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李党争与晚唐之际的石刻书写

汐钰文艺范

牛李党争与晚唐之际的石刻书写

李　军，梁雨昕

(西北大学 历史学院，陕西 西安 710127)

摘　要：石刻材料作为传世文献的重要补充，备受中古史学界重视。通过分析崔郸、令狐梅、裴夷直和牛僧孺等人的碑志材料，我们可以发现撰文者为了将当事人与失势的李德裕划清界限，同时也出于保护自身的考量，在相关碑志中掺入了不少虚构的史实。这种做法隐蔽性较强，从而给学者的研究带来了严重的干扰。学界在利用牛李党争背景下所生成的碑志材料时，不仅要挖掘其所提供的历史信息，而且要留意时局对石刻材料所产生的偏差性影响。

关键词：晚唐之际；牛李党争；石刻书写；政治区分

以墓志及神道碑为主的石刻材料作为传世文献的重要补充，日益成为中古史研究的重要资料来源。由于碑志材料往往出自官方或墓主亲近之人，为了凸显墓主的功绩，相关材料中通常存在谀墓的现象，对此学者以往关注较多。值得注意的是，相对于后世修成的史书，碑志材料的制作距离相关史事发生的时间更近，更容易受到彼时政治氛围的影响，故不可避免地存在诸多偏差。随着唐后期朋党之争的持续，为了适应形势的需要，撰文者主动或被迫对相关史事进行建构，所以碑志中出现了很多虚构的历史情节。在利用牛李党争时期所生成的石刻材料时，我们不仅要考虑相关记载如何与传世文献相结合，而且要格外警惕材料中为曲意迎合而刻意虚构的内容。[1] 本文希望通过若干个案研究，在对具体史事进行辨正的基础上，揭示石刻材料生成与晚唐政局变动之间的内在联系。

一、崔郸与李德裕之关系考辨

2006年，《崔郸墓志》于河南洛阳偃师出土，随即引起了学界关注。[2] 志主崔郸出身清河崔氏之清河小房。包括崔郸在内的家族成员在唐后期有3人入相、7次主持科考，[3] 故被宣宗赞许为“一门孝友，可为士族法”。文宗开成四年(839)，崔郸以太常卿加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不过，崔郸任相的时间并不长，会昌元年(841)十一月，其罢相并外任剑南西川节度使。[4] 大中四年七月，崔郸卒于淮南节度使任上，宣宗为其辍朝两日并追赠司徒。

对崔郸的人际关系以及任相情况，史书记载甚为简略。《旧唐书·崔郸传》载：“会昌初，李德裕用事，与郸弟兄素善。郸在相位累年，历方镇、太子师保卒。”[5] 《新唐书·崔郸传》仅提及崔郸与杜元颖曾存在宾主关系，对于其罢相的原因则付诸阙如。[6]而《崔郸墓志》详细记述了崔郸的生平，特别是对志主罢相的记载尤为学者所瞩目：

以开成四年七月二十五日守本官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俄而正位中书侍郎、平章事，监修国史，复兼礼部尚书，依前平章中书修史……时李宰相德裕方固权稔奸，惮公之正，且嫉其恩隆。公以明哲之道，坚词乞免，三进方遂，乃命为剑南西川节度使、检校吏部尚书、平章事。人皆惜其去，而执柄者益横。[7]

根据墓志所载，崔郸之所以罢相，是因为其与当权的宰相李德裕关系不睦。为了明哲保身，崔郸三次主动请求罢相，最终得到了武宗的许可。如此，墓志的记载就与《旧唐书》中崔郸兄弟与李德裕友善的记载产生矛盾。以往学者已经注意到《崔郸墓志》的撰写者令狐绹很可能存在党派之见，但最终还是认定该墓志的记载要比正史更为可信。[8]如果细致考察李德裕与崔郸的交往情况以及崔郸的任职经历，可知墓志所载应属令狐绹之虚构，并不符合历史事实。

会昌元年十一月，崔郸出任剑南西川节度使。在崔郸离京之际，时任门下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的李德裕召集比部员外郎杜牧、秘书监姚合以诗饯别崔郸。[9]杜牧曾行卷于崔郸，其大和二年(828)中举时的座主为崔郸之兄崔郾；杜牧的伯父杜式方乃崔郸之姐夫。[10]开成二年(837)，杜牧曾致信时任宣歙观察使的崔郸，并最终得以进入其幕府任职。[11]同年，杜牧以《上淮南李相公状》致信时任淮南节度副大使李德裕，对李氏在扬州的政绩表示赞扬。[12]由此可知，杜牧与崔郸、李德裕两人的关系均较为密切。姚合为姚崇之曾孙，因善诗，时有“诗宗”之称。[13]姚合与牛李两党诸多重要人物，诸如李逢吉、杨嗣复、杨汝士以及崔珙等人均有交往。大和八年(834)，姚合在杭州刺史任上作《牧杭州谢李太尉德裕》诗，对李德裕表示感谢；[14]在会昌六年(846)四月李德裕被贬之际，姚合于长安与之辞别并作《太尉李德裕自城外拜辞后归弊居，瞻望音徽，即书一绝寄上》诗。[15]李德裕被贬崖州之后，姚合又派人前往送去衣物和茶药。李德裕在表示感谢的复信中，称姚合为“谏议十五郎”，自称为“从表兄”，可知两人为从表兄弟关系。[16]从姚合的作品来看，其与崔郸的私人交往并不密切。其之所以参与崔郸的饯别活动，应主要是李德裕的缘故。

