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人生苦旅》•陆信发

乐天262

　　

【 目录】

第一部

（一）混沌的童年

（二）忙碌的少年

（三）追梦的青年

第二部

（四）农场的磨炼

（五）返城的工作

（六）退休的生活

开篇语

每个人都有自己可以回忆的历史，名人有名人的波澜壮阔，百姓有百姓的酸甜苦辣。

我就是一个最普通的老百姓，过着最普通的生活，那些旧时光，是心底最温柔的收藏。

时间不会倒流，但是记忆可以，旧时光总带着淡淡的温馨。

我写回忆录，掌握以下几点：

1）人的一生所经历的事情太多，要有取舍，选择重点写，不宜铺展开来写；别写滿，留点白，给人以思索的空间。

2）回忆录不是散文和小说，更不是政论文章，无需过多的文学修辞，不宜夹叙夹议，不应涉及政治，评论时事。

3）不着急，慢慢写，慢慢改，有的是时间。想写就写一点，不想写就停下来休息。

4）别太看重写的好坏，不要顾及别人的看法，自己满意就行。

5）别把这事当成任务，形成压力，要把它当成一项有益身心健康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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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

（一）混沌的童年

1948年11月29日，这是一个不平凡的日子。这天，凛冽的寒风象脱缰的野马，夹裹着飞舞的落叶，啸叫着横扫而来，似乎要掀掉这间四壁漏风的茅草房的屋顶。

人们的心中充满了焦虑和盼望，焦虑怎样度过这个寒冷的冬天，盼望春暖花开的日子早些到来。

突然，从这间座落在三汊河边的茅草屋中，传来了婴儿呱呱的大哭声。哭声在告知世人，一个新的生命诞生了。这个呱呱坠地的男婴就是我。

俗话说：娘奔死，儿奔生。感恩父母将我带到了人世间。从此我就步入了人生苦旅。

我出生时还是旧社会，几个月后的1949年4月23日，南京解放，迎来了新社会。我是生在旧社会，长在红旗下的幸运儿。

听母亲说，穷人没钱去医院生产，都是在家接生。母亲还说，生我时，是外婆请来邻居帮的忙，生我的衣胞，就埋在河滩上。

父亲是在20岁时同18岁的母亲在老家结的婚。父母的老家都在新沂窑湾，父亲的家在陆营村，母亲的家在头湾村。他们俩结婚五年，终于盼到了我的诞生。我的到来，父母别提多高兴了。我的出生，给父母的生活带来了压力，更带来了希望，他们感觉生活有了奔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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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是在1946年从老家来到南京谋生的。经人介绍，在一位王姓老板的船上打工。后来，母亲也追随父亲来到南京。由于岸上没有住处，只得和父亲一起住在船上，干些杂活。老父亲风里来浪里去，撑槁背纤，挑沙搬货，吃尽了辛苦。

有了我以后，生活的压力更大了。为了养家糊口，父亲更是想方设法去挣钱。不跑船时，就挑柴火到永宁街等处去卖，以维持生计。

远在苏北新沂老家的外婆，得知我的母亲快生我时，就风尘仆仆前往南京看望。

当时正值战争时期，老百姓为避战乱，很多人外逃，沿途有很多行人。她就背着干粮，跟着大队人流，结伴而行，起旱（步行）向南京走去。途中饿了就吃口煎饼，累了困了就在路边找地方休息一下。外婆一双小脚，步行十几天，吃了很多苦，硬是走到了南京，来到我们的身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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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外婆真的很勇敢，很不简单。她个性要强，很有主张，非常令人敬佩。母亲常在口中念叨，外婆对我们家有大恩。

我的外公去世较早，外婆千辛万苦将两个幼小的女儿拉扯大。

上世纪五十年代后期，外婆卖掉家中房屋，迁来南京，在两个女儿家轮流过。帮助带孩子，买菜烧饭。

记得在自然灾害时期，供应紧张。外婆总是天不亮将我拖起来一起去排队买菜。早去的人，放块砖头或破篮子占位。每次菜来了，大家往往一哄而上，也不顾秩序了，动作慢的话就会抢不到菜。

外婆高寿，享年94岁。她老人家去世那年，正值香港回归。

大约在1950年，我的父母换了住处，在三汊河大摆渡口租了一间房子。房主姓潘，他家的房子比较大，楼下开店，楼上住人。我们住在楼上的一个隔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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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窗就能看到川流不息的秦淮河水，白天黑夜都能听到过往船舶的嘈杂声、乘摆渡船过河的熙攘声。记得一年夏天，天气炎热，父亲将隔夜茶从窗户倒入河中。我自认为是不想给我喝，就大哭大闹，非要喝倒掉的茶，结果可想而知，挨了一顿打，老实了。此事至今记忆犹深。

门口有一条小街道，出门右转，前行没有多远，有一个单位的大仓库，里面院子挺大，大门常开着，我和门口同龄的几个孩子，经常溜进去玩耍。那时可没有上幼儿园的说法，都是散养，自已找乐子，自己玩。

1952年，我的弟弟出生了，我从此有了伴。我时常逗他玩，逗他开心。弟弟不挑食，味口好，总是大口大口吃饭，养的白白胖胖，人见人喜欢。我就不同了，有点挑食，不对味口的就不想吃。小时瘦小，稍大了，也是只长个子不长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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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住在三汊河高鼓村这段时间，奶奶也曾来过，但我已没有一点印象。奶奶在解放前还在三汊河大街摆过路边摊，顺便看看父亲顺便挣点小钱，时间不长就返乡了。奶奶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因病因饿，不幸去世了。父亲带着幼小的大妹回老家奔丧，处理奶奶的后事。

1953年的某天，父亲带着我，到宝善街262巷看准备买的房子。这是两间此较小的草房，外加一间小厨房。谈妥后就买下了。随后就搬家，父母终于有了自己的家。在这个家，陆陆续续我又有了四个妹妹。

在父母的庇佑下，我们六姊妹在这里度过了无忧的童年，直至建立各自的小家庭。

搬过来的第二年，遇到五四年大洪水，南通路、唐山路一带一片汪洋。我们家的房子地势还算比较高的，就这样，屋内还是进水了。门口全是水，我就坐在洗澡盆里划水玩，捉四处乱爬的龙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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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我的母亲年仅30岁。她的左腿胯骨处生无名疖肿，俗称"生痰"，在姜家园的医院做了手术。

记得我母亲生病住院时，我才7岁，弟弟才3岁，父亲实在没办法，就将我和弟弟送到住在宝善街五十巷的干妈家，请她帮忙照顾我俩。

干妈人非常好，耐心地管我们吃住，照顾我俩。

我母亲常说干妈是个好人。

多年后，母亲还后悔地说，干妈去世时她不知道。

我和弟弟住在干妈家总不是个事，父亲还要上船工作。没办法，父亲只得将母亲、我和弟弟送回窑湾外婆家。

通过乡村医生的后期治疗，母亲逐渐好起来，也没有留下什么后遗症。由于乡村医疗条件差，父母的第三个儿子没有保住。

在老家这段时间，我们时而在头湾外婆家住，时而在陆营子奶奶家住。

当时，外婆家养了一只大公鸡，会看门，看见人就追上去啄。后院有一台推磨，看到外婆磨小麦糊准备烙煎饼，我就上前帮忙。由于自己年纪小，转圈子推磨头发晕，推杆经常掉下来。这哪里是在帮忙干活，纯粹是在帮倒忙，自找乐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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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婆的家建在大运河的河堤上，大运河连通骆马湖，河堤上有几十户人家。上世纪六十年代，大运河整治拓宽，政府择地整体搬迁，新址还叫头湾村。

在外婆家时，门口的小伙伴们，都愿意同我这个从南京大城市来的小蛮子玩。

我喜欢动手，做了一个小风筝，为了保持平衡，在下部栓上一根小绳子，放飞起来后，大家都高兴地鼓起掌来。

就这样，轮流放风筝，小伙伴们玩的很开心。

冬天树叶都落了，我带着弟弟，手拎一根棍子，来到树下。我使劲地将棍子抛向树的高处，将枯枝砸下来，弟弟忙着捡。差不多了，就捆绑起来背回去烧饭用。

奶奶的家在陆营子，庄子比较大，大多都是陆姓人家。

二大伯一家与奶奶住在一起，这里是祖屋。

大伯解放前讨生活则远走湖南，在株洲安了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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奶奶家的院子里有一棵枣树，枣子挂满了枝头，我们就摘下来吃。

奶奶家还养了一头公羊，我就抓住羊角跨上去，骑着转圈玩。嘴干了，就将地里长的水灵灵的罗卜拔来吃。

据说，为此事，二大妈还与我母亲发生了爭执，说什么罗卜还没长成就给拔了。我母亲则说，孩子小，不懂事，吃一点有什么关系，护着我们。这件事，我当时是不知道的。

在陆营子住时，屋后的一户人家盖新房上樑，从房上向下抛喜糖和馒头，我和弟弟还上前抢拾。

说起陆营子，我在2010年还回过一次老家。那年姑母去世，我和大妹受父母委托，先去卢圩参加姑母的葬礼，后又到陆营子与两位兄弟和小叔会面，在祖屋前合影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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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忙碌的少年

那时在老家住了多长时间，我已不记得了，反正是在1956年9月份开学前，我们回到了南京，因为我要报名上学了。

那时也是7周岁可以上学，由于我生日小，只能到56年上学，这时快8周岁了。报名上学时，父亲在船上没回来，母亲又脱不开身，是邻居姐姐，带着她的弟弟和我，去石梁柱小学报的名。从此，开启了我的求学生涯。

这座学校紧靠河堤，不是很大，学生大多是船民子弟。我在这里上了2年就转学了。弟弟则在这所学较上到小学毕业。

当年，宝善街的路面铺的是方型小石块，通往学校的堤埂是黄泥路，南通路是沙石路。逢到下雨天，我就顶着一个破麻袋，一趑一滑的前往学校。有一次雨天上学，一位高年级同学看到我很滑稽，还敲打过我的头。

一次下大雨，我们的教室漏雨，学校在附近和尚庙的大殿里，用芦席隔了一块地方当成教室，我们班就临时搬了过去。

都是孩子，课间非常吵闹，忽然有水珠从隔栏外飘进来，弄的大家一头一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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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用手一摸，一股骚味。原来是老和尚嫌吵，用佛尘沾上尿液洒过来的。这个和尚太不地道，没有一点仁心、佛心。向老师告状后，这样的事再也没发生。

放学回家，我们住宝善街的几位同学，要经过惠民河边的一座排水站。我们时常下到河边，在出水口的乱石缝中捉小螃蟹玩，有时还能捉到小河豚魚。这种小魚很好玩，一生气就变得圆鼓鼓的。那时的水质真好，河里的魚很多，不象后来污染的越来越严重。

三年级开学前，我们住宝善街的几位同学一商量，就将我们的学籍转到了宝善街小学，上学的路好走了，也近了。

这件事，家长都还不知道，见到我们自作主张的转学成功，都很惊喜。小小年纪，能独立办成这件事，也是够自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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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学到宝善街小学后，我们被插班到三(4)班，班主任是杨增朴老师。杨老师个子高大，和蔼可亲，常指导我写毛笔字。

在宝善街小学读书时，正赶上58年大跃进、大办食堂、除四害。我们这些小学生也跟着忙。只见学校的操场上支起了一座小高炉，冒着浓浓的黑烟在炼钢，也不知是否能炼成。放学后或星期天，就去完成老师下达的任务。到河边去捡废铁，到厕所去打苍蝇。打到的苍蝇装到一个小瓶子里，然后带到学校交给老师。这些东西交到学校时，都要逐人过数登记，认真的很。

最搞笑的是，一次南京城全城行动除四害。在统一时间，家家都将能发声的脸盆等拿出来敲打，全城到处都是哐当声。你别说，真的有点用，天上飞的麻雀等飞鸟，都成了惊弓之鸟。到处是响声，哪儿都不敢落脚。可怜这些小鸟，不是被吓死就是被累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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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大办食堂也很热闹。家家都将铁锅、铁床、铁脸盆架等金属器物上交。一是可以提供大炼钢铁的原料，二是可以断了自己烧饭的后路。我们家也不能幸免，将该交的都交了。等食堂停办后，家家又重新去买锅。记得我们家的一个铜脸盆，一个铜暖壶，质量非常好，也交了。这是最可惜的，如果能留到现在，可以成为传家宝。

到了开饭时间，我就拿着锅到南通路的公共食堂去打饭。这种饭都是先蒸后煮，比轻蓬松，看上去很多，其实不然。这样的饭很不好吃。

那段时间，一件比较好的事是，非常讲卫生。居委会隔三差五到处喷洒农药，蚊虫很少。还时不时地挨家挨户检查卫生。检查卫生时，捡查人员都是戴着白手套，在每户的门头，厨櫃顶，木箱上头仔细摸，看有没有灰尘。我的母亲非常爱干净，家里搞得一尘不染，经常受到表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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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时期，各方面都比较落后，老百姓家里还没通上电，家家户户都是用煤油灯照明。

当时，我们家有一盏玻璃罩的煤油灯和一盏自制的煤油灯。玻璃罩灯要经常擦拭。我就在自制灯下做作业，母亲就在玻璃罩灯下做针线活，这个灯要亮的多。我做完作业，两个鼻孔里都是黑烟，有时不小心，还会燎到眉毛。

那时家家都是煤油灯照明，一不小心就会酿成火灾。我们会经常听到消防车的警笛声。这时大家就会议论，不知又是哪家失火了。

大跃进的第二年，也就是1959年，进入了三年自然灾害时期。这时大家都吃不饱肚子，有上顿无下顿。家中一个月才能吃一次干饭。粮食限量供应，买粮用粮本，油的供应也很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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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的船队到港后，常会带回来一些山芋干，以补粮食的不足。住宝善街四号巷的姨娘，会从下关二粮仓库带回一些豆渣饼和酒糟送到我家。母亲会买些豆腐干，在家卤一下，和门口的邻居一同乘船到芜湖去卖，挣点小钱。

放暑假时，有一次，我带着弟弟，拿着两个口袋一把剪刀，从大摆渡过河到三汊河农村挑野菜。挑菜时，弟弟说饿了，我就不管不顾地拔了人家地里的罗卜给他吃。我俩辛辛苦苦地剪了两口袋灰条菜。扛回家倒在洗澡盆中时，还冒着热气。挑回来的野菜，让母亲或炒或煮给我们吃。

