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家谱资料选编》

加木

《中国家谱资料选编》

上海古籍出版社《中国家谱资料选编》（18卷）：https://caiyun.139.com/w/i/2nc6qGCiQU79r

總序

中國家譜源遠流長。它起源於先秦，經過漫長的發展，至清代達到了鼎盛，在安徽、浙江、江蘇、湖南等地，幾乎村村修譜、姓姓有譜。這一最具有平民基礎的歷史文獻，其数量之多、影響之廣，为其他史籍所不能比擬，與正史、方志構成了中華民族歷史學大廈的三大支柱。

家譜，又稱族譜、宗譜、家乘、家牒、世譜等，是記載同宗共祖血親體世系、人物、規章和事迹等情况的歷史書籍。它的價值，歷來為史家所認同。清人章學誠説："夫家有譜，州縣有志，國有史，其義一也。"將譜牒與正史、方志相提並論。梁啟超的論述則更为具體，認为族姓之譜"實重要史料之一。例如欲考族制組織法，欲考各時代各地方婚姻平均年龄、平均壽数，欲考父母两系遗傳，欲考男女産生比例，欲考出生率與死亡率比較﹣﹣等等無數問題，恐除族譜家譜外，更無他途可以得资料""。近代，潘光旦、羅香林等學者付之實踐，在研究、利用家譜資料上多有建樹。

家譜的價值之所以得到史家的肯定，實取決於它的資料本身。自宋代歐陽修、蘇洵修譜以來，私修家譜取代了官修譜成为家譜的主流。在修譜方式、記載對象、纂修體例等方面，私修譜發生了一系列的變化，並進而促使家譜資料形成了有別於其他史書的一些特點。

一、内容的獨特性。中國家譜除少數統宗譜、聯宗譜外，極大部分是一宗一族的家譜。這些以記載宗族歷史為主體的史書，發展到明清時已成為宗族的"百科全書"，所記内容範圍非常寬廣，有序跋、凡例、修譜名目、宗族源流、祖先畫像、恩榮録、族規家訓、祠堂、坟墓、世系、傳記、仕宦録以及藝文、族産、行輩、五服圖、領譜字號等。因所記對象與他書不同，其中很多内容为家譜所獨有，或者少載於其他史書。如宗族源流、祖先畫像、族規家訓、祠堂、坟墓、世系、族産、行輩等資料，都具有鮮明的家譜文獻特徵。同樣，傳記、藝文等資料，除少量的名人傳記和名人作品採輯於正史、方志、別集等外，大多係家譜原作，可補他書之缺。以藝文为例，收入家譜的藝文，其作者多为名不見經傳者。與正史等所載的騷人墨客或中舉有功名者相比，他們没有什麼社會地位，更無名望，其作品的内容或當地的民俗風情，或與宗族有關的事務等，反映了一種帶有地域性的宗族文化，並且這些作品多僅載於家譜，不見於其他文獻。

二、資料的原始性。"信以傳信，疑以傳疑"是家譜的傳統纂修原則。在私修家譜興盛時期，除非有不得已的原因，這一原則一直为纂修者所秉承，引導着纂修者制定體例、記録事實。宗族纂修家譜，素材主要取自於歷年宗族内部積累的舊資料以及新出的資料，或者採自其他史書中有關本族的記載。宗族內部的舊資料包括前代世系、族規家法、舊譜序、舊凡例、舊有契約、詩文、人物傳記等。新出的資料除了兩次修譜之間新生、已亡族人的記録外，還有新譜序、新墓圖、新契約等。以往，續修家譜最常用的方法是在老譜之上增加新内容，很少對舊譜資料予以深入的考證，也不加甄別擇取，而是一仍其舊。即使有些資料的真實性存有疑問，也不會随便删改。"傳信傳疑"的原則使家譜的纂修更傾向於資料的"堆積"，纂修者多數情况下不用重新撰寫，只需專注於对以前的各種資料的編輯，大量的没有經過任何修改的資料因此得到了保存。可以説，家譜中的這些未被纂修者改動的資料，還保持了它的原样，實際上具有原始檔案的性質。比如明清家譜，宗族为避免日後財産歸屬的糾紛以及保護族産免遭他人侵佔，按原文刻入了不少各時期的契約文書，以作憑證。家法族規也是如此，依文刻入，不妄加修改。