李德裕饯别崔郸之诗今不存，杜牧、姚合所和之诗分别题作《奉和门下相公送西川相公兼领相印出镇全蜀诗十八韵》及《和门下李相饯西蜀相公》。[17]作为饯行诗歌，杜牧和姚合在和诗中表达了对崔郸德行能力的赞赏，还有对崔郸和李德裕深情厚谊的抒发，以及对崔郸走马上任后文治武功的期许。其中，杜牧《奉和门下相公送西川相公兼领相印出镇全蜀诗十八韵》中的“同心真石友，写恨蔑河梁”，表达了作者对李德裕与崔郸坚如金石之友情以及离别之情的感慨；“治化轻诸葛，威声慑夜郎”，则是对崔郸未来治绩的期待。姚合《和门下李相饯西蜀相公》诗所言的“圣朝同舜日，作相有夔龙”，表彰了李德裕、崔郸同时任相之政绩；[18] “乌台情已洽，凤阁分弥浓”，歌颂了李德裕、崔郸的友情之浓；“计日归台席，还听长乐钟”，则表达了作者对崔郸早日复相的期待。[19]唱和之作不仅要遵循原作的形制规模、题材内容，而且需契合原诗的情感主题。[20]李德裕原诗虽已不存，但根据杜牧和姚合二人的作品，可推知李德裕原诗是要表达其本人与崔郸的友爱以及对崔郸赴任巴蜀的期待与祝福。李德裕聚众为崔郸饯行，再结合诸人在饯别诗中所呈现的情感，均表明李德裕与崔郸关系融洽，从而与令狐绹《崔郸墓志》所言之情景大不相同。

此外，姚合在“乌台情已洽，凤阁分弥浓”下自注曰：“元和十四年，崔相公与门下相公连御史台，今又在中书矣。”元和十四年(819)五月，李德裕追随府主河东节度使张弘靖入朝，除监察御史。[21]根据《崔郸墓志》的记载，“李大夫翛廉浙右，辟公为观察推官，授监察里行。旋征入，拜正监察。转左补阙，迁起居舍人，改司勋员外郎、刑部郎中。”京兆尹李翛外任润州刺史、浙西观察使，时间是在元和十一年(816)十月。元和十四年三月庚寅，李翛卒于浙西观察使任上，崔郸可能是在此时由浙西征入长安的。穆宗即位后，李德裕先是在元和十五年闰正月以监察御史充翰林学士，[22]次月又迁任屯田员外郎。所以，李德裕和崔郸在御史台共事的时间应在元和十四年五月至次年年初。虽两人此次共事的时间并不久，但从姚合“乌台情已洽”的表述看，可知彼此性情极为相投。

开成五年(840)九月至会昌元年十一月，崔郸与李德裕同时在武宗朝任相。[23]对两人在这一阶段的关系，姚合以“凤阁分弥浓”之语予以歌颂，这与《旧唐书·崔郸传》中崔郸兄弟均与李德裕亲善的记载是一致的。此外，李德裕《文武两朝献替记》所载李德裕率崔郸等人救解杨嗣复和李珏之事，也可作为姚合所言的辅证。李德裕在会昌元年三月二十四日得到武宗派遣敕使处置故相的消息后，遣人咨询盐铁崔相(崔珙)、度支杜尚书(杜悰)以及京兆卢尹(卢弘宣)。[24]在诸人“皆言闻有使去，不知其故”的情况下，李德裕“遂草约奏状”，所约请的对象即崔珙、崔郸、陈夷行。通过李德裕约请三人共同劝解武宗的举动，再结合次日李德裕“令三相会食，自归厅写状，请开延英赐对”“率三相公立当御榻奏事”的表述，[25]李德裕与崔珙、崔郸、陈夷行三人的关系应均比较融洽。

通过李德裕与崔郸早年及任相期间的交往，同时结合李德裕在崔郸离任之际的表现，可证崔郸因忌惮李德裕而主动求罢的记载应并不属实。在笔者看来，解析崔郸任相期间的主要表现可能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所在。根据传世文献的记载，崔郸曾担任过文宗章陵山陵使之重任，[26]但令狐绹在《崔郸墓志》中却对此阙而不载，显得颇为反常。武宗即位之初，最初为文宗章陵选定的山陵使为李珏。《新唐书·李珏传》载：“(李珏)迁门下侍郎，为文宗山陵使。会秋大雨，梓宫至安上门陷于泞，不前，罢为太常卿。”[27] 根据贾纬《唐年补录》以及《通鉴考异》引《旧唐书·武宗纪》的记载，在开成五年八月十七日文宗下葬之际，山陵使崔郸及卤簿使王起密奏枢密使刘弘逸、薛季稜谋叛，可证此前山陵使已经由李珏调整为崔郸。[28]《新唐书·武宗纪》在记载葬文宗于章陵之前，所系之事乃“八月甲寅，雨”。[29]从时间上看，八月甲寅(十日)之雨很可能就是导致文宗梓宫“陷于泞，不前”之“秋大雨”。如果如此，崔郸取代李珏出任山陵使的时间大致可以确定在八月十日或稍后。[30]《入唐求法巡礼行记》记载圆仁于开成五年八月十九日在栎阳县“南头见山陵使回入京城”，[31]该山陵使即刚刚完成文宗下葬事宜的崔郸。

据吴丽娱研究，唐后期皇帝丧葬中的山陵使均以宰相充任，负责皇帝陵墓的修筑、经费调度、送葬以及下葬的整个流程。除了丧葬程序未及完成就因故被罢使的李珏以及遭人诬陷而罢相的令狐楚，山陵使在旧帝神主祔庙后，一般不再继续担任宰相而往往被出为外任，[32]武宗端陵山陵使李回、宣宗贞陵山陵使夏侯孜皆遵循此例。山陵使完成丧葬事宜后罢相外任的惯例，在宋代得到了沿用。嘉祐八年(1063)十月，韩琦在完成宋仁宗永昭陵的营建事宜后，先后向神宗上四札，以求罢相。其所上《丁未秋乞罢相札子》言：“臣近以先帝山陵事毕，回次巩县，即附递上表，乞解相任……自有唐至于五代，首相之为山陵使者，事已求罢，例皆得请……前世为山陵使者，事讫而罢，载籍具存。”[33] 《丁未秋乞罢相第二札子》曰：“昔之为山陵使者，事已即罢。”《丁未秋乞罢相第四札子》则载：“仁庙、英宗山陵，两尘使领，事讫当罢，故事甚明。”[34] 在韩琦四度上疏坚辞相位的背景下，宋神宗最终同意将其罢相并外任。韩琦所谓的“首相之为山陵使者，事已求罢，例皆得请”“昔之为山陵使者，事已即罢”“事讫当罢，故事甚明”等表述，都是在重申自唐朝以来所形成的定制。根据崔郸的任职经历，可知其在会昌元年三次上表请求罢相，应并非出于明哲保身的考量，而是因为此前唐朝已经形成了山陵使履行职责后，需主动请求罢相并外任的惯例。[35]只是武宗需要保持优待重臣的姿态，所以才会屡次驳回崔郸的请求，这本质上与宋神宗和韩琦的互动是一致的。

