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寒博士 <p class="ql-block"> 书店里满架的《传习录》精装本，书皮上印着“五百年一遇完人”的烫金大字。王守仁先生，被后世如此浓墨重彩地妆点着，倒像戏台上的名角，粉墨登场，喝彩与倒彩齐飞。这“圣人”的冠冕，究竟是后人虔诚供奉，抑或是装点门面的脂粉？我每每看见，不免疑心这喧嚣背后，有几分真味。</p> <p class="ql-block"> 平心而论，王先生确是掀翻了程朱理学那座沉重牌坊。当朱子“格物穷理”的教条如枷锁般箍住人心，他一声“心即理”，竟如惊雷破空！那“知行合一”四字，更如利刃劈开虚伪的幕布——将“知”与“行”强行割裂的旧道学，瞬间显出了假面之下的苍白。他于龙场瘴疠之地筑书院，在刀光剑影的军帐间讲学，这“事上磨练”的实践精神，岂非对空谈误国者的一记响亮耳光？他破南赣匪巢，擒宁王于鄱阳，平西南之乱，其“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之叹，刀锋直指人心幽微处，倒显出几分清醒的勇毅。</p> <p class="ql-block"> 然而这“心学”的明灯，照亮的恐怕非全是坦途。所谓“无善无恶心之体”，这“心”竟成了无源之水，无根之木！若人心真如明镜台般本自洁净，世间种种流毒又从何处滋生？这“心”被悬于九霄云外，飘渺不可究诘，最终不免跌入玄虚的泥淖。至于“致良知”，听起来何其堂皇！可“良知”若只悬于内心烛照，不免要流于主观的深渊。一人之“良知”为善，另一人之“良知”或以为恶，是非曲直，将何所依凭？怕只怕这“良知”二字，终不免被野心家与昏聩者随意涂抹，化作诛心的利器，甚至如明代卫道者所斥，成了动摇根基的“邪说”。</p> <p class="ql-block"> 最可悲悯处，是这“心学”革命的火种，终究难逃被收编、被驯化的宿命。王阳明生前即遭“七起七落”，朝廷视其如芒刺。而待其身后，庙堂上的聪明人便看穿了这“致良知”的妙用：它竟可为“不守臣道”者量身打造一副精致的道德枷锁！于是张居正、曾国藩等辈一面私淑阳明，一面却将“破心中贼”的利器，不偏不倚刺向黎庶的灵魂深处。王先生“觉民行道”的初衷，反成了磨快思想屠刀的石块——这恐怕是他龙场悟道时，万万不曾梦见的讽刺罢。</p> <p class="ql-block"> 至于今日，王学更被镀上一层“管理哲学”的金粉，被供奉于企业神龛之上。稻盛和夫之流奉若圭臬，满口“致良知”，却不知其手下雇工的血汗与辛酸，是否也在那“心即理”的玄妙境界中被“致”得无影无踪？这般“圣学”的现代变奏，实在令人齿冷。如若今夜梦见王先生，我会当面质问他"若见今人捧读《传习录》而漠视啼饥号寒者，当作何想？"</p> <p class="ql-block"> 王阳明先生，无疑曾是一柄劈开思想冻土的利剑。然而剑光过处，旧枷锁虽碎，新镣铐的雏形却也在那眩目的光华中悄然凝结。他欲破“心中贼”，殊不知后世多少“心中贼”，正假借他锻造的武器而横行。呜呼！圣贤的冠冕之下，胭脂与枷锁，常常竟是一体之两面。我们今日读阳明，与其沉迷于“完人”的幻梦，莫如直面这胭脂下的真实，警惕那枷锁的阴影——因为思想的明灯，一旦沦为庙堂或市场的玩物，照亮的便不再是前路，而是精心布置的囚笼。</p><p class="ql-block"> 所谓圣人，终究是人。</p><p class="ql-block">（图片来自网络，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