三、記載的連貫性。宗族修譜最主要的内容是世系圖録，隨着本族人口的不断繁衍，修譜若干年後將会續修，一般定为二三十年大修一次，把前次修譜後新出生的族人和已去世的族人卒年、葬地等資料補入。假如某宗族長年不修譜，將被視为不孝子孫。中國的族譜正是在這樣一種續修模式下，內容得以連綿不斷地擴增。家譜的續修不僅擴充了世系圖録，而且使新出現的其他一些有關本族的原始資料得以及時地增入，充實了家譜内容，保證了宗族資料的完整以及宗族歷史記載的延續。在各類内容中，譜序、凡例、族産等資料，往往是舊有和新出的一同刊載，連續性最烏顯著。比如王逢泰等修的《［江西婺源］太原雙杉王氏宗譜》(1924年孝睦堂木活字本）和倪易書等修的《［浙金華］龍門倪氏族譜》（清光緒五年刻本），都録有歷次修譜的凡例數篇。尤其是譜序，一譜同載多篇者常見，十餘篇乃至二十餘篇也不足为奇。中國有續修方志的習慣，但續修的頻率之高、同類內容的連載之多，都無法與家譜相比。資料的連續性，使同類記載相集，或者一事多記，無疑有助於人们更为清晰地瞭解被記對象的發展演變之過程。

但是，家譜文獻的缺陷也是非常明顯的。宋代以後，宗族熱衷於修譜，目的是想通過家譜來維緊和强固宗族集體。這一特定的宗旨給家譜纂修體例帶來了缺陷，即出現了家譜的兩大弊端﹣﹣揚善隱惡和攀附顯貴。纂修者認為，祖先的劣跡或不良一面應該略而不書，为尊者親者讳，而對能夠光大門庭的人物和事蹟則須大書特書，甚至不吝溢美之詞。家譜纂修者還常常不顧史實，追奉古代同姓的名儒大臣为自己的祖先，如朱氏皆奉朱熹为始祖，包氏則以包拯为先祖。到了清代，此風愈演愈烈，幾成常態。此外，不少纂修者粗知文墨，缺乏應有的文史知識，家譜中的人物地名、官爵稱謂、源流遷徙等內容，與史籍比勘，錯誤之處屢屢可見。例如敘述姓氏起源，往往參照同姓的他人族譜，互相抄襲，不加考證，說誤脱謬，不一而足。正因为有這些缺陷，家譜資料是否屬於信史，遭到了部分學者的懷疑。清黃宗羲認为"天下之書最不可信者有二"，其一即为"氏族之譜"。儲管如此，家譜資料整體的史料價值卻不容否定。就是黄宗羲也没有全盤抹殺家譜的價值，稱始遷祖之下为可紀之世，又稱"家傅足補史氏之阙文"。對家譜文獻的缺陷所造成的不良後果應分而論之，所謂的"揚善隱惡"，關鍵在於隱惡，它違背了中國史家主張的秉筆直書的原則，致使宗族的部分歷史因人为的因素而缺載；而"攀附顯貴"的为害則較为嚴重，它不是單純的缺載問題，而是偽造世系，冒認祖先，屬無中生有的虚構。明清時，很多纂修者對此就不以为然，为真實地記録歷史，將本族的最早先祖定为始遷之祖，不再追溯無法證實的遠祖世系。

毫無疑問，家譜是一個寶庫。然而長期以來，由於受到種種的制約，對它的整理研究，基本還停留在初始階段，已遠遠落後於其他學科。對家譜資料加以系統整理，並將它刊印出版，公之於聚，對繁榮學術文化，推動社會學、經濟學、歷史學、譜牒學等的深入研究，都有積極的意義。《中國家譜資料選編》正是为滿足這一文化需求而編纂，以期通過系統的選輯整理，向學界提供一部具有較高利用價值的家譜原始資料集。

那麼如何對家譜資料進行輯録呢？

中國家譜的内容非常豐富，對於宗族的人和事，幾乎是無所不包。本編是資料選集，顯然不可能囊括所有的家譜内容，因此必須有所輯有所棄。所輯所棄需要一個標準，這個標準應當建立在資料的價值之上。家譜記載的主體是宗族歷史，衡量它的史料價值，縱向要看能否反映宗族興盛衰落之過程，横向要看宗族的各項事務是否得到應有的揭示，同時還要充分考慮資料的獨特性。進而言之，凡是有關宗族歷史的資料以及譜學本身的資料，而這些资料又为其他文献所不載，可補他書之關，具有較高的史料價值，皆在我們選輯的範圍之中。反之，那些可信度較差的或史料價值不高的資料，則不予選輯。比如家譜中的先祖畫像，多係族人依照自己的想像繪成，與先祖的實際面貌相差甚遠。這些畫像，對於宗族或可起到緬懷先人的作用，但不能當作史料利用。實際上，明清時期一些修譜者就拒絕將祖先的畫像刊入譜中，認为胡亂繪畫先祖肖像實是對祖宗的不敬。又如"修譜名目"、"領譜字號"等，它記録的只是修譜者和領譜者的姓名，與宗族史無關。凡此種種，皆無可取之處，未加採輯。需要指出，"世系圖録"雖然史料價值極高，但不作處理無法直接利用，只能捨棄。本編所輯録的家譜資料，按其内容分十一卷，依次凡例卷、序跋卷、傳記卷、詩文卷、家規族約卷、禮儀風俗卷、經濟卷、家族源流卷、教育卷、圖録卷、漳州移民卷。各卷的內容，又根據資料的實際情况，有多有少，成卷規模不求劃一。

