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人生苦旅》•陆信发

乐天262

　　

【 目录】

第一部

（一）混沌的童年

（二）忙碌的少年

（三）追梦的青年

第二部

（四）农场的磨炼

（五）返城的工作

（六）退休的生活

开篇语

每个人都有自己可以回忆的历史，名人有名人的波澜壮阔，百姓有百姓的酸甜苦辣。

我写回忆录，掌握以下几点：

1）人的一生所经历的事情太多，要有取舍，选择重点写，不宜铺展开来写。

2）回忆录不是散文和小说，无需过多的文学修辞，不宜夹叙夹议，更不应涉及政治，评论时事。

3）不着急，慢慢写，慢慢改，有的是时间。想写就写一点，不想写就停下来休息。

4）别太看重写的好坏，不要顾及别人的看法，自己满意就行。

5）别把这事当成任务，形成压力，要把它当成一项有益身心健康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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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

（一）混沌的童年

1948年11月29日，这是一个不平凡的日子。这天，凛冽的寒风象脱缰的野马，夹裹着飞舞的落叶，啸叫着横扫而来，似乎要掀掉这间四壁漏风的茅草房的屋顶。

人们的心中充满了焦虑和盼望，焦虑怎样度过这个寒冷的冬天，盼望春暖花开的日子早些到来。

突然，从这间座落在三汊河边的茅草屋中，传来了婴儿呱呱的大哭声。哭声在告知世人，一个新的生命诞生了。这个呱呱坠地的男婴就是我。

俗话说：娘奔死，儿奔生。感恩父母将我带到了人世间。从此我就步入了人生苦旅。

我出生时还是旧社会，几个月后的1949年4月23日，南京解放，迎来了新社会。我是生在旧社会，长在红旗下的幸运儿。

听母亲说，穷人没钱去医院生产，都是在家接生。母亲还说，生我时，是外婆请来邻居帮的忙，生我的衣胞，就埋在河滩上。

父亲是在20岁时同18岁的母亲在老家结的婚。父母的老家都在新沂窑湾，父亲的家在陆营村，母亲的家在头湾村。他们俩结婚五年，终于盼到了我的诞生。我的到来，父母别提多高兴了。我的出生，给父母的生活带来了压力，更带来了希望，他们感觉生活有了奔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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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是在1946年从老家来到南京谋生的。经人介绍，在一位王姓老板的船上打工。后来，母亲也追随父亲来到南京。由于岸上没有住处，只得和父亲一起住在船上，干些杂活。老父亲风里来浪里去，撑槁背纤，挑沙搬货，吃尽了辛苦。

有了我以后，生活的压力更大了。为了养家糊口，父亲更是想方设法去挣钱。不跑船时，就挑柴火到永宁街等处去卖，以维持生计。

远在苏北新沂老家的外婆，得知我的母亲快生我时，就风尘仆仆前往南京看望。

当时正值战争时期，老百姓为避战乱，很多人外逃，沿途有很多行人。她就背着干粮，跟着大队人流，结伴而行，起旱（步行）向南京走去。途中饿了就吃口煎饼，累了困了就在路边找地方休息一下。外婆一双小脚，步行十几天，吃了很多苦，硬是走到了南京，来到我们的身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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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外婆真的很勇敢，很不简单。她个性要强，很有主张，非常令人敬佩。母亲常在口中念叨，外婆对我们家有大恩。

我的外公去世较早，外婆千辛万苦将两个幼小的女儿拉扯大。

上世纪五十年代后期，外婆卖掉家中房屋，迁来南京，在两个女儿家轮流过。帮助带孩子，买菜烧饭。

记得在自然灾害时期，供应紧张。外婆总是天不亮将我拖起来一起去排队买菜。早去的人，放块砖头或破篮子占位。每次菜来了，大家往往一哄而上，也不顾秩序了，动作慢的话就会抢不到菜。

外婆高寿，享年94岁。她老人家去世那年，正值香港回归。

大约在1950年，我的父母换了住处，在三汊河大摆渡口租了一间房子。房主姓潘，他家的房子比较大，楼下开店，楼上住人。我们住在楼上的一个隔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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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窗就能看到川流不息的秦淮河水，白天黑夜都能听到过往船舶的嘈杂声、乘摆渡船过河的熙攘声。记得一年夏天，天气炎热，父亲将隔夜茶从窗户倒入河中。我自认为是不想给我喝，就大哭大闹，非要喝倒掉的茶，结果可想而知，挨了一顿打，老实了。此事至今记忆犹深。

门口有一条小街道，出门右转，前行没有多远，有一个单位的大仓库，里面院子挺大，大门常开着，我和门口同龄的几个孩子，经常溜进去玩耍。那时可没有上幼儿园的说法，都是散养，自已找乐子，自己玩。

1952年，我的弟弟出生了，我从此有了伴。我时常逗他玩，逗他开心。弟弟不挑食，味口好，总是大口大口吃饭，养的白白胖胖，人见人喜欢。我就不同了，有点挑食，不对味口的就不想吃。小时瘦小，稍大了，也是只长个子不长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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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住在三汊河高鼓村这段时间，奶奶也曾来过，但我已没有一点印象。奶奶在解放前还在三汊河大街摆过路边摊，顺便看看父亲顺便挣点小钱，时间不长就返乡了。奶奶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因病因饿，不幸去世了。父亲带着幼小的大妹回老家奔丧，处理奶奶的后事。

1953年的某天，父亲带着我，到宝善街262巷看准备买的房子。这是两间此较小的草房，外加一间小厨房。谈妥后就买下了。随后就搬家，父母终于有了自己的家。在这个家，陆陆续续我又有了四个妹妹。

在父母的庇佑下，我们六姊妹在这里度过了无忧的童年，直至建立各自的小家庭。

搬过来的第二年，遇到五四年大洪水，南通路、唐山路一带一片汪洋。我们家的房子地势还算比较高的，就这样，屋内还是进水了。门口全是水，我就坐在洗澡盆里划水玩，捉四处乱爬的龙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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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我的母亲年仅30岁。她的左腿胯骨处生无名疖肿，俗称"生痰"，在姜家园的医院做了手术。

