谋生路上磨难多

海波

谋生路上磨难多

一出令人扼腕叹息、没有赢家的窝里斗闹剧——题记。

我生性与人为善，对人不设防，也无防人之心。但在漂泊谋生的旅途上，却屡遭狭隘之辈的刻意倾轧与算计，至今回想起来，仍觉如鲠在喉。然而，随着岁月流转，那些曾让我愤懑的暗箭中伤，如今都成了值得玩味的故事。其中最富传奇色彩的，当属我在浙江家具厂工作期间的经历。

三十年前，我受公司派遣，带着两位电工同事，从上海前往浙江诸暨，为一家私人公司安装家具生产设备。当时国内的家具工厂大多还停留在斧头锯子手工刨作业的阶段，而这家公司引进的却是一条自动化生产流水线，前端放入木料，终端便出来成品，表面油漆也一次性完成。彼时工人的月工资不足三百元，这条生产线却价值三百多万元，由此可见这位老板财力之雄厚。

这位老板名叫余德泉，出身农民，学历仅小学二年级，但他名下已有三家工厂，工人超过两千人，真是水不可斗量、人不可貌相。当年诸暨有许多这样有钱的农民大老板。别看余老板是农民出身，在我安装设备期间发现，每天晚上来拜访蹭饭的人群中，既有省市级的政府官员，也有各类技术专家教授。因余老板手中闲钱颇多，这些人多是来给他做项目投资参谋的。余老板一直在寻找好项目投资。我安装的这条家具生产流水线，便是余老板在众多专家可行性报告方案中选定的项目。

据这份报告测算，原木市场价几百元每立方米，按3立方米原木出1立方米产品保守估算，成本仅一千多元；而制成某种新型木质产品后，售价可达到一万多元每立方米，利润空间高达十倍。余老板木匠出身，对这个项目十分感兴趣，与他一拍即合。然而，测算的利润终究只是理论上的，真正要实现盈利，还得看销售情况。销售是浙江商人的强项，余老板自认为不成问题，当时根本没在这方面多做考虑。谁料，余老板后来因库存积压陷入资金困境，问题就出在销售环节，不过这是后话了。

十天后，机器安装完成，试车一次性成功。余老板对产品十分满意，签字验收后，我便带着两位电工离开诸暨，返回了上海。大约一个月后，苏州的一个朋友请我吃饭。席间，朋友说他现在是余老板产品的苏州总代理，第一批产品已经销售一空，利润相当可观。但第二批产品出现了质量问题，余老板自家的技术人员无法解决。余老板无意中得知朋友与我关系不错，便委托朋友邀请我亲自去诸暨帮忙解决难题，并让我开个报酬价格。

按理说，余老板与我公司签有服务协议，设备出现问题本应通过公司来解决。但余老板还拖欠着我公司百分之二十的设备款，才出此下策。当然，这种私下交易也反映出余老板的精明：私下交易一步到位，比公对公要节省费用。早期发迹的老板，往往都很聪明，每一步都精打细算。

背着公司与客户私下交易，首先是道义上说不过去，其次还可能面临丢掉饭碗的风险，这个道理我还是明白的。所以一开始我就拒绝了。朋友原本以为这事十拿九稳，没料到我会拒绝。朋友是久经沙场之人，知道我重情重义，便立即改口说，他自己有很多售后退货需要更换，还有许多订单要交货，每天被客户逼债，心急如焚。他让我帮忙，不是帮余老板，而是帮他这个朋友。

朋友曾经有恩于我，我不能忘恩负义。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在友情的攻势下，我那所谓的道义防线瞬间崩塌，只好请假两天，背着公司，和朋友一起偷偷坐上了去诸暨的大巴车。

我们到达诸暨时是下午三点，走进工厂大门，远远就看见满院子都是闲散的工人在晒太阳，大概是在等我们到来。余老板听说我们到了，立即开车赶来，要我们先去吃饭。没解决问题，我哪有心情吃饭呢，这不是我的习惯。我对余老板说，先去车间看看再说。

此前，我就知道问题出在成品车间。于是，所有工人跟着余老板后面呼啦啦都进了车间。车间里，空地上和流水线旁边，到处都乱七八糟地摆着不合格的半成品木料，看得出来他们已经试验了很长时间。