那时，家中有一只下蛋的母鸡。下的蛋我们都舍不得吃。聚多了，我就拎着篮子到热河路石桥去卖，到宝善街豆腐店换豆渣。

这个时期，经常会有上门讨饭的，我们自己都很困难，遇到年龄大些的，会给一分钱打发走。

穿街走巷挑着担子叫卖的小商贩，经常会出现在巷子中。有卖蒸儿糕的、冰糖球的、糖芋苗的、麦芽糖的；还有收破烂的、修雨伞的、补锅补碗的、换钢精锅底的，都在为生活奔忙。

我会用捡拾的废铁或牙膏锡换麦牙糖吃，小商贩会判断交换的价值，麻利的切一块给你。这就是以物易物、物物交换的人类最古老的贸易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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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母亲带着我和弟弟到巷口买烧饼给弟弟吃，弟弟才将饶饼拿到手里，就被一个流浪儿童一把抢过去。

这孩子精的很，拼命向烧饼上吐口水，怕你再夺回头。就是夺回来，再吃也不卫生，只有作罢。

我喜欢看小人书，家中收集了不少。我突发奇想，与小朋友分享，一分钱一看。我就时常搬张小桌子，和弟弟到南通路口的一棵大树下摆小书摊。有一次挣了8毛钱，非常高兴。每次挣的钱都全部交给母亲，自己一分不留。那时，8毛钱可是大钱，5分钱就可以看一场电影，出2元钱份子可以吃喜酒。

有一年，我生病发烧，父亲背着我，弟弟跟在后面，乘小摆渡船过河到对岸，然后穿过弯弯曲曲的大片菜田，到姜家园医院看病。那时还没有热河南路，这一带全是和平蔬菜大队的菜地。

在上小学期间，学校还组织我们这些孩子参加一些力所能及的劳动，以培养我们的劳动观念。

一次，我们到和平蔬菜大队的菜田里摘蚕豆，大家欢声笑语，边摘边玩，忙的不亦乐乎。

还有一次到二板桥的酱园厂切萝卜，边切萝卜边互相砸，切好的萝卜砸了一地。

三年自然灾害结束，1962年，经济形势有所好转时，我也小学毕业了。这些年，我也算忙忙碌碌混过来了。

小学毕业填报志愿时，我填了十二中。因为十二中在下关地区是首屈一指的学府，师资力量强大，号称下关的小南大，大家都很向往。

我在班上的学习成绩还算可以，能排在前十名。班主任对每个学生的情况还是比较了解。老师也赞成我和另外几位同学报考十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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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追梦的青年

爭取考上南京十二中，这是我追梦的开始。

至今我都清楚地记得，当时小升初的作文考试题目是“我和我的同学”。看到这个作文题，我就明白。写我的同学是重点，但是“我”必须要有关联，不能不写，否则就会走题，影响得分。

我的一个同学因为没有认真审题，通篇只写我的同学，严重影响了分数。很可惜，他最后是去21中上的初中。

我审完题，立刻就有了主意，现编了一个故事，按规定要求一气呵成完成了作文。

故事的主要情节是：某个周日，我和我的同学结伴去玄武湖玩…，我俩路过一处湖边，发现一个小孩在湖边玩耍时不慎落水，看到这一情况，我手足无措，大喊：小孩落水了！而我的同学则二话不说，脱下衣服就跳入水中，将这个小朋友救上岸…，我非常佩服同学的勇敢行为，决心向他学习，做一个助人为乐的好学生。

非常幸运，我终于考上了南京十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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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知自己考取了十二中，顿觉一身轻松，艰苦地学习终于有了回报。这个暑假就放飞心情，尽情地玩耍。

1962年开学季，我背着书包高高兴兴地来到学校，开始与语、数、理、化、史、地、外这七位高人打交道、过招。

这是一座美丽的校园，坐落在挹江门旁、绣球湖畔。学校有四幢仿古建筑，还有一些后建的教学楼和校舍。每天清晨，学较的朗朗读书声与公园的练歌声在空中交汇，形成美妙的混声大合唱。

这所学较历史悠久，至今已一百多年。学校创办于1917年（民国六年），其前身为基督教圣公会创办的益智小学，1919年改名为"道胜小学",1942年增设初中，更名为"私立道胜中学"。1951年与私立惠民中学合并为"下关中学"。1952年7月由南京市人民政府改为公办，命名为"南京市第十二中学"。

文革时期赶时髦，很多人改名子。下关区叫东方红区，十二中叫东方红战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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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初中时，一年级有四个班，我被分到初一(1)班。班主任是洪大伟老师，他是一位资深的美术老师。他的家就在我们教室的后面，办公室就在教室前面的独幢小二楼上，楼下是体育器材室。洪老师教学认真，不苟言笑，是一个比较严肃的人。

记得当时班上有五十多名同学，有同学议论：排班是从高分到低分排的，我们班都是考的最好的，言语间流露出无名的自豪感。

我则想，应该是随机安排的吧，不会有那么多讲究。管他编在那个班，继续努力学习才对。

要读的书发下来了，老习惯，我拿起新书就闻起来，油墨的清香味直冲脑门，真的令人非常陶醉。

难怪有书香门第、书香世家、书香家庭一说，原来出处就在这里。

书真的很香，否则也不会有：“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这样的名句。

新书发下来没几天，老师就说我们班不学俄语了，改学英语，将俄语书收回，发英语书。当时老师没做解释，后来才知道，原来是中苏关系恶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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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那时上中学，还是一件比较辛苦的事。上课要认真听讲，老师讲到重点难点时，要记点笔记。回家后，在煤油灯下认真完成老师佈置的作业，第二天按时交给学习组长或班长。有时会在路灯下和月光下看书、背书。

应对各种考试是每个学生比较头痛的事，高人会拿出真功夫与你过招。

除此之外，上学的路也在考验我们。我家住宝善街最南面，从家到学校大约要走二十分钟路。无论春夏秋冬，阴晴雨雪，雷打不动地按时到校。

为了减轻家庭负担，我一般都不在学校食堂买午饭吃，上午放学后跑回家吃饭。

一天四趟是我的基本功，几年下来应该走了不少路。也奇怪，就是这样也从来没觉得累，年轻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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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象现在的中、小学生，都是家里人接送，不是电动车就是私家车。

我们那个年代，自行车可是奢侈品，一百户人家能有一户有自行车就不错了，根本就没有什么私家车。

说起自行车，有一件趣事。我的一位同学住学校对过的姜家园，他家条件比较好，家中有一部自行车。我就让他教我骑自行车。

放学后，我们就一同来到绣球公园，他就教我学骑车。通过好多次的学习，我终于会骑了。为了感谢他的助人为乐，我会时不时地请他吃烧饼或烤山芋。

(初中同学在审计学院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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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关这一带，住户大多数是底层百姓。有搞船的、码头扛大包的、踩三轮车的、拉平板车的、沿街叫卖的、开小店经商的、以及菜农等，家庭条件都不是很好。

我的父亲就是搞船的，解放前为船老板打工，解放后才成为船上工人，收入还是很低。

一次上体育课，正值隆冬季节，体育老师带领我们班在学校西边大操场上体育课。立正稍息后，老师用鹰一样的眼光来回扫视了一下队伍。突然，他指着我，大声地说：你，把大棉袄脱掉！这样怎么上体育课？我赶忙解释说：老师，我穿的是空心棉袄，里面没有卫衣。老师认真地看了我一眼说：好吧，就这样，开始上课……。

那时，大多家庭家境贫寒，能穿上卫生衣、毛线衣是很了不起的。

这堂课后，我被好事的同学起了一个"大棉袄"的雅号。

那时，同学之间互相取外号，可是一件非常开心的事。

也许你不知道，我母亲会裁剪缝制中式服装，我身上穿的棉袄可是母亲一针一线做出来的。春、秋取出棉花就是夹袄，天冷了，填进棉花就成了棉袄。

(初中同学在小桃园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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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学校，除了紧张的学习外，我们的业余生活还是丰富多彩的。

记得，学校组织过我们到江心州学农，当时就干些简单的农活。中午开饭地点的旁边正好有一个大粪池，怪味直飘。一位女同学喉咙浅受不了，当场大吐起来，引来同学们一片哄笑声。

还有一次到城河村学农助农，睡的是稻草铺，屋内还有一口农户家的棺材，门外就是猪圈。放眼南望，能看到城墙。可惜，黑龙江路的这段城墙后来被拆了，只剩一段修复后的遗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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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在64年前后，我们的巷子装上了共用电表，十几户人家共用一只电表。因怕电表超负荷，规定一户只能有一盏灯照明，电费平均摊，不允许有第二盏灯。

我们就在靠近房门的隔墙上开了个小窗口，将灯吊在这里。这样两间房子都有亮光了。

母亲在房里做针线活时，我会将灯拖到离她近的地方挂起来，不用时就挂回原处。

一段时间后，我觉得这样很不安全，我就加装了一个双联开关，增加了一个灯泡，这样既方便又安全了。

邻居们看到我家一会这个灯亮一会那个灯亮，说我家多用了一个灯头，违犯规定占大家便宜了，来同我理论。

我耐心地向大家解释，说明原理，并说如果发现两个灯同时亮我可以认罚。邻居有懂电的，知道我这样做没问题，这件事也就平息了。

有一天，我看到别人只用一个听筒和连在听筒上的一根电线，将这根线绕在电灯线外面，就能收到南京广播电台的广播声，奥妙是听筒里装了一个二极管。

我也不知道什么原理，只是觉得有趣，就照葫芦画瓢玩起来。星期天我就跑三牌楼和会街、军人俱乐部、新街口世界剧场，这些地方都有无线电器材卖。

每次出行，都是步行前往。到世界剧场时，我穿过大街小巷和农田，路过五台山，来到目的地。买好器材后再原路返回。

起初，我用固定矿石加上一个听筒，就能收到广播电台的广播。改用活动矿石后，拨动针孔，收的台就多了，有时还能收到西站调度的喊话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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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中学时，我已14岁，是个大青年了。学习之余，常会帮助父母做些家务事，减轻他们的生活压力。

那时，每家每户还没有通自来水，大家都是到巷口私人开的水站挑水吃。挑一担水要付一分钱。

水挑回来倒入水缸，要挑三次才能装满水缸。挑水时为争水桶，时常会发生争执。

挑回来的水都要节省着用，洗衣、洗菜都到惠民河边去，一盆洗脸水要洗一家人。

后来我下放农场，挑水的活就由弟妹们接班了。

水站有时会停水，我就到河边去挑水。挑回来的水要用明矾沉淀后才能用，时间一长，缸底会有一层泥沙，要经常清洗水缸。

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也就是我从农场回宁的那一年，我们家才用上一户一表的自来水。是父亲和我骑着三轮车，去三元巷的自来水公司领回器材，然后由他们上门安装，我们又到小挑园买了一个成品水泥洗菜池回来。这时用水就不再那么受罪了。

那时，我最喜欢做的事是到河边去洗碗筷。夏天午饭后，提起装着碗筷的菜篮子来到河边，放下篮子先下水扑腾几下，玩的差不多了，才洗好碗筷提着篮子回家。

我在玩中学，学中玩，经过多次玩水，竟然无师自通的学会了游泳。我的进步也蛮快，可以游到河对岸了。

夏天，惠民河常有运西瓜的小船在河中行驶，我们一群顽皮的孩子就围着小船转，总有人会弄下来一个西瓜大家分着吃。

学会游泳后，胆子也渐渐大起来。一次与同学相约到下关电厂外的江边去游泳，被前来查看的老师发现，罚我到洪老师的办公室打扫一周的卫生。

当年，老师关爱学生，怕学生出事，顶着烈日冒着高温到江边去找班上的学生，老师真的不容易。回想起来，真的很惭愧。

说起游泳，我游过惠民河、长江、绣球公园游泳池、河校游泳池、玄武湖万人游泳池、大运河、大海。

就是说，江、河、湖、海我都去游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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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宝善街的老房子是土坯墙草房，五四年发大水时，房子的后墙被水泡塌。父亲就买来芦柴盘绕上稻草，用草把子和竹片编扎成墙，再泥上黄泥。这样的房子经不住日晒雨淋，需要经常修补。

这时我渐渐大了，也能帮父母分担些体力活了。每当父亲修补墙体时，我就会帮助父亲端水和黄泥，用斧头将稻草剁碎撒进黄泥里，然后父子俩轮换赤脚进去踩，直到踩均匀。

完成准备工作，我父亲就做大工负责泥墙，我就做小工负责搬运和好的泥，每当父亲累了，我就替換泥几下。

我姨娘姨父住在宝善街四号巷，他们买的两间房子是建在水塘边，房子下面都是打的桩，屋内地面是在桩上铺的木板。

由于房子太老，很多地板和桩都烂了，成了险房。姨父就和我父亲商量看怎么办。我父亲说，房子不用动，加固房柱，将下面填实，另做地面就行了。

于是，父亲带着我和弟弟去姨娘家帮忙，邻居张家的儿子也来助阵。我们在房屋下面钻进钻出，经过几天的努力，终于用电厂的小灰将下面填实。然后加固房柱、拆掉地板、打上水泥，顺利完成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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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年代，一到夏天的晚上，城门洞、河堤上、大街小巷到处都是纳凉的人，非常热闹。晚饭后，人们立即搬起凉床、躺椅、橙子抢地盘。

我们根本没见过电风扇是什么样子，度夏全靠一把扇子。小孩子热的难受，就将洗澡盆放滿自来水，爬进去快活快活。

一到夏天，我和弟弟就来任务了，晚饭后，就协助父母在门口搭好凉床、摆好吃饭的小桌子用来乘凉。妹妹们都还小，母亲帮她们洗过澡后就交给我俩，她们睡的香，我们忙的欢，扇扇子，赶蚊子。

睡到半夜，突然下起雨来，到处都是大呼小叫声，忙着向家里撤退。

那时我们穿的凉鞋叫趿地板，我穿的趿地板是父亲亲手做的。无论是白天还是夜晚，大街小巷到处都是踢跶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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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到放暑假，我就会按步就班地完成暑假作业，其它时间就是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彻底解放自己。

我会和邻居家的孩子结伴去定淮门、三汊河等处粘知了。我们事先做好准备工作，用面粉和成团，再洗成面精备用。发现知了在树的高外鸣叫，就将三根竹杆连接好，将面精裹在竹梢头，寻声去粘，最多一次能粘十几个。

