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旅史话之军歌史话》（二）

荣华

第一章 红色歌谣 军魂永驻（一）

序言

1954年总政治部文化部组织编辑出版的《中国工农红军歌曲选》，开篇一首名为《八一起义》。这首《八一起义》是建国后江西军区在南昌地区收集到的一首民歌：“七月三十一，半夜闹嚷嚷，手榴弹、机关枪，其格格其格格响，响到大天亮；莫不是国民党在闹兵变，莫不是伤兵老爷又在闹城······八一大天亮，百姓起了床，昨夜机关枪，其格格其格格响，它是为哪桩，原来是共产党武装起义，原来是红带兵解决了国民党。”南昌起义发生在1927年8月1日凌晨，但老百姓都习惯将凌晨发生的事情说成昨日夜里的事情，所以歌词中才有“七月三十一”；当时南昌起义部队的官兵，在衣领上都扎了一个红布条作为标志，故有“红带兵”的说法。《八一起义》这首歌在起义后不久就传唱开了，它用生动、活泼的歌词和诙谐、幽默的音调，记录了南昌起义这一惊天动地的历史壮举。1957年，为纪念建军30周年，这首民歌被改编为合唱《“八一”起义小唱》。1977年建军50周年时，作曲家王云之和歌唱家李双江又将其改编为独唱《八一大天亮》，并灌制了唱片。2007年纪念建军80周年之际，这首《八一大天亮》被编入新出版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音乐经典文献库》，并在文献库的序言中说：自从有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就有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音乐，这首《八一起义》是为见证。这些表明，《八一起义》这首运用民间音调填词的新民歌，或许是我军最早的军歌，至少是最早表现我军的音乐作品。但这些都难以找到佐证。大量史料显示，当时的南昌起义部队中所传唱的歌曲主要是从北伐军中带来的歌曲，如《国民革命歌》（《北伐军歌》）、《工农兵联合歌》等。这是确信无疑的。

1929年12月，毛泽东起草的《古田会议决议案》将红军的性质表述为是“一个执行阶级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认为红军的任务不是“单纯的打仗”，而是“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政权”。《决议案》还指出：“红军的宣传工作是红军第一个重大的工作。若忽视了这个工作，就是放弃了红军的主要任务，实际上就等于帮助统治阶级削弱了红军的势力。”从此，随军的文艺宣传队纳入编制，成为革命军队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1930年9月11日，中共中央制定了《中国工农红军政治工作暂行条例（草案）》。《条例》中指出：“红军的政治工作就是要巩固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中国共产党在红军中的领导，要使红军成为有力的工农革命的武装力量”，“政治工作的目的，是巩固红军的战斗力”。于是，文艺工作作为政治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得到较大的发展，红军歌曲大量涌现。但整个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我军尚无专业作曲家。于是，一种作为“填词歌曲”的红军歌曲应运而生。当时数以千计的歌曲都是红军文艺工作者根据旧军歌、外国歌曲、中国民歌及城市流行歌曲的音调重新填词的，其题材十分广泛，有塑造红军形象的，有表现红军战斗历程和战斗精神的，还有扩大红军、瓦解敌军的，有纪律歌曲和条令歌曲，也有宣传反帝反封建、提倡破除陋习、传播共产主义、表达军民鱼水之情的歌曲。这种“填词歌曲”多为“分节歌”，结构短小，曲调简单，节奏节拍也较为单一，还或多或少带有原有民歌、旧军歌或外来音乐的文化遗迹。但这些“填词歌曲”易学易唱，充分满足了我军政治工作的需要。也正是这些简陋、粗糙的歌谣，记录着中国工农红军的光辉战斗历程，镌刻着我军不朽的军魂。