记得我母亲生病住院时，我才7岁，弟弟才3岁，父亲实在没办法，就将我和弟弟送到住在宝善街五十巷的干妈家，请她帮忙照顾我俩。

干妈人非常好，耐心地管我们吃住，照顾我俩。

我母亲常说干妈是个好人。

多年后，母亲还后悔地说，干妈去世时她不知道。

我和弟弟住在干妈家总不是个事，父亲还要上船工作。没办法，父亲只得将母亲、我和弟弟送回窑湾外婆家。

通过乡村医生的后期治疗，母亲逐渐好起来，也没有留下什么后遗症。由于乡村医疗条件差，父母的第三个儿子没有保住。

在老家这段时间，我们时而在头湾外婆家住，时而在陆营子奶奶家住。

当时，外婆家养了一只大公鸡，会看门，看见人就追上去啄。后院有一台推磨，看到外婆磨小麦糊准备烙煎饼，我就上前帮忙。由于自己年纪小，转圈子推磨头发晕，推杆经常掉下来。这哪里是在帮忙干活，纯粹是在帮倒忙，自找乐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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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婆的家建在大运河的河堤上，大运河连通骆马湖，河堤上有几十户人家。上世纪六十年代，大运河整治拓宽，政府择地整体搬迁，新址还叫头湾村。

在外婆家时，门口的小伙伴们，都愿意同我这个从南京大城市来的小蛮子玩。

我喜欢动手，做了一个小风筝，为了保持平衡，在下部栓上一根小绳子，放飞起来后，大家都高兴地鼓起掌来。

就这样，轮流放风筝，小伙伴们玩的很开心。

冬天树叶都落了，我带着弟弟，手拎一根棍子，来到树下。我使劲地将棍子抛向树的高处，将枯枝砸下来，弟弟忙着捡。差不多了，就捆绑起来背回去烧饭用。

奶奶的家在陆营子，庄子比较大，大多都是陆姓人家。

二大伯一家与奶奶住在一起，这里是祖屋。

大伯解放前讨生活则远走湖南，在株洲安了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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奶奶家的院子里有一棵枣树，枣子挂满了枝头，我们就摘下来吃。

奶奶家还养了一头公羊，我就抓住羊角跨上去，骑着转圈玩。嘴干了，就将地里长的水灵灵的罗卜拔来吃。

据说，为此事，二大妈还与我母亲发生了爭执，说什么罗卜还没长成就给拔了。我母亲则说，孩子小，不懂事，吃一点有什么关系，护着我们。这件事，我当时是不知道的。

在陆营子住时，屋后的一户人家盖新房上樑，从房上向下抛喜糖和馒头，我和弟弟还上前抢拾。

说起陆营子，我在2010年还回过一次老家。那年姑母去世，我和大妹受父母委托，先去卢圩参加姑母的葬礼，后又到陆营子与两位兄弟和小叔会面，在祖屋前合影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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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忙碌的少年

那时在老家住了多长时间，我已不记得了，反正是在1956年9月份开学前，我们回到了南京，因为我要报名上学了。

那时也是7周岁可以上学，由于我生日小，只能到56年上学，这时快8周岁了。报名上学时，父亲在船上没回来，母亲又脱不开身，是邻居姐姐，带着她的弟弟和我，去石梁柱小学报的名。从此，开启了我的求学生涯。

这座学校紧靠河堤，不是很大，学生大多是船民子弟。我在这里上了2年就转学了。弟弟则在这所学较上到小学毕业。

当年，宝善街的路面铺的是方型小石块，通往学校的堤埂是黄泥路，南通路是沙石路。逢到下雨天，我就顶着一个破麻袋，一趑一滑的前往学校。有一次雨天上学，一位高年级同学看到我很滑稽，还敲打过我的头。

一次下大雨，我们的教室漏雨，学校在附近和尚庙的大殿里，用芦席隔了一块地方当成教室，我们班就临时搬了过去。

都是孩子，课间非常吵闹，忽然有水珠从隔栏外飘进来，弄的大家一头一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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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用手一摸，一股骚味。原来是老和尚嫌吵，用佛尘沾上尿液洒过来的。这个和尚太不地道，没有一点仁心、佛心。向老师告状后，这样的事再也没发生。

放学回家，我们住宝善街的几位同学，要经过惠民河边的一座排水站。我们时常下到河边，在出水口的乱石缝中捉小螃蟹玩，有时还能捉到小河豚魚。这种小魚很好玩，一生气就变得圆鼓鼓的。那时的水质真好，河里的魚很多，不象后来污染的越来越严重。

三年级开学前，我们住宝善街的几位同学一商量，就将我们的学籍转到了宝善街小学，上学的路好走了，也近了。

这件事，家长都还不知道，见到我们自作主张的转学成功，都很惊喜。小小年纪，能独立办成这件事，也是够自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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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学到宝善街小学后，我们被插班到三(4)班，班主任是杨增朴老师。杨老师个子高大，和蔼可亲，常指导我写毛笔字。

在宝善街小学读书时，正赶上58年大跃进、大办食堂、除四害。我们这些小学生也跟着忙。只见学校的操场上支起了一座小高炉，冒着浓浓的黑烟在炼钢，也不知是否能炼成。放学后或星期天，就去完成老师下达的任务。到河边去捡废铁，到厕所去打苍蝇。打到的苍蝇装到一个小瓶子里，然后带到学校交给老师。这些东西交到学校时，都要逐人过数登记，认真的很。

最搞笑的是，一次南京城全城行动除四害。在统一时间，家家都将能发声的脸盆等拿出来敲打，全城到处都是哐当声。你别说，真的有点用，天上飞的麻雀等飞鸟，都成了惊弓之鸟。到处是响声，哪儿都不敢落脚。可怜这些小鸟，不是被吓死就是被累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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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大办食堂也很热闹。家家都将铁锅、铁床、铁脸盆架等金属器物上交。一是可以提供大炼钢铁的原料，二是可以断了自己烧饭的后路。我们家也不能幸免，将该交的都交了。等食堂停办后，家家又重新去买锅。记得我们家的一个铜脸盆，一个铜暖壶，质量非常好，也交了。这是最可惜的，如果能留到现在，可以成为传家宝。

到了开饭时间，我就拿着锅到南通路的公共食堂去打饭。这种饭都是先蒸后煮，比轻蓬松，看上去很多，其实不然。这样的饭很不好吃。

那段时间，一件比较好的事是，非常讲卫生。居委会隔三差五到处喷洒农药，蚊虫很少。还时不时地挨家挨户检查卫生。检查卫生时，捡查人员都是戴着白手套，在每户的门头，厨櫃顶，木箱上头仔细摸，看有没有灰尘。我的母亲非常爱干净，家里搞得一尘不染，经常受到表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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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时期，各方面都比较落后，老百姓家里还没通上电，家家户户都是用煤油灯照明。

当时，我们家有一盏玻璃罩的煤油灯和一盏自制的煤油灯。玻璃罩灯要经常擦拭。我就在自制灯下做作业，母亲就在玻璃罩灯下做针线活，这个灯要亮的多。我做完作业，两个鼻孔里都是黑烟，有时不小心，还会燎到眉毛。