我让工人清理了那些半成品，调整了部分机器，仅仅十分钟后，就让生产线做出了合格产品。刚才还迫不及待要带我们去吃饭的余老板，此时倒觉得不放心了，竟然要求再观察十分钟，看看会不会再出故障。

饭后，我的朋友连夜装满一车产品，心满意足地返回苏州了。我本打算坐朋友的货车一起回去的，余老板却死活不放行，他以我太辛苦为由，非要我住一晚，他负责明天开车送我走。在设备安装期间，余老板对我虽然客气，但并没有表现出特别的亲热。经过这次机器故障之后，我发现他对我的态度发生了变化，变得特别亲热。晚上送我去宾馆后，东拉西扯一直聊天到12点才告辞。第二天，在他办公室里，余老板说，他低估了生产线的技术难度，再继续让自家工人摸索干下去，成本会让他吃不消。为了少走弯路，他真诚地邀请我来他工厂工作，条件由我“开”。

我同情余老板的困难，也想帮助他，但是离开机会众多的大城市，到人生地不熟的小地方工作，我不太愿意。何况我现在的月收入已近工人的十倍，到这种地方工作，还能再高吗？更何况我的技术并非高科技，工人三五个月就能熟练掌握，若再狮子大开口，连自己都觉得心虚。我与余老板萍水相逢，倘若三五个月后他借故解雇我，在这人生地不熟的地方，我连退路都没有。

我婉拒道：“您不必专门雇我驻厂，以后机器出问题，我保证随叫随到。”可无论如何推托，余老板都不松口。最后他固执地说：“咱们打开天窗说亮话，我开厂是做生意，你打工也是做生意。不过是，我出本钱，你出技术。既是生意，又有缘相聚，你总得给个报价。若我出不起，立马开车送你回上海。”这话粗中有细，我一时竟无言以对，不得不佩服他的通透。

重感情的人，难免被情所困。本是为还朋友情面来帮忙，竟演变成“卖不卖身”的抉择，人生际遇真是变幻莫测。一旦答应，前方是坦途还是险滩，都只能听天由命，想想便觉烦心。为让余老板知难而退，我思索片刻，抛出一个自认为苛刻的条件：“除不低于原月薪外，需一次性支付相当于我一年工资的‘技术服务费’。”

说是“技术”，实则想借机刁难——若他拒绝，我正好全身而退；若他答应，便等于提前备好了一年“失业补助金”，冒险也值得。为了生活，连我这样愚钝的人，也学会了算计。

原以为这个报价足够“离谱”，不料余老板当场应下，只说要和股东通报一下。有一股东称现金不足，提议先付一半，等我入职再结清。我到此时仍然还不想过来，正想趁机脱身，便故作大方道：“资金紧张的话，就全存在公司，等我过来再说。”

余老板何等精明，哪肯让“煮熟的鸭子”再飞了！他当即打断股东，转身从财务室取来装现金的塑料袋。既是“生意”，自然要讨价还价——他将月薪降了五百元，却承诺年终补足，解释说小地方人没见过高工资，怕引发工人心态失衡。看到余老板快人快语，我再难推拒，只好半推半就应下。

说实话，生平第一次手握这么多现金，我却没觉得多高兴。许是一切来得太突然，心里甚至闪过反悔的念头。我提出等办好辞职手续、正式入职时再收钱，余老板却如释重负地说：“客气什么，上车吧，我送你回上海。早来晚来，都随你。”坐在车上，我忍不住问：“你就不怕我拿了钱跑路？”他笑着说：“你我都不是缺这几万块的人，我信自己的眼光。”这话真是“饱汉不知饿汉饥”，他哪里知道，我恰恰是缺这笔钱的人。

我决定接受这笔“卖身款”，很大程度上源于余老板的人格魅力。还记得安装设备时，厂里有工人因超生被没收电视机，孩子哭闹不止，工人求余老板帮忙通融，他竟真的把电视要了回来；又有青年妇女丈夫因醉酒打架被拘留，求到余老板这里，派出所竟也卖他面子，放人让他领了回去。每晚余老板家中，既有达官显贵往来，也有乡邻百姓登门求助，只要有求于他，总是尽力相助——这样的人，我觉得值得信赖。