一、塑造红军整体形象的“标识性”歌曲

1988年7月25日，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签署命令，将《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定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从此，这首产生于抗日战争时期的歌曲与军旗、军徽、军服等视觉元素一起，构成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标识”，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标识性”歌曲。但除这首法律性的“标识性”歌曲之外，不同历史时期都有一些代表我军形象的“标识性”歌曲。早在井冈山斗争时期，就有《红军歌》、《红军行军歌》、《红军游击歌》等歌曲。这些虽然都是十分草创的“填词歌曲”，但却阐述了红军的性质，揭示了红军的宗旨和主张，表现出了红军的精神面貌。这些“填词歌曲”如同红军的八角帽、油灯、草鞋，如同由五角星、斧头、镰刀组成的红军军旗，也成为中国工农红军的“标识”，使人在歌声中感受到一个较为完整的红军形象。

根据苏联红军歌曲填词的《红军歌》

中国革命与俄国1917年十月革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首《红军歌》似乎是一个见证。《红军歌》是中国工农红军歌曲中唯一一首冠名为“红军歌”的歌曲，也是其“标识性”最强的一首歌曲。然而，这首歌曲却来自一首苏联红军歌曲-《红军最强大》。

《红军最强大》（Бeлaя Армия， черныйБарон），1920年由巴。格列里列夫（CлoBa II Гриrорьев）作词，萨·波克拉斯（Myзыka C IIokpacc）作曲，是亚历山大。瓦西里耶维奇。亚历山大罗夫（AJIEKCAHДP BACИЛbEBИY AЛEKCAHДPOB，1883-1946）时代苏联红军红旗歌舞团的代表作。《红军最强大》又名《白卫军，黑男爵》，原是一首俄罗斯民歌，后经改编填词成为一首红军歌曲。其第一段歌词是这样的：

白卫军，黑男爵，

想给我们把沙皇宝座重新摆下，

但是从泰加森林到不列颠海滨，

最强大是我们红军。

［副歌］

紧握威风凛凛的刺刀啊，

红军战士长满老茧的双手，

我们万众一心不可阻挡，

投入最后决死的战斗！

根据《红军最强大》填词的《红军歌》，保留了原有的小调风格，但也许是考虑到当时红军战士的音乐素质，填词者将原曲作了两点改动：一是将原曲后半部分的弱拍起唱改为强拍起唱；二是将原曲调式（和声小调）的第7级音“＃sol”改为“sol”，成为自然小调。这两处改动无疑降低了歌曲的难度，使之易唱易学。①从音调上看，这首《红军歌》具有一种机智敏捷的节奏和律动，刻画出井冈山斗争时期处于游击状态的红军形象。从歌词上看，这首《红军歌》较准确地概括了红军的性质和任务，和一般的红军歌曲相比，更具其思想深度和战斗精神。其歌词为：

同志们快快来拿起枪，

我们是工农的武装；

要打倒帝国主义国民党，

要创造人民的新世纪。

敌人在发抖了，

奋勇地向前冲！

我们是无敌的红军，

拼热血头颅，把革命完成，

这是我们神圣的战争。

这首《红军歌》最早见于江西永新的石印本，是一首较具代表性的中国工农红军歌曲。在一定意义上说，这首《红军歌》代表着井冈山斗争时期中国工农红军的形象。

令人不可思议的《红军行军歌》音调

中国工农红军歌曲与苏联红军歌曲联系在一起，于情于理，但有一些红军歌曲的音调出自一些具有军国主义色彩的日本军歌，似乎令人不可思议。这首曾在中央苏区广泛流传的《红军行军歌》，就是根据一首极具军国主义色彩的日本军歌重新填词的。这一切还需从鸦片战争说起。