那时家家都是煤油灯照明，一不小心就会酿成火灾。我们会经常听到消防车的警笛声。这时大家就会议论，不知又是哪家失火了。

大跃进的第二年，也就是1959年，进入了三年自然灾害时期。这时大家都吃不饱肚子，有上顿无下顿。家中一个月才能吃一次干饭。粮食限量供应，买粮用粮本，油的供应也很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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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的船队到港后，常会带回来一些山芋干，以补粮食的不足。住宝善街四号巷的姨娘，会从下关二粮仓库带回一些豆渣饼和酒糟送到我家。母亲会买些豆腐干，在家卤一下，和门口的邻居一同乘船到芜湖去卖，挣点小钱。

放暑假时，有一次，我带着弟弟，拿着两个口袋一把剪刀，从大摆渡过河到三汊河农村挑野菜。挑菜时，弟弟说饿了，我就不管不顾地拔了人家地里的罗卜给他吃。我俩辛辛苦苦地剪了两口袋灰条菜。扛回家倒在洗澡盆中时，还冒着热气。挑回来的野菜，让母亲或炒或煮给我们吃。

那时，家中有一只下蛋的母鸡。下的蛋我们都舍不得吃。聚多了，我就拎着篮子到热河路石桥去卖，到宝善街豆腐店换豆渣。

这个时期，经常会有上门讨饭的，我们自己都很困难，遇到年龄大些的，会给一分钱打发走。

穿街走巷挑着担子叫卖的小商贩，经常会出现在巷子中。有卖蒸儿糕的、冰糖球的、糖芋苗的、麦芽糖的；还有收破烂的、修雨伞的、补锅补碗的、换钢精锅底的，都在为生活奔忙。

我会用捡拾的废铁或牙膏锡换麦牙糖吃，小商贩会判断交换的价值，麻利的切一块给你。这就是以物易物、物物交换的人类最古老的贸易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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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母亲带着我和弟弟到巷口买烧饼给弟弟吃，弟弟才将饶饼拿到手里，就被一个流浪儿童一把抢过去。

这孩子精的很，拼命向烧饼上吐口水，怕你再夺回头。就是夺回来，再吃也不卫生，只有作罢。

我喜欢看小人书，家中收集了不少。我突发奇想，与小朋友分享，一分钱一看。我就时常搬张小桌子，和弟弟到南通路口的一棵大树下摆小书摊。有一次挣了8毛钱，非常高兴。每次挣的钱都全部交给母亲，自己一分不留。那时，8毛钱可是大钱，5分钱就可以看一场电影，出2元钱份子可以吃喜酒。

有一年，我生病发烧，父亲背着我，弟弟跟在后面，乘小摆渡船过河到对岸，然后穿过弯弯曲曲的大片菜田，到姜家园医院看病。那时还没有热河南路，这一带全是和平蔬菜大队的菜地。

在上小学期间，学校还组织我们这些孩子参加一些力所能及的劳动，以培养我们的劳动观念。

一次，我们到和平蔬菜大队的菜田里摘蚕豆，大家欢声笑语，边摘边玩，忙的不亦乐乎。

还有一次到二板桥的酱园厂切萝卜，边切萝卜边互相砸，切好的萝卜砸了一地。

三年自然灾害结束，1962年，经济形势有所好转时，我也小学毕业了。这些年，我也算忙忙碌碌混过来了。

小学毕业填报志愿时，我填了十二中。因为十二中在下关地区是首屈一指的学府，师资力量强大，号称下关的小南大，大家都很向往。

我在班上的学习成绩还算可以，能排在前十名。班主任对每个学生的情况还是比较了解。老师也赞成我和另外几位同学报考十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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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追梦的青年

爭取考上南京十二中，这是我追梦的开始。

至今我都清楚地记得，当时小升初的作文考试题目是“我和我的同学”。看到这个作文题，我就明白。写我的同学是重点，但是“我”必须要有关联，不能不写，否则就会走题，影响得分。

我的一个同学因为没有认真审题，通篇只写我的同学，严重影响了分数。很可惜，他最后是去21中上的初中。

我审完题，立刻就有了主意，现编了一个故事，按规定要求一气呵成完成了作文。

故事的主要情节是：某个周日，我和我的同学结伴去玄武湖玩…，我俩路过一处湖边，发现一个小孩在湖边玩耍时不慎落水，看到这一情况，我手足无措，大喊：小孩落水了！而我的同学则二话不说，脱下衣服就跳入水中，将这个小朋友救上岸…，我非常佩服同学的勇敢行为，决心向他学习，做一个助人为乐的好学生。

非常幸运，我终于考上了南京十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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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知自己考取了十二中，顿觉一身轻松，艰苦地学习终于有了回报。这个暑假就放飞心情，尽情地玩耍。

1962年开学季，我背着书包高高兴兴地来到学校，开始与语、数、理、化、史、地、外这七位高人打交道、过招。

这是一座美丽的校园，坐落在挹江门旁、绣球湖畔。学校有四幢仿古建筑，还有一些后建的教学楼和校舍。每天清晨，学较的朗朗读书声与公园的练歌声在空中交汇，形成美妙的混声大合唱。

这所学较历史悠久，至今已一百多年。学校创办于1917年（民国六年），其前身为基督教圣公会创办的益智小学，1919年改名为"道胜小学",1942年增设初中，更名为"私立道胜中学"。1951年与私立惠民中学合并为"下关中学"。1952年7月由南京市人民政府改为公办，命名为"南京市第十二中学"。

文革时期赶时髦，很多人改名子。下关区叫东方红区，十二中叫东方红战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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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初中时，一年级有四个班，我被分到初一(1)班。班主任是洪大伟老师，他是一位资深的美术老师。他的家就在我们教室的后面，办公室就在教室前面的独幢小二楼上，楼下是体育器材室。洪老师教学认真，不苟言笑，是一个比较严肃的人。

记得当时班上有五十多名同学，有同学议论：排班是从高分到低分排的，我们班都是考的最好的，言语间流露出无名的自豪感。

我则想，应该是随机安排的吧，不会有那么多讲究。管他编在那个班，继续努力学习才是硬道理。

要读的书发下来了，老习惯，我拿起新书就闻起来，油墨的清香味直冲脑门，真的令人非常陶醉。

难怪有书香门第、书香世家、书香家庭一说，原来出处就在这里。

书真的很香，否则也不会有：“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这样的名句。

新书发下来没几天，老师就说我们班不学俄语了，改学英语，将俄语书收回，发英语书。当时老师没做解释，后来才知道，原来是中苏关系恶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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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那时上中学，还是一件比较辛苦的事。上课要认真听讲，老师讲到重点难点时，要记点笔记。回家后，在煤油灯下认真完成老师佈置的作业，第二天按时交给学习组长或班长。有时会在路灯下和月光下看书、背书。

