袋子与筐子的记忆

逍遥君

　　童年有太多太多难忘的记忆，而那一个个袋子、一只只筐子的影像，陪伴了我一生。

　　那时，在中国北方，城市居民的粮食实行按月定量供应。成人每月30斤，小学生减半。主要是以苞米面为主的“粗粮”。逢年过节，才会供应一些像麦粉、大米这样的“细粮”。最丰盛的月份是春节前后，那时每人可能能买到一斤“精粉”、两斤“普通粉”、两斤大米。其他月份，偶尔也会根据季节或节日，供应一点小米、糯米、大黄米、高粱米、红小豆、绿豆、黄豆等。但每月稳定供应的，仍是占到七成以上的苞米面。

买粮得去“粮店”。每月固定的某个星期天，全家总动员，带着粮票和粮袋去排队，一站就是几个小时。我们家的粮食袋大多是用旧布拼凑缝制而成，每种粮食都有专用的袋子，所以家里常年备用的粮袋有十几个。买粮之前得先根据定量挑选好所需的袋子。每次出门，四五个袋子是少不了的。买完粮回来，“细粮”用手拎着，“粗粮”扛在肩上。

　　家中还常备麻袋，主要用于秋天购买土豆、萝卜、大白菜等冬储蔬菜，或装刨花和煤渣等取暖燃料。但最常用的还是草编袋——价格便宜，既可装菜，也可盖在楼道里的菜堆上，防止被寒风冻坏。

　　我最喜欢的，是家里那个绿色帆布袋。那时它相当于现在的拉杆箱，是大人出差的专用行囊。每次父亲出差，必带它同行。走的时候是空的，回来时则满满当当地装着从北京、上海、山东等地买来的“好吃的”——那些地方可以买到不凭票证的美味点心。那时候，从大连出发的火车车厢行李架上往往是空的，但从北京等地返回的列车上，行李架总是被一个个鼓鼓囊囊的帆布袋占满。出站的人们肩扛手提，好不热闹。

到大连港接船，更是壮观，从上海回来的父亲，前后两个帆布袋用一条毛巾系着挂在肩膀上，双手再拎着大大小小的包裹。虽然满头大汗，但脸上乐滋滋、喜洋洋的。那时父亲的内心一定充斥着自豪感……

　　童年时，筐子也是我最常用的“工具”。

买菜要趁早。副食品商店还没开门，就要赶去等候。乡下的送菜车刚一卸货，就得飞奔到菜堆边抢购。动作稍慢，茄子、芸豆、黄瓜、青椒等新鲜蔬菜便会被一扫而空。那时营业员把秤好的菜直接往地上一倒，如果你带的是口大、底深的菜筐，他便能直接把菜倒进筐里，省得滚落一地。

一到暑假，我就成了家里的“采购员”。每天清晨，挤在人堆中排队买菜是我的“必修课”。若遇难得一见的新鲜菜，甚至得从人群头上“翻越”过去抢。这样的“战斗”，当时再自然不过。

　　后来随家人下放到山区，我认识了更多种类的筐子：猪草筐、粪筐、挑筐、抬筐。

在城市，哪怕紧张，每月凭肉票和油票还能买上一两斤猪肉和豆油。可在山区，全年吃的肉和油，全靠家里年底杀的那口猪。

每年开春，父亲从集市上买回一头二十来斤的小猪，养到过年前，能长到一百六七十斤。这样，来年一家人的“油水”就算有了着落。

　　可猪要吃东西，粮食又极其紧张，哪能拿粮喂猪？我们家的猪基本靠喂新鲜猪草和熬好的树叶猪食维生。每天放学后，我第一件事就是挎上筐子去山上、田边采猪草。看着那口小猪哼哼唧唧、津津有味地吃草，我心里竟有种说不出的满足和成就感。

　　那时上学也不轻松。我每天要走几公里山路去学校。山区穷，没化肥，只能靠农家肥种地。“多积肥、多打粮”成了全民口号。每天上学，我除了背着书包，还得手拎粪筐、肩扛粪叉。沿途马车、牛车、驴车和羊群留下的“战利品”都是我一路收集的对象。到了学校倒入肥堆，放学再继续收集带回家中，为来年的几分自留地备肥。

　　我们所在的山区林木茂盛，但多石少土。在“学大寨，不吃国家返销粮”的时代号召下，开山建梯田成了重点任务。而梯田所需的土，大多要从山下的河滩搬运而来。运土用的工具就是“挑筐”和“抬筐”——前者一人挑，后者两人抬。

学校经常组织学生参加“春种”、“三夏”、“三秋”等农忙劳动。挑土、抬土自然成了我们的“日常”。

起初，我挑土姿势笨拙，东倒西歪；抬筐时步伐不稳，常常跟不上节奏。可时间一长，我也渐渐熟练起来，能和当地孩子一样干得有模有样。等我15岁离开山村回城的时候，肩上已磨出了厚厚的老茧，手掌也长出了一层粗硬的茧皮。

（配图来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