作为《崔郸墓志》作者，令狐绹虽然在墓志中虚构了崔郸因李德裕而辞相的情节，但其实令狐绹家族与李德裕家族本存在密切的联系。元和年间，令狐绹之父令狐楚和李吉甫均与吐突承璀的政治立场保持一致。李吉甫卒于宪宗驾崩之前，吐突承璀、令狐楚等人则在穆宗即位后遭到政治上的清算。在会昌年间李德裕当政之际，令狐绹受到了额外的照顾，职事官由左拾遗(从八品上)晋升为右司郎中(从五品上)，同时还兼领了史馆修撰。[36]在李德裕病卒于崖州之后，令狐绹以李德裕托梦为由，说服与李德裕素有仇怨的宰相崔铉、魏謩，[37]同时借助宣宗与宰相“论兵食制置西边事”的契机，以李德裕“前在相位事奏”[38]为由，最终促成了李德裕的灵柩北返洛阳。[39]值得注意的是，《旧唐书·李商隐传》有李德裕与令狐楚等人“大相仇怨”的记载。但在《旧唐书》李德裕以及令狐楚的本传中，我们却看不到双方存在重大矛盾的记载。李商隐是令狐楚生前甚为看重的僚佐，因最终投入李党而为牛党所排挤，以至于“来游京师，久之不调”。[40]所以，《旧唐书·李商隐传》中李德裕与令狐楚交恶的记载，恐是在李德裕失势的背景下，令狐绹或其亲近者虚构出来的情节。令狐楚被描写为李德裕的对立方，令狐绹作为令狐楚之子，自然也就划清了与李德裕的界限。

要而言之，《崔郸墓志》记述崔郸事迹甚详，但令狐绹对崔郸充任文宗章陵山陵使之事避而不谈，很可能是为了避免读者因此联想到山陵使事后罢相的惯例。令狐绹家族本与李德裕关系密切，其在武宗朝曾得到过李德裕的奖拔。大中初年，令狐绹虽依靠父荫偶然得势，但其与宣宗的私人关系并不紧密。为了显示自己对宣宗迫害李德裕政策的支持，令狐绹将原本与李德裕友善的崔郸，描述成因畏惧李德裕而被迫求罢的受害者形象，不仅帮助崔郸，而且也为自身与李德裕划清了界限。

二、李德裕与武宗贬杀杨嗣复、李珏事之关联

1991年3月，《唐故棣州刺史兼侍御史敦煌令狐公(梅)墓志铭》出土于河南省伊川县。[41]令狐梅之祖为令狐彰，父通，从兄楚，外祖父薛嵩，墓志则由其弟棠撰文并书丹。根据墓志记载，自长庆三年(823)开始，令狐梅长期担任李德裕幕府的僚佐，先后追随李德裕辗转于义成、剑南、镇海诸镇。开成五年，李德裕由淮南节度使入朝为相，令狐梅“以例奏授云麾将军守右卫将军兼侍御史”。李德裕被罢相后，“其门人固不为时所用，公亦不言禄者六年”。大中七年(853)四月，在令狐绹的帮助下，令狐梅得授棣州刺史充本州镇遏兵马使，次年六月病卒于郡宅。

《唐故棣州刺史兼侍御史敦煌令狐公(梅)墓志铭》在叙述令狐氏渊源以及令狐梅历官情况之后，用大量的篇幅讲述了墓主在追随薛平、李德裕以及刺理濮州、棣州期间的政绩。根据志文所载，可知令狐梅在处理与李德裕相关的事宜时，始终充当着李德裕决策反对者的角色。其中，对李德裕接受令狐梅劝解，主动放弃对旧相进行报复的情况，墓志有载：

其在右卫，李公德裕持权，先谪所恶旧相，又欲就谪所按杀之，天子为发内竖，将命矣。公闻之驰见李公，语以大不可。李公闻语怒甚，且疑其贰于己，忿谓公曰：“君欲卖我乎？”公曰：“卖则早卖之，不至今也。今者为明公子孙谋，何见拒之深？必不听，是明公自卖其生，非某之能救也。”李公命罢去，词益切，左右欲引退，公正色谓左右：“汝曹何知今是非得失，事在瞬息，不急争之，欲坐视相君为齑粉耶！”李公挠愤良久，心乃惧，谢不敏。明日即奏复，发驲骑追活之。公性慎密，虽有殊德，人莫知其所自。[42]

对墓志所载，学者认为其可以补史书之阙，而且还据此讨论了令狐梅与李德裕的关系。[43]但上述记载存在诸多逻辑不通以及与史实不合之处，内容的真实性有必要重新予以讨论。首先，墓志所言“李公德裕持权，先谪所恶旧相”，显然有误。综合史书记载，可知墓志所载的“所恶旧相”指杨嗣复和李珏。开成五年九月，李德裕由淮南节度使入觐长安，并得以再度入相。杨嗣复罢相在当年五月己卯，李珏罢相在八月庚午，均在李德裕入朝之前。[44]更何况两人之所以被武宗罢相，是因为两者在文宗驾崩后，分别联合枢密使薛季棱、刘弘逸，图谋拥立陈王成美及安王溶的缘故，与李德裕并无牵扯。正因为如此，李珏外侄孙裴庭裕在记载杨嗣复、李珏被贬事时，径言：“杨嗣复、贞穆李公珏以会昌初册立事，亦七年岭外。”[45] 再有，根据令狐棠的叙事逻辑，李德裕如接受令狐梅的建议，其本人及子嗣在日后可以避免遭受政敌的迫害。但实际上，在宣宗即位之初，李德裕就被罢相外任，并最终因罗织的罪名贬死于崖州，其子李烨也没有得到宣宗君臣的善待。