应对各种考试是每个学生比较头痛的事，高人会拿出真功夫与你过招。

除此之外，上学的路也在考验我们。我家住宝善街最南面，从家到学校大约要走二十分钟路。无论春夏秋冬，阴晴雨雪，雷打不动地按时到校。

为了减轻家庭负担，我一般都不在学校食堂买午饭吃，上午放学后跑回家吃饭。

一天四趟是我的基本功，几年下来应该走了不少路。也奇怪，就是这样也从来没觉得累，年轻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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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象现在的中、小学生，都是家里人接送，不是电动车就是私家车。

我们那个年代，自行车可是奢侈品，一百户人家能有一户有自行车就不错了，根本就没有什么私家车。

说起自行车，有一件趣事。我的一位同学住学校对过的姜家园，他家条件比较好，家中有一部自行车。我就让他教我骑自行车。

放学后，我们就一同来到绣球公园，他就教我学骑车。通过好多次的学习，我终于会骑了。为了感谢他的助人为乐，我会时不时地请他吃烧饼或烤山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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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关这一带，住户大多数是下层百姓。有搞船的、码头扛大包的、踩三轮车的、拉平板车的、沿街叫卖的、开小店经商的、以及菜农等，家庭条件都不是很好。

我的父亲就是搞船的，解放前为船老板打工，解放后才成为船上工人，收入还是很低。

一次上体育课，正值隆冬季节，体育老师带领我们班在学校西边大操场上体育课。立正稍息后，老师用鹰一样的眼光来回扫视了一下队伍。突然，他指着我，大声地说：你，把大棉袄脱掉！这样怎么上体育课？我赶忙解释说：老师，我穿的是空心棉袄，里面没有卫衣。老师认真地看了我一眼说：好吧，就这样，开始上课……。

那时，大多家庭家境贫寒，能穿上卫生衣、毛钱衣是很了不起的。

这堂课后，我被好事的同学起了一个"大棉袄"的雅号。

那时，同学之间互相取外号，可是一件非常开心的事。

也许你不知道，我母亲会裁剪缝制中式服装，我身上穿的棉袄可是母亲一针一线做出来的。春、秋取出棉花就是夹袄，天冷了，填进棉花就成了棉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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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学校，除了紧张的学习外，我们的业余生活还是丰富多彩的。

记得，学校组织过我们到江心州学农，当时就干些简单的农活。中午开饭地点的旁边正好有一个大粪池，怪味直飘。一位女同学喉咙浅受不了，当场大吐起来，引来同学们一片哄笑声。

还有一次到城河村学农助农，睡的是稻草铺，屋内还有一口农户家的棺材，门外就是猪圈。放眼南望，能看到城墙。可惜，黑龙江路的这段城墙后来被拆了，只剩一段修复后的遗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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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在64年前后，我们的巷子装上了共用电表，十几户人家共用一只电表。因怕电表超负荷，规定一户只能有一盏灯照明，电费平均摊，不允许有第二盏灯。

我们就在靠近房门的隔墙上开了个小窗口，将灯吊在这里。这样两间房子都有亮光了。

母亲在房里做针线活时，我会将灯拖到离她近的地方挂起来，不用时就挂回原处。

一段时间后，我觉得这样很不安全，我就加装了一个双联开关，增加了一个灯泡，这样既方便又安全了。

邻居们看到我家一会这个灯亮一会那个灯亮，说我家多用了一个灯头，违犯规定占大家便宜了，来同我理论。

我耐心地向大家解释，说明原理，并说如果发现两个灯同时亮我可以认罚。邻居有懂电的，知道我这样做没问题，这件事也就平息了。

有一天，我看到别人只用一个听筒和连在听筒上的一根电线，将这根线绕在电灯线外面，就能收到南京广播电台的广播声。

受此启发，星期天我就跑三牌楼和会街、军人俱乐部、新街口世界剧场，这些地方都有无线电器材卖。

每次出行，都是步行前往。到世界剧场时，我穿过大街小巷和农田，路过五台山，来到目的地。买好器材后再原路返回。

起初，我用固定矿石加上一个听筒，就能收到广播电台的广播。后来就改用活动矿石，拨动针孔，收的台就多了，有时还能收到西站调度的喊话声。

那时，有卖简易收音机的电路板和图纸。我就买来电阻、电容、二级管、三极管、喇叭等进行组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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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中学时，我已14岁，是个大青年了。学习之余，常会帮助父母做些家务事，减轻他们的生活压力。

那时，每家每户还没有通自来水，大家都是到巷口私人开的水站挑水吃。挑一担水要付一分钱。

水挑回来倒入水缸，要挑三次才能装满水缸。挑水时为争水桶，时常会发生争执。

挑回来的水都要节省着用，洗衣、洗菜都到惠民河边去，一盆洗脸水要洗一家人。

后来我下放农场，挑水的活就由弟妹们接班了。

水站有时会停水，我就到河边去挑水。挑回来的水要用明矾沉淀后才能用，时间一长，缸底会有一层泥沙，要经常清洗水缸。

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们家才用上一户一表的自来水，这时用水就不再那么受罪了。

那时，我最喜欢做的事是到河边去洗碗筷。夏天午饭后，提起装着碗筷的菜篮子来到河边，放下篮子先下水扑腾几下，玩的差不多了，才洗好碗筷提着篮子回家。

我在玩中学，学中玩，经过多次玩水，竟然无师自通的学会了游泳。我的进步也蛮快，可以游到河对岸了。

夏天，惠民河常有运西瓜的小船在河中行驶，我们一群顽皮的孩子就围着小船转，总有人会弄下来一个西瓜大家分着吃。

学会游泳后，胆子也渐渐大起来。一次与同学相约到下关电厂外的江边去游泳，被前来查看的老师发现，罚我到洪老师的办公室打扫一周的卫生。

当年，老师关爱学生，怕学生出事，顶着烈日冒着高温到江边去找班上的学生，老师真的不容易。回想起来，真的很惭愧。

说起游泳，我游过惠民河、长江、绣球公园游泳池、河校游泳池、玄武湖万人游泳池、大运河、大海。

就是说，江、河、湖、海我都去游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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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宝善街的老房子是土坯墙草房，五四年发大水时，房子的后墙被水泡塌。父亲就买来芦柴盘绕上稻草，用草把子和竹片编扎成墙，再泥上黄泥。这样的房子经不住日晒雨淋，需要经常修补。

