事报告，初为月刊，1895年5月以后改为半月刊，1898年6月又改为旬刊，1903年4月后除了每月出版6期之外，每年还有6期临时增刊。此外，农商务省还在所办《农商工公报》(1885~1888）上刊载驻外领事报告。

除了上述报刊之外，日本外务省还围绕特定的问题，将驻外领事报告汇集成书出版。新闻》等官方报刊刊登一些驻外领事报告的内容。1878年以后，政府刊物如内务省劝商局的《劝商杂报》、大藏省商务局的《商务局杂报》不时刊载领事报告的"拔萃""摘要""摘录"或报告全文。1882年7月，日本外务省创办《通商汇编》，刊载经过整理的该省与驻外领事往复文件，到1886年，共出版10册。1886年12月至1889年底，日本外务省又定期出版《通商报告》（与《通商汇编》有继承关系），发行周期短于周刊。此外，1883年日本政府创办的《官报》，也常常刊载驻外领事报告，并容许其他报刊转载；在《通商报告》停刊后，《官报》设"通商报告"栏，且每月都将所载通商报告汇集为《官报抄存通商报告》出版，通过阁官报局向社会出售。从1894年1月到1913年，日本外务省通商局出版《通商汇纂》刊载驻外领事报告，初为月刊，1895年5月以后改为半月刊，1898年6月又改为旬刊，1903年4月后除了每月出版6期之外，每年还有6期临时增刊。此外，农商务省还在所办《农商工公报》(1885~1888）上刊载驻外领事报告。

从上述报刊、书籍所载晚清日本驻华领事报告的内容来看，其广度与深度显然是与日本对华扩张的进展成正比的。在甲午战争以前，日本在华设领事的口岸还很有限，故只能看到日本驻上海、天津、芝罘、牛庄、汉口、福州、广州、香港领事的报告，其内容主要是领事所在口岸的中外贸易及与之相关的税收、船舶进出口、货币兑换等信息。其中最有价值的，是反映当时中日贸易状况的叙述与统计、关于中国主要开放口岸丝茶出口的连续统计（包括数量与价格）等，至于当时中国的社会经济状况，领事报告虽也有所涉及，但多浮光掠影，价值不高。1895年《马关条约》订立后，日本在华获得了与列强一样的政治经济特权，且增辟了苏州、杭州、沙市、重庆等新的通商口岸，大大增强了对华扩张的力度；1904~1905年的日俄战争，又进一步提升了日本在侵华列强中的地位。由此，日本在我江南、华中、华南、东北地区开设的领事馆越来越多，领事发出报告也越来越频繁，涉及面也越来越广，相应的，日本外务省1894年创办的《通商汇纂》刊载驻华领事报告的数量，也就远远超过了甲午战争前所有日本报刊刊载的总量。并且，甲午战争以后的领事报告，为了适应对华扩张的需要，也由于相关制度进一步规范，内容不断充实，视野更为宽广。其反映中国对外贸易特别是中日贸易状况，有年报、半年报、月报，既有关于中国对外贸易整体的，也有针对领事所在口岸贸易情况的；外国对华出口棉纱、棉布情况在报告中日显突出，而对中国出口货物关注的重点，也由茶、丝转向了棉花、大豆、矿石等工业原料。这些报告所反映的中外贸易状况，特点在于具有连续性，相对而言较为完整，因此对研究当时中外经济关系具有较高价值。在与中外贸易相关联的中外货币流通、比价与兑换率等方面，甲午战争后的驻华领事报告提供了更多口岸的更为连贯的资料，其中，尤以驻上海、厦门的领事所提供的资料最为翔实。同时，领事馆驻地的金融状况，也成为一项经常性的报告内容，几乎每个领事馆都报告过驻地的金融状况。将这些报告所提供的资料综合起来运用，必将对探讨清末中国金融问题大有裨益。

甲午战争后，日本在华所获政治经济特权使日本人深入中国社会内部大为便利，由此，领事报告中增添了不少对于中国地方的考察报告。据粗略统计，《通商汇纂》中，仅直接冠以"考察报告"（日语为"视察報告"）之名的共有45件，考察对象分布于江浙、两湖、两广、直隶、安徽、山东、四川、福建、东北三省等地，考察事项涉及一般社会状况、工农业、商业、航运、灾害等方面。从1899年开始，《通商汇纂》将所载领事报告分为"定期报告"与"临时报告","临时报告"以反映与贸易相关的中国社会状况为主，涉及当时各领事馆所了解的驻地及所涉区域内经济领域的重要信息和相关事件，其中，报告中国特定区域农业生产与收成、近代工商业发展情况、金融体制变化等的内容为数不少。这些资料对于了解和研究清末中国社会经济状况具有很高的价值。