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利用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使中国沦为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于是，一些先进的知识分子和仁人志士开始思考中国的出路，从“言技”到“言政”再到“言教”，经历了一段艰难的历程。甲午海战失利后，在“变法维新”的呼声之下，清政府一面督练“新军”，一面兴办“新学”，并企图通过教育改变国人的观念，最终使国家走向富强。清政府在1905年废除了科举，于是“新学”迅猛崛起。根据康有为“远法德国，近采日本，以定学制”的主张，当时的新式学校都仿照日本学校开设了“乐歌”课。那么“乐歌”课上到底唱些什么歌呢？这自然只能是那种体现“变法维新”思想的新歌曲。但当时“举国无一人能谱新乐”（梁启超《饮冰室诗话》），故新式学校只能习唱那些根据欧美歌曲、日本歌曲或中国民歌重新填词的歌曲。这种在新式学堂“乐歌”课上演唱的“填词歌曲”，即所谓“学堂乐歌”。这就使得大量的日本歌曲在中国被重新填词，成为中国的“学堂乐歌”。一些日本歌曲本来就是军歌，不仅带有浓重的军国主义色彩，而且还与对中国的侵略相关。

《勇敢的水兵》就是一首日本军歌。1907年，这首歌曲被填入新词，成为《从军新乐府》，并在中国新式学堂中广泛流行。《从军新乐府》对原有曲调进行了一些改动，将原曲的前两句与后两句进行了对调，还将其节拍由2／4拍改为4／4拍。辛亥革命前后，《从军新乐府》又被重新填词，成为一首由10段歌词组成的“分节歌”，并更名《从军乐》，刊登在《中小学唱歌教科书》（李雁行、李英倬编，1913年出版）之中。这一时期，根据日本军歌《勇敢的水兵》音调填词的“学堂乐歌”不下十首，如《中国国体》、《当兵》（见1914年华航琛编《新教育唱歌集》）、《孔子杏坛操》（见《乐歌选粹》）、《革命军》（沈心工填词，见1912年华航琛编《共和国民唱歌集》）、《陆军》（冯梁填词，见1913年冯梁编《军国民教育唱歌集》）等等，其中《革命军》、《陆军》、《当兵》的曲调还与《勇敢的水兵》的曲调一致。因此，这首日本军歌的音调在当时的中国十分流行，仿佛它就是一首中国歌曲。

为什么中国的“学堂乐歌”竟然选择了这种具有军国主义色彩的日本军歌呢？这是因为当时中国的一些知识分子对日本明治维新以来的现代化进程倍加仰慕。在他们眼里，日本海军威猛无比、所向无敌，并认为此乃日本的现代化所致，而对其军国主义的一面却未能察觉。再加上一些“学堂乐歌”乐人（如曾志忞、沈心工、李叔同等）都有曾在日本留学的背景，他们对日本现代化和军事的仰慕是不难想象的。

至于说，中国工农红军歌曲与日本军歌的关系，显然是以“学堂乐歌”为桥梁建立的。《红军行军歌》即如此。《红军行军歌》保留了《勇敢的水兵》的2／4拍，但其音调则像《从军新乐府》、《从军乐》一样，前后两个乐句进行了位置上的对换。这表明，《红军行军歌》不直接来自日本军歌《勇敢的水兵》。《红军行军歌》也是一首“分节歌”，由四段歌词组成：

当兵就要当红军，

处处工农来欢迎，

官长士兵都一样，

没有人来压迫人。

当兵就要当红军，

配合工农打敌人，

买办豪绅和地主，

坚决打倒不留情！

当兵就要当红军，

退伍下来不愁贫，

会做工的有工做，

会耕田的有田耕。

当兵就要当红军，

冲锋陷阵杀敌人，

消灭反动国民党，

民权革命快完成。

从歌词中可以看出，这首歌曲讲述了当红军的种种好处，故在“扩大红军”的工作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在中国工农红军歌曲中，与日本军歌《勇敢的水兵》的曲调相关的歌曲还有由10段歌词组成的《步哨守则歌》和由4段歌词组成的《欢送白军兄弟》。

应该说，当时的红军文艺工作者的“选曲填词”对所选音调未能甄别，并大有“拿来主义”的做法。这就是说，包括《红军行军歌》在内的多首中国工农红军歌曲选择了具有军国主义色彩的日本军歌，体现了我军早期文艺中所蕴含的那种“实用理性”。