这时我渐渐大了，也能帮父母分担些体力活了。每当父亲修补墙体时，我就会帮助父亲端水和黄泥，用斧头将稻草剁碎撒进黄泥里，然后父子俩轮换赤脚进去踩，直到踩均匀。

完成准备工作，我父亲就做大工负责泥墙，我就做小工负责搬运和好的泥，每当父亲累了，我就替換泥几下。

我姨娘姨父住在宝善街四号巷，他们买的两间房子是建在水塘边，房子下面都是打的桩，屋内地面是在桩上铺的木板。

由于房子太老，很多地板和桩都烂了，成了险房。姨父就和我父亲商量看怎么办。我父亲说，房子不用动，加固房柱，将下面填实，另做地面就行了。

于是，父亲带着我和弟弟去姨娘家帮忙，邻居张家的儿子也来助阵。我们在房屋下面钻进钻出，经过几天的努力，终于用电厂的小灰将下面填实。然后加固房柱、拆掉地板、打上水泥，顺利完成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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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年代，一到夏天的晚上，城门洞、河堤上、大街小巷到处都是纳凉的人，非常热闹。晚饭后，人们立即搬起凉床、躺椅、橙子抢地盘。

我们根本没见过电风扇是什么样子，度夏全靠一把扇子。小孩子热的难受，就将洗澡盆放滿自来水，爬进去快活快活。

一到夏天，我和弟弟就来任务了，晚饭后，就协助父母在门口搭好凉床、摆好吃饭的小桌子用来乘凉。妹妹们都还小，母亲帮她们洗过澡后就交给我俩，她们睡的香，我们忙的欢，扇扇子，赶蚊子。

睡到半夜，突然下起雨来，到处都是大呼小叫声，忙着向家里撤退。

那时我们穿的凉鞋叫趿地板，我穿的趿地板是父亲亲手做的。无论是白天还是夜晚，大街小巷到处都是踢跶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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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到放暑假，我就会按步就班地完成暑假作业，其它时间就是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彻底解放自己。

我会和邻居家的孩子结伴去定淮门、三汊河等处粘知了。我们事先做好准备工作，用面粉和成团，再洗成面精备用。发现知了在树的高外鸣叫，就将三根竹杆连接好，将面精裹在竹梢头，寻声去粘，最多一次能粘十几个。

那时的眼力真好，不象现在，只闻蝉鸣声，不知何处寻。

从宝善街过大摆渡到三汊河，那时这里的水塘、水沟都非常多，到处都有野生龙虾，我时常去钓着玩。

那时很少有卖玩具和买玩具的，我就自己动手制做玩具。

我用和好晒干的黄泥块，刻制成左轮手枪，再用铅笔塗成黑色，一把铮亮的手枪完全可以乱真。

用板车幅条做成火药枪，买来满大街都有卖的火药纸，撕一点放进去，扣动搬机，响声震天，时常将大人吓一跳。

火药纸用完了，扒点火柴头放进去，也照样响声震耳。

滚铁环、打弹弓、飘画片、打梭、蹲在地上打弹子，到河运学校体育场旁的草丛中捉蛐蛐，更是家常便饭。

我还用放大镜做过一个幻灯机，买来一些幻灯片，用手电筒做光源，观看墙上的投影，非常有意思。

三年的初中生活很快就结束了，接着不是上技校就是上高中，又或去找工作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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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五年，我初中毕业了，学校为我们拍了毕业照，洪大伟老师、方桂老师、隋淑英老师居中而坐。由于我对无线电感兴趣，中考时，我填报了南京无线电工业学校，因考试失常，加之竞争激烈，没有如愿。到秋季开学时，我回到学校报到上高中了，追梦的征程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我被分在高一（2）班。

还是熟悉的校园，就是上课的教室变了。新教室是在原来教室的北边，也是一排平房，教室同样是坐南朝北开的门。旁边就是大操场，课间休息时活动一下非常方便。

班上的同学大多数都是生面孔，只有几位是初中同学。这时我想，我要尽快融入这个新的集体，共同度过三年的高中生活。

上了高中，自己明显感觉学习的压力大了，不能再象上初中时那样放任自己。上高中就是奔上大学去的，不刻苦学习是不行的。

我们班上的同学都比较优秀，在学习上他们都是我的榜样。

当时有这样一个传言，说高一（2）班是皮鞋班，其它三个班是草鞋班，令人捧腹。

上初中时，外语和化学是我的短板，现在上高中了，不能再这样下去，我决心要刻苦学习，迎头赶上，尽快改变这种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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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高一（2）班的班主任是和清邵老师，他是教物理的，对学生的管理还是比较严格的。和老师身形高挑，说话讲课不急不缓。他有个绝招，手里捏着一枝粉笔，背对着黑板，随着身子一转，一个标准的圆就出现在黑板上。上课时有人打瞌睡，他会用粉笔头精准地砸向你，提醒你好好上课。

新的学年开始，学生按时到校上课，老师认真讲课授业；交作业、测验、考试，一切按部就班，上半学期平稳渡过。过完春节，新的一年，新的学期开始了，每位同学都精神抖擞，象海棉一样去汲取知识。

然而，好景不长，随着1966年5.16通知的传达，很快出现了学校停课，工厂停工的情况。社会上出现了红卫兵等群众组织，大、中学生开始大串联。毛泽东在1966年8月至11月期间，8次接见红卫兵，这8次分别是：第一次8月18日，第二次8月31日，第三次9月15日，第四次10月1日，第五次10月18日，第六次11月3日，第七次11月10日，第八次11月26日。我参加了第四次，即国庆节的这次活动。

当时，我的父亲在浦口铁、水、港联合调度室工作，因串联的学生乘渡轮过江的太多，非常繁忙，父亲被临时抽调到码头协助工作。父亲将我送过江，送上去北京的火车。到了北京，我们被安排在西长安街五棵松的一处院校内住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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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10月1日凌晨2点多钟，住地的学生全部起床集合，有关部门给每人发了一袋食品，以供就餐用。随后乘大卡车出发，从北京城外围往东前行。沿途车辆浩浩荡荡，由于参加国庆游行的人和车辆很多，车速很慢，车开了很久才到达指定地点，这时天还没放亮。到达集合地的人们就席地而坐，静待游行开始。终于，我所在的游行队伍来到了天安门前，路过天安门时，能隐约看见毛主席及中央领导在城楼上向游行队伍挥手。

游行结束后，我们又返回天安门广场，在天安门广场纪念碑的西北方向就位，等候观看晚上的烟花。夜幕降临，华灯齐放，在我们后方的烟花燃放点，烟花齐放，响声震耳欲聋，人们的惊呼声、欢笑声不绝于耳。当时，毛主席，周总理等领导人席地而坐在金水桥旁观看烟花。当时我们并不知道此事，是后来才知道。在同一个时间，同一个地点，看同一场烟花，非常幸运，伟人们仅与我们相距几百米。

