寓情于石的陶渊明与醒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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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庆芳

陶渊明(公元365-427年)，字元亮，别号五柳先生，晚年更名潜，卒后亲友私谥靖节。东晋浔阳柴桑人，是安贫乐道与崇尚自然的代表。陶渊明因出身低下，在晋代门阀制度下常被人讥笑。他少时是在农村度过的，在他自己做的《归园田居》中说:“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环境的影响使陶渊明与山石为伍，成为我国历史上较早的风流爱石人。在其隐居的江西宜丰的东皋岭有一块与他常年相伴的石头，每当他酌酒憩时则倚石为榻，世称“醉卧石”。明朝林有麟的《素园石谱》对此石有录:“陶渊明所居东里有大石。渊明常醉眠其上，名之曰醒石。”所以也有称“醉石”为“醒石”的。1946年此石被毁改为石碾，去为“五斗米折腰”了。现仅存遗址可观。

后世不少人以此石抒情吊古，为我们勾勒了一幅幅靖节伴石图。宋朝程师孟的《醉石》诗云:“万仞峰前一水傍，晨光霁色助清凉。谁知片石多情甚，曾送渊明入醉乡。”清朝袁枚的《过柴桑乱峰中蹑梯而上，观陶公醉石》中曰:“先生容易醉，偶尔石上眠。谁知一拳石，艳传千百年。金床玉几世恒有，眠者一过人知否?不如此石占柴桑，胜立穹碑万丈长。”
陶渊明在美学上被奉为“平淡之宗”，他所赏的石是“时醉时醒”。自魏晋时起，道、儒、释三教日趋交流、合融，体现出中国文化强劲的糅合力和中国古代士人广阔的兼容性。中国古代诗人往往集道、儒、释于一身，而又往往随着生命际遇的变化，或者时道、时儒、时释，或者既儒、且道、又释，或者融和三家而偏诸一端。陶渊明偏于儒、道而时儒、时道，总的来说还是道占上风。但是他的道是渗和了儒的道，使他现出了道、儒融溶的共同特征以及这种融溶生成的“守朴含真”、“平淡简古”的美学取向。所以他不一定去寻觅什么怪石、巧石、奇石，平平坦坦的石头也自生雅，如我们当今广西出产的大化石、彩陶石，并非一定要取瘦、透。自然恬静、平淡古朴也足以为上乘的雅石，有时甚至比那些花里胡哨的石头更雅。

《老子•八十章》中曰:“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的理想和庄子《缮性》中的“古之人，在混茫之中，与世而得澹漠焉。当是时也，阴阳和静，鬼神不扰，四时得节，万物不伤，群生不夭，人虽有知，无所用之，此之谓至一。当是时也，莫之为而常自然”的境界是被陶渊明所印证了的。当时，陶渊明为逃避乱世而去偏僻山乡，过着“采菊东篱下”的悠然生活，完全是超越现世的“灵境”、“仙源”。他勾画出的桃花源式的生活环境是人们向往而又难以企及的，但却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人:有的从艺术上去追求，有的从社会上去追求。在紧张节奏的工作之余，人们倚靠在山间天然的巨石上歇歇，以石醒酒、以石醒志;人们观赏古朴自然的雅石，在平淡中静虑杂念“守朴含真”。
陶渊明的著作中很自觉、自如地运用了道、儒、释三学“托象传言”的方式，并涉猎其中的理论。他是一个为意抉象、以意附意的“意象”高手，所以其平易蕴多义、平易中有主义的诗风，是我们欣赏雅石时最值得学习与借鉴的。
历代以石为题材的诗歌是中国石文化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同是生活在南北朝的另一些诗人也多被陶渊明所感染，透过他们的诗歌，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对自然之石的热爱。谢灵运《过始宁墅》中的诗句“白云抱幽石、绿蓧湄清涟。”阴铿的《开善寺》中的诗句，“古石何年卧，古树几春空?”就连《古诗十九首》中也有类似的诗句，如“青青陵上柏，磊磊涧中石”……这些都是南北朝文人赏石取向的反映。在咏陶渊明及醉石的诗歌中、唐代的颜真做了一首古诗:“张良思报韩，龚胜耻事新。狙击不肯就，舍生悲缙绅。呜乎陶渊明，栾叶为晋臣。自以公相后、每怀宗国屯、题诗庚子岁，自谓羲皇人。手持《山海经)、头戴漉酒巾。兴逐孤云外，心随还鸟泯。”活脱脱地勾画出陶渊明的抱负、风度、心境，可谓是陶公的知音。通过“手持《山海经》”的描述,我们可知陶渊明已具有相当丰富的与石头相关的知识，尤其是对人性化的石性的认知。他也是一个追求人格美即艺术化人生的人，力求返归真我，与陶渊明所居不远有中国佛教净土宗的祖庭庐山东林寺，而他对人生的参悟常与佛教暗合，不能说不与净宗的开宗大师慧远的接触有关。
陶渊明守朴含真、平易多义、自然恬静、平淡简古的视石和赏石的精神一直在影响着后世的赏石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