《唐故棣州刺史兼侍御史敦煌令狐公(梅)墓志铭》所载属于利益相关方家人所提供的孤证，《文武两朝献替记》所记载的相关历史情节却可以得到诸多印证，由此可知该墓志的记载并不可信。据《文武两朝献替记》的记载，会昌元年三月二十四日，李德裕“遇假在宅”。[46]在得到武宗派遣敕使处置故相的消息后，其先后遣人向崔珙、杜悰和卢弘宣询问详情。《资治通鉴》卷二四六记载：“户部尚书杜悰奔马见李德裕曰：‘天子年少，新即位，兹事不宜手滑。’”[47]从事态的发展过程来看，杜悰的言行显然是对李德裕遣人问询的回应，从侧面印证了《文武两朝献替记》中李德裕遣人求证杜悰等人记载的可信性。按照令狐梅墓志的记载，武宗是受到李德裕的蛊惑，才会派遣中使前往贬地处置杨嗣复、李珏。如果墓志所载确有其事，李德裕在接受令狐梅的意见后，次日入宫规劝武宗收回成命即可，根本没有必要遣人求证于崔珙等三人。

此外，《文武两朝献替记》记载李德裕自二十五日巳时至申时，为请求武宗开延英奏对，先后上《论救杨嗣复李珏裴夷直三状》。在第一状中，李德裕指出，如武宗“以嗣复等罪状必不可容，伏望且降使臣，就彼鞫问，待得其罪，显戮不迟。如便遣使，必贻后悔”。第二状有言：“臣等若苟务偷安，不更冒死陈奏，必恐旬月之后，人情皆以为冤。”第三状则曰：“如嗣复等蝼蚁之命，至细至微，特赐矜全，必彰圣德……不尔，恐四海人情，自此忧惧……伏望特开延英，赐臣等面陈血诚，以安中外。”[48] 通过三件状文的内容，可知李德裕试图站在武宗的立场，从正反两个方面论述宽恕杨嗣复、李珏的必要性。如果之前武宗是因李德裕而追杀杨嗣复、李珏，李德裕在解救二相时不可能有如此坚决的态度以及犀利的言辞。李德裕在会昌年间为武宗所专任，且牛党党魁当时俱被罢免，其没有必要通过虚构救解二旧相事来沽名钓誉。

虽然传世史书在记载杨嗣复、李珏被救解之事时，李德裕的作用或被抹杀，但蛊惑武宗者的身份均被限定为宦官。只有在利益相关方亲属所撰的墓志中，已在政争中落败的李德裕才被指斥为罪魁祸首，其可信性显然较史书为低。《旧唐书·杨嗣复传》在记载宰相救解杨嗣复和李珏之事时，故意抹除了李德裕的言行，而将主导其事者记载为宰相崔郸、崔珙，这应是为了掩盖李德裕之善行。但即使是上述明显对李德裕不利的记载，《旧唐书·杨嗣复传》也没有采用令狐棠的表述，而是将武宗追杀杨嗣复和李珏归因于“中人”的蛊惑。《旧唐书·武宗纪》虽然没有指明蛊惑武宗者的身份，却将枢密使刘弘逸、薛季稜意图发动政变以及杨嗣复、李珏、裴夷直被贬归因于仇士良，表明所谓的“中人”应为仇士良。[49]《新唐书·杨嗣复传》在记武宗诛杀薛季稜、刘弘逸事后，亦载“中人多言尝附嗣复、珏，不利于陛下。帝刚急，即诏中使分道诛嗣复等，李德裕与崔郸、崔珙等诣延英”，[50]救解的过程完全由李德裕主导。《资治通鉴》卷二四六“唐武宗会昌元年三月丙申”条兼采《文武两朝献替记》及《实录》，明确记载挑唆武宗之“中人”即仇士良，而救解杨嗣复和李珏的主导者为李德裕。[51]李德裕意图诛杀杨嗣复、李珏以及令狐梅予以劝解的情节本是无中生有，时人自然是一无所知。因为不能给出合理的解释，令狐棠只能通过“公性慎密，虽有殊德，人莫知其所自”这样的虚言加以弥合，实属作伪者欲盖弥彰之举。

作为李德裕救解杨嗣复、李珏事件的另一位当事人，裴夷直在武宗即位后两度被贬，即开成五年八月由中书舍人贬任杭州刺史、会昌元年三月由杭州刺史被贬为州司户。[52]对裴夷直被贬的原因，大中十三年(859)十月李景让所撰《裴夷直墓志》的表述较为模糊：“文宗升暇，奸人得志，遂以矫妄陷公。开成五年，出为杭州刺史。寻窜逐南裔，无所不及。”裴夷直之子虔余在大中十二年(858)八月为从弟裴岩撰写墓志时，也仅言“会昌元年，我家君以直道被谗，谴于海外”。[53]通过省略裴夷直开成五年贬官的情况，一方面容易使人忽视其曾党附薛季稜、刘弘逸的事实，另一方面会让人联想到其会昌元年的贬官或与李德裕有关。咸通八年(867)十二月，秘书少监李咏在为其姊即裴夷直夫人李弘撰写墓志时，直接将裴夷直被贬归结于李德裕的乱政：“及武宗即位，李德裕任用，斥逐忠贤，故谠正之徒，罕在朝列。裴公自中书舍人牧余杭，未几，中以非罪流播九真。”[54] 根据传世文献的记载，杨嗣复、李珏等人遭受仇士良政治追杀之际，李德裕率众相予以救解，最终通过再贬的方式，保全了诸人的性命。[55]宣宗即位后，李德裕最终贬死于崖州，仇士良则因其家族协助宣宗即位而被重新认可。[56]在这种政治氛围下，真正迫害裴夷直的仇士良被李景让模糊化处理；裴夷直夫妇的亲属或有意避谈开成五年裴氏被贬之事，或直接将裴夷直被贬描述为遭受李德裕迫害的结果。