红卫兵大串联时，吃、住、行全部由国家买单，前所未有。手持学生证可以全国行，类似于现在的护照签证出境游。学生证上盖个章，就可以坐大轮、坐火车，到处都有接待站。

有些学生借钱、借粮票、借大衣，留下真实的家庭地址，后被来信索还，学生的善良本质可见一斑。

我在北京串联时，曾到北大、清华体验学生运动，抄大字报。还曾到颐和园、军事博物馆、动物园等地参观游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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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时间，学校不再有朗朗的读书声，取而代之的是各学生团体忙碌的身影。墙上贴滿了大字报，俨然是一场书法作品室外展。各色毛笔字一展雄风，互爭雌雄。不少学生因此练就了一手不错的毛笔字，提升了自己的文笔。

社会上更是有点乱哄哄的，小道消息漫天飞舞，派别爭斗如火如荼。时不时有人传说那里又游行了，那里又武斗了。总之，社会无序，群情激昂。

那时，我有点不入流，有点不识时务，是个逍遥自在的逍遥派。想去学校看看就去转转，不想去就在家蹲着，或看些书，或找点乐趣。

有段时间，下关地区闹五湖四海，每家每户都要派人参加居委会组织的夜巡活动，我曾多次参加巡逻。每次巡逻，我就扛着一根扞面杖当武器。一个夏日晚上，突然有人高呼"水鬼"来了，街、巷里在外面乘凉的男女老少，大呼小叫地向家中撤退，牢牢地关上大门。

最搞笑的是，有个人在下关电影院看完夜场电影回家的路上，到堤埂下的惠民河边大便。夜间巡逻的队伍有人眼尖，大呼：水鬼上岸了！一群人立即围上去，把大便的人吓个半死，巡逻的人也虚惊一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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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无法继续上学读书，又无所事事，就相约本校的几位同学联系单位学工。我们联系的单位是坐落在下关江边路的航道区，这个单位是管理长江航道、保证航道畅通的。

在约定的时间，我们一行人来到了江边码头，登上先锋302船，船长为我们安排好舖位后，就鸣笛开航了。该船劈风斩浪，长江两岸的风光尽收眼底。船到安庆靠上码头，有船员上岸补充物资，我们也上岸去江边的迎江寺振风塔游玩。回到船上后，先锋302船继续朝上游航行，船行不久，来到江心洲附近作业地点，船就靠在长江南岸。

当时的作业任务是探查和排除战争年代遗留在江底的爆炸物。作业面的佈局是，两艘大木船分左右两边抛锚定位，另外一艘船通过定位船的控制，在江面上前后左右来回移动探查。探查船上有个探杆，探杆頂端裝有探头。由于江底高低不平，为保证探查准确无误又不损坏设备，探杆要随时升降。

我们的任务是根据指令推动绞关，根据江底地形的变化使探杆或升或降。初次接触这样的工作，感觉既新鲜又有趣，每个同学都非常认真地工作着。

有一次作业，发现江底沉有一枚未爆水雷，潜水员随即着装下水，专业人员将水雷打捞上来后，运到江心洲上一个空旷处引爆消毁。

休息时，我们会上岸溜达。一次，发现江边有一只无人看管的小木船，船上有一对划桨，几人立即来了兴趣，齐声说划船玩。我们都没划过船，最初，船在原处乱转不听指挥。到底是年轻人，头脑灵活，我们很快就能掌控住小船，于是齐心合力向长江北岸划去。由于夏季江水湍激，小船到达北岸时已冲到下游很远处。没刅法，我们只有沿江北岸奋力向上游划去。远看，江南岸的先锋302船已处在我们的下游，这样，我们就很轻松地将小船划了回来。

回到船上后，船长将我们狠批了一顿。原来是船长发现我们几位学生上岸后很久沒回船，拿起望远镜四处搜看，当发现我们在江中的一只小船上时，气的要命，非常担心我们出问题。

毎当回想此事，都会暗自好笑，当年真有点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味道。

就这样，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很快来到了毕业季，没有学到什么知识的高中生就要毕业了，毕业后何去何从，一片茫然。

坊间有消息说，我们这几届学生不是去内蒙古就是去苏北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如果此事成真，追梦之旅应该结束了。

很快就得到准确消息，我们要上山下乡了。

于是，一些学生就抢先下手，自找门路就近下放去了，更多的去了苏北农村，我有幸去了东辛农场，开启了人生的别样旅行，步入了社会，迎来了新的考验和生活。

第二部

(四)农场的磨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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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天终于来了，我接到了迁户口到东辛农场的通知。到中山桥派出所迁好户口后，我就不再是南京人，而是灌云人了。

事情已成定局，有再多的想法也无济于事，抓紧做点下乡的准备吧。于是，我就到宝善街1号的新江木号，选购可以制做木箱的板材。板材选好弄到家后，我就着手做箱子。我按照设定的尺寸下料、拼缝、做燕尾榫、拼装。做燕尾榫是很精细的活，尺寸必须精准。箱子做好后，我又买来铁制箱子包角，包在箱子的8个角上。箱子做好后又进行了美化，做了一道清水漆。我亲手制做的箱子很规整、很坚固，自己很滿意。这只箱子一直陪伴我，回城后还是继续使用。直到宝善街拆迁后，才不忍地送给别人。

说到动员上山下乡，那时经常会有宣传队敲锣打鼓地上门宣传，敲的你六神不安。

时间过的真快，这是1969年3月13日，母亲看到我真的要离家了，坐在那里泪流满面，万千不舍。父亲则默默无语，缓慢地将箱子、被子等物品装上借来的三轮车上。是父亲、弟弟及门口的一个男孩送我来到了南京21中大操场。当时操扬上人声鼎沸，互相打招呼道别。不久，我们乘坐的大巴车就出发了。我眼含泪水与同样表情的父亲和弟弟挥手告别。我想，这时的父亲和弟弟一定会非常失落。

我的弟弟也是十二中老三届学生，是初中二年级，后来幸运地在十二中升学上高中，毕业后分配到厂矿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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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队缓缓地驶离了21中，离开了美丽的南京城。此时此刻，我的心情非常复杂，不知是喜是忧。也许是觉得自己长大了，能够独立地去面对生活、面对世界了，这应该是一件高兴的事吧。忧的是，前方是什么状况，我是否能够适应和独立地面对，一切都是未知。思绪中，车队来到了刚落成通车几个月、中国人引以为傲的南京长江大桥。这座大桥，我也曾为它出过力流过汗。长江大桥建设期间，南京市曾组织厂矿工人、学校学生到大桥工地参加义务劳动，我曾在这里抬过钢筋，运过黄砂。

车过大桥，就是苏北。大自然真奇怪，以长江为界，苏北少有山脉。除江北老山，灌云及连云港地区能看到山，映入眼帘的是一马平川。而一江之隔的江南地区，地形却成丘岭状，时有高山。

