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兰亭集序》看王羲之其人

大牛

　　

琅琊王氏是中国古代最具影响力的世家大族。发家于西汉，影响力直至唐末，魏晋时期达到顶峰。其中以王敦、王导、王羲之、王献之名声最大。王敦是西晋晋武帝的女婿，王导是其堂弟，二人是王羲之的堂叔，王献之则是王羲之之子。除了王献之外他们都亲历了“八王之乱”，眼睁睁地看着西晋被内讧折腾到土崩瓦解。期间王家并无一人出面平息暴乱的历史记录。

司马睿当时依附于“八王之乱”的头目之一司马越旗下，当然也是压垮西晋王朝的重要砝码之一，但他本人并没有多大的政治野心。是在王敦、王导的穿梭下，趁乱南逃，此时的江南正处于政治权力真空，利用司马睿的皇室身份，纠结了当地氏族的势力，很快建立起东晋王朝。从此，王敦和堂弟王导与皇家形成王、马共天下的局面。建国后，偏安于东南一隅。“八王之乱”余波未平，门阀政治根深蒂固。君臣并没有像历代开国王朝那样，励精图治，北上恢复中原，把国家和民族从动乱中拯救出来。而是伙同门阀贵族们一起堕落，把西晋炫富攀比，放荡淫乱之风进一步发扬光大。以至于皇权衰微，士族间利益盘根错节，政治生态宛如泥潭。

王羲之是靠着堂叔们的权势上位的。他无需经历战火的洗礼，也用不着像普通士生们入世时需要拼尽全力，就能轻取功名。他时任会稽内史、右军将军，乃一方大吏，可并未见其施展抱负，行一番利国利民的举措来造福一方。

《兰亭集序》极尽宴饮之乐，“一觞一咏，亦足以畅叙幽情”。“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所以游目骋怀，足以极视听之娱，信可乐也”。除此，身为贵族的王羲之对待生死，当然无法与衣不遮体的庄子相提并论，活着固然比死了好，追求长寿是贵族们更古不变的宏愿。所谓“固知一死生为虚诞，齐彭殇为妄作”，对生命短暂的无可奈何，及时行乐、不负平生，随波逐流、亦步亦趋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事了。

反观范仲淹所处的北宋，政治环境相对清明，文人以天下为己任的风气盛行，“先天下之忧而忧”的呐喊，是时代赋予士人的精神底气。而东晋士族，多在政治上无所建树，而是寄情山水、集会雅集，寻求心灵的安顿。虽然其书法与文章中流淌着超然气韵，而对现实随波逐流，并无一言一行的抗争。和陈、李后主一样。他们在文学艺术上独树一帜、可圈可点，但都不是有作为的政治家，亦不具造福一方济世之才。

王羲之与范仲淹，皆为各自时代的精神标杆。前者以东床快婿、入木三分而享誉天下。但作为文坛与思想界的领袖。随波逐流、及时行乐，在靡靡之音中，领引东晋在区区67年间迅速走向灭亡。（东晋317—420年共立国103年。王羲之303—361享年59岁。他亲历了西晋的灭亡和东晋的快速衰落）。造成民族大分裂，国家陷入长达160多年的动荡之中。全国人口损失高达80%以上，毫不夸张地说，两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时代。与人民在垂死中挣扎相比，兰亭内的豪华宴席是多么的格格不入啊！以至于史学家都羞于研究两晋的历史。后者以入世情怀践行儒家理想，锐意改革，心里装着百姓，装着国家，使的仁宗中兴，国家繁荣富强。二者境界不同，结果也迥然有别。可谓高下立判，贤愚可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