综上所述，武宗登基后，枢密使刘弘逸、薛季稜担心受到政治报复，故企图借文宗下葬之机诛杀仇士良并废武宗。两人事泄被杀后，仇士良将杨嗣复和李珏引入其事，致使武宗遣敕使前往贬所诛杀二人。经李德裕全力救解，杨嗣复、李珏等人幸免于难。宣宗即位后，已经亡故的仇士良因为其家族对宣宗即位有所贡献，故重新得到官方认可。受到政治环境变化的影响，仇士良的恶行在上述墓志中被有意隐去，施害者则被置换为已被宣宗罢黜的李德裕。令狐棠通过将令狐梅塑造成虽为李德裕门人，但政治主张素不相同的形象，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令狐梅与李德裕政治界限的划清。

三、政局变动与维州事件在石刻材料中的书写

牛李党争绵延数十年，两者在朝堂上彼此攻讦并交替执政，对中晚唐政局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对于牛李党争的起因和时间，学界或有争论，但牛僧孺阻挠李德裕接收吐蕃守将所献的维州城，却被公认为激化牛李党争的标志性事件。在文宗的严令之下，李德裕被迫放弃已经派兵进驻的维州城，主动归附的吐蕃守将悉怛谋等三百余人则被吐蕃斩杀于汉界。会昌三年(843)，在李德裕的建议下，悉怛谋被追赠为右卫将军。[57]李德裕不仅上状请求武宗褒奖悉怛谋，而且亲自起草追赠制书并为悉怛谋获赠官而上谢状，[58]可见其对维州事件甚为介怀。宣宗即位后，随着李德裕的罢相以及牛僧孺的复起，维州事件在当事人的墓志中被重新表述。

大和六年(832)十二月，因文宗怀疑牛僧孺对维州事件处置不公，其被罢相外任。会昌六年四月宣宗即位之初，李德裕被罢相，牛僧孺则先后量移至衡州及汝州等地，并最终以太子少师分司东都。牛僧孺病逝于大中二年(848)十月，葬于大中三年(849)五月。所以，在牛僧孺碑志制作之时，李德裕已因吴湘之狱，由潮州司马贬为崖州司户。[59]对牛僧孺以及李德裕在维州事件中的表现，杜牧《唐故太子少师奇章郡开国公赠太尉牛公(僧孺)墓志铭》载：

大和六年，西戎再遣大臣贽宝玉来朝，礼倍前时，尽罢东向守兵，用明臣附。李太尉德裕时殿剑南西川，上言维州降，今若冠生羌三千人，烧十三桥，捣戎腹心，可洗久耻，是韦皋二十年至死恨不能致。事下尚书省百官聚议，皆如剑南奏。公独曰：“西戎四面各万里，来责曰何事失信？养马蔚茹川，上平凉坂，万骑缀回中，怒气直辞，不三日至咸阳桥。西南远数千里，虽百维州，此时安可用？弃诚信，有利无害，匹夫不忍为，况天子以诚信见责于夷狄，且有大患。”上曰“然”，遂罢维州议。[60]

在上述墓志中，杜牧还通过“刘稹以上党叛诛死，时李太尉专柄五年，多逐贤士，天下恨怨”等表述，将李德裕描述成挟私报复的负面形象；牛僧孺则在李德裕南贬途经汝州之际，“厚供具，哀其穷，为解说海上与中州少异，以勉安之，不出一言及于前事”，[61]其人被塑造为以德报怨的正人君子。杜牧指责李德裕当权之际“志必杀公”，但其实牛僧孺、李珏等人早在会昌五年(845)就曾经获得过量移的优待。根据李珏等人刻于桂林市华景洞口的题名，其由昭州刺史改任郴州刺史的时间是在会昌五年五月二十六日之前。[62]此外，在牛僧孺的墓志中也有“今天子即位……凡四年复位”的表述。宣宗即位于会昌六年四月，牛僧孺卒于大中二年十月，所以其复位之始或在武宗尚在位的会昌五年。李德裕作为武宗最为倚仗的宰相，优待李珏、牛僧孺等人的举动即使并非由其发起，也要经过其允许。杜牧在会昌年间曾积极向李德裕靠拢，此时应是希望通过批评李德裕的言论，达到切割与李德裕的关系并以此自保的目的。此外，在作于大中五年(851)七月的《祭周相公(墀)文》中，杜牧通过“会昌之政，柄者为谁？忿忍阴污，多逐良善。牧实忝幸，亦在遣中。黄岗大泽，葭苇之场”的表述，[63]也在试图将自己划入与李德裕对立的阵营。但实际上，会昌二年杜牧由比部员外郎(从六品上)外任黄州刺史(正四品下)属于跃升，其本人是满意的。[64]至于杜牧其后改刺池州属于平调；由池州调任睦州在会昌六年九月，则已与李德裕无关。所以，杜牧在写给高元裕的书信中所抱怨的“三守僻左，七换星霜”，[65]显然并不能全然归因于李德裕。

对维州事件，李珏《唐丞相太子少师牛僧孺神道碑》载：

今李崖州镇剑南西川，上言西蕃别屯以维州降，带甲之士甚锐。其地要害，得之足以壮边部，徐图河湟，此其渐也。上疑不决，下南宫议，百执事皆是西川奏。公独曰：“国家近与昆夷歃血，四镇晏然。今若自亏大信，犬戎恃众见诘渝盟。彼直我曲，未可量也。”上曰：“丞相之言是。”诏还维州。初，德裕承籍地势，自负机术。公介特，素不与之交。及是大不平，遂成宿憾。[66]