我来上班后，余老板将工厂附近的老房子送给我住，还承诺帮我选址盖新房，这让我非常感动。我暗中发誓，要尽自己所长，竭尽全力帮余老板做好产品，不负他一片苦心。

诸暨是个山清水秀的地方，在我见过的山川中，觉得都比不上这里的灵秀。清晨推开窗，葱郁的山顶腾起袅袅雾气，在蓝天映衬下宛如仙境，说不出的浪漫。不远的五泄镇就是美女西施的故里，工作之余，可以去那里发思古之幽情。能在这样的地方落地生根，我觉得太幸运了，觉得这一步没走错。甚至暗自期许，或许这辈子就该在此与余老板共守事业，终老一生。哪知道，仅仅一年后，为了躲避工作中无聊的摩擦，我不得不选择主动离开了这里。只是，我的离开和余老板没关系。这是后话了，暂且不提。

余老板的家具厂全称叫浙江凤凰木制品有限公司，寓意着产品是山沟里飞出的金凤凰。厂里有两百多名工人，全是本地人。我过来后，余老板封我为“厂长”，工厂的日常生产，设备、技术和产品质量，所有工作全部由我负责。我对这些工作，已经积累有多年经验，自觉是轻车熟路。为了让工厂生产规范化，根据作业流程，我把工厂分成了制材、干燥、成型、涂装四个车间，编制了各车间各岗位的操作规范和产品技术标准，并把这些文件拿给余老板过目。根据这些标准，我又给工人进行了一次技术和安全培训。我这一系列动作，本是工厂管理的正常行为，却让余老板大开眼界。

余老板虽然创业也十几年了，但一直以来都是靠“计件制”来管理工厂。编制技术规范文件、对工人进行培训这种事情，从没有人做过。他戴上老花镜，用了一个上午的时间，一个字一个字地看我的报告，心里对我赞不绝口。随后就把大小股东和几个工厂的头头脑脑都召集起来开会，让大家看我的报告，要求每个工厂的厂长都参照我的格式，也要弄一套类似的文本。余老板还有一位总经理，余老板要求他参照我的格式，也要写一份适合总公司使用的文件。这个总经理文化程度不高，没过几天就畏难辞职了。

编制这样文件，首先要有工厂管理的经验和总结概括能力，其次是熟悉产品工艺和对应的设备，还要有点文字组织能力。我有机械厂工作经历，懂一点机械常识；木材加工和编辑文字都是我的业余爱好，做这种文本，对我来说，轻车熟路又驾轻就熟。我这样做，只是想让工厂生产有序有标准、避免差错，便于我工作。却让余老板对我刮目相看，把我当成了“专家”，从此以后就更加器重我了。每有市县官员来拜访，他都让我陪同会见。介绍我时，前面总要加上“从上海聘请来的工程师”这句套话，这其实都是夸大之词。连当地电视台来采访余老板的时候，他也借口自己形象不佳，硬是把我推到镜头前。后来，连他总公司的一些决策，也会来征求我的意见。

有一天，余老板和我说，公司管理者都没有文化，遇到问题也缺乏解决能力，为了公司发展壮大，他想多请一些像我这样的“专家”，先打算请一个有国家职称的人来做总经理，以便分担他一部分工作。已经有人推荐两个人选，一个是曾经的县针织厂黄经理，另一个是曾经的县土产公司王经理。两个人都是工程师，年纪也都不到五十岁。浙江省是最早完成地方国营企业转制的省份，这两个人当时都下岗赋闲在家。余老板让我帮他在这两人中选一位。

根据余老板的实际需求，我建议他选黄经理。我的理由：虽然两个人条件差不多，但针织厂人多事多，又是生产型企业，其管理者的综合管理能力可能会比贸易型的王经理强，是生产性企业的优选者。不过，余老板还有别的想法，他说王经理的太太是银行干部，而他下一步有动用银行贷款的打算。不当家不知柴米贵，这其实是公司隐私，不应该透露给我听的。

基于这样的考虑来选择总经理，我是不敢苟同的。我认为：作为总经理，王经理上任后，很快就会了解到公司的资金短缺状况，他怎么会让太太批准这种担风险的贷款？不过，这些想法我没有说出口。我的智商，还没高到可以帮余老板做这种决策的程度。