我们一路风尘，路过洪泽湖，穿过沂河塘。由于季节的原因，看到的是荒凉一片，一些低矮破旧的农舍时不时从眼前掠过。

我们到达农场时已接近傍晚，车停在西阳分场门前的空地上。农场本地的职工热情地前来迎接我们，分别将学生带回自己的家中安顿。那时还没有知青宿舍，我们这些学生都是分住在老职工家中。

我被赵姓老职工接回家，我尊称他赵大伯。

我们住的村子是西阳三组，村子里的一条路是东西走向，赵大伯有两处房子，路南是他父母住的两间屋，门口有个大水塘。路北是一座带院子的三间屋。他们宁愿自己挤，还是腾出房间安置我们。

我们三位同班男同学被安排住在路南的屋子，里屋住着两位老人，我们三人住在外屋，我们敬称两位老人赵爷爷赵奶奶。同来的三位初中女同学被安排在路北的屋子。

从安顿下来的这一刻起，我们的身份就由学生变成了知青。从此，“知青”这张标签就牢牢地贴在我们身上，成为我们一生的荣耀，成为我们一个难以磨灭的印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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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晚住下来的床铺是大通铺，房主靠东山墙精心地围了一道约60公分高的土坯墙，里面填滿麦草，上面放一张芦席，这就是我们三人睡觉的床。一夜过来，滿身出现红点子，原来是跳蚤在用它的方式迎接我们。

初来的知青都是在房东家搭伙，赵大伯家人口多，加上我们六名知青，吃起饭来有十几个人，象个小食堂，赵大妈确实忙不了，我们不忍心。于是我们就向作业组领导提出来自己开伙，领导很快安排人送来了10斤面粉。这时，我们已领到了此生第一份15元工资，我们就去食品站买点肉，包饺子吃。没几天，面粉吃完了。领导一看，这也不是个事，就将我们安排到机耕队的三位职工家搭伙。我搭伙的那家姓高，在机耕队任机车组长，兵团成立时，担任机耕队排长。我喊他高大哥，喊他夫人大姐。

后来盖了知青宿舍，办了知青食堂，知青就从房东家搬出，过上了集体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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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来之，则安之，我们知青从此开始了务农生活。组里给我们每人发了一把锄头和一把镰刀。我们每天都早早起床自由活动，等待通知去干农活。不象城里工厂上班，工人每天要在固定的时间到岗，还是比较自由的。

听到钟声或接到通知，我就会跟着大伙到大田去干活。我们从最基本的农活学起，我首先学会了锄草。锄草要用巧劲活劲，特别是锄到植物根部时，更是要有准头，不能伤了植物。麦收时，我学会了翻场、扬场，学会了堆草垛。在上河工时，学会了如何挖泥，如何推独轮车。别看小小的独轮车，没推过的人真的掌控不住，特别是装滿泥土以后，一个不对劲，车子就翻掉了。在老职工的指点下，我逐渐掌握了要领。推车时，不能象走大路一样，要两腿分开，在前进的过程中随时通过身体和步伐的左右移动调整重心，保持平衡。掌握要领后，我终于就学会了推独轮车。

知青们渐入佳境，很快就适应了一切，过起了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日子。

白天，大家都认真劳作，努力完成领导下达的农田作业任务。一到晚上，年青人活泼好动的天性尽显无遗，西阳庄各处都可见到知青的身影，有的三、五成群，有的单独溜达。知青们有的吹笛子，有的吹口琴，有的则引吭高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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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这些知青，住在老职工家中还好说，但是搭伙吃饭很不方便，也不能长久。很快，分场领导就要求各作业组尽快将知青食堂办起来。于是，三组就在晒麦子大场旁的牛舍腾了一件屋，进行一些必要的建设，将食堂办起来了。

食堂办起来了，都是抽调知青到食堂上班，这叫知青烧饭知青吃。在食堂工作的一名男知青后来调到淮阴兵团部食堂工作。有一次我到淮阴办事，去看过他，在他那里吃了一顿饭。

有一天，这名男知青去新浦采购，一夜未归，领导很不放心，就安排几位知青去新浦寻找。

新浦离我们农场只有几十里路，我们七、八个知青结伴而行，一路说说笑笑，路过群英闸、云台农场，很快到达南城。

南城是进、出新浦的咽喉要道，只见路中间拦着砂袋，只留一个很小的口子可以通行，有造反派持枪检查过往行人，时不时对小驴车拉菜的罗筐捅上一刀，盘查很认真。

他们对我们也进行了盘问，得知我们是才到农场的南京知青，是到新浦找人的，就放行了。

到了新浦，我们看到街上的气氛很紧张，时不时有武装车辆在街上驶过，路上也有持枪的人走动。城市那么大，到那里去找人，转了一圈，已到中午，我们就来到黄海饭店吃午饭。正在吃饭时，突然听到警报声响起，我们当时就紧张起来。一位服务员听我们口音知道我们是南京知青，就提醒我们说，你们快吃赶紧走，马上要戒严了。听了此话，我们便草草吃了饭赶紧离开饭店。因怕引起别人注意和误会，一行人便分散离开饭店。我们没找到人，就原路返回，平安回到农场。

听说农场离海边不远，大家合计了一下，决定到海边去游次泳。这是一个星期天，我们一行人从驻地往东而行，路过一些村庄、集市来到海边，大家迫不急待地扑向大海，随着海浪一起一伏地游起来。大海真的是无风三尺浪，与在长江游泳是不一样的体验。我是第一次在海里游泳，没掌握规律，上来就呛了一口水。很快我就掌握了方法，在浪谷换气，在浪峰憋气。我忽然注意到，海水一直在退潮，我们游的是退潮泳，难怪不费力，可是往回顶流游就要费劲了。我大喊，不能再往远游，赶紧往回游。因为退潮，大家顶流游，费了很大劲才游回来。幸亏我们游的不是很远，要是体力不支或水性不好，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上岸后才觉得有点后怕。

上岸后，我们的身体经太阳一晒、风一吹，皮肤都绷得紧紧的，非常难受。我们便找到边防军驻地，向他们讨要淡水冲洗一下。解放军战士很慷慨，将他们精打细算用的淡水提供给我们清洗。这些淡水可是他们用小船运来的，非常珍贵。

终于到大海游了一次泳，我们胜利凱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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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夏大忙后，进入正常的田间管理，人们都比较清闲。我们同住的三人结伴前往云台农场，去看望一位文革前下放到这里的老知青。这位老知青是我的一位高中同学的二哥。看到我们到来，他非常高兴，闲聊后带我们到食堂吃午饭。吃饭时发现，食堂西南角屋顶有个大洞，开了天窗。我们就问是怎么回事，他说，是武斗最激烈时，造反派向农场打迫击炮造成的。还说，他们连队有一位女知青在宿舍里的窗前被流弹击中而亡，我们听后唏嘘不止。

