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商文明的千年回响——《看•见殷商》特展沉浸式游览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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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5月19日，位于北京通州的大运河博物馆（首博东馆）举办了“中华文明起源”系列展之“看•见殷商”特展，本次展览是近年来规模最大的商代文明展览，展览汇聚了全国28家文博单位338件（套）文物，勾勒出了商代文明的波澜壮阔，在这其中，包含有50余件一级文物的展览，珍品、孤品很多，三千年之后的今天，它们有幸汇聚一堂，而我们则有幸享受到了这场跨越三千年的文明顶流盛宴。

5月24日和5月25日是展览开展以来的第一个周末，我在网上看到展览的视频，都是连贯的长队，不禁让人想到去年在这里展出的三星堆展览，热度都是空前的高涨，这大概就是华夏文明绵延不断的核心所在，是文明向心力的有力佐证。本次展览会延续到10月12日，但如果你想看一些殷商时代的“特别”文物，还是需要赶早的，因为部分文物的展览时间是有限制的，它们仅仅只有几天的出差时间，结束后就要返回原展馆了，比如妇好鸮尊和亚长牛尊。

因为工作的缘故，我通常是周中休息，5月27日，趁着休息的时候，我就去了北京大运河博物馆，赶在时间的末梢，得以一览这些珍贵的文物。从西三环到东六环，即使再远的距离，在热爱面前，也不值一提，因为有去年三星堆展览的经验，这次我选择了中午出发，坐了1小时的地铁到达北运河东站，再骑单车去的大运河博物馆，在这路上，我就看到《看•见殷商》的宣传了，连公交站的宣传页上，都是关于这次展览的宣传，文博越来越火热的背后，与这些强力的宣传不无关联。

下午两点，这次到了之后很顺利的就进馆了，没有上次排长队的糟糕体验，进展厅前也不过十几个人的队伍，而展厅内，毫无意外，还是人潮涌动，人声鼎沸。三千年前，殷商时代的它们，估计难以想象，自己会以这样的方式再次被人“看•见”，看展之前，看宣传上的“看•见殷商”，其实一直没有太懂为什么要这样命名，就在这个展厅内，一眼望去的时候，大概懂得了一些，看文物、看历史、看创新、看技术、看传承，就是这展览背后蕴藏的深意，真正的“看•见”从来都不止于目之所及，那些年，他们抬眼看自然、看神明，保持着对天地鬼神的敬畏，而今，这份敬畏，在我们的身上再一次流淌，绵延不息。

展览内容分为“有册有典”、“青铜高峰”、“居中衍大”和“式范后世”四个部分，从商王世系入手，进而展示殷商时期的生产、生活、社会组织和精神生活，最后展示殷商时期在中华文明起源过程中的历史地位。透过这些文物与展品，我们才能真正感知到：那些离我们貌似很远很远的王朝，其实并未走远，它们不仅仅存在于我们所学习的课本上，也存在于我们的现实时空。

一、有册有典：商王世系与文明的起点

展览第一部分“有册有典”，其实主要是指甲骨文的发现，印证了《尚书》中“惟殷先人，有册有典”的记载。1899年，王懿荣发现并确认一些龟甲、兽骨上面的刻符是文字，即甲骨文，1908年，罗振玉确认此类甲骨出自河南殷墟，1928年10月，安阳殷墟考古挖掘正式开始，持续了近百年，殷墟作为晚商都城的确认，为探寻商朝文化奠定了基础。

在这一展厅中，有三个部分值得关注，刚进入展厅，我们会看到一个陶人，胸前刻着商王的姓—“子”，《史记•殷本纪》记载“契为子姓，其后分封”，小陶人上的刻字印证了这段文献记载。

第二个值得关注的是商王世系图，在这部分，展现了两张图表，一张是《史记•殷本纪》记载的商王名字与世系，还有一张是甲骨文记载的商王名字及世系图，在这里不得不感叹司马迁的厉害！在这个世系表上，我看到了契（玄鸟生商）、王亥（财神、贸易先驱）、天乙（汤）、太甲（伊尹辅政）、盘庚（盘庚迁殷）、武丁（武丁中兴）和帝辛（末代君主纣王），这个表还有一段简短的说明，通过这段说明，我们也可以进一步了解商朝：