据两《唐书·李珏传》的记载，牛僧孺出任武昌军节度使期间，曾辟李珏为节度掌书记；牛僧孺重新入相后，又对其多有奖拔，故两人关系甚为亲厚。[67]对两者的交往情况，李珏在《唐丞相太子少师牛僧孺神道碑》中的表述更为详细：“小子不佞，早栖门墙。考选第叨殊等之科，开宾筵忝入幕之吏。国士相遇，笔札见知。周旋款眷，垂三十载”。[68]牛僧孺卒于大中二年十月二十九日，葬于次年五月十九日。大中三年正月至五月间，宣宗曾派陆耽、刘德训等人前往陇右，以宣喻降附唐朝的吐蕃将领论恐热。但在牛僧孺的碑志成文之际，宣宗收复陷蕃失地的战略尚未能真正实施。[69]出于夸耀牛僧孺的需要，李珏完全认同牛僧孺拒绝接收维州的主张。其不仅在碑文中对牛僧孺宣扬的儒家诚信之理念大加赞许，刻意强调维护唐蕃盟约的必要性，而且以“李崖州于公仇也，窜谪之穷途，厚供待于逆旅”的描述，来凸显李德裕之睚眦必报和牛僧孺之宽厚待人。

作为牛僧孺的门吏，杜牧和李珏在扬牛抑李的立场上是一致的，但在细节处又可见两人的态度仍有不同。杜牧曾长期在牛僧孺幕中任职，两人关系亲厚，但政见却颇有不同。相较而言，杜牧在治国经邦方面，很多主张与李德裕更为契合。[70]所以，杜牧在会昌年间曾多次致信李德裕，上献自己针对南下回鹘以及泽潞刘稹之乱的主张。在宣宗经略党项之际，杜牧又致信宰相周墀，将唐政府经略党项的失误一一指出。在吐蕃守将献维州之前，吐蕃并未遵守盟约的限制，更是出现过平凉劫盟的恶性事件。[71]所以，收复维州对唐朝经略吐蕃以及河陇的意义，颇有军事才能的杜牧自会有切实的感受。但随着李德裕在政治上失势，杜牧对李德裕的态度由会昌年间的赞扬转化为批判。即便如此，因杜牧具有经世治国的抱负和才能，故其在牛僧孺墓志中较为详细地转述了李德裕力图收复维州的战略考量；同时，针对唐蕃关系，其并没有局限于朴素的道德层面，而是更为强调吐蕃对唐朝的军事威胁。此外，杜牧使用“太尉”旧称记载李德裕，表明其在政治气氛发生巨变的情形下尚念旧情；其在墓志中以转述牛僧孺言论为主，而并未对李德裕收复维州之举进行指责，该事件也仅以文宗采纳牛僧孺意见结束。与之相对的是，李珏作为牛党党魁，在《牛僧孺神道碑》中对己方或曾为牛僧孺提供过帮助的人物，均以其担任过的最高官职称之，如“孟尚书简”“李司徒逢吉”“李尚书宗闵”等；对李德裕及李党成员则以贬谪之地作为代称，如“李崖州”“杜循州元颖”。对李德裕主动收复维州之举，李珏视其为“承籍地势，自负机术”；事件的结局也由文宗接受牛僧孺的意见，转化为引发牛李二人冲突的标志性事件。

对于维州事件，令狐棠所撰《唐故棣州刺史兼侍御史敦煌令狐公(梅)墓志铭》亦有详细记载：

其在西蜀，李公德裕夺蛮所侵维州城，使部将以兵据，且飞奏，方甚矜。自护军贵人从事而下，群官列校无不贺者。公独请闲，谓朝廷必不然，不如还之，具道其状。李公怒，以为沮己。公辞疾，请卧私第。不数日，诏果至，大不许且有让，李公失色谓左右：“何面见令狐某？”公即起为言还城之难，蛮果不受城。公又陈谋，然后蛮取故城去。[72] 

根据上述墓志所载，李德裕的大多数幕僚对收复维州持赞同态度，唯有令狐梅予以反对。墓志撰成于大中十年(856)，而在此前的大中三年至大中四年(850)间，宣宗已经陆续从吐蕃手中收复包括维州在内的六州七关地区。[73]所以，李德裕在大和六年意欲收复维州的措置也就具备了正当性，故墓志中明确将维州视作吐蕃所侵的唐朝旧有领土，而不像杜牧、李珏两人对此避而不谈。与此同时，虽然大中十年之际的政治气氛已经和缓了许多，但毕竟李德裕仍是被否定的政治人物，所以令狐梅在维州问题上仍被置于李德裕的对立面。令狐棠并没有据实记载吐蕃维州守将悉达谋归附、李德裕遣兵接收的过程，墓志中的“夺”“以兵据”所展现的是身为文官的李德裕所做的军事冒险；“且飞奏”凸显了李德裕急于表功的心态；“方甚矜”则体现了李德裕自得之态，这些均属于负面的表述。

令狐梅长期出任李德裕僚佐，其与李德裕的密切关系人所共知，由此也导致其长期被罢废，直至大中七年才在令狐绹的帮助下重入仕途。令狐棠在墓志中以中性的“李公德裕”称之，而且也不再似李珏那样，以守信作为标准来指责李德裕，表明令狐棠的目的不在于批判李德裕。墓志通过凸显令狐梅在维州问题上与李德裕观点的不同，进一步强化了令狐梅虽身为德裕僚佐，但观点素不相同的形象。作为令狐梅之弟，令狐棠在撰写墓志时，刻意夸大令狐梅入幕期间与李德裕的政见分歧，可以实现令狐梅与李德裕的软性切割，对令狐棠及其家族都是有益的。

从维州事件的结果看，表面上是牛党得势，但牛僧孺主动放弃维州的主张并不符合朝议。在杜牧、李珏撰写牛僧孺碑志之际，出于批评李德裕的需要，牛僧孺的主张遂为二人所称许。令狐棠撰写令狐梅墓志时，唐朝的边镇早已收复维州，所以此前李德裕收复维州之举也就具备了正当性。与此同时，虽然李德裕的灵柩已然北返，但其尚未得到官方的重新认可，所以令狐梅仍被描写成反对经略维州，甚至为归还维州出谋划策的反对者形象。