那时的眼力真好，不象现在，只闻蝉鸣声，不知何处寻。

从宝善街过大摆渡到三汊河，那时这里的水塘、水沟都非常多，到处都有野生龙虾，我时常去钓着玩。

那时很少有卖玩具和买玩具的，我就自己动手制做玩具。

我用和好晒干的黄泥块，刻制成左轮手枪，再用铅笔塗成黑色，一把铮亮的手枪完全可以乱真。

用板车幅条做成火药枪，买来满大街都有卖的火药纸，撕一点放进去，扣动搬机，响声震天，时常将大人吓一跳。

火药纸用完了，扒点火柴头放进去，也照样响声震耳。

滚铁环、打弹弓、飘画片、打梭、蹲在地上打弹子，到河运学校体育场旁的草丛中捉蛐蛐，更是家常便饭。

我还用放大镜做过一个幻灯机，买来一些幻灯片，用手电筒做光源，观看墙上的投影，非常有意思。

三年的初中生活很快就结束了，接着不是上技校就是上高中，又或去找工作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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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五年，我初中毕业了，学校为我们拍了毕业照，洪大伟老师、方桂老师、隋淑英老师居中而坐。由于我对无线电感兴趣，中考时，我填报了南京无线电工业学校，因考试失常，加之竞争激烈，没有如愿。到秋季开学时，我回到学校报到上高中了，追梦的征程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我被分在高一（2）班。

还是熟悉的校园，就是上课的教室变了。新教室是在原来教室的北边，也是一排平房，教室同样是坐南朝北开的门。旁边就是大操场，课间休息时活动一下非常方便。

班上的同学大多数都是生面孔，只有几位是初中同学。这时我想，我要尽快融入这个新的集体，共同度过三年的高中生活。

上了高中，自己明显感觉学习的压力大了，不能再象上初中时那样放任自己。上高中就是奔上大学去的，不刻苦学习是不行的。

我们班上的同学都比较优秀，在学习上他们都是我的榜样。

当时有这样一个传言，说高一（2）班是皮鞋班，其它三个班是草鞋班，令人捧腹。

上初中时，外语和化学是我的短板，现在上高中了，不能再这样下去，我决心要刻苦学习，迎头赶上，尽快改变这种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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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高一（2）班的班主任是和清邵老师，他是教物理的，对学生的管理还是比较严格的。和老师身形高挑，说话讲课不急不缓。他有个绝招，手里捏着一枝粉笔，背对着黑板，随着身子一转，一个标准的圆就出现在黑板上。上课时有人打瞌睡，他会用粉笔头精准地砸向你，提醒你好好上课。

新的学年开始，学生按时到校上课，老师认真讲课授业；交作业、测验、考试，一切按部就班，上半学期平稳渡过。过完春节，新的一年，新的学期开始了，每位同学都精神抖擞，象海棉一样去汲取知识。

然而，好景不长，随着1966年5.16通知的传达，很快出现了学校停课，工厂停工的情况。社会上出现了红卫兵等群众组织，大、中学生开始大串联。毛泽东在1966年8月至11月期间，8次接见红卫兵，这8次分别是：第一次8月18日，第二次8月31日，第三次9月15日，第四次10月1日，第五次10月18日，第六次11月3日，第七次11月10日，第八次11月26日。我参加了第四次，即国庆节的这次活动。

当时，我的父亲在浦口铁、水、港联合调度室工作，因串联的学生乘渡轮过江的太多，非常繁忙，父亲被临时抽调到码头协助工作。父亲将我送过江，送上去北京的火车。到了北京，我们被安排在西长安街五棵松的一处院校内住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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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10月1日凌晨2点多钟，住地的学生全部起床集合，有关部门给每人发了一袋食品，以供就餐用。随后乘大卡车出发，从北京城外围往东前行。沿途车辆浩浩荡荡，由于参加国庆游行的人和车辆很多，车速很慢，车开了很久才到达指定地点，这时天还没放亮。到达集合地的人们就席地而坐，静待游行开始。终于，我所在的游行队伍来到了天安门前，路过天安门时，能隐约看见毛主席及中央领导在城楼上向游行队伍挥手。

游行结束后，我们又返回天安门广场，在天安门广场纪念碑的西北方向就位，等候观看晚上的烟花。夜幕降临，华灯齐放，在我们后方的烟花燃放点，烟花齐放，响声震耳欲聋，人们的惊呼声、欢笑声不绝于耳。当时，毛主席，周总理等领导人席地而坐在金水桥旁观看烟花。当时我们并不知道此事，是后来才知道。在同一个时间，同一个地点，看同一场烟花，非常幸运，伟人们仅与我们相距几百米。

红卫兵大串联时，吃、住、行全部由国家买单，前所未有。手持学生证可以全国行，类似于现在的护照签证出境游。学生证上盖个章，就可以坐大轮、坐火车，到处都有接待站。

有些学生借钱、借粮票、借大衣，留下真实的家庭地址，后被来信索还，学生的善良本质可见一斑。

我在北京串联时，曾到北大、清华体验学生运动，抄大字报。还曾到颐和园、军事博物馆、动物园等地参观游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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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时间，学校不再有朗朗的读书声，取而代之的是各学生团体忙碌的身影。墙上贴滿了大字报，俨然是一场书法作品室外展。各色毛笔字一展雄风，互爭雌雄。不少学生因此练就了一手不错的毛笔字，提升了自己的文笔。

社会上更是有点乱哄哄的，小道消息漫天飞舞，派别爭斗如火如荼。时不时有人传说那里又游行了，那里又武斗了。总之，社会无序，群情激昂。

那时，我有点不入流，有点不识时务，是个逍遥自在的逍遥派。想去学校看看就去转转，不想去就在家蹲着，或看些书，或找点乐趣。

有段时间，下关地区闹五湖四海，每家每户都要派人参加居委会组织的夜巡活动，我曾多次参加巡逻。每次巡逻，我就扛着一根扞面杖当武器。一个夏日晚上，突然有人高呼"水鬼"来了，街、巷里在外面乘凉的男女老少，大呼小叫地向家中撤退，牢牢地关上大门。

最搞笑的是，有个人在下关电影院看完夜场电影回家的路上，到堤埂下的惠民河边大便。夜间巡逻的队伍有人眼尖，大呼：水鬼上岸了！一群人立即围上去，把大便的人吓个半死，巡逻的人也虚惊一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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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无法继续上学读书，又无所事事，就相约本校的几位同学联系单位学工。我们联系的单位是坐落在下关江边路的航道区，这个单位是管理长江航道、保证航道畅通的。

在约定的时间，我们一行人来到了江边码头，登上先锋302船，船长为我们安排好舖位后，就鸣笛开航了。该船劈风斩浪，长江两岸的风光尽收眼底。船到安庆靠上码头，有船员上岸补充物资，我们也上岸去江边的迎江寺振风塔游玩。回到船上后，先锋302船继续朝上游航行，船行不久，来到江心洲附近作业地点，船就靠在长江南岸。

当时的作业任务是探查和排除战争年代遗留在江底的爆炸物。作业面的佈局是，两艘大木船分左右两边抛锚定位，另外一艘船通过定位船的控制，在江面上前后左右来回移动探查。探查船上有个探杆，探杆頂端裝有探头。由于江底高低不平，为保证探查准确无误又不损坏设备，探杆要随时升降。

我们的任务是根据指令推动绞关，根据江底地形的变化使探杆或升或降。初次接触这样的工作，感觉既新鲜又有趣，每个同学都非常认真地工作着。

有一次作业，发现江底沉有一枚未爆水雷，潜水员随即着装下水，专业人员将水雷打捞上来后，运到江心洲上一个空旷处引爆消毁。

记得船上的船员有一架手风琴，一杆汽枪。我们会试拉几下，或者拿着汽枪上岸去打鸟，一位同学枪法很准，我们玩得都很开心。

休息时，我们常会上岸溜达。一次，发现江边有一只无人看管的小木船，船上有一对划桨，几人立即来了兴趣，齐声说划船玩。我们都没划过船，最初，船在原处乱转不听指挥。到底是年轻人，头脑灵活，我们很快就能掌控住小船，于是齐心合力向长江北岸划去。由于夏季江水湍激，小船到达北岸时已冲到下游很远处。没刅法，我们只有沿江北岸奋力向上游划去。远看，江南岸的先锋302船已处在我们的下游，这样，我们就很轻松地将小船划了回来。

回到船上后，船长将我们狠批了一顿。原来是船长发现我们几位学生上岸后很久沒回船，拿起望远镜四处搜看，当发现我们在江中的一只小船上时，气的要命，非常担心我们出问题。

毎当回想此事，都会暗自好笑，当年真有点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味道。

记得在这个时期，学校还曾组织我们到岔路口和十月人民公社学农。在岔路口时，住在农户家中，屋外不远就是公路，公路旁就是铁路，时有火车通过，夜晚很吵人。班里几位身强力壮的同学，会到板仓去拖大粪。在十月人民公社学农时，是住在一个库房内，席地铺床，一张草席往地上一放就是床。我曾帮村里用纸板刻制毛主席语录印板，然后在墙上刷印。热了，就跳到水塘里洗把澡。

就这样，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很快来到了毕业季，没有学到什么知识的高中生就要毕业了，毕业后何去何从，一片茫然。

坊间有消息说，我们这几届学生不是去内蒙古就是去苏北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如果此事成真，追梦之旅应该结束了。

很快就得到准确消息，我们要上山下乡了。

于是，一些学生就抢先下手，自找门路就近下放去了，更多的去了苏北农村，我有幸去了东辛农场，开启了人生的别样旅行，步入了社会，迎来了新的考验和生活。

第二部

(四)农场的磨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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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天终于来了，我接到了迁户口到东辛农场的通知。到中山桥派出所迁好户口后，我就不再是南京人，而是灌云人了。

事情已成定局，有再多的想法也无济于事，抓紧做点下乡的准备吧。于是，我就到宝善街1号的新江木号，选购可以制做木箱的板材。板材选好弄到家后，我就着手做箱子。我按照设定的尺寸下料、拼缝、做燕尾榫、拼装。做燕尾榫是很精细的活，尺寸必须精准。箱子做好后，我又买来铁制箱子包角，包在箱子的8个角上。箱子做好后又进行了美化，做了一道清水漆。我亲手制做的箱子很规整、很坚固，自己很滿意。这只箱子一直陪伴我，回城后还是继续使用。直到宝善街拆迁后，才不忍地送给别人。

说到动员上山下乡，那时经常会有宣传队敲锣打鼓地上门宣传，敲的你六神无主。

时间过的真快，这是1969年3月13日，母亲看到我真的要离家了，坐在那里泪流满面，万千不舍。父亲则默默无语，缓慢地将箱子、被子等物品装上借来的三轮车上。是父亲、弟弟及门口的一个男孩送我来到了南京21中大操场。当时操扬上人声鼎沸，互相打招呼道别。不久，我们乘坐的大巴车就出发了。我眼含泪水与同样表情的父亲和弟弟挥手告别。我想，这时的父亲和弟弟一定会非常失落。

我的弟弟也是十二中老三届学生，是初中二年级，后来幸运地在十二中升学上高中，毕业后分配到厂矿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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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队缓缓地驶离了21中，离开了美丽的南京城。此时此刻，我的心情非常复杂，不知是喜是忧。也许是觉得自己长大了，能够独立地去面对生活、面对世界了，这应该是一件高兴的事吧。忧的是，前方是什么状况，我是否能够适应和独立地面对，一切都是未知。思绪中，车队来到了刚落成通车几个月、中国人引以为傲的南京长江大桥。这座大桥，我也曾为它出过力流过汗。长江大桥建设期间，南京市曾组织厂矿工人、学校学生到大桥工地参加义务劳动，我曾在这里抬过钢筋，运过黄砂。

车过大桥，就是苏北。大自然真奇怪，以长江为界，苏北少有山脉。除江北老山，灌云及连云港地区能看到山，映入眼帘的是一马平川。而一江之隔的江南地区，地形却成丘岭状，时有高山。

我们一路风尘，路过洪泽湖，穿过沂河塘。由于季节的原因，看到的是荒凉一片，一些低矮破旧的农舍时不时从眼前掠过。

我们到达农场时已接近傍晚，车停在西阳分场门前的空地上。农场本地的职工热情地前来迎接我们，分别将学生带回自己的家中安顿。那时还没有知青宿舍，我们这些学生都是分住在老职工家中。

我被赵姓老职工接回家，我尊称他赵大伯。

我们住的村子是西阳三组，村子里的一条路是东西走向，赵大伯有两处房子，路南是他父母住的两间屋，门口有个大水塘。路北是一座带院子的三间屋。他们宁愿自己挤，还是腾出房间安置我们。

我们三位同班男同学被安排住在路南的屋子，里屋住着两位老人，我们三人住在外屋，我们敬称两位老人赵爷爷赵奶奶。同来的三位初中女同学被安排在路北的屋子。

从安顿下来的这一刻起，我们的身份就由学生变成了知青。从此，“知青”这张标签就牢牢地贴在我们身上，成为我们一生的荣耀，成为我们一个难以磨灭的印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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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晚住下来的床铺是大通铺，房主靠东山墙精心地围了一道约60公分高的土坯墙，里面填滿麦草，上面放一张芦席，这就是我们三人睡觉的床。一夜过来，滿身出现红点子，原来是跳蚤在用它的方式迎接我们。

初来的知青都是在房东家搭伙，赵大伯家人口多，加上我们六名知青，吃起饭来有十几个人，象个小食堂，赵大妈确实忙不了，我们不忍心。于是我们就向作业组领导提出来自己开伙，领导很快安排人送来了10斤面粉。这时，我们已领到了此生第一份15元工资，我们就去食品站买点肉，包饺子吃。没几天，面粉吃完了。领导一看，这也不是个事，就将我们安排到机耕队的三位职工家搭伙。我搭伙的那家姓高，在机耕队任机车组长，兵团成立时，担任机耕队排长。我喊他高大哥，喊他夫人大姐。

后来盖了知青宿舍，办了知青食堂，知青就从房东家搬出，过上了集体生活。

我们所在的西阳三组，那时还会集中全组人员在村东头入口处的空地上，每天要早请示晚汇报，还会跳起忠字舞。

一些人家会在堂屋正中的条桌上佈置宝书台。我们的房东在条桌上佈置了毛主席站立像，像的背后是一个画着红色线条的圆盘。通上电，小电机带动圆盘转动就会闪闪发光，效果非常好。

房东家为了省钱，不到小钢磨加工面粉，自制了一台人力小钢磨，象骑自行车一样提供动力加工粮食，我试踩过，很是费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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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来之，则安之，我们知青从此开始了务农生活。组里给我们每人发了一把锄头和一把镰刀。我们每天都早早起床自由活动，等待通知去干农活。不象城里工厂上班，工人每天要在固定的时间到岗，还是比较自由的。