第一：从先祖上甲开始，每一个王位继承者都有一个与天干有关的字，即日名；

第二：从天乙建商到最后一代王，其传承不少都是兄终弟及，也有不少是最小的兄弟将王位传承给自己的儿子；

第三：如果先王的配偶生下了王位的继承人，她也可以在宗庙享受祭祀。

第三个值得关注的便是位于此展厅中央的亚长牛尊，本次展览不得不看的顶流文物之一，作为殷墟的展馆之宝，本次展览本来的时间应该是5月19日到5月25日的，由于大家的热情程度，又延续到了6月2日。

牛尊整体呈体态健壮的牛形，头前伸，嘴微张，面额下凹，目字形眼，眼球凸出，两耳外展，头上有扁三棱状、向后弯卷的双角。背微下凹，上有一长方形盖，盖中部有半环形小钮，盖与器身为子母口扣合。牛腹丰肥，腹下有四条粗短的腿，足末端显蹄瓣，后部有凸起的小趾。臀部外鼓，臀后有一下垂短尾，尾端呈纺锤形。

牛尊纹饰繁缛、纹饰中有动物26个以上。计虎4个（2大2小）、鸟2个、鱼2个、兽面4个、夔14个以上，宛如一幅立体“动物图谱”。牛眼两侧各饰一小虎纹，牛下颌两侧各饰一鱼纹。耳下饰小鸟纹，牛双角饰节状纹，颈两侧饰夔纹，牛颈上部饰兽面纹，腹部两侧饰虎纹，牛尾左右两侧各饰一“S”形直立夔纹。牛臀部及四足还有夔纹。尊上所有的主纹均以细密的云雷纹衬地。尊盖上钮两侧各有一夔纹。盖钮顶部饰菱形纹，钮足两端饰兽面纹，在牛颈下部与器盖内壁有铭文“亚长”二字。

二、青铜高峰：礼器中的权力与艺术巅峰

“青铜高峰”堪称本次展览的灵魂。商代青铜器不仅是实用器，更是礼制与王权的象征。展厅中央，一对妇好鸮尊的“重逢”成为了关注焦点，来来往往人流不断。这对出土于殷墟妇好墓的青铜酒尊，分别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与河南博物院，1976年于安阳殷墟出土后，这是它们时隔50年首次聚首，5月29日后，它们便要再次分别，下次再相遇，又不知会在何时。

鸮尊以猫头鹰为原型，双目圆瞪，双翅并拢，通体饰以夔龙纹、蝉纹与盘蛇纹，细节繁复却层次分明，器盖置于鸮首后部，盖钮为立鸟与龙形组合，器身口沿内壁铸有铭文“妇好”。通体以‌云雷纹‌为地纹，鸮首高冠饰羽翎纹，钩喙与胸部饰蝉纹，颈部两侧浮雕夔龙纹；双翅盘曲长蛇纹，间饰菱形纹‌‌；纹饰采用高浮雕、浅浮雕与阴线雕刻结合，体现了“三层花”装饰技法‌。鸮在商代被奉为“战神鸟”，而妇好作为商王武丁的王后兼女将军，其墓中随葬鸮尊，既彰显身份，亦暗含克敌制胜的祈愿，鸮尊以独特造型与多重象征，成为解读商代宗教、军事及性别角色的关键物证。

这一部分中，还有一些值得关注的重点文物：

司巧母铜方壶（实际展厅写的是“兔丂”，输入法打不出来，就写成了巧）

壶呈长方形，束颈折肩，腹较直，平底，长方形高圈足，圈足四面各有一长方形孔，四面中部与四角皆有扉棱口下饰三角形蝉纹，肩部有浮雕怪鸟，腹上部四面各有一条一头二身的龙纹，腹部四角饰大兽面纹，圈足四面也饰兽面纹，底中部有“司巧母”三字。盖呈四阿平顶式，正中有钮，四面饰兽面纹，盖上有与器对应的扉棱。

青铜斝

长方形或略称方形，口沿外侈，口沿两侧对称方塔形柱钮。深腹平底，有凸起的扉棱，部分腹部一侧设鋬，四棱锥形尖足外撇。方斝常见于高等级贵族墓葬，集中出土于殷墟地区。这种方形器需多块范模组合，工艺复杂，反映商代青铜铸造的高超水平。