结　语

宣宗即位后，李德裕作为政争的失败方退出政治舞台，诸多曾与其有过密切交往的政治人物，被刻意塑造成李德裕的对立方。崔郸作为士林华选，与李德裕亲善，令狐绹却通过掩盖其曾为文宗营造山陵的做法，将其罢相归罪于李德裕。李德裕曾全力救解受到仇士良迫害的杨嗣复、李珏，在宣宗君臣当政的背景下，仇士良未能在受害者碑志中被公开讨伐，而主动施救的李德裕却在墓志中被描写成施害者的负面形象。维州事件的曲直本不难判断，而出于歌颂牛僧孺的需要，诚信之言被杜牧和李珏大加赞扬。在宣宗君臣已主动收复维州的背景下，为维护自身及家族利益，令狐棠虽然不再否定李德裕收复维州的正当性，但是令狐梅仍然被描述成反对李德裕决策的智者形象。由此可见，牛李党争作为中晚唐时期的政治顽疾，由于持续时间较长，故对彼时的政治环境和社会风气产生了严重的影响。除了彼此倾轧以及交替执政之外，牛李党争还严重影响了晚唐之际的碑志书写。这也提醒我们在利用牛李党争背景下生成的石刻文献时，应该秉持更为审慎的态度。

作者简介：李军，西北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唐代政治史暨西北区域史；梁雨昕，西北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

[1]唐长孺在讨论牛李党争对史书撰写的影响时，指出在牛李两党交替专权的背景下，监修和执笔史官在不同时期各自具有门户之见，因此不可避免地存在徇私曲笔的情况，造成不少矛盾混乱的记载(唐长孺：《唐修宪穆敬文四朝实录与牛李党争》，《山居存稿》，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201-251页)，但对党争氛围与石刻书写的关系，学术界尚未进行系统的探讨。 

[2]参见何汉儒：《唐崔郸志探微》，《书法丛刊》，2009 年第 1期；毛阳光：《唐崔郸墓志考释》，《四川文物》，2011年第4期；高博雅：《唐〈崔郸墓志〉再探》，包洪鹏主编：《语言与文化研究》2024年第4期，北京中电电子出版社2024年版，第171-174页。根据《崔郸墓志》所载，可知崔郸生于德宗建中元年(780)，卒于宣宗大中四年(850)。

[3]参见夏炎：《中古世家大族清河崔氏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256页。

[4]《新唐书》卷一六三《崔郸传》、卷六三《宰相表下》，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5019、1726页。 

[5]《旧唐书》卷一五五《崔郸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4120页。

[6]《新唐书》卷一六三《崔郸传》，第5019页。

[7]墓志录文，参见毛阳光《唐崔郸墓志考释》，图版据何汉儒《唐崔郸志探微》，句读稍有调整。

[8]参见毛阳光：《唐崔郸墓志考释》，《四川文物》，2011年第4期；高博雅：《唐〈崔郸墓志〉再探》，包洪鹏主编：《语言与文化研究》2024年第4期，第171-174页。

[9]傅璇琮：《李德裕年谱》，齐鲁书社1984年版，第406-408页；傅璇琮：《唐翰林学士传论·晚唐卷》，辽海出版社2007年版，第43-44页。

[10]高博雅：《唐〈崔郸墓志〉再探》，包洪鹏主编：《语言与文化研究》2024年第4期，第171-174页。

[11]缪钺：《杜牧传》，北京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216页；缪钺：《杜牧年谱》，北京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152页。

[12]王西平：《杜牧与牛李党争》，《陕西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5年第4期。

[13] (元)辛文房撰，周绍良笺证：《唐才子传笺证》卷八《郑巢传》，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1847页。

[14] (清)彭定求等编：《全唐诗》卷五○一，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5701页。

[15]曹方林：《姚合考论》，巴蜀书社2001年版，第50、73-74页。

[16] (唐)李德裕：《与姚谏议邰书三首》，(唐)李德裕撰，傅璇琮、周建国校笺：《李德裕文集校笺》，中华书局2018年版，第629-630页。对所谓的“姚邰”，学界多认为即姚合(曹方林：《姚合与李德裕考辨》，《姚合考论》，第154-155页)。岑仲勉则认为“姚邰”应为姚勖(岑仲勉：《唐史余沈》卷三，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195-196页)。姚勖为姚合族子，如此则姚合为李德裕从表叔。

[17] (唐)杜牧著，陈允吉校点：《樊川文集》卷二，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年版，第33-34页；(唐)姚合著，吴河清校注：《姚合诗集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449-450页。

[18]曹方林：《姚合考论》，第81页。

[19] (唐)姚合著，吴河清校注：《姚合诗集校注》，第450页。

[20]巩本栋：《唱和诗词研究：以唐宋为中心》，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18-19页。

[21]傅璇琮：《李德裕年谱》，第124-125页。

[22]《旧唐书》卷一六《穆宗纪》，第476页。

[23]《新唐书》卷六三《宰相表下》，第1725-1726页。

[24]《资治通鉴》卷二四六，唐武宗会昌元年三月丙申条，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7951页；严耕望：《唐仆尚丞郎表》，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23年版，第1034页。

[25]《资治通鉴》卷二四六，唐武宗会昌元年三月丙申条，第7951页。

[26]《资治通鉴》卷二四六“唐武宗会昌元年三月丙申”条下《考异》引《旧纪》以及贾纬《唐年补录》，皆载开成五年八月文宗下葬之际，山陵使为崔郸(第7950页)。

[27]《新唐书》卷一八二《李钰传》，第5361页。

[28]《资治通鉴》卷二四六，唐武宗会昌元年三月丙申条，第7950页。中华书局点校本《旧唐书》卷一八上《武宗纪上》记载文宗章陵山陵使为崔稜(第585页)。唐后期山陵使例由前朝宰相担任，文宗朝并无名为“崔稜”的宰相，且“崔稜”之名在今本《旧唐书》仅此一见。所以，文宗山陵使人选当从《考异》所引《旧唐书·武宗纪》，即崔郸。