听到钟声或接到通知，我就会跟着大伙到大田去干活。我们从最基本的农活学起，我首先学会了锄草。锄草要用巧劲活劲，特别是锄到植物根部时，更是要有准头，不能伤了植物。麦收时，我学会了翻场、扬场，学会了堆草垛。在上河工时，学会了如何挖泥，如何推独轮车。别看小小的独轮车，没推过的人真的掌控不住，特别是装滿泥土以后，一个不对劲，车子就翻掉了。在老职工的指点下，我逐渐掌握了要领。推车时，不能象走大路一样，要两腿分开，在前进的过程中随时通过身体和步伐的左右移动调整重心，保持平衡。掌握要领后，我终于就学会了推独轮车。

知青们渐入佳境，很快就适应了一切，过起了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日子。

白天，大家都认真劳作，努力完成领导下达的农田作业任务。一到晚上，年青人活泼好动的天性尽显无遗，西阳庄各处都可见到知青的身影，有的三、五成群，有的单独溜达。知青们有的吹笛子，有的吹口琴，有的则引吭高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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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这些知青，住在老职工家中还好说，但是搭伙吃饭很不方便，也不能长久。很快，分场领导就要求各作业组尽快将知青食堂办起来。于是，三组就在晒麦子大场旁的牛舍腾了一件屋，进行一些必要的建设，将食堂办起来了。

食堂办起来了，都是抽调知青到食堂上班，这叫知青烧饭知青吃。在食堂工作的一名男知青后来调到淮阴兵团部食堂工作。有一次我到淮阴办事，去看过他，在他那里吃了一顿饭。

有一天，这名男知青去新浦采购，一夜未归，领导很不放心，就安排几位知青去新浦寻找。

新浦离我们农场只有几十里路，我们七、八个知青结伴而行，一路说说笑笑，路过群英闸、云台农场，很快到达南城。

南城是进、出新浦的咽喉要道，只见路中间拦着砂袋，只留一个很小的口子可以通行，有造反派持枪检查过往行人，时不时对小驴车拉菜的罗筐捅上一刺刀，盘查很认真。

他们对我们也进行了盘问，得知我们是才到农场的南京知青，是到新浦找人的，就放行了。

到了新浦，我们看到街上的气氛很紧张，时不时有武装车辆在街上驶过，路上也有持枪的人走动。城市那么大，到那里去找人，转了一圈，已到中午，我们就来到黄海饭店吃午饭。正在吃饭时，突然听到警报声响起，我们当时就紧张起来。一位服务员听我们口音知道我们是南京知青，就提醒我们说，你们快吃赶紧走，马上要戒严了。听了此话，我们便草草吃了饭赶紧离开饭店。因怕引起别人注意和误会，一行人便分散离开饭店。我们没找到人，就原路返回，平安回到农场。

听说农场离海边不远，大家合计了一下，决定到海边去游次泳。这是一个星期天，我们一行人从驻地往东而行，路过一些村庄、集市来到海边，大家迫不急待地扑向大海，随着海浪一起一伏地游起来。大海真的是无风三尺浪，与在长江游泳是不一样的体验。我是第一次在海里游泳，没掌握规律，上来就呛了一口水。很快我就掌握了方法，在浪谷换气，在浪峰憋气。我忽然注意到，海水一直在退潮，我们游的是退潮泳，难怪不费力，可是往回顶流游就要费劲了。我大喊，不能再往远游，赶紧往回游。因为退潮，大家顶流游，费了很大劲才游回来。幸亏我们游的不是很远，要是体力不支或水性不好，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上岸后才觉得有点后怕。

上岸后，我们的身体经太阳一晒、风一吹，皮肤都绷得紧紧的，非常难受。我们便找到边防军驻地，向他们讨要淡水冲洗一下。解放军战士很慷慨，将他们精打细算用的淡水提供给我们清洗。这些淡水可是他们用小船运来的，非常珍贵。

终于到大海游了一次泳，我们胜利凱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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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夏大忙后，进入正常的田间管理，人们都比较清闲。我们同住的三人结伴前往云台农场，去看望一位文革前下放到这里的老知青。这位老知青是我的一位高中同学的二哥。看到我们到来，他非常高兴，闲聊后带我们到食堂吃午饭。吃饭时发现，食堂西南角屋顶有个大洞，开了天窗。我们就问是怎么回事，他说，是武斗最激烈时，造反派向农场打迫击炮造成的。还说，他们连队有一位女知青在宿舍里的窗前被流弹击中而亡，我们听后唏嘘不止。

一转眼，我们来到西阳己近半年时间，大家都很想家，知青纷纷请探亲假回家看看，我也请了探亲假。

说来话长，我的探亲假旅程可曲折了。当时还没有南京直达东辛农场的长途汽车，开通中央门直达东辛农场的长途车是后来的事。

(豆包制作:让老照片动起来，在房东门前的水塘边洗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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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东的大儿子与我同年，是他骑自行车送我到南城，途中我们两人换着骑车。到了南城，我买了点吃的，我们两人吃过后，坐在路边等候淮阴至新浦的长途车。因新浦仍在武斗，南城成了这趟车的终点站。等了好长时间，车来了，我向赵大道谢后，就乘车前往淮阴。

到淮阴时已是下午，我又马不停蹄地前往轮船码头。这时天气非带炎热，我跑的汗流浃背，实在受不了。在码头等船时，我放下行李，到大运河里痛快地游起泳来。由于我只身一人，且不知水情，不敢游太远，凉快一下就行。上岸后继续等船。晚上，我终于登上了淮阴至扬州的扬州班。船到扬州，我又前往过江轮渡，乘渡船到了镇江，在镇江买了到南京西站的火车票，到家时已是下半夜。

其时，家人们在门口搭床乘凉过夜，看到我突然回家，非常惊喜。

假期快到了，父亲就为我张罗回农场的事。父亲送我来到停靠在幕府山江边的船队，船队是装石料去苏北的。同行的还有认识和不认识的知青。船队走长江、走大运河，来到淮安运东闸，船队长告知我们，只能送到这里了。于是我们一行人上了岸。从运动闸到淮阴已经不远了，我们转乘汽车来到了淮阴市区。到了市区，留下几位女生帮大家看守堆在路边的行李，其余的人还跑去看了一场电影。我们当中有人下放在苏北农村的公社，就在此分手，各自想办法回去。我又经过两次转乘才回到农场。

后来，南京中央门长途汽车站开通了直达东辛农场场部的长途车，新浦火车站的运行秩序也正常了，我们知青回宁探亲不再是难事。

知青们大多在春节期间结伴而行，赶回家过年。回家时，我会背着黄豆、花生米、自己做的风鸡、风鱼回家。

在新浦火车站购票时，知青会拿着盖有”八一"印章的探亲证明到军人优先窗口购票，遭到拒绝后常会发生争执。针对这种情况，车站就出了一个"军人优先兵团除外”的告示，知青看到这个告示，就不在纠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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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随着江苏生产建设兵团的成立，东辛农场改成一师三团，下设营、连、排、班。我所在的西阳分场改为七营，三组改为49连，原来的组长被任命为连长。我被编在4排12班担任班长。

在兵团组建过程中，大约是八月份，西阳的知青迎来了大变动，一部分知青被调往五图河农场，参加组建一师四团。

后来，留下来的知青工作也有了变动，有人被调往场部或直属粮库等处。我们三人，一人调到48连，一人调到三营24连，我被调到52连，这个连就是原来的西阳机耕队。

这样，我就搬到52连连部住了。

连部是一排平房，这座平房的东头紧挨着营部的一排平房。连部有连长、副连长和指导员，我担任文书工作。

营部有营长、副营长、教导员、书记员、通信员、会计、农业技术员。

营部的书记员是一位老知青，通信员是我的小学同学，他是营部的首任通信员，我们常有交流，后来他调到徐州煤矿去了。

营长、教导员都是现役军人，连级领导都是转任的。

机耕队成为连队后，管理范围也扩大了，

我们连队有三台东方红拖拉机，两台联合收割机，两台轮式拖拉机，一台手扶拖拉机，以及配套的农机具。负责全营的耕、耙、播、收、种和灌溉保墒工作。

连队以机耕作业为主，有驾驶员、油料管理员、电工、木工、电焊工、铁匠铺、自行车修理铺，还有小钢磨加工粮食的，瓦工队修理房屋的，连西阳小学都曾纳入机耕连管理，开起会来，连队食堂的饭厅坐满一屋人。

机耕队时期，队里就有一些老知青，成立兵团改为连队后，补充了新鲜血液，陆续从各连队抽调了新知青，被安排担任拖拉机驾驶员、炊事员、电工等工作。青年人多了，连队的气氛也活跃起来了。新老知青加起来有十几人。

1969年12月三团召开了首届积代会(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代表大会)，4日下午报到召开预备会，5日上午大会开幕，梁副团长至开幕词，郭师长讲了话。7日下午的闭幕大会上周政委做了总结报告。

三团首届积代会共有代表476名，其中贫下中农代表192名，干部代表98名，知青代表186名，我是知青代表之一。

(机耕连七位知青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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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连长姓田，当时40岁左右，是非常精干的一个人。他的机务水平在全农场都是响当当的，无论是机车修理还是实际操作都是一流的。每当兵团在三团开现场交流会，总会选择在七营。每次他都亲自披挂上阵，在二里半长的大条田上做开墒演示。他开出来的墒沟象枪打的一样笔直，受到观摩学习的人高度称赞。

记得一年冬季的上午，我们正在连部组织学习时，他突然喊停，让人把在外面发动拖拉机的职工喊过来，当着大家的面问你怎么回事，他被问的一愣，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原来是，这位职工在头天晚上做防冻排水后没关阀，早上准备出车加热水时，也没认真捡查，加的热水淌光了都没注意，发动车子时声响不对，一屋子的人都没有感觉到，却被连长听出来了，你说神不神。

由于他工作能力強，技术棒，在兵团撤销恢复原来建制时，他被调到七分场任副场长，分管机务工作。后来又调到修理厂担任副厂长。他在修理厂工作期间，因为一项技术发明，还到北京参加过表彰会。

我们连队的指导员姓王，他的家在连队食堂的后面，食堂的前面就是办公室和职工宿舍。他常会在吃过晚饭后到我这里转转，与我聊天，有时还会谈谈工作。他有个儿子，在兵团成立后，被安排到大丰的兵团三纺工作。

在我1975年1月入党时，他和连长是我的入党介绍人。

我调到机耕连时，上级安排的学习任务很多。我的主要工作是协助指导员做好学习、宣传、教育工作，以及一些文字材料拟稿、统计材料的上报。

不久，连队实行独立财务，不再是报帐制时，领导安排一位老知青担任总帐会计，我做他的助手，兼任出纳。文书和出钠就是我的本职工作。

应该说，文书工作是我从未接触过的工作，还是比较生疏的。我能认真对待，找来一些文秘方面的书籍学习。虽然谈不上得心应手，还是能够比较轻松地去开展工作的。这时，我就将我的工作重点转向学习财务管理方面的知识。

我首先学习打算盘，老知青则将他所掌握的财务知识毫无保留地传授给我，在他的帮助下，我学会了打算盘、做传票、装订传票以及各类报表的填报工作。在他被调任更重要的工作，由我接任他的工作时，我就没有手忙脚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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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到机耕连的第二年，也就是1970年，全国开展了"一打三反”运动，根据上级的安排和要求，连队的各种学习渐渐多起来。这时，我就配合指导员将大家组织起来学习，传达上级指示、传达中央文件。那时的中央红头文件是从中央层层下发的。每次接到通知，我就会去营部签领，领来后要妥善保管，绝对不能遗失。

中央红头文件都是保密级，只能在连級干部中传阅，绝密级是传达不到连一級的。根据上级佈置，有些中央文件才被允许在群众中传达。传阅完后再送到营部，由书记员登记签收，管理很严格。

随着运动的深入推进，一些知青，包括老职工在内，由于对农场的艰苦生活条件不适应、不理解，又不能正确对待，平时又管不住自己的嘴，发些牢骚、说些不应该说的话，而受到了冲击，被隔离和办学习班。三团的每个营、连都有这种情况。

我们连有一位老职工，因比较散漫，常会说些不该说的话，没事时当笑话，有事时就是罪行。他被别人揭发而就地隔离，住在连队，不许回家。这时也就不让他开拖拉机，每天帮食堂到水塘边拉水。

运动期间，有一起震动全团的事，一位老知青被判现行反革命，在团部大操场，召开了千人宣判大会，宣判大会结束后，被拉到团部东边中干河边枪决。该知青被执行枪决后，大会还组织参会人员到现场观看，以示警告。后来，这起知青反革命案件荻得公开平反。平反时，该知青家属来到现场，团里还安排知青代表参会，还安排送了花圈，此事画了句号。只可惜一条鲜活的生命没有了。如今，在这位知青被枪决的河边建起了一座知青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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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性的″一打三反"运动虽然打击了一些犯罪分子，但也酿出了大量冤假错案，导致一些无辜干部群众受到迫害。

今天回过头来看，实事求是地说，当年农场的生活条件还是很艰苦的，蔬菜种类很少，以面食为主。特别是到 冬季，以大白菜、粉条为主打菜。大白菜帮放点肉絲炒一炒、再用菜叶烧一锅汤，知青们也就一菜一汤，偶而改善伙食，能吃好一些。知青们的劳动强度还是蛮大的，尤其是上河工和三夏大忙时。当年，大多数知青才16、7岁，不谙世事，发点牢骚是再正常不过的。只是有的人会发有的人不发而已。知青中就有人嘴快，形容早歺的稀饭是一吹三条浪一吸一道沟，从而引发事端。

农场地处苏北，紧靠连云港市，一到冬季，朔雪漫天，天寒地冻，特别的冷，连东北到我们农场搞机械试验的人都喊受不了。记得，我的母亲将她帮街道梳麻絲的一个月辛苦钱给我做了一条呢子裤，弟弟则将他的夹克式工装棉袄送给我穿。就是怕我冻着。

文革还在进行中，1971年发生了"9.13事件″，那些天，团、营气氛有点怪异。团、营现役军人时不时会集中去师部开会，回来后一言不语，表情沉重，一反常态。往常，他们会即时召开会议，传达上级指示，佈置工作。不久，我们才知道发生了“9.13"事件，很快我们接到通知要清理环境。当时，我们连部和职工宿舍每间屋的东山墙正中，都贴着毛主席像，像的上方佈置有“大海航行靈舵手干革命靠毛泽东恩想"的林体字标语，这时就全部取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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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耕连年轻人多了，如何丰富大家的业余生活就提上了议事日程。48连率先树起了篮球架，建起了简易篮球场。我就向连长、指导员建议，用旧大括子木料打一个乒乓球桌放在食堂供大家娱乐，平时又可以当饭桌。