铜方彝

在商周青铜器铭文中，"彝"字主要与尊字搭配，是宗庙器的共名，泛指一切贵重饮食青铜器。甲骨文中有字有两种含义：一是杀牲祭祀，二是置备彝器。方彝之名首见于宋代。方彝的铭文中常有"宝尊彝"的字样，说明这类铜器用于祭祀，可能是盛酒器。方彝多长方形，广口、深腹、人字坡屋顶形。这种器型在西周中期渐渐销声匿迹。

铙

铙指流行于晚商到西周中期的一种带柄合瓦形青铜击奏体鸣乐器，命名来自罗振玉，《周官·鼓人》注：“铙如铃，无舌，有秉，执而鸣之”，学术界一般沿用这一称呼。

三、居中衍大：商朝文明的辐射与多元交融

《诗经•商颂》里说“商邑翼翼，四方之极”，赞誉的是商都的富丽堂皇，是天下四方的榜样，“居中衍大”揭示了商文化对周边区域的深远影响。三星堆出土的青铜尊与罍，器形与中原相似却独具地域特色：江西新干大洋洲的兽面纹青铜胄与蝉纹大刀，则融合了南方狞厉之美与中原纹饰体系，印证着商朝“青铜文化圈”与周边的多元互动。

商朝文明的辐射方向：

东向：苏埠屯类型与苏埠屯遗址（青州市）

西向：老牛坡类型与老牛坡遗址（陕西西安灞桥区燎原村北）、城洋青铜器群（陕西城固与洋县）、清涧寨沟遗址（陕西省榆林市清涧县解家沟镇寨沟村）

北向：北京刘家河商代墓葬（平谷区）

南向：湖北黄陂盘龙城遗址、江西新干大洋洲遗址、湖南商代遗存、三星堆文化、金沙遗址、天湖类型与罗山天湖晚商遗址（河南信阳）

典型展品：

兽面纹铜钺

1965年从山东青州苏埠屯1号商墓出土不久，这对铜钺分别被收藏于国家博物馆与山东博物馆，此番展览也是它们时隔半个世纪后的首次重聚

人面兽面纹，双目圆睁，口露整齐牙齿，钺两侧饰扉棱，方肩圆弧刃。该墓还出土一件形制相似的兽面纹铜钺，口侧铸有“亚醜”铭文。“亚醜”钺的出土为记录于宋代金石学著作中的“亚醜”青铜器群提供明确出土地点，也证实青州一带为商代“亚醜”族群核心活动区。

青铜带鋬觚形器

2014年盘龙城遗址杨家湾商代墓葬M17出土，18.5cm高（≈一听可乐），14cm宽的“小蛮腰”，可装酒440ml，盘龙城遗址博物院藏

这是一件造型独特的酒器，结合了觚的身、爵的口和斝的把手，为目前考古发现中的孤品。专家介绍，这件觚具有独特的艺术价值和历史意义，讲述着长江流域与中原文明交相辉映的故事。

兽面纹青铜胄

1989年江西新干大洋洲出土，江西省博物馆藏

青铜胄半球形，顶部有管状插孔，可能用于插缨饰，正面饰高浮雕兽面纹，双目凸起，獠牙外露，威严神秘。

蝉纹青铜大刀

此刀通长67.9厘米，重1.67千克，1989年江西新干大洋洲出土，江西省博物馆藏

大刀平背，短柄，翘首，薄刃，脊部加厚起棱，背脊饰菱形网格纹，在脊部和后端装饰一组由11只蝉组成的带状蝉纹。据现有考古资料，商代的大刀仅出土于大、中型贵族墓中，可知它是标志器主社会地位和等级特权的器物。

龙形觥

高19厘米，长43厘米，宽13.4厘米，重4.37公斤，1959年山西石楼桃花者村，山西省博物院藏

铜觥整体呈现弧形犀牛角状，分器身和器盖两部分，器身前部为昂起的龙头，“臣”字眼，瓶状角，上下颌之间留出锯齿状空间。器身两侧有四系，以备悬挂使用。器身侧面主体纹样为阴线刻画的鳄鱼纹和龙纹，前后排列，彼此独立。主体纹样四周剩余空间填充较小的鸟、鱼、龙等纹样。器身腹部装饰并列的两排身体折弯的蛇纹，圈足为对称的长纹鱼纹，这些皆是殷商晚期铜器常见的纹样和布局。

