酒缸里长出的太阳

小亦

我是小亦，凉山的烈阳把皮肤晒成古铜色的少年。母亲总说我笑起来像忻州老家的小米粥，滚烫又实在，可我知道，这份憨厚的笑里藏着父亲教会我的坚韧。

记忆里的凉山矿场像座钢铁森林，父亲穿着锃亮的皮靴穿梭其中，矿工们总爱用带着乡音的调子喊他“老板”。那时我的书包里塞满进口巧克力，球鞋永远是最新款，可矿难发生那天，这一切都碎成了满地玻璃渣。担架抬走父亲时，我第一次发现他高大的身影蜷缩在白布下竟如此渺小，手术室门口母亲无声流泪的模样，让十二岁的我突然明白，原来无忧的生活就像凉山的晨雾，风一吹就散了。

转学到代县高中那天，北方的寒风灌进领口，我攥着磨破边的数学课本，在教室后排缩成一团。同学们讨论着“老瘸子开的酒厂”，我红着眼眶握紧拳头。直到深夜回家，看见父亲架着拐杖在酒缸间调试配方，月光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却比矿难前更挺拔。“尝尝这新酿的味道。”他递来一小杯酒，琥珀色的液体在杯中摇晃，“酒要经过九九八十一道工序，人也得摔够跟头才能站稳。”

父亲带着我拜访代县的酿酒老师傅，轮椅碾过青石板路，扬起细碎的尘土。老师傅们起初并不待见这个外来客，父亲却笑着说：“我这腿是折了，但脑子还灵光。”他把凉山煤矿管理的经验用在酒厂经营上，改良发酵工艺，设计独特包装。我常在周末跟着送货，看父亲在酒桌上与人推杯换盏，残疾的右腿藏在桌下，面上却谈笑风生。那些说他“异想天开”的人，渐渐开始赞叹“老周的酒有劲道”。

如今酒厂的酒窖里，整齐排列的酒缸像沉默的士兵。我抚摸着缸身的刻痕，那是父亲教我辨别发酵程度时留下的印记。课间同学们讨论球鞋时，我会笑着说起家里新研发的清香型白酒；运动会上我奋力奔跑，想着要成为父亲的另一条“腿”。站在酒厂顶楼眺望，代县的土地上，父亲种下的不仅是酿酒的高粱，更是永不言弃的火种。

有人说我身上有股特别的劲儿，我知道，那是凉山的热烈与忻州的厚重在血脉里交融。父亲教会我，人生没有过不去的坎，就像酒缸里的粮食，历经蒸煮、发酵、沉淀，终会酿成醉人的芬芳。那些在困境中长出的勇气，早已化作照亮前路的太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