领导采纳了我的意见并安排木工制做。很快，乒乓球桌就做好了，放到食堂饭厅里，我买来球网、球拍和乒乓球，一切就绪。大家就在工前饭后的休息时间快乐地玩起来，老职工也参加打球。大家排着队打，一局定胜负，谁输谁下，另外换人。大家玩的不亦乐乎，极大地融洽了新老职工的感情，活跃了连队的生活。

我们连队门口是一条农场的主干道，东西走向，向东走不远就是团部（场部）。连部和营部在路北，紧邻大路。后来在路南建了新的营部办公房和营部宿舍；机耕连在营部西面新建了食堂，两排职工宿舍，其中一间作为办公用房。

同期建了机库、油料库、电焊间、木工间。停放农机具的场地也比过去大多了。

这些工程完工后，连队就全部搬到新址工作和生活。此时乒乓球桌也搬过来了，除了发挥它的正常作用外，还成了大家套被子的工作台。那时知青都学会了料理自己的生活，最拿手的是，能在宿舍前的凉衣绳上套被子。

在老连部办公时，我看到轮式拖拉机都是敞开的，没有蓬子。跑运输时，常会日晒雨淋，夏天顶着烈日，冬天迎着寒风，非常辛苦。

我就向连长建议，可以为车子做一个驾驶室。

连长觉得我这个建议很好，让我拿方案。我将标上尺寸的设计图及所需材料报给连长，连长同意后就开始施工。

施工时赵师傅出了很大的力，他是我的老房东，人很聪明，不但会修自行车，钣金工手艺也非常棒。他就根据图纸尺寸下料，电焊工焊接，木工做防水蓬顶，驾驶室安装好后，刷上油漆，一台旧貌换新颜的拖拉机就呈现在大家面前。其它机耕连听说后，就前来参观取经，回去后都干起来。

(营部全体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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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队搬家时，一顿忙碌，全部安顿好后，工作、生活都正常运转起来。不久，总帐会计调团直属连任农业技术员，我就接任他的工作，上级又从营部调来一位女知青担任出纳工作。这时，连队的财务工作担子就由我挑起来了。

三夏是一年中最忙的季节，团营连层层动员。开镰后，争分夺秒，抢晴天，干雨天，息人不息机地抢收小麦。

夏收期间，会经常传达许世友司令员(省革委会主任），兵团黄朝天司令员有关三夏工作的指示。〝一根扁担两根绳，抢粮抢到粮进仓”“颗粒归仓，寸草归垛"“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等口号，更是通过高音喇叭，响彻三团（农场)大地。

这是全年最重要的一场战役，人人都鼓足劲头，不敢懈怠。

这时，我们机耕连上上下下总动员，没有一个闲人。机务人员战斗在最前线，联合收割机驾驶员开着收割机抢收小麦；拖拉机驾驶员开着轮式拖拉机抢运粮包；东方红拖拉机驾驶员忙着在收割完麦子的大田里耕地作业。食堂会由平时的一日三歺，改为一日四歺，多了夜里的夜班饭。连队还抽调一名女知青，挑着饭、菜、汤送到作业现场，油料员要保证油料供应，每位职工都非常辛苦。

这时，我的任务是随时掌握收割进度，我必须每天到现场去了解情况，然后填报收割进度表上报，一天一报。我还要协调食堂的工作，要将每天夜歺的人数报给食堂，让他们好有准备。我还担任带班工作，到了夜里11点，准时将换班的人喊起来吃过夜歺去接班，换回来的人到食堂吃过后就在宿舍休息，第二天早上再去接班。由于大家都很劳累，有的人睡得很沉，要喊好几声才醒。我要确保准时准点将接班的人叫醒，不能误点误事。

(三位知青以新食堂为背景合影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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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夏忙完后，农业连队进入田间管理，机耕连就进入休整状态，对机械设备进行全面保养。

这时大家都轻松了不少。休息时就吹牛聊天打扑克，有的会到宿舍西山头的沟边找黄蟮洞钓黄蟮，会到沟里去抓鱼。有一次，连队十几个人拿着过河清网，来到一条沟旁，全部下水排成一排，大家拎着网的一边，从沟这头往那头走，一次能捕到不少野生鱼。

有一天大雨刚过，我们拿着食堂的大箩筐来到沟边，找一个淌水口，在中间挖个坑，坐等抓鱼。鱼喜欢逆流而上，游不动时会在坑中停顿休息，这时尽管下手去抓，很快就抓了半筐，送到食堂烧好后，大家美美地吃了一顿。

宿舍西边的沟是连队的养鱼塘，里面养着青鱼，我们时常割青草去喂。一次夜里，连队一个当地职工从家里拿来一个撒网，一网下去，捞到了一脸盆鱼。然后来到连队老知青家中，用清水煮鱼，虽然缺油少盐，大家吃的都很开心。

有人向上反映，连长知道后，非常开明地说：自己养的鱼，知青吃点有什么关系。我们这些知青对田连长印象都很好。他常说，知青从那么远的地方来到这里，很不容易。他是一个非常有同情心的人。

(两位知青拜访看望退休的老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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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队休整后，很快迎来秋收秋种和冬耕。秋收主要是农业连的事，耕、耙、播、种、开墒可是机耕连的事。

这时又要忙一阵，有时我会到作业现场看看，也会到拖拉机上开一会。一次夜间作业，车上的大灯一照，前方的一只野鸡吓得一动不动，这时就停车静悄悄地走过去，用工作服扑上前，就捉到一只野鸡。

冬耕时，天气已冷，职工都是在地头交接班，非常辛苦。全营的冬耕任务完成后，还要援外创收。所谓援外，就是到周边的公社去冬耕。外出冬耕时，职工会带着行李随车出发，公社的生产队会腾出一个大房间，让大家打地铺休息。

生产队还会安排专人烧饭，供应一日三歺，每天发给每人一包烟，有时还会安排喝点酒。我会随队去丈量地亩，以备算帐时用。我也就享受同等待遇，抽烟喝酒就是那时学会的。

生产队干部怕我们没有肉耕不透，没有烟耕不到边，没有酒往回走，于是克服种种困难热情招待。

苏北农村还是比较艰苦比较困难的，公社的农民也确实不容易，一个工分的价值很少。冬耕时，他们也想少花点钱。于是在双方共同量地亩时玩点小聪明，他会客气地让我在旁边休息，他拿着走弓(又叫步弓)一趑一滑地往前打，这样丈量出的实际数据就会变小。看他这样有点过分时，我就不说不讲不点破，让他休息我来量，走弓到我手里东倒西歪走起了蛇型，他一看就慌了，知道我不好糊弄，赶紧接过去老老实实量。只要不过份，我都会放一码。最后长宽尺寸出来后，宁愿让长不让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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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年，全国开始招收工农兵大学生的工作，直到恢复高考时才结束。其招生不再依据文化考试，而是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和士兵中选拔。采取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相结合的办法招生。

在这个时间段，有不少优秀的工农兵被推荐上大学。

当时，七营有一个推荐名额，推荐时，有两个年青人竞争激烈。一个是50连的南京知青，一个是回乡知青，他俩都很优秀。在召开知青代表座谈会时，我力荐50连的知青。后来这位知青上了南大，毕业后分配到紫金山天文台工作。

50连的这位知青是技校生，到农场后分到其它营，当时他在”智取威虎山” 剧组扮演李勇奇一角，为便于排练，被安排到50连。力荐时，大家并不知道我与他的关系，其实他与扮演小炉匠的知青，都是我的小学同学，我们都住在宝善街，放学后常在一起玩耍。应该说，我力荐他，还是有点私心的，也是为我们南京知青做了一点好事吧。

说起"智取威虎山"剧组，当年可是兵团三个样板戏剧组中最棒的。演出时，大礼堂内坐满了人，大门外还有很多人因进不去在闹，参谋长来劝阻都镇不住，后来团长来了才镇住场面。

在这个时期，一些知青因兵团内部调动、推荐上学、招工、参军等情况陆续离开三团(农场)，有的则是在77年恢复高考时录取后离开农场。

说起上大学，推荐时，我没有机缘。在1977年恢复高考时，又受到一些规定的制约。当年恢复高考时有这样一些规定，要求年令不超过25岁，且末婚。放宽条件是不超过30岁，婚否不限，但要是实践经验丰富，钻研有成绩、有专长的。制度是死的，人是活的，放宽的条件，为有背景、有能力的人留了一个可操作的窗口。77年春节，我已结婚，年令29岁，没有特殊贡献，又没有背景，且未做备考，也就没做这方面的打算。

我是1975年1月1日加入党组织，每年的元旦就是我的入党纪念日。入党后不久，也是一种缘分，我认识了我的爱人。我的爱人是连云港人，父母在新海发电厂工作，她是1970年下放到五图河农场，也是老三届知青，1974年8月入党。我们于1977年春节期间结婚，婚后不久，她就调到东辛农场，安排到49连工作。

(一对对鸳鸯水上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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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年下半年，三团发生了一件大事，就是撤销建设兵团，恢复农场建制。

军人们都纷纷地做撤退准备。记得，当时的副营长家在上海，他找人用木板钉了几个大箱子，装滿了生活物品。营部和机耕连的几个知青，与他一同将这些物资用拖拉机送到新浦火车站货场托运，送他回上海。

兵团撤销时，我们机耕连也有了一些人事变动，田连长调营部任副营长(后来改称副场长)，我们连的王排长任连长，我任指导员。一些老职工调其它单位担任领导工作，连队也陆续补充了一些当地青年。

兵团撤销恢复原建制，除名称变更外，一切照旧，该干什么还是干什么。

1977年，省农星局提倡大办工厂，东辛农场办起了活性炭厂，我们西阳(七分场)也办起了塑料厂和灯泡厂，我被调任灯泡厂任厂长，副厂长姓金(女)，是位老知青。后期，又调来一位本地复员军人任指导员。

说是灯泡厂，实际上是白手起家创建，一切从零做起。七分场之所以想办灯泡厂，起因是这位女知青的二哥是南京华东电子管厂的副厂长，主管生产。經过勾通，他们对农场的设想很支持，于是就开始着手筹建。

老领导分管我们这块工作，我主管设备的调拔、制做、安装、生产线佈局及原材料的采购，是对外部分；副厂长负责人员培训，生产管理等内部工作；人事安排则有分场部決定。内、外两条线同步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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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华电金厂长的协调和安排下，培训的人员开始在南京和镇江两地的生产线上跟着师傅学习。

在镇江电子管厂培训的人员由副厂长带队，住在大市口附近旅社。

在南京华东电子管厂培训的人员由一位老知青带队，租住在黑墨营的农户家中。

培训进度快，二个月培训结束，全部人员先回原单位待命。

建厂这一块比较复杂，进度较慢。

建厂的工作由我牵头紧锣密鼓地展开。说是灯泡厂，实际上是生产日光灯。

这项工作对我来说，完全是一个陌生的领域，自己一无所知，完全是个门外汉。当时我的压力很大，只有硬着头皮上。

我首先设法拿到生产工艺流程，了解生产流程有那些工序，生产中需要那些设备，需要那些材料，厂房如何建设，水、电、气怎么解決，怎么安装，这些都要我去考虑、去安排、去落实。

对外协调关系则由农场工业科和七分场领导去办，我是具体落实的责任人。建厂时期，农场工业科的徐科长给于了很大的帮助和支持，徐科长也是一位老知青。

别看一根小小的日光灯，生产起来有十几道工序。流程大概如下：清洗玻管、烘玻管、熒光粉球磨、熒光液调配、玻管挂液、挂液后烘烤、光电仪测厚、打印商标、制做喇叭、制做芯柱、点焊机焊接灯絲、封口机封口、注入水银、注入氩气、排气机抽真空、装铝头、焊铝头、老练、检验、包装、入库。

工艺流程搞清楚后，需要那些生产设备就是重中之重。

我通过实际参观弄清了需要的设备，我将所需设备列出清单报给领导。后通过与华电的协调，制定了主要设备的调拨计划及自制设备的采购计划。

这时我经常出差，出差前到农场工业科开介绍信，每次科里都会给我多带几张空白介绍信，以备不时之需。

设备的调拨要先与被调拨单位协调好，然后走程序。协调好后我就到省电子局开出调拨单，然后凭调拨单去提取设备。

说起调拨设备，让我看到了全国一盘棋的优越性。每台设备都有自己的登记户籍，按规定提折旧。设备只划拨，没有买卖交易。农场当时不用花一分钱。

华东电子管厂为我们提供了芯柱机和点焊机，镇江电子管厂为我们提供了封口机。

(在镇江电子管厂培训的人员，休息时去金山寺游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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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镇江电子管厂调设备时，我们是吃了一些苦。当时正值秋末冬初季节，我的老连队两位驾驶员开着罗马利亚产的尤特兹一45四轮拖拉机，挂一辆拖车，我们三人就出发前往镇江提封口机。

从农场出发走淮阴、过洪泽、到南京，又从南京前往镇江。

当时还没有高速，宁镇公路弯弯曲曲，车行很慢。驾驶室只能坐2人，我就裹着一件大衣坐在拖车上，天气太冷，冻的够呛，驾驶员会照顾我，轮换坐在拖车上。

到了镇江，办好手续，将设备搬上车后就返程往回走。这时已是上半夜，行车途中，拖拉机出了故障，经检查，发现发动机有零件坏了，车上没有备件，这样就走不了那。

幸运的是前方不远处的路旁有几户人家，这时我们又冷又饿，硬着头皮敲开一户人家的门，讨点吃的。也是遇到好人了，吃过后给他钱死活不要，还告诉我们前面不远右转，有人开了修理店，因过往车辆多，专卖机配件，让我们去看看。找到地点敲开了门，还真买到了配件。车修好后，一路平安地回到了农场。

库尔班大叔是骑着毛驴上北京，我可是乘着拖拉机逛镇江，来回跑了两千里。′

(在华东电子管厂培训的部分人员)

(灯泡厂部分职工五四青年节游花果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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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日光灯，我们分两步走。第一步是在机耕连老食堂进行组装生产，第二步是在原招待所改造的厂房进行全流程生产。

有了点焊机、封口机、排气机，又买來涂好熒光粉的玻管和成品芯柱，就可以进行组装生产。

日光灯玻璃管溶化要用到可燃气体，要有制气设备，这个问题必须解决，否则一切免谈。

于是我和电工老胡就开始频繁出差去考察，首站去了安微宣城的日光灯厂，发现他们的制气生产很复杂。厂里有一个制气房，屋里面有一个大炉子烧着焦炭，上悬一个密封的大坩锅，锅上连着一进一出两根铁管。工作原理是，一根管子进柴油，气化后通过输气管送进儲气罐。而储气罐则是倒扣在一个圆型的大池中，池水起封气作用，利用罐体自重行成的压力，将气输送到生产设备。我俩当时就议论，这个方案工程大、投资大，不适合我们。