余老板的这条生产线，当时在国内市场上还没有同类产品。由于这种产品品质超前，价格自然也不菲。除了少数大老板和官宦人家购买外，工薪阶层很少问津，所以销售一直不畅，库存严重积压。涂装车间的厂房是一栋百米长的六层楼，不到半年时间，上面五层楼面全都被改成了仓库。因为库存太多，原本财大气粗的余老板，已经被流动资金紧张压得有点喘不出气了。于是，土产公司的王经理最终成了我们的王总经理。

在欢迎王总经理的宴会上，余老板把出席作陪的厂长经理们一个个介绍给王总。余老板是这样介绍我的：“这位是家具厂厂长，是我从上海高薪挖来的。当时有人说他要价太高，说我被他骗了，我听了就不高兴。我对此人说，家具厂停工一星期，让你搞五六天，你也没搞定。我给你机会骗，你没能力骗呀。最后还不是海波同志过来，才让生产线起死回生的。要说是骗，他骗得我开心。”余老板虽然脾气暴躁，但平时讲话既机智又幽默。这里面关于“骗”的话题，是某研究所一位姓何的工程师说的。

这位何工程师六十多岁，是推荐上马家具生产线的建议人。我在设备安装期间见过他好几次，戴一副眼镜，一副文质彬彬的模样。在我来之前，因为推荐生产线之功，余老板对外一直称他技术总监，技术上当然也很倚重他。不过，何工虽然是研究所的高级工程师，但他的强项在理论方面，缺乏光机电一体化设备使用经验。所以在设备故障期间，虽然他不顾自己的年纪和身份，亲自动手搞了一星期，却始终没能解决问题。当他知道余老板给我高薪，又给我“安家费”，还送房子后，他心态就失衡了，就在背后说余老板被我骗了。

私人企业不养闲人，他没能搞定设备故障，已经让余老板对他很失望了。又听到有人报告这些议论，余老板一气之下，就打发他“告老还乡”了！其实，何工有想法，一点也不稀奇，他一个堂堂的高级工程师，余老板给的工资只有千余元。我一个外来户竟然给几千，搁在谁面前，心里都会不舒服。

余老板在宴会上重提这个话题，原本是想引起王总对我重视的，哪想到竟然在王总心里也埋下了与何工如出一辙的嫉妒种子，他后来也不止一次在背后说余老板不应该给我这么多报酬。不久这颗嫉妒种子就生根发芽，演变成一出没有赢家的窝里斗闹剧。

新官上任，一般都会做点花样，我估计王总到任后，也会发布一些规章制度，至少每天也得开个晨会什么的。可我观察了一星期，除了要求各工厂经理有问题向他报告外，没见他有什么别的动作。多年来，各工厂早已经建立有完善的运作程序，根本没有什么问题要报告。所以，总经理每天都无所事事。公司订了十几种报纸，以前只有我一个人看，门卫也都是送给我。王总来了以后，就让门卫把每天的报纸全部送到他办公室。他每天的工作就是不停地翻看那些报纸，他知道我也看报纸，下午就会把报纸拿给我看。有时也会让我带他去家具厂车间转转，浮光掠影地问几个产品工艺问题，美其名曰向我学习。总经理给我的印象，好像很随和。其实，这都是表面现象。从他上任起，他的内心就暗流涌动，一直为余老板给我的高薪报酬鸣不平。

按理说，总经理应该轮流到几个工厂去“下车间学习”才对，可王总从来不去其他工厂。那时候，家具厂的生产工作已经走上了正轨。在技术上，除了干燥车间外，其他三个车间主任都能独当一面。干燥车间的工作，是把由原木锯割成的湿坯料，烘干到含水率为12%以下的干坯料。烘干的过程中，要尽量减少木材开裂和变形。这技术全靠操作者凭经验调控，有点不确定性。干燥车间的主任是余老板的弟弟，年纪大，文化程度低，所以我一直重点关注这个车间。每个干燥窑完成干燥之前，我都是直接向操作工下达指令。

总经理见我经常拿着木材湿度检测仪在车间转悠，也拿着仪器在木材上到处检测。他可能认为，看看仪器数字，谁不会。可能是总经理没有厂长实权，渐渐地，他竟然行使厂长的权利，开始指挥起工人来了。