一转眼，我们来到西阳己近半年时间，大家都很想家，知青纷纷请探亲假回家看看，我也请了探亲假。

说来话长，我的探亲假旅程可曲折了。当时还没有南京直达东辛农场的长途汽车，开通中央门直达东辛农场的长途车是后来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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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东的大儿子与我同年，是他骑自行车送我到南城，途中我们两人换着骑车。到了南城，我买了点吃的，我们两人吃过后，坐在路边等候淮阴至新浦的长途车。因新浦仍在武斗，南城成了这趟车的终点站。等了好长时间，车来了，我向赵大道谢后，就乘车前往淮阴。

到淮阴时已是下午，我又马不停蹄地前往轮船码头。这时天气非带炎热，我跑的汗流浃背，实在受不了。在码头等船时，我放下行李，到大运河里痛快地游起泳来。由于我只身一人，且不知水情，不敢游太远，凉快一下就行。上岸后继续等船。晚上，我终于登上了淮阴至扬州的扬州班。船到扬州，我又前往过江轮渡，乘渡船到了镇江，在镇江买了到南京西站的火车票，到家时已是下半夜。

其时，家人们在门口搭床乘凉过夜，看到我突然回家，非常惊喜。

假期快到了，父亲就为我张罗回农场的事。父亲送我来到停靠在幕府山江边的船队，船队是装石料去苏北的。同行的还有认识和不认识的知青。船队走长江、走大运河，来到淮安运东闸，船队长告知我们，只能送到这里了。于是我们一行人上了岸。从运动闸到淮阴已经不远了，我们转乘汽车来到了淮阴市区。到了市区，留下几位女生帮大家看守堆在路边的行李，其余的人还跑去看了一场电影。我们当中有人下放在苏北农村的公社，就在此分手，各自想办法回去。我又经过两次转乘才回到农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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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随着江苏生产建设兵团的成立，东辛农场改成一师三团，下设营、连、排、班。我所在的西阳分场改为七营，三组改为49连，原来的组长被任命为连长。我被编在4排12班担任班长。

在兵团组建过程中，大约是七月份，西阳的知青迎来了大变动，一部分知青被调往五图河农场，参加组建一师四团。

后来，留下来的知青工作也有了变动，有人被调往场部或直属粮库等处。我们三人，一人调到48连，一人调到三营24连，我被调到52连，这个连就是原来的西阳机耕队。

这样，我就搬到52连连部住了。

连部是一排平房，这座平房的东头紧挨着营部的一排平房。连部有连长、副连长和指导员，我担任文书工作。

营部有营长、副营长、教导员、书记员、通信员、会计、农业技术员。

营部的书记员是一位老知青，通信员是我的小学同学，他是营部的首任通信员，我们常有交流，后来他调到徐州煤矿去了。

营长、教导员都是现役军人，连级领导都是转任的。

机耕队成为连队后，管理范围也扩大了，

我们连队有三台东方红拖拉机，两台联合收割机，两台轮式拖拉机，一台手扶拖拉机，以及配套的农机具。负责全营的耕、耙、播、收、种和灌溉保墒工作。

连队以机耕作业为主，有木工、电焊工、自行车修理铺，还有小钢磨加工粮食的，瓦工队修理房屋的，连西阳小学都曾纳入连队管理，开起会来，连队食堂的饭厅坐满一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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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连长姓田，当时40岁左右，是非常精干的一个人。他的机务水平在全农场都是响铛铛的，无论是机车修理还是实际操作都是一流的。每当兵团在三团开现场交流会，总会选择在七营。每次他都亲自披挂上阵，在二里半长的大条田上做开墒演示。他开出来的墒沟象枪打的一样笔直，受到观摩学习的人高度称赞。

记得一年冬季的上午，我们正在连部组织学习时，他突然喊停，让人把在外面发动拖拉机的职工喊过来，当着大家的面问你怎么回事，他被问的一愣，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原来是，这位职工在头天晚上做防冻排水后没关阀，早上准备出车加热水时，也没认真捡查，加的热水淌光了都没注意，发动车子时声响不对，一屋子的人都没有感觉到，却被连长听出来了，你说神不神。

由于他工作能力強，技术棒，在兵团撖销恢复原来建制时，他被调到七分场任副场长，分管机务工作。后来又调到修理厂担任副厂长。他在修理厂工作期间，因为一项技术发明，还到北京参加过表彰会。

我们连队的指导员姓王，他的家在连队食堂的后面，食堂的前面就是办公室和职工宿舍。他常会在吃过晚饭后到我这里转转，与我聊天，有时还会谈谈工作。他有个儿子，在兵团成立后，被安排到大丰的兵团三纺工作。

在我1975年1月入党时，他和连长是我的入党介绍人。

我调到机耕连时，上级安排的学习任务很多。我的主要工作是协助指导员做好学习、宣传、教育工作，以及一些文字材料拟稿、统计材料的上报。

不久，连队实行独立财务，不再是报帐制时，领导安排一位老知青担任总帐会计，我做他的助手，兼任出纳。文书和出钠就是我的本职工作。

应该说，文书工作是我从未接触过的工作，还是比较生疏的。我能认真对待，找来一些文秘方面的书籍学习。虽然谈不上得心应手，还是能够比较轻松地去开展工作的。这时，我就将我的工作重点转向学习财务管理方面的知识。

我首先学习打算盘，老知青则将他所掌握的财务知识毫无保留地传授给我，在他的帮助下，我学会了打算盘、做传票、装订传票以及各类报表的填报工作。在他被调任更重要的工作，由我接任他的工作时，我就没有手忙脚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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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返城的工作

（六）退休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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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完待续，请耐心等候。

谢谢您的关注！

以上是初稿，敬请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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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辛农场是江苏最大的农场，方圆218平方公里，土地总面积30万亩。当年，农场有知青近一万人，占全场人口的三分之一。

在那片土地上，留下了我们青春的身影；在我们的脑海中，留下了永远抹不去的记忆。

一次难忘的记忆《割芦苇》

茫茫东大滩，地广行人稀。

朔风漫天吹，飞禽无踪迹。

柳条配芦席，搭成地窝栖。

铺上厚草垫，翻滚当游戏。

躺下望屋顶，可见星斗移。

翻来又复去，裹被相互挤。

东方暖阳升，银霜寒气逼。

忽闻钟声响，匆忙穿好衣。

取来盐池水，个个忙漱洗。

入口双眉皱，欲吐已不及。

稀粥伴面饼，凑合填肚皮。

吃完不觉饱，谁敢有脾气。

芦苇迎风舞，摇曳躲来袭。

金戈声声响，埋头挥镰急。

日暮方收兵，众人瘫如泥。

倒床鼾声起，醒来月已西。

（乐天写于2021年深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