在安微宣城，我们遇到一件很尴尬的事，早上从旅店出来去买吃的，店里不收江苏粮票，我们身上又没有全国粮票，商量半天都不行，只得回到旅馆，打听到有去南京的安微人，同他们互换

粮票才解决吃饭问题。

那时出门，身上必须要有钞票和粮票，缺一不可，不象现在，手持一部手机跑全国。

一次，田场长带队，我们一行几人，前往仪征日光灯厂考察生产线和制气方法，洽谈是否能够供应玻璃管。他们厂的制气也不适合我们。

后来，华电的金厂长让我们去常州的武进看看，他给我们写了一封短信去找该厂厂长。于是，我和厂里的一名职工前往武进日光灯厂，参观了生产线，重点是看他们是如何制气的。

不虛之行，他们的制气方式非常适合我们，投资小，上马快、不复杂。其工作原理是，一个直径约1米、高约1.5米的敞口铁罐，底部装有电热管，里面放满水，内置一个密封铁罐，同样一进一出两根管道，一根注入汽油，让其通过外部的高热而气化，再从另一根管道输出到各岗位。

回来后，我根据参观的情况，画了一张图，标注上尺寸，安排人下料、焊接。另外购置了一台空压机。有了可燃气和空压机，我们就可以生产了。

开始试生产时，我们从华电请来两位师傅，在他们的指导下，第一根日光灯生产出来了，我们成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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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光灯的试制成功，极大地提高了农场和分场领导的信心，决定上生产线，于是将原招待所的房子腾出来办厂。这一片有八栋平房，我们将其中一栋用于办公和库房，三栋用于职工宿舍，一栋做食堂，剩下三栋用于生产。

这时，农场上下齐心，力推灯泡厂早日投产。

先说基建这一块，瓦木工齐上阵，建了一座小型水塔，用水泵向塔顶注水；主厂房新做了水磨石地面；将房间合理分隔；发电机房建机座，门外砌冷却水池等。

自制设备和安装这一块，制做了灯管运架，给烘干房装了十几个远红外灯，自制球磨机、熒光粉吸涂架、灯管烘烤箱、光电测试仪、喇叭机、排气机、老炼台、风管和气管的安裝等。

分场徐副场长购来直径50mm的钢管运到板浦电度，弄来生产用汽油；电工老胡则负责电器材料的采购和电器设备的制作安装；我则安排人采购三通、内外接头等材料，带领几位职工给钢管绞絲，在墙壁上装管道固定架，将管道进行空中连接固定。

制做喇叭机时，我按照搞来的图纸做了一个机头外壳木模，与田副场长一起到修理厂找人翻砂、加工车制，回来后进行组装。

灯管内壁涂上熒光粉后要进行烘烤，烤箱很大，用耐火砖砌成，内部佈满电热絲，用电量很大。工业科协调到大丰农场调一台发电机组，我和工业科老张乘运输队的卡车前往大丰农场调拨。

我们走的是沿海公路，有一段路还能看见大海。发电机组运回来后，将设备安全卸车落地。卸下发电机后，费了很大的劲才转运到机房进行安装。

随着生产设备的制作、安装、佈置到位，所有生产材料的陆续采购到位，一切就续，日光灯生产线就开始运转了。

我们农场地处云台山下，如果早晨看到山上起雾，我们会说“云台山戴帽，小农工睡觉”，说明今天天气不好，可以休息了。所以我为日光灯起了个"云山牌"的名子。

日光灯是生产出来了，销售问题又来了，我就和老胡到淮阴兵团二纺找我的一位高中同学，他在二纺任副厂长，与他洽谈日光灯事宜。我们还到大丰的兵团三纺等处去推销。

在灯泡厂工作期间，1978年夏天的一个早晨，我的爱人有了动静，我赶紧到分场找茅场长借了辆自行车，将她带到场部医院。到中午，我们的女儿就出生了，下午就办理了出院。

当时我是顶着烈日，用一个平板车将母女二人接回家中的。这事在现在是不可想象的，可见当年的艰苦程度。

女儿之所以在农场出生，一是岳母中风不能照应，我的南京家中人口多地方小无法居住，每次回宁探亲，我都是到父亲工作的仓库去住。

父母得知我们有了女儿，立即安排我的二妹前来帮忙，她正好高中毕业，在家待业等分配。二妹的到来，帮了我们非常大的忙。我将她安排到50连的女知青宿舍住，白天帮我们做些事，这样就好多了，帮我们渡过了最艰难的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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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是个不平常的一年，随着全国出现的知青返城潮，农场也出现了返城潮。

事情的起因是，1978年10月，云南西双版纳景洪农场的几位上海知青给中央联名写信，被省主管部门扣压。

由于问题得不到解决，此后不久，西双版纳知青为回城采取了罢工、北上请愿、卧轨等过激行动，在社会各界和各级领导中引起很大震动。中央有关部委领导亲自前往调查、了解、做工作，终究未果。

随着此类情况的不断出现，引起了中央的高度重视。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国务院迅即批准了国务院知青办于1979年1月《关于处理一些地方知识青年请愿闹事问题的请示报告》，实际上为农场知青回城开了方便之门。

以云南知青问题的解决为契机，各地留在农村、农场的知青，通过招工、调动、顶替、病退等途径设法回到所在城市。

当时，我们农场的知青通过各种渠道纷纷荻得了准迁证，要求迁回原来生活的城市。而我们农场却不肯放人，不准迁户口，并要求农场派出所把好关。

看到迁移户口受阻，几百号知青在场部露天会场集休静坐、绝食示威。这时农场派出所很为难，请示灌云县公安局，县局回复是:知青持准迁证明是合法的。因此，知青们才顺利办理了回迁。

当年，街道和居委会曾登记知青下放情况，以便提供招工指标的安排，而我的父母不知道这一情况。直到看到一些下放的人都回来了，一了解才明白，这时已错过了这一时机。没办法，父亲办理了提前退休让我顶职回城。

1979年9月，我的爱人顶职迁回连云港与家人住在一起，女儿随迁，这时孩子才一岁多点，一到星期天我就会去看她们，母女俩有时也会到农场看我。

爱人回城后，工作也很忙，岳母又中风，没办法，女儿就南京、港城两边跑，每地过半年。在南京住时，我的外婆、父母、妹妹们都吃了不少辛苦，帮我们带孩子，给予我们非常大的帮助。

爱人和孩子在连云港家中住时，家里的姊妹们也给了非常大的帮助，帮助照看孩子，时常会买些吃的给孩子。

一次，女儿在南京待了半年后转移到连云港，到了家中一看全是陌生人，连自己的母亲都不认识了，大哭不止。没办法，第二天，我的小妹从南京前往连云港，女儿看到小姑到来，破涕而笑，开心起来。说来也巧，那时小妹刚小学毕业，在等小升初通知，有点空闲时间。

回想起来，那时的大人孩子都心苦、心累。

我是1981年春才顶职回宁。结束了12年的知青生涯。从我的爱人 1979年回城算起，到1985年母女二人迁到南京，期间两地分居近八年时间，个中的艰难困苦不可言喻。

(全家福，外婆抱着我的女儿。)

(收到女儿的节日祝贺，老伴开心地拍张美照)

（五）返城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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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终于收到了回宁的准迁手续，随即我就到农场派出所办理户口迁移，到组织科办理组织关系转移。农场的组织关系不能直接对外，我又乘车到灌云县委组织部转去南京的手续。

办好这些手续后，我将在农场生活的家具运到岳母家中。家具中有我的父母为我置办的一张方桌、一副床架、一个五斗橱、我亲手做的一个箱子、爱人陪嫁的两个杉木箱子，以及农场为结婚知青配发的一张小方 桌和两张小方橙。这些生活用品，后来在我的爱人调到南京时，由孩子的大舅安排车辆运送到南京家中。

处理完农场这边的事，我就回到岳母家中，与大家道别。然后乘火车回到南京的家中。

我到家时，我的外婆、父母、弟妹们别提多高兴了，我也非常开心。

第二天，我先来到南京市市委、市政府的办公地，到组织部接转组织关系，然后到成贤街的市劳动局办理劳动关系、到交通局接转组织关系。

然后我直接到坐落在下关姜家园路口的南京轮船运输公司，在劳资科报到转关系，劳资科的工作人员(姓祝)接待了我，他是我在新单位认识的第一个人。接着又在组织科交了党员关系及自带的个人档案。

办好党组织关系、劳动关系后，我就将户籍关系落在水上派出所，身份证是320101通用代码，有别于各个区。非常奇妙的是，我是1969年3月13日来到东辛农场，回南京落户的时间是1981年3月13日，整整12年时间。

我的户口地址是水上新村24巷1号一68。这是一间只有12平米的屋子，其余什么设施都没有，只在楼梯口有一排洗菜池供大家使用。这间屋是当年弟弟结婚时，因宝善街的家地方小，父亲向单位租用的。我来到这个单位后，落户在这里，办了租赁证。后来水上新村拆迁，因为我是户主，又拥有租赁证，又是无房户，拆迁后被安置在幕府西路恒盛嘉园，拿到了一套经济实用房。

南京市轮船运输公司隶属市交通局管理，下辖三个二级单位。有五一船厂、一大隊、二大队。一大队和二大队是船运单位。

我办好上述手续后，就来到坐落在水上新村的一大队报到。接待我的是政工股股长(姓朱)，我被安排在政工股搞宣传工作。

大队的办公楼坐西朝东，是个二层楼，楼前有个大院子，院子里有个食堂。

大队部有一正二副大队长，一正一副党总支书记。下设政工股、生产股、财务股、安全股、人事股、机务股、材料股、总务股、以及工会、医务室、调度室、修理车间。

楼上有大队领导办公室、会议室、生产股、政工股、干部值班室。

楼下是财务股、安全股、机务股、材料股、人事股、总务股、工会办公室及图书室。

政工股是个综合部门，有组织、宣传、保卫、武装、共青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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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我是新来乍到，政工股领导就让我先熟悉工作环境、熟悉机关人员，于是我就主动地与周边的同志进行交流。

由于我的父亲是这个单位的老人，曾当过轮驳二队船队长，在轮驳大队组建时，是七人班子的成员之一，是安全部门负责人，后调公司运务科工作。所以大家对我也比较客气，我自己也注意言行，很快就溶入了这个新的集体。

生产股是大队的重要部门，业务的招揽、生产的组织全靠这个部门，他们会经常出差。一次听说他们要买轮船票，我就主动地提出让我来帮他们买。我到江边四号码头排了近2个小时的队才买到船票，让他们及时出差。那时的长江客运、航运都非常繁忙，四号码头的旅客川流不息。

说到宣传工作，我以为，传达、宣传、贯彻党中央的声音这些宏大的工作，是省、市党委和宣传部的事。而企业的宣传工作，其侧重点应该是在党的方针、政策的指引下，结合本企业的实际情况，做好职工的思想政治工作，给职工以正确的引领；结合本企业的发展目标，进行宣传、鼓动和激励工作；结合本企业党政领导的要求，发挥主观能动性，做好宣传方面的细化落实工作。

我上班不久，单位召开职工代表大会，工会部门就积极筹备，我也积极做好协助配合工作。由于我们单位是搞水上运输的，人员流动分散不易集中。为做好职代会的宣传工作，我建议办份简报，领导采纳后，我就联系机关人员写稿，然后我就改稿、编排、印制。

那时候单位还没有打印机，更没有打字员，我就在生产股一位同志的配合下，轮流刻写腊纸，然后用手推印刷机印制。为增加观赏性，我还进行了套红处理。我们将简报发给代表带回去进行宣传。我做了宣传工作人员应该做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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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代会闭幕后，为加大宣传力度，大队决定抽出一部分同志随船开展宣传工作，同时对一线的生产状况、职工状况进行调查了解。我随生产股股长(姓何)这一组去了一个船队。

船队大多数是1轮10拖，就是说一艘轮船头拖10 条船。我们去的这个船队的航次任务是去安微的贵池装黄砂，运到沙洲（张家港)。

我们随船队从南京出发去贵池装黃砂，船行上水，船速不是很快。好在那些天天气很好，没有遇到雷暴天气。

我们在船队航行中开展工作，何股长进行宣讲和听取大家的意见，我就做些记录。

何股长工作经验非常丰富，人也非常风趣随和，时不时会来段京剧。后来我才听别人说，在大兴样板戏的时候，轮运公司曾组织职工业余宣传队，他曾扮演过胡传魁一角，是京剧票友。

船队在贵池装好黄砂后，就起锚开航。

由于船行下水，船速快多了。船队从贵池出发，在长江航行三百多公里，从十一圩进入内河，在沙洲的一个码头卸货。卸完货就回到南京再接新的任务。

这是我首次随船队工作，对于我来说，是很新鲜的一件事。由于我对水运工作一窍不通，我是多看不说，因为不懂不能乱说，重在体验，重在学习。

随船工作的这些天，我深切地体会到，船员真的不容易，风里来浪里去，食宿无定时。遇到恶劣天气，为了保船保货，都是全力以赴，有时会冒着生命危险，那里还顾得上按时吃饭睡觉。

船员们一年到头在水上奔波，只有工休假时才能回家休息，根本照顾不了家庭，非常辛苦。也难怪民间流传一句:世上三样苦，撑船、打铁、磨豆腐。而搞船排在首位，可想而知搞船是多么辛苦。

这一年，因为我们宝善街家里地方小，不够住，我的父亲就申请盖房子，批下来后，就着手准备材料。

买来的砖头用汽车运到小巷子的路边卸下后，我请我们办公室的三位同志帮忙，他们二话不说就前来帮忙转运。转运是从排水站旁的一个大坡子下来，有一定的危险，他们干的汗流夹背，当时我也没有很好地招侍他们。我始终记得他们三个人的好，也始终觉得欠他们一份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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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水上新村上班的第二年，也就是1982年，全国开展了打击经济领域严重经济犯罪的专项斗争，各单位都在排查立案、调查处理。

因为我们企业是水上运输单位，有大量的船只，还有船厂、修理车间。修船时除需钢材、机配件外，还要用到大量的木材。有人怀疑当事人在采购中有不法经济行为，公司就展开调查工作，并将调查工作的一部分交到了一大队。

大队就安排我和另外一位同志去办此事。我们根据上级提供的地点和单位信息，开好介绍信就出发了。

我们是在4号码头乘大轮前往安庆，这也是我第二次来安庆，学生时代学工时曾来过一次。

我们一路打听，很快找到了这家单位。

这家单位就在江岸边，江边有一个很大的货场，货场堆满了从江里打捞上来的圆木。听他们介绍，这些圆木都是千年阴沉木，是古代树木因地震、洪水或泥石流等自然灾害被埋入河床缺氧淤泥中而形成。