以前，公司的产品都是国产木材。为了增加花色品种，后来采购好几种进口木材。每一种新树种的干燥周期都不一样，第一次干燥，我都得摸索出第一手试验资料。在预计的干燥完成日前，我都要亲自到车间反复检测。

在干燥一种叫苏里南的木材时，一号干燥窑在预定的停机时间前，还有少量木材含水量没达到标准。按照我的经验，需要继续供热几小时，才能保证含水率全部达标。当时是晚上五点，我向操作工交代：让他继续供热至11点再停机；停机后不得开门，等我第二天早上来开门。看着操作工在值班日志上记下我的话后，我就下班回家了。

我惦记着一号干燥窑的含水率，第二天早上五点钟就进了工厂。远远地，我就看见一号干燥室的大门已经打开了。我以为是操作工没按我的要求操作，心里的火气一下子就上来了。等我走近一摸干燥室里的木板，发现木材表面已经没有一点热度了，估计是操作工没有按我的话做，昨天晚上就开门了。

我到值班室叫醒操作工，耐着性子问他为什么不按我的“指令”操作。操作工立即下床，一脸诚惶诚恐的表情，心急火燎地说：“你昨晚刚走，王总就过来了。他测了测含水率，说已经好了，就让我马上停止供热。我说厂长让我加热到11点再关机的。总经理听了不耐烦，说厂长的话又不是圣旨！责问我听总经理还是听厂长的！他的官比你大，我只能听他的。我看总经理把大门都开了，又说厂长让明天早上才能开门！总经理不耐烦地说：你干活去，出了问题他负责！”操作工是个五十多岁的人，可怜巴巴地说：“厂长，要是质量出了问题，我可担不起啊，你可不能怪我啊。”我看着他惊魂未定的样子，赶紧承诺不怪他，让他不用担心。我告诉他，等有时间，我要和总经理对质的，你要记住今天的话，到时候你当总经理面，再这样说一遍。

按标准，这批产品不能直接入库。应该增加片检作业，挑出含水率不达标产品，重新回炉干燥，我准备晚上安排加班。不知道王总是怎么想的，下午，他竟然指挥叉车工，把这批半成品直接入库了。我已经感觉到总经理好像要夺我的权，为了息事宁人，只能避其锋芒。我寄希望这批产品在养生的一个月内，能把那一成多的不达标木板水分自然逸出，事情就这样不了了之了。

这件事后，我没有去找总经理理论，就像什么都没发生一样。也没有报告给余老板，更没有告诉车间主任。我不喜欢与人争斗，有问题相信自己有办法解决。我的工作比较繁琐，过了一阵子，我也就把这件不愉快的事给忘掉了。

因为家具厂一直销售不旺，库存积压越来越大。为了缓解流动资金压力，余老板想到要接一些外贸订单。有一天，余老板兴高采烈地来到我办公室，原来他真的拿到了一份外贸家具图纸。他说这是外文图纸，让我想办法把图纸消化一下，做一个用料清单和立方数，尽快做一个样品出来，测算出成本，以便他能向外贸公司报价。没想到，王总竟然毛遂自荐，让余老板把图纸交给他。余老板知道他工作清闲，又是有职称的工程师，以为这是小菜一碟，就对他说：“那就辛苦你王总了，晚上加加班，最好明天就把用料清单列出来，外贸公司急等样品和报价。”

我没有看到图纸内容，但看图纸只有一张大尺寸的总图和几张A4图纸，估计一个小时就能完成。没想到总经理看了一天，愣是一个字都没动。第二天上班不久，余老板就来向总经理要清单。王总说，图纸有点难度，明天再说吧。余老板不懂图纸，听说有难度，也不好意思责怪。只好说：“那辛苦你了，晚上加加班，最好明天给我。”

第三天、第四天，总经理还是没写出清单。我能看出来余老板有点着急了。但是自己不懂，着急也没有办法。到了第五天，余老板有事要出门。临走前，他把车间的木工大师傅叫到王总面前，说外贸公司限定明天必须报价，让木工在王总办公室立等。那意思是让总经理今天必须把事儿办成了。余老板能不急吗，我都有点坐不住了。