兽面纹龙首提梁卣

高34.8厘米，1959年于石楼县桃花者村与商龙纹兕觥等出土于同一墓葬，山西省博物院藏

卣整体呈椭圆形，龙首提梁卣，饰方格纹，腹部有雷纹，目纹，夔纹和蝉纹等组成倒置的兽面纹，圈足有一周云雷纹。

铜鼓

通高75.5厘米,鼓面径59.5厘米,重42.5公,1977年崇阳县白霓镇公社出土,湖北省博物馆藏

鼓身横置在长方形鼓座上，上部有弧凹形冠。圆形仿皮质鼓面无纹饰，鼓腔两端边缘饰有三周仿皮鼓鼓钉的乳钉纹。鼓身及鼓座饰细线云雷纹构成的兽面纹。此类仿木腔鼓，世仅存两件，另一件残件藏于日本泉屋博物馆。

四、式范后世：礼乐与文字的永恒基因

终章“式范后世”聚焦商文明对中华文化的奠基作用。祭祀鬼神与礼制是殷商社会的重要内容，《史记》说“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周代对殷商礼乐加以损益，将原本是商人事神祈福的仪式转化为基本的社会典章制度，成为周礼的重要组成部分，规范了统治阶层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方方面面。“乐至则无怨，礼至则不争”，礼乐文化成为中华文明长盛不衰的基石之一。

中国文字的发生始于何时，今天还不能做出具体可信的时间判定，但殷墟出土的甲骨文是目前中国已知最早的、最成熟的系统文字是无疑的。截止目前，在已出土的16万片甲骨上，发现单字约4500字，能够解读的约1500字，约三分之二的文字还难以破解。甲骨文是刻在龟甲兽骨上的卜辞文字，是商王室和贵族祭祀占卜的内容记录，涵盖范围十分广泛，它们不仅是殷商的直接史料，殷商先民的手泽，更是中国文化史上的无价瑰宝。甲骨文衍生的文字体系更成为三千多年来中华文明代代传承、生生不息的载体，是华夏儿女共同的基因和纽带。

结尾：看•见殷商：不止于看见

今天14点就到了展馆，一直看到晚上20点将近闭馆前，沉浸在展馆5+小时，这是我观看单个展览耗时最长的一次了，这次的汇聚，不仅对于这些遍散于诸地的商代文物极具意义，对于我们自己来说，又何尝不是如此呢？我们想要再次看到如此全面的商代文物聚集于一堂，是否还有机会也是几无所知。这大概也是很珍惜这次观展的原因吧，所以在离开之前一直恋恋不舍，或许这就是我们与这古老文明最温柔的羁绊：我们无法让时光倒流去亲见妇好和亚长挥戈征伐的英姿，却能让这些穿越时空的信物继续在人间流转，在某个平行时空，突然与我们的目光重逢。

《看•见殷商》特展如同一部立体的史诗，以器物为线索，串联起了三千年前晚商时代政治、军事、艺术与信仰的多元图景。甲骨文与青铜器，共同构建了商代‘和而不同’的文明机制，让四方之土在碰撞与融合中成就了中华文明共同体。殷商文明虽已没入浩浩尘烟，但其“和而不同”的包容性与创新基因，至今仍在中华文化中生生不息。

走出展馆的时候，夜幕已深，初夏的晚风凉爽怡人，轻轻拂过脸颊，打开手机，看着那一张张被定格的照片，思绪还没有被拉回现实的空间。看见殷商，这一刻，不止看见，我们凝望着的那些精美文物，不仅仅是跨越时空的物理存在，更是一个民族在追问“何以中国”的铿锵回响，是源自精神的回望。我看着宣传页上那些熟悉而陌生的文物，仿佛感受到了它们的磅礴生命力——它们沉默地站在那里，却比任何喧嚣都更有力量地诉说着：有些相遇注定短暂，但记忆会替我们永久珍藏。

—— 写于2025年5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