唯一以部队名称命名的歌曲

除上述表现中国工农红军整体形象的歌曲外，也产生了反映某支部队的“标识性”歌曲。例如，反“围剿”斗争时期产生的《少共国际师》和《上前线去》就可视为“少共国际师”的“标识”。

1933年，中央苏区及各根据地进行了“扩红”（扩大红军）的工作。是年6月6日，中共苏区中央局做出决定，其主要内容是：扩大红军的中心工作是领导和动员赤卫队、少先队整个组织地加入红军；特别是新发展的区域和斗争不够深入的区域和赤卫军、少先队工作不够健全的地方应努力运用这种方式扩大红军，保证适应革命战争的需要。1933年8月5日，红1方面军根据共青团中央局创立“少共国际师”的指示，在江西、福建等省选拔优秀少先队员成立“少共国际师”，28岁的陈光任师长，17岁的萧华任政治委员，共6700人，同年9月3日出发上前线。

在“少共国际师”中，曾流传两首著名歌曲：《少共国际师》和《上前线去》。从现有资料来看，《少共国际师》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唯一一首用部队名称（“番号”）来命名的歌曲：

我们就是少共国际师，

九三日在江西誓师出征去。

高举着少共国际师的旗帜，

坚决地果断地武装上前线。

做一个英勇无敌的红色战斗员，

最后的一滴血为着新中国。

我们就是少共国际师，九三日在江西誓师出征去。擦亮刀，子弹上膛瞄准敌人放，捉师长，缴枪炮，消灭国民党！赶走那帝国主义侵略的势力，最后的一滴血为着新中国。

这首歌曲的旋律人们并不陌生，因为在1964年的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中出现过。这就是第一场中由著名作曲家李焕之改编的合唱《北方吹来十月的风》。其曲调稍有改动，其歌词（“北方吹来十月的风，惊醒我们苦弟兄，无产阶级快起来，联合农民去进攻。红旗一举千里明，铁锤一举山河动，中国诞生共产党，燎原星火满天红”）则是重新填写的。但人们听到这个音调时，所联想到的仍是那些头戴八角帽、身背小马枪的少年红军形象。这首《少共国际师》的音调到底出自哪里，至今仍是一个谜。

少共国际师还有一首传唱甚广的歌，即《上前线去》。它是1933年萧华根据苏联红军歌曲《布琼尼骑兵队》（1923年由H．阿谢耶夫作词、阿列科桑德尔·达维坚科作曲）的音调填词的歌曲，其歌词是这样的：

炮火连天响，战号频吹，

决战在今朝，

我们少年先锋队，

英勇武装上前线。

用我们的刺刀枪炮头颅和热血，

嘿！用我们的刺刀枪炮头颅和热血，

坚决与敌决死战。

开展胜利达进攻，

消灭万恶敌人。

我们少年先锋队，

英勇武装上前线。

要把我们鲜红旗帜插遍中国，

嘿，要把我们鲜红旗帜插遍中国，

完成革命的胜利。

这首歌词十分坚定和豪迈，尤其是两段歌词共有的“我们少年先锋队，英勇武装上前线”，表现出了这支少年红军部队的豪情壮志。如果说《少共国际师》塑造出了“少共国际师”的英雄形象，是“少共国际师”这支部队的“标识性”歌曲，那么这首《上前线去》则表现出了“少共国际师”豪迈勇敢、一往无前的战斗精神。这首歌曲曾在红军中广泛传唱。1935年6月，陆定一和李伯钊又用《布琼尼骑兵队》这首苏联红军歌曲的音调填写了《两大主力会合歌》，表现中国工农红军第1、4方面军的胜利会师。在1964年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第三场《万水千山》中，这个音调再次被填词为合唱曲《飞越大渡河》和《会师歌》，分别表现强渡大渡河和红军长征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