午饭后，我刚进办公室，总经理就进来了，他面无表情地对我说：“我有点事要出去一下。余老板急着要图纸结果，你抓紧看一下图纸，下班前一定要把清单交给木工。”说罢，他把图纸放到我办公桌上，没再多说一句话，转身就走了。

我的天，你总经理大包大揽的活儿，四天都没弄出来。现在倒好，限我一下午完成，这总经理可真会“开玩笑”啊。不过，我可是看清了，估计他可能压根儿就看不懂三视图，只能从我这儿找台阶下了。

这是一张木质双层床的图纸，虽然是英文的，但都是按照三视图国际标准绘制的，而且标注的单位还是毫米。只要懂三视图原理，这活儿很简单。

我只用了半小时就列出了全部零件尺寸清单，随手就交给了木工。木工走出门外，正巧碰到急匆匆要进门的余老板。余老板急不可待地问：“王总清单做好了？”木工说：“王总有事出门了，是厂长算出来的。”

余老板是个火爆脾气的人，做事情也是雷厉风行，这事情如果放在别人身上，说不定他立即就要赶人了。只听余老板自言自语地说：“这个王总，白白耽误几天时间，差点误了大事！”

做木材加工这行的都知道，木质产品的含水率控制不好，成品就会开裂、变形，一个批次的成品就全完了。在私人企业，要是发生这种事故，除了赔偿，是没有“承担领导责任”这种遁词的。为了杜绝事故，我在每个工件的每个交接节点都制定严格有检测程序，依托这些程序，大半年下来，家具厂一直没有出过质量问题。我对这套程序也充满自信。

有一天下午，我一直在干燥车间忙活，刚回办公室坐下，总经理突然板着脸进来了，他一脸严肃地对我说：“你门成型车间的产品出问题了，我已经让车间停产了，你去看看吧。”刚才我在干燥车间，成型车间主任发现问题来办公室找我，可没见到我，就让总经理知道了。

听说产品出问题了，而我居然毫不知情，我心里咯噔一下，赶紧往车间跑。机器都停了，原本喧嚣的车间现在寂静得让人害怕，已经成型的半成品摆放在好几个托盘上，工人们都惊恐地看着我。我仔细查看，大概有五分之一的产品端头都出现了裂缝。这分明就是木材含水率不达标才会出现的情况。看着那些裂缝，感觉就像总经理嘲笑我的眼睛。想到余老板的失望和自己有赔偿的尴尬，我满心焦虑，身体不由自主地冒出了一身虚汗。

这时，总经理也来到了车间。他满脸堆笑，当着围观的工人面，磨磨唧唧地奚落我：“厂长啊，这是高价的进口木材啊，我们可是指望它打销售翻身仗用的啊，你把他搞成这样！你的质量控制是怎么搞的？你可是余老板花高薪聘请来的专家啊，你让余老板怎么看你？我看你怎么来赔偿这损失！”

这批材料是下午刚从仓库领出来的，按照规定领料前要检测含水率，车间报告正常。每次领料，我都会拿车间的报告再复查一下，可今天我鬼使神差般地没去复查。我还一直自诩对工作负责，这下真是报应了。

按照我制定的作业流程，我一直自信不会出质量问题。我顾不上和总经理计较，脑子里飞快地想着漏洞可能出在哪儿。突然想起来，这批木板不就是一个月前总经理瞎指挥的那一批原料吗！想到这里，我一下子如释重负，心情也豁然开朗起来。但是，他做得出初一，我却做不出十五。我不想让总经理当着工人面太尴尬，就压住心头的兴奋，低声对他说：“王总，我们去您办公室说这事儿吧。”

总经理得理不饶人，继续笑着说：“去办公室说什么，在这儿说就可以。”

看着他那得意的样子，我只好又加了一句：“我说出来，您可别生气啊。”

“说吧说吧，我不生气。”他轻松地催促我。既然如此，我只好直言不讳地告诉他：“这批材料，就是您上次指挥工人操作的产品。”

他反应过来后，虽然脸上有点挂不住，但还是狡辩：“那批产品我检测已经达标了，才让工人停机的，根本不会出问题。”