安庆长江段在上世纪70年代发现和打捞这些沉在江底几千年的阴沉木出售，轮运公司也在这里购买过这些木材。

该单位接待了我们，接受了我们的调查要求，出据了调查证明材料。我们完成任务后就乘船返回南京。

回到南京后，接着是去江宁调查，这次是另换了一位同志去的。我俩乘车到达一处郊区车站，下车后就步行下乡，一路走一路打听，走过一个个村庄，终于找到了我们要去的村庄，取到了相关的证明材料。

说起江宁的村庄，很有意思，别的地方都叫某莫村某某庄，他们叫“边”，什么张家边李家边的。

去从没去过的村庄要有点经验，每到一个岔路口，我就记住附近的标志物，去时在这里右转，回来时就要在这里左转，否则就会迷路，找不到出发地点。

完成了调查任务，将材抖上报后，我们的工作就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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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上新村是大队的办公驻地，也是职工的宿舍区，有不少栋楼房和平房。在这一片，有医务室、理发店、浴室、小买部、还有居委会、石梁柱小学，是个很不错的居民区。

这里紧邻泰淮河入江口，地势低洼，居民的生活用废水、雨水都是通过一条明沟通向一处水塘，然后由排水站将水排向惠民河。

这条明沟位于水上新村的西边，沟上有一座小石桥。这条明沟很长时间没有进行清淤疏通了，大队领导决定进行一次清淤。

机关除留少许人值班外，全部参加了这次劳动。大家干的热火朝天，挖的挖、运的运。

我在农场干过河工，这点活根本不当回事。干了两天，这条明沟变得清清爽爽，再下暴雨也不怕了。

不久，大队的工会主席退休，组织上决定让我接任工会主席。我从接任工会主席起，后来经历过多次工作调动，我一直在基层二级单位党、群口子工作，直到退休。

水上新村的职工宿舍大多数是平房，有不少平房年久失修，这年，大队决定拆除平房盖楼房，改善职工的居住条件。

记得是 83年6月23日这一天，机关全体人员都参加拆旧房劳动，我们纷纷爬竹梯上屋顶，揭瓦的揭瓦，往下传的往下传，大家都紧张地忙碌着。

也是我的运气不好，因房子老旧，瓦下面的结构朽烂，我站的位置突然垮塌，我从约5米高的房顶一头栽下来，掉下来的一瞬间，我意识到这下完了，随后就失去意识，处于昏迷状态。

后来听说，当时大家都停止了劳动，医务室人员赶到现场进行紧急处理，然后拨打120，将我紧急送到姜家园二附院救治。

医院检查的结果是脑震荡，头颅骨裂，眼角和鼻孔有括伤，右手腕扭伤，脸部淤肿。

得知我工伤的消息后，我的弟弟立即从南化赶回家，我的爱人也立即从连云港赶过来。

在住院治疗期间，单位安排一位职工 24小时照顾我。

我从6月23日住院到8月5日出院，一共住院43天(当年的住院病历我一直保存着）。

我成功地渡过一劫，

我这次工伤，不幸中的万幸是，没有伤筋动骨，也没有留下什么后遗症，只是最初几年，一到冬季就感觉到脑门进冷风。

回想这段往事，时常会惊心。当年我才35岁，如果我从高空坠落时的室内地面有杂物，我就会脑袋开花，当场挂掉。

（渡过一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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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出院后，在家休息了几天，就回到单位上班，正常开展工作。

1983年下半年，轮运公司对内部结构进行了局部调整，搞了个机所一家，由公司机务科，一大队修理车间(在水上新村)，二大队航修站(在定淮门），组成船舶修理所。所长由公司机务科长兼任，从一大队调出2人，一人任副所长，我负责党务工作，任支部书记。

修理所办公地点在定淮门的一栋小二楼上，楼下是营业站的办公用房。由于这个二级单位职工相对较少，只设置了政工组、生产组、财务组、总务组，安全工作由生产组负责。

原属一大队的水上新村修理车间改称一车间，原属二大队的定淮门修理车间改称二车间。

每个车间各配一名主任，下设主修员、安全员、会计等。

修理所的两个车间负责全公司的船舶修理以及外接修理任务。车间各工种齐全，有车工、钳工、电工、木工、冷作、电焊、起重、除锈、油漆、蓬工、杂工等。小到除锈打漆，大到船舶上坡、机械修理都能胜任。

两个车问相距约4、5里路，生产工作都能有条不紊地正常进行。我和政工组长时常去两个车间组织班组长学习。

在修理所期间，我着力培养了2位工人为入党积极份子，他们两人能吃苦，又肯干，群众基础也很好。支部发展他们两人入党时，我是他们的入党介绍人。

这段时期，机构不断变化。1984下半年，轮运公司将下属的一大队改为轮驳分公司，将二大队改为水陆联运分公司，撒销了船舶修理所的建制，两个车间归口到五一船厂管理。

时间不长，这两个车间又从五一船厂剥离，分别回归到轮驳分公司和水陆联运分公司，同时都更名为修理厂。

修理所撤销后，我被调到新组建的水陆联运分公司任党总支副书记兼工会主席，分管保卫、宣传这一块。

就在水陆公司成立期间，我的爱人和孩子于1985年1月22日迁来南京，当时办理的是商调手续，在轮运公司办好组织关系、劳动关系接转后，被安排在定淮门修理厂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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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成立的水陆联运分公司，其办公地点是原二大队所在地，牌子换了，人员变了，地点没变。

公司的地址是石梁柱大埂 34号。这段大埂是南北向，大埂的东侧是惠民河，西侧就是我们分公司。

水陆的办公房坐西朝东，要爬十几级台阶才能上大梗，房顶比大埂高不了多少，房屋破旧、低矮、杂乱。有前后三排平房，以及会议室和食堂。

新搭的班子有5个人，我任党总支副书记兼工会主席，分管保卫、政工。

这时，机关工作部门都由股改成科。

水陆公司有以下一些科室，有经理室、书记室、工会办、经理办、政工科、保卫科、财务科、劳资科、运务科、机务科、总务科。总务科下面有个食堂和招侍所。下辖修理厂、营业站、业务部。

我的工作分三条线进行。一条线是工会这条线，在党总支的领导下，找准工会的定位，自主地开展工作，如筹备召开职代会、每月一次的困难补助讨论会等；二是政工这条线，如党组织活动、觉费收缴、宣传教育等；三是保卫这条线，公司内部的治安管理，一些案件的排查，接待上级的对口检查，以及与水上派出所的联系、勾通、请求协助等事项。

当时实行厂长、经理负责制，实行经理一支笔，所有行政开支必须由经理签字财务才能走账。而工会这一块，如涉及行政列支的问题，我就会与经理协商去办理。

按照国家规定，公司财务设有工会专顶基金，工会开展职工困难补助、慰问病号等则由我签字后财务走账，在这方面有一定的自主性。一些文体方面的开支，我们会向上級公司工会申报，尽量減少本公司的行政列支。

应该说，在领导班子的支持下和各科室及同志们的大力配合协助下，我所分管的工作都能顺利地开展。

在34号工作期间，我们经历了1990年1月江海集团成立，集团成立时，轮驳分公司改为二公司，水陆联运分公司改为四公司。

新成立的江集团由江海航运公司、轮船运输公司、新华船厂、轮渡公司、板桥汽渡公司合并组成。不久，轮渡公司和板桥汽渡公司脱离集团，回归独立建制。

这个时期，原江海、轮运这两家的干部队伍在不断地磨合。磨合中，今天我主政明天你主政，时常内斗，因此干部队伍调动频繁。

34号这个地方，我在这里工作的9年时间里，经理换了4任，党总支书记换了6任。机关干部的调动更象走马灯一样。

1990年，我参加了党政干部学历提升的大专班学习，通过三年的不脱产学习，于1993年毕业，荻得了中央党校函授学院颁发的毕业证书。

(90级中央党校函授学院大专班毕业)

（毕业照）

（党校同学郊游）

（党校同学郊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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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34号工作的这些年，由于职责的要求，我围绕自己的本职工作，做了不少工作，虽然有些不尽人意，但也尽心尽力，问心无愧。

从党务工作来说，在党建方面，我会积极配合书记做工作，组织党员学习、传达上级的会议精神，抓好入党积极分子的选拔和培养工作。党总支每次上党课时，我都认真准备讲课材料。那时的一些讲课手稿，我至今还保存着。

一次，大公司(我们称轮运公司为大公司，称基层公司为小公司)组织科在水上新村职工技术学校，召集公司范围内的积极分子上大课，安排我去给大家讲了一课。在发展党员时，我做过机关两名新党员的介绍人。

在水陆联运分公司成立的当年，也就是1985年的夏天，我被抽调到交通局参加整党工作。

当时党的十二届二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整党的决定》，进行为期三年的整觉。整党分为三期，第一期对象是中央、省市自治区、解放军各大单位等高层领导机关，重点解决贯彻改革方针的方向问题；第二期对象是地县级机关及企事业单位、大专院校、科研机构等，重点解决新的不正之风，如乱发奖金、倒买倒卖紧缺物资等；第三期对象是农村区、乡、村基层党组织及城市街道觉组织，重点解决以权谋私、严重违法乱纪问题。我们是交通局的下属单位，是第二期的对象。

在交通局参加整党时，局党委组织了若干个工作小组，我和另外一个单位的同志成为其中一个小組。各組分别參加局属企业的整党工作。说起来是整党小組，安际上只起到联络和监督作用，各单位的整党工作都由所在党組织负责推进。

（参加市总工会组织的赴黄山旅游疗养）

（集团工会干部学习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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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怎么说，局工作组来了，他们都能认真对待。我们参加他们的动员大会、学习讨论会，以及个别谈话了解情况。然后将各单位的情况向局党委汇报，将新精神带下去。

那几个月，我们还是比较辛苦的，我俩根据计划安排，事先约好了 去某单位的时间，然后各自骑自行车前往，完成任务后再骑自行车到成贤街的交通局汇报。

大热天，骑着自行车到处跑，没有点吃苦精神是不行的。

我们的工作还在进行中，局里通知我回自己单位，说你们单位要你回去。回来后才知道，我们公司的整党工作也蛮忙的，学习、汇报、传达都要有人去做。

党总支书记（姓胡)，是水上的老人，是位老党员，就是没什么文化，感觉有点吃力，就向上级反映，硬是将我要了回来。

政工方面，我会督促政工科及时收缴党费，做好宣传报导工作，办好宣传厨窗和黑板报。有时我会亲自动手参与厨窗版面的制做。

支持团总支开展工作也是我的份内事，有一次，团总支组织团员青年去参观渡江胜利纪念馆，那时纪念馆还在挹江门城楼上，由绣球公园代管，我的一位高中同学在那里负责。他们邀请我参加，我参加了他们的活动，并为大家拍照留念。

公司招来了新工人，我会与书记一起去讲讲话，给这些年轻人打打气。

关于工会方面的工作，由于我是工会主席，这是我的一项主要工作。每个月都要雷打不动地召开一次困难补助会，参会人员将需补助的职工提出来讨论，通过后由我签发，不搞一言堂。

有职工生病住院，报上来后，我都是及时安排，带领工会的工作人员代表公司领导前往慰问。可以这么说，南京的一些大医院，以及传染病医院、青龙山的神经病医院都有我们的足迹。

一年一度的职代会的筹备、安排、会场佈置更是工会的任务，办公室、总务科会全力配合。我每次都要认真书写工会工作报告，经理工作报告则是办公室主任的事。

工会在党政的领导下，要开展先进班组、先进个人的评选、登记工作，在职代会上对先进班组和先进个人予以表彰，发放纪念品。

工会还会时常组织职工开展一些文体活动，如钓鱼、郊游、看电影，参加市里的划龙舟比赛。购买一些文体用品发放下去，活跃职工的业余生活。

一年一度的三八妇女节，工会女工主任都会精心地组织和安排，购买来毛线等物资发放下去，还会组织女职工去梅花山等地游玩。平时还会准时发放女职工用品，工作量也不小。

(机关工作人员在古林公园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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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单位的主要生产是水上运输，不象二公司都是千吨船队，有完善的管理制度和管理人员。我们公司是几十条50吨的小机动驳，船上一般配备三名船员，流动性大，管理难度也大。机动驳上的工人大多数是从农村招来的，人员素质参差不齐，存在装吃的拿吃的，装用的拿用的现象。

一次，保卫科接到货主的投诉，装载的盘圆数量不对，此事也引起了大公司保卫科的重视。于是决定一查到底，设法取证。大公司保卫科科长带队，我们公司保卫科、安全科和我参与调查。我们一行几人乘车前往常州市的武进，又下乡找到这位职工的家。

这位职工的家就在一条河边，他正在家中忙着盖房子，被盗盘圆就在现场，取得了实证，当时决定将他带回南京接受处理。

到了武进已天晚，没有客运车辆，就找旅馆住了一晚。为防止他夜里跑掉，还移动一张床将门堵住。这名职工被带回南京后，接受了单位的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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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动驳上的船员都非常辛苦，一年到头都是风里来浪里去，由于船的吨位小，船上的生活条件也很差。节假日都是在船上过，只有公休假才能回家休息。

有一年，我到机动驳上与船员共度春节，这条船的航次是装化肥去淮阴，我带着行李上了这条船。

在船上，我与船员们聊天，了解他们的工作和生活情况，坐在驾驶室看他们开船。

船员们轮班开船，日夜航行。我第一次在机动驳船上过夜，机仓里柴油机的轰鸣声让人难以入睡。我不会开船，想开也是无照驾驶，是违章的行为。我没什么事，就帮他们烧烧饭，搞搞卫生。

船在长江航行，由于船小，感觉我们的船象一片树叶在大江上漂。我们是从六圩口进入大运河，依次经过施桥船闸、邵泊船闸、淮安船闸、淮阴船闸。

在大运河上航行的船舶很多，特别是快到闸口时，显得特别拥挤。我们每到一个船闸，船员都要上岸办理手续，排队等候开闸。

就这样，航行一路也忙了一路，到达淮阴卸货码头时已是年三十晚上，码头不作业。我们将船停靠好后，就简单地烧了几个菜，吃过后，在船上安稳地睡了个好觉。

大年初一这一天，我们几人早早地起床洗漱，然后上岸去买早饭吃。在街上逛了一大圈，都是店门紧闭，好不容易看到一家打烧饼的店，正在引炉子准备做烧饼，我们就坐在那里板等。