[29]《新唐书》卷八《武宗纪》，第240页。

[30]据《新唐书》卷六三《宰相表下》所载，李珏由门下侍郎被贬为太常卿是在开成五年八月庚午(第1726页)。由此可见，李珏在开成五年八月先后经历了被罢山陵使和被贬任太常卿两事，只是《新唐书·李珏传》遗漏了前者。运送文宗灵柩时的“龙陷”，导致李珏被罢除山陵使；此前与其共同推举陈王的薛季稜有意发动政变，才是导致其被贬任太常卿的真正原因。

[31] [日]圆仁著，白化文等校注，周一良审阅：《入唐求法巡礼行记校注》，中华书局2019年版，第328页。

[32]吴丽娱：《终极之典：中古丧葬制度研究》，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317-358页。

[33] (宋)韩琦著，李之亮、徐正英校笺：《安阳集编年笺注》卷三四《奏状二》，巴蜀书社2000年版，第1041-1042页。

[34] (宋)韩琦著，李之亮、徐正英校笺：《安阳集编年笺注》卷三四《奏状二》，第1043-1044、1045页。　

[35]对该项制度形成的原因，吴丽娱推测或以山陵使身典丧葬于新朝不吉，或以山陵使事重位高而向新朝表示谦退。参见吴丽娱：《终极之典：中古丧葬制度研究》，第339-340页。

[36]《旧唐书》卷一七二《令狐绹传》，第4465页；《新唐书》卷一六六《令狐绹传》，第5101页。

[37] (唐)裴庭裕撰，田廷柱点校：《东观奏记》卷中，李德裕得归葬故里条，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114页。

[38]《唐故郴县尉赵郡李君(烨)墓志铭》，周绍良主编：《唐代墓志汇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2391页。

[39]对令狐绹与李德裕夫妇灵柩北返的关系，参见黄楼：《李德裕归葬缘由新解》，《唐宣宗大中政局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280-290页。

[40]《旧唐书》卷一九○下《李商隐传》，第5078页。

[41]乔栋：《唐棣州刺史令狐梅墓志考释》，《中原文物》，1994年第3期。

[42]《令狐梅墓志》录文及拓片，参见陈朝云：《河南散存散见及新获汉唐碑志整理研究》(科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443-446页)，句读有所调整。

[43]牛致功：《令狐梅与李德裕——读〈令狐梅墓志铭〉》，《陕西师范大学继续教育学报》，2002年第2期。

[44]《新唐书》卷六三《宰相表下》，第1726页。

[45] (唐)裴庭裕撰，田廷柱点校：《东观奏记》卷上，第90页。

[46]《资治通鉴》卷二四六，唐武宗会昌元年三月丙申条下《考异》引《献替记》，第7951页。

[47]《资治通鉴》卷二四六，唐武宗会昌元年三月乙未条，第7949页。

[48] (唐)李德裕撰，傅璇琮、周建国校笺：《李德裕文集校笺》，第255、256、257页。

[49]《旧唐书》卷一七六《杨嗣复传》、卷一八上《武宗纪》，第4559、585页。

[50]《新唐书》卷一七四《杨嗣复传》，第5240页。

[51]《资治通鉴》卷二四六，唐武宗会昌元年三月丙申条，第7949-7950页。

[52]关于裴夷直生平事迹以及交往情况，参见胡可先：《新出土〈裴夷直墓志〉考论》，《中国典籍与文化》编辑部编辑：《中国典籍与文化论丛》第11辑，凤凰出版社2008年版，第107-120页。

[53]吴钢主编：《全唐文补遗·千唐志斋新藏专辑》，三秦出版社2006年版，第398、394页。

[54]《裴公(夷直)夫人陇西郡太君(李弘)墓志》，吴钢主编：《全唐文补遗·千唐志斋新藏专辑》，第413页。

[55]傅璇琮：《李德裕年谱》，第387、390页。

[56]关于仇士良家族对宣宗即位的支持，参见黄楼：《唐宣宗大中政局研究》，第15-22页。

[57]《资治通鉴》卷二四七，唐武宗会昌三年三月条，第7976-7978页。

[58]《论大和五年八月将故维州城归降准诏却执送本蕃就戮人吐蕃城副使悉怛谋状》《赠故蕃维州城副使悉怛谋制》《谢赠故蕃维州城副使悉怛谋官状》，(唐)李德裕撰，傅璇琮、周建国校笺：《李德裕文集校笺》，第251-253、61、450页。

[59]对李德裕在宣宗朝被贬斥的过程，参见陈寅恪：《李德裕贬死年月及归葬传说辨证》，《金明馆丛稿二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9-48页。

[60] (唐)杜牧著，陈允吉校点：《樊川文集》卷七，第119-120页。

[61] (唐)杜牧著，陈允吉校点：《樊川文集》卷七，第121-122页。

[62]钱大昕：《潜研堂金石文跋尾》卷九，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年版，第452-454页。相关研究，参见户崎哲彦：《许浑与李珏——对桂林华景洞石刻许浑〈寄李相公〉两首诗及“牛李党争”研究的启示》，《社会科学家》，2001年第6期， 2002年第1期。

[63] (唐)杜牧著，陈允吉校点：《樊川文集》卷一四，第214页。

[64]任晖：《杜牧与牛李党争》，《西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91年第1期。

[65] (唐)杜牧著，陈允吉校点：《樊川文集》卷一六《上吏部高尚书状》，第248页。

[66] (宋)姚铉编：《唐文粹》卷五六，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767页。

[67]《旧唐书》卷一七三《李珏传》，第4504页；《新唐书》卷一八二《李珏传》，第5360页。

[68] (宋)姚铉编：《唐文粹》卷五六，第768页。

[69]李军：《唐大中三年宣宗收复三州七关事发微》，《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21年第4期。

[70]王西平：《杜牧与牛李党争》，《陕西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5年第4期。

[71]岑仲勉：《隋唐史》，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第377-380页。

[72]陈朝云：《河南散存散见及新获汉唐碑志整理研究》，第444页。

[73]李军：《三州七关的收复与唐宣宗大中政局》，《社会科学战线》，2020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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