我告诉他：“您检测的都是干燥室上部，您不懂，含水率超标材料都在膝盖以下部位，我肯定您不知道也没检测。而且您还错上加错地提前打开干燥室大门，白白地浪费了余热的继续干燥作用。”

话说到这儿，他还是不认账，外行的辩解道：“现在是开裂了，跟含水率没有关系，是你干燥过头的原因。”

我耐着性子对他说：“所有开裂的木板，都是因为含水率超标。你现在可以测试一下，看看我说的对不对。”他查了几片开裂的产品，果然都超标。正在这时，余老板走进了车间。产品出了问题，早就有人报告给他了。余老板怒气冲冲地问我是怎么回事。我随口就说：“您问王总吧！”

余老板可能已经预感到责任不在我，立刻换上缓和的口气对王总说：“王总，这是怎么回事儿啊？”

王总又羞又气，就是说不出话来。只得发泄性地把手中的测试仪摔向木板，赌气地转身逃向办公楼。余老板只得又来问我原因。我不想背着总经理自我辩解，想让证据说话。我先让围观的工人重新领料干活，然后带着余老板到干燥车间，让那个操作工把那天的事情经过讲给余老板听，操作工又翻出那天的工作记录。余老板看到记录后，立刻安慰我。让我安心工作，他会处理好这件事情。

这次产品事故，虽然主要责任不在我，但是我也有一定责任的。可是，余老板不但没有责怪我，反而更加器重我。余老板批评了王总，让他以后主抓产品销售工作，不许插手车间生产管理。

总经理与我往日无仇近日无冤，他为什么会自降身份和我争权呢？依我揣测，应该是嫉妒余老板对我的慷慨和拔高。王总经理原是国营企业的经理，拥有一定的地位和权力。他认为自己不但有着丰富的经验，还有国家职称，认为自己在国营企业的经验足以应对各种工作挑战，现实却不如一个外来者受重视。他没有意识到自己对新技术、新领域的了解有限。从知道我拿高薪的第一天起，内心就一直不平。背后在不同的场合，他已经多次表达过他的不平。此前，已经有人提醒我防备他，我总是抱着与人为善的想法，也觉得凭本事领余老板工资，井水不犯河水，没放在心上。经过这次事故，觉得人心太复杂，自己不善此道，动了要离开的念头。

国庆节放假，王总请几个销售人员去他家吃饭，竟然也邀请了我。王总的府邸在城郊，是一栋有天井的七层豪宅。不敢说雕梁画栋，在富裕的当地，也属于鹤立鸡群的豪奢，真让我开了眼界。我的格局小，不明白有这样条件的他，为什么还要去打工？还去和一个无根之木的外来户争那点鸡肋之肉？

总经理的家宴，上了二十多道菜，非常丰盛。他对我热情又客气，好像我们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一样，而我竟然有点小肚鸡肠似的难为情，这也更加坚定了我要离开的打算。节后一上班，我就向余老板说：工人现在已经都熟练地掌握了技术，生产也走上了正轨。继续养我这样一个高薪者，不合情理，我打算离开这里。余老板知道我为什么，当然不同意。

现在总经理虽然不再插手车间工作，可是他只是招了几个业务员，每日里仍然在车间转悠。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我不能保证永远不出问题，假如有一天再出现质量问题，到时候岂不是吃不了兜着走。“锦城虽云乐，不如早还家”。过了春节不久，我起了一个大早，没有让任何人发现，偷偷地走到公路边，搭上了一辆温州开往上海的大巴，狠心地离开了余老板。

两年以后一个晚上，有事路过诸暨，我特地停车去看望余老板。他已经吃过晚饭，为了招待我，又热情地带我去饭馆吃了一遍。比起两年前，他显得很疲惫。他告诉我：家具厂因为产品积压太多，最后资金链断裂，后来只好连厂房一起，出租给杭州的一家公司使用。我始终没有提总经理名字，告别时，余老板忍不住叹了一口气，好像自言自语说：王总没有搞好！

这是英雄迟暮的感叹。三十年前的三百万，轰轰烈烈的产业，转眼就烟消云散了，确实可惜。

初稿2025年5月15日，修改2025年5月27日19:40:18

这是作者当年在杭州西湖游玩时的留影。

说明：文中事情和人物名字都是虚构，请勿对号入座。若有雷同，纯属巧合，也不需当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