日本在甲午战争后开始在中国一些通商口岸建立租界（或居留地），来华进行各种活动的日本人也日益增多，因此领事报告中又有了较多的反映租界和日本人在华情况的内容。在租界（或居留地）方面，报告涉及苏州、上海、天津、重庆、汉口、常德、杭州、广州等地；至于日本人在华情况，从1902年起，反映日本侨民在中国各地人数与职业状况的报告越来越多。这些资料，当有助于深入了解清末日租界的实际情形和日本对华扩张的具体情况。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之后，日本外务省出版了作为《通商汇纂》号外的《1911、1912 年清国事变对经济界之影响》(「四十四、四十五年清国事変ノ経済界二及ホス影響」)，到1912年4月18日，共出号外35期。这些号外所载领事报告，反映中国社会动荡中工商业、金融与外贸、交通通讯等方面的情况，涉及汉口、沙市、宜昌、九江、南昌、西安、上海、杭州、苏州、南京、无锡、镇江、宁波、芜湖、安庆、芝罘、厦门、广州、汕头、重庆、成都、云南、牛庄、营口、奉天、铁岭、安东、旅顺、辽阳、抚顺、安东、新民府、海城、凤凰城、鸡冠山、吉林、长春、珲春、延吉、哈尔滨、齐齐哈尔等地，可为辛亥革命研究提供一些重要资料。

我们所译介的晚清日本驻华领事报告，主要来源于上面所提及的《通商汇编》《通商报告》《官报》《通商汇纂》。从时段和领事报告的发出地来说，《通商汇编》收载了1881年至1886年日本驻上海、天津、香港、牛庄、芝罘、汉口领事的报告；《通商报告》收载了1886年至1889年日本驻上海、天津、芝罘、汉口、福州、香港、广州、牛庄领事的报告；《官报》收载了1890年至1893年日本驻上海、天津、芝罘、汉口、福州、牛庄、广州、香港领事的报告；《通商汇纂》收载了1894年至1913年的领事报告，其中1896年以前各号载有驻华公使馆和驻上海、天津、芝罘、香港领事的报告，1896年以后各号相继增加了驻杭州、苏州、厦门、沙市、重庆、牛庄、福州、汉口领事的报告，1904年至1905年又先后增加了驻南京、汕头、长沙领事的报告，1906年以后又相继增加了驻奉天、辽阳、铁岭、安东、长春、吉林、哈尔滨、广州、新民府领事的报告，1909年以后，又先后增加了驻延吉、齐齐哈尔、局子街、头道沟领事的报告。

上述晚清日本驻华领事报告，由于时间跨度大、涉及区域多，故总体篇幅巨大，如何在有限的时间内按项目规定的容量进行译介，颇费思量。经征询相关专家的意见，我们采取的做法是：尽可能撷取《通商汇编》《通商报告》《官报》《通商汇纂》中的数量统计，同时选译反映中国一些行业、区域情况的领事报告；对于共计35期的《1911、1912 年清国事变对经济界之影响》，因其作为辛亥革命和清末中国社会经济资料有很高价值，而将其中的领事报告全部译出。另外，日本外务省通商局1910年作为单行本出版的《清国基于收回利权运动之各种企业及保护政策调查报告》(『清国ニ於ケル利権回収熱二基ク各種企業並二保護政策調查報告』)，以及日本外务省政务局1909年12月、1910年5月印刷和1911年6月完成调查（印刷时间不明）的《关于清国报纸的调查》(『清国ニ於ケル新聞紙二関スル調查』)，该局1908年6月、1910年6月编印的《清国聘用之日本人名表》(『清国镛聘本邦人名表』)，因有助于了解清末经济政策、各地报刊和中日关系情况，故也予以译出。同时，考虑到译出的文字只是我们所见领事报告资料的很小一部分，为便于感兴趣者了解更多情况、向相关研究者提供资料线索，我们还分别对《通商汇编》《通商报告》《官报》《通商汇纂》做了内容述要(《通商汇纂》在武昌起义爆发后刊载的领事报告，因已译出，在内容述要中不再涉及）。现在付梓的成果，总称"晚清日本驻华领事报告编译"。

当然，我们的译介并没有也不可能涵盖所有涉及中国社会经济状况的晚清日本驻华领事报告。如日本外务省通商局1907年出版的《清国事情》第1、2辑，内容是1906年至1907年日本驻天津、芝罘、上海、汉口、苏州、杭州、南京、长沙、沙市、福州、厦门、汕头、广州、重庆领事分别就各自所涉区域情况所做综合性报告的汇编，对于研究清末中国社会经济状况、日本对华经济扩张的进展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因该书现在比较易于得见，且篇幅较大、宜单独译介，故没有纳入我们的项目当中。此外，日本已公开出版和作为档案资料等保存的晚清驻华领事报告还有不少，值得进一步了解和搜集。

我们打算译介晚清日本驻华领事报告资料是在将近二十年前，靠着国家清史编纂工程终于得以实现夙愿，令人欣慰。同时，我们也衷心希望译介的资料能对相关学术研究有所裨益。

选译部分中有关湖南地方情况的考察报告，由武汉大学外国语学院日语专业的夏晶博士译出，其他为李少军翻译。述要部分由李少军撰写。我们的译介工作得到了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的大力支持，著名历史学家冯天瑜教授等给予了宝贵指教和热情鼓励，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编译组负责人于沛教授和其他先生、评审专家等提出了很好的意见，武汉大学外国语学院日语专业的李国胜教授为搜集资料提供了很大帮助。我们谨对所有关心、支持译介工作的学者、单位深致谢忱。至于编译工作中存在的不足和欠缺，责任完全在于我们自身，也恳切希望方家指正。

李少军谨识

2013年8月5日于珞珈山

《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

发布于 2025-05-28 13: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