中國家譜浩如煙海，現今究竟存有多少，很難有一個準確的數字。主要原因是中國家譜出自於民，也藏之于民，大量散藏於民間的家譜，其數量無從得知。公共藏書機構所藏之譜，因不曾進入流通領域，藏量相對穩定。經初步統計，目前國内外公藏機構藏有中國家譜四萬餘種。其中宋元版的家譜不超過十種，明代有三百餘種，而所存極大部分皆为清代、民國時期的家譜。這些家譜中，各地所修的數量相差也甚懸殊，浙江、江蘇、湖南、安徽等省纂修的家譜最多，邊遠地區和當時經濟文化相對落後的地區所修之譜則較少，個別省份更是寥寥無幾。以《中國家譜綜合目録》收入的家譜为例，該書共收録1949年前的中國族譜14719種，而其中浙江家譜3521種，江蘇家譜2151種，湖南家譜1549種，安徽家譜1236種，分別佔總數的23.92%、14.61%、10.52%、8.4%，四地的家譜之和佔總數的57.45%，而遼寧、廣西、雲南、陕西、天津、甘肅、北京、吉林、海南、黑龍江、寧夏、内蒙古、香港、澳門等地區族譜藏量之和僅佔總數的2.38%。此外，各個姓氏的家譜數量也相差很大。如李、王、張、陳等大姓家譜，其數量是稀姓氏的数十倍至数百倍不等。因此，存世家譜的這些狀况，必然會直接影響到資料的選輯，並反映在被輯資料中。比如由於現存的明代家譜稀少，故而選輯的資料只能以清代、民國的为主；同樣，從地域、姓氏來看，修譜較多地區和大姓的家譜，被輯資料的絕對數量自然也就較多。雖然我們在選輯時作了適度調整，在資料價值相等的前提下，優先輯録明代等現存數量較少的家譜，但只是盡力而已，因為這種不平衡是不可避免的。

至於所輯家譜的來源，現存的中國家譜數量，決定了"地毯式"的普選方式是不可取的，選辑资料只能局限於可控的範圍內，並有所側重。具體來說，本編是以上海圖書館的藏譜作为基礎，然後再重點選輯國家圖書館、湖南圖書館、北京大學圖書館、美國猶他家譜學會和日本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等單位所藏之譜。另外，還有針對性地擇取了廣東中山圖書館、陝西省圖書館、甘肅省圖書館、雲南省圖書館、四川省圖書館等單位的具有地方特色的家譜，以補缺漏。本項目於2001年正式啟動，三年後獲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立項。項目告竣，我們有太多的感謝。復旦大學歷史系楊立强教授，立項伊始，就參與了本編框架以及選輯條例的擬訂。然而痛心的是，楊先生未能見到本書的出版就因病辭世。安徽省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朱玉龍研究员，自始至終參加了本編資料的初選工作，他扎實的功底、嚴謹的治學方法以及孜孜不倦的精神，給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國家圖書館孫學雷、北京大學圖書館張玉範、湖南圖書館尋霖、廣東中山圖書館李玲等人，對本項目的熱心支持也令人難以忘懷。在此，我們要向所有为本項目提供幫助的人士，表達深深的謝意。最後，特別要向上海圖書館王鶴鳴研究員致以敬意，從項目的策劃到落實指導，無不凝聚了他的心血，厥功至偉。

本编编纂歷時十年，僅管我們努力为之，但還是留有不少的遺憾。譬如，鑒於家譜數量巨大，選編者無力查閱所有的家譜，肯定會遺漏不少的珍貴資料。再者學力有限，錯誤疏漏，在所難免。我們真誠地希望廣大讀者不吝指正，同時也希望讀者能從本編中獲得所需的資料，這對我們來說是最大的欣慰，也是我們的編輯初衷。

陈建華

2011年5月

《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

发布于 2025-05-29 09: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