烧饼出炉后，我们各自买了几块带回船，在船上烧点开水，边喝水边吃烧饼，就算吃过早饭了。还不错，初一这天码头作业，卸完货后，我们就开航原路返回，到栖霞山化肥厂装化肥。

船到施桥闸时，用闸上的电话告知我们到港的时间，让公司安排车子来接我。

船到化肥厂港池时，公司驾驶员开的面包车也已经到了，来接我的有办公室主任、保卫科长、政工科长，阵仗还不小，大家见了面，都非常开心。

有段时间，各科室分散办公，一部分到三汊河边的一栋房子办公，一部分到退休委员会腾出的房子办公，因为34号的房子太破烂了，时常会漏雨，决定拆掉重建。重建后的房子很漂亮，一进大门，左手是一座三层办公室，顶楼有一间大会议室。右手是一座二层楼，楼下有个食堂。办公条件得到了彻底的改善。

那时，紧靠三楼的南墙根有棵大树，严重影响采光，想将这棵树伐掉，但是伐树要经过审批。任何单位和个人，有栽树的权力，没有伐树的权力，当时的分管领导一点办法都没有，搞定不了。我出于好心，就找到在绣球公园当办公室主任的高中同学帮忙，他们与绿化队打交道很多。由我的这位同学出面，很快批复下来，将这棵树伐掉了。为此事，我还自掏腰包请绿化队的人及我的同学吃过一次饭。

（水陆联运公司领导召开贤内助座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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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34号工作期间，我参与处理了一起沉船事故和两起工伤死亡事故。

有一次，一条机驳船从栖霞山化肥厂装化肥去常州武进的塑料制品厂，到达一条岔河里的码头时已是深夜，就停靠下来休息等第二天卸货。

船员第二天早上起来，发现船已经倾斜，船仓漏水，他们立即采取措施，不让船继续下沉，同时与厂方联系并通知南京。

公司立即组织事故处理组赶赴现场。我们看了现场后又到该厂商量善后事宜，商量的结果是，该厂派出车辆将化肥全部运进厂，干、湿分开堆放分开统计。末受潮的部分正常使用，受潮的部分拖到农村让农民使用，以减少经济损失。

首先，双方就经济赔偿进行磋商。第二，就是化肥吨位减少的弥补。

那时是计划供应，没有计划就买不到化肥。商定好后，船员找人修船，我们返回南京。运务科就前往化肥厂请求帮助，说明情况后，追加了50吨的化肥计划给武进塑料厂，这船货的经济赔偿也到位了。对这起事故的处理，厂方非常滿意。

（集团工会干部郊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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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定淮门修理厂一名电焊工在船仓底部进行电焊作业时，引爆了隔仓板下聚集的可燃汽体，这名电焊工经抢救无效工亡。

公司立即成立了以一名副经理为组长的事故处理组和家属接待组。双方经过多轮复杂的谈判，终于确定了赔偿金额，将此起事故处理结束。

另外一起是机驳船运货到泗阳时发生的伤亡事故。当时接到通知说船上有2名船员在泗阳医院抢救，此事非同小可，大公司一名副经理带队，还有保卫科长，我们公司是一名副经理和我，立即驱车赶往泗阳。

到了泗阳立即前往医院，这时一名职工己脱离危险，另一名职工经抢救无效死亡。医院的化验结果是化学苯急性中毒死亡。

经调查，事故发生的原因是，一名船员到闷头仓取东西，其他两人发现怎么还没出来，前往一看，这名船员倒在仓内，于是体力较強的船员下仓救人，另一人在上面接应。仓里的两人上来后都昏倒，另一位船员就紧急求救。

原来是装化学苯货物时，有毒气体聚集在闷头仓，大家都不知道。先下仓的船员昏倒后，呼吸减缓，吸入的毒气要少。而下仓救人的船员，由于用力，反而呼吸更多的毒气。

面对此情况，我们兵分两路，一路留在泗阳处理有关事宜，一路就开车去小丹阳接其哥哥到泗阳。

这时公司也成立了接待组和后勤服务组，接待组人员都是住在公司招待所，准备随时应对复杂局面。经过大家多天的共同努力，终于将这起事故处理完毕。

1984年和1992年是全民经商高峰，在这段时间，大公司内部发展三产，先后办起了复合肥厂、大伦服装厂、铸造厂、扬子配套公司、金美公司、交通建设公司、钢结构公司、起重安装公司等。

水陆联运公司则在1988年6月以工会办企业为名，注册成立了南京海陆皮件厂，法人代表套在我的头上，2004年5月才被注销，在百度上都能搜到。

在1992年"打破铁饭碗""破三铁"的大规模下岗潮中，一些职工被下岗，一些干部被55岁一刀切。

在这股大潮中的1993年，我被调往交通建设公司任党支部书记，还算有个不错的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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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建设公司办公地点在二公司修理厂北面的一栋小楼。楼上是交通建设公司，楼下是扬子配套公司。

我们公司有一正二副经理，公司经理姓陈。老规矩，我任党支部书记，管党、工这一滩。

公司有一些工程机械，主要是承接士石方工程、每当接到工程，除财务留守公司外，都是全员出动去工地。

不久，办公地点迁移到原五一船厂的办公楼。这时地方大了，房子多了，就开了一个旅馆。那时热河南路的果品市场、农贸市场生意红火，做生意的人多，到我们这里住宿的人也多，旅馆的生意还不错。

办公楼前面有一排平房，我们改造了一下成为食堂，除职工就歺外还搞客户招待，这样可以减少开支。

这时，公司正在夫子庙的一处商业网点大楼工地施工，在现场设了临时办公室和宿舍，接的任务是处理基坑，挖取大量泥土。这时需要接电，一时解决不了，大家都一愁莫展。我们都知道，那时的电力行业可是大哥大。

听说此事后，我说我来试试。也是巧的很，城南局的副局长是我熟识的人。我们是十二中同届高中同学，不在一个班，也是去东辛的南京知青，都在一个营工作。

我和经理来到他的办公室，他热情地接待了我们，很快帮我们解决了问题。

夫子庙的工程完工后，公司又联系到浦口桥林的魚塘开挖工程。又是全员出动，支锅烧饭搭住房，还用小货车从南京拉去烧火柴、粮、油、蔬菜等。

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这个大魚塘终于顺利完工。

该工程完工后，全部撒回公司，保养设备，联系业务。

这时，经理向上级提出辞职不干了。集团副总找我谈话，让我将担子挑起来。

我实事求是地对他说，我不懂这方面的工作，也没有业务渠道，就答应先尽力维持，让上级尽快派人来。

说来也巧，这时江宁的驻军部队接到一个土石方工程，工程地段在丹阳，在找二包。那时部队也在经商做买卖。找到我们后，双方一拍即合，我就将施工队伍拉到丹阳，租了民房做落脚点，干起活来。

沪宁高速江苏段是1992年6月开工，到1996年9月建成使用，到11月才全线通车。

任务完成后，我们就撤回公司。这就是说，我们为沪宁高速公路也出过一份力。

这时上级领导信守承诺，将我调到了钢结构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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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结构公司是从新华船厂拉出来的队伍，其驻地在三汊河的江边，是原来的煤码头，紧靠夹江，地势低洼。有两排破旧的平房和食堂，还有库房及一些加工设备。

我来到这里时，还是干老本行。

钢结构公司的经理姓李，这时他们正好有个工程在手，就是宁连高速新集收费站的钢制蓬架。

公司买来各种钢材，在厂里按图纸加工成构件，然后运到现场焊接组装。

这个蓬架需要十几根钢制圆柱，工人们就用卷板机卷成圆柱型再进行焊接。

所有构件制做好后，全员出动，将这些部件拉到现场进行安装。我们租了一间农民的房子打个地铺睡觉。

吊装是个技术活，高空焊接更要做好安全保护，这点特别重要，不能出一点事，我在施工现场常会提醒大家注意安全。

大家共同努力干了很多天，终于顺利完成了任务，将队伍和工具撤回厂里。

撤回厂后，正赶上汎期，闸口渗水，院子里全是水，也无法干活，就全部转入防汎值班。工人们无事干，就打打牌钓钓魚。这段时间也没有接到什么业务。

汎期结束不久，集团公司又调来一个人接替我，将我调去起重安装公司。

正如老话所说;我是一块砖，任由你来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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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重安装公司也是新华船厂拉出来的队伍，公司的办公地点在建宁路天妃宫小学旁的二层楼上（租用）。公司的经理姓高，我同样是干老本行，同时协助做些内部管理工作。

农民工都住在老江口的原复合肥厂（可能是铸造厂）的院子里。一进大门，右手有—栋小二楼，左手是一排平房，院子的正前方是一座大厂房，公司的起重设备都存放在这里。

在这个公司，我不会一直坐在办公室，而是到生产一线与职工一起干活。

我参与了以下几个工程的建设。

当时公司有一个项目在南京火车站左前方的玄武湖边上，是一座在建的大型游乐实施，所有水泥立柱都己建好，等待滑道安装。

公司承接的这座大型高空水滑道设施，是从日本进口的，安装要求高，说明书都是日文，我们要求甲方翻译成中文。

有一天，雨后地面泥泞，大家不顾一切地继续干活，一脚下去，脚上穿的胶靴都拔不上来。

这个工程的难度是高空吊装，因滑道是弯曲的，每一片都不一样，要严格按图纸拼装，一旦拼错了是很麻烦的。上紧固螺丝时，我们都是在脚手架上作业，特别要注意安全。忙了许多天，终于园满完成这项工程。

接着干了几个小一点的工程。

做浦口煤炭码头卸煤机的大修保养时，我们早出晚归，在中山码头乘轮渡过江。卸煤机的大修保养不是很复杂，很快就完成了。

接着做浦口一处桥面提升工程，这个工程可是费了些劲，我们从厂里拖来铁制方型支架、千斤顶、枕木等工具，在桥下将支架垒起来直达桥的底部，然后五、六个人同时操作千斤顶，一点点顶升到位后，再放上加工好的承重块。

这个桥面是由好多块水泥预制件组成，我们就一块块顶升，忙完桥的一头再忙桥的另一头。

当然了，在桥上设置障碍，安排人值守，防止行人和车辆误入施工现场，这是必须的。干这个工程时，也是吃住在工地附近。

机场路有一个横跨路面的电子显示钢架需要吊装，公司接到这单工程时，大家分散住在附近村庄的农户家，还在农户家开集体伙。

我们每天的任务是挖电缆沟、挖立柱基坑。有一次，在给坡道上的基坑浇注水泥时，炸模了，造成了一些损失。后来重新支模，增加支撑杆，才顺利完成任务。

这些成品搅拌水泥，是从水泥预制厂用专用车辆运过来，是我和起安的办公室主任一起去联系的。

这个工程的一些结构配件运来后堆在机场路上，我和大家轮流去值守看护。白天热的要命，就下到路旁的沟里洗一把，晚上蚊虫叮咬，也只能任由它去。

我们完成吊装任务验收合格后就打道回府。

接着，公司又接了九四二四(梅山钢铁公司)的设备转运任务。梅钢号称南京的小上海，近2万人的职工大多数是上海人，海派文化盛行。

当时，梅钢从意大利进口了二手全套轧钢设备，由远洋轮运至上海港，由我们从上海港运到梅山的专用码头。

我们一行人转战到上海，租住在离港口不远的居民家中，24小时轮班接货，严格按接货清单一件件验收，每件设备都有货号，要确保准确无误。

在上海港接货完毕，我们立即赶回南京到梅山码头接货，我们住在码头附近的招待所，每天都要到码头去接货，接下来的货再由厂方用汽车拖到厂区的一块空地，这块空地上，堆满了设备。

我们在那里与厂方一单一单地核对验收，终于毫无差错地完成了这次任务。

这段时间，市内的很多大厂外迁，中央北路的南汽搬到江宁，正在进行厂房的建设和没备的安装。

公司联系到设备吊装的活，这些设备大多数是冲压床，吨位很重。为慎重起见，公司经理还请来一位大件公司的退休老工人，他吊装大件设备非常有经验，让他协助指挥。

为做好这单任务，公司经理也是动了不少脑筋，还从集团公司机务处挖来一位老同志把关。

兵分两路，一路在江宁守护堆在马路上的设备，不能短少和损坏。

一路在赶制龙门吊。吊装这些大型设备，必须要有龙门吊，公司从浦厂买来钢轨、火车轮等材料，在老江口的厂房制造可拆装的龙门吊，然后运到工地。

在江宁工作时，先是租住在农民家中，上来的工人多了，为了方便工作，就地取材，用南汽拆下来的包装板，在厂区外的空地盖了一排简易工房，工人们每人有一张床位，办了工地食堂，还搞了个洗澡间。冬天冷时，还搞来稻草给大家铺床。

我这时的主要任务是做好后勤保障工作，陪同炊事员去买菜，设法改进伙食，让工人们吃好。

厂房里都建好了 大型地下机座，用于安装冲压设备。安装设备时，我们先将堆放在马路上的设备通过滚筒、导链葫芦的牵引等措施，将设备一步步移到位，然后通过铺在地坑两边的轨道，开动龙门吊，将设备稳稳地吊入地坑。

就这样，经过约半年多时间的忙碌，终于顺利完成任务。

不久，我又接到集团的调令，让我去联运公司工作。

(联运公司的货场码头)

P71

江海集团联运公司坐落在下关二板桥568号，紧靠秦淮河边，在河边有三座装卸码头，有一个很大的货场，有2座大仓库。江北的仪征码头也归联运公司管理，公司还有一个汽车队和业务部。

公司有一正两副经理，一正一副党总支书记，我还是干老本行，任党总支副书记兼工会主席。

联运公司各科室一应俱全。从我到联运公司工作开始，到在联运公司退休为止的这段时间，领导班子和科室人员也是调动频繁，不是你来就是他走，最多时有4位副经理。

党群这一块的工作，还象以前在四公司工作时一样，按步就班的进行。如组织党员学习、召开职代会、评选先进班徂和先进个人、组织外出参观学习、慰问病号、抓好宣传报导、向江海报投稿等。

由于公司是码头装卸、仓儲单位，经常会24小时作业，为应对特发情况，每天晚上都有机关干部值夜班。

公司最忙、最辛苦的时间是每年的汎期，既要防汎，又要进行码头装卸作业。巡逻队白天黑夜加强值班巡查，拖来黄土装进麻袋封堵闸口。水大时，会将码头平台淹在水中，作业区就用汽油桶和钢板搭成作业平台，用板车拖运从船上卸下来的钢材，职工们非常辛苦。

在联运工作期间，我参与处理了一起交通事故和两起工伤事故。

公司的汽车队从晨光厂装大件去重庆的梁平，在那里发生了碰撞事故，被当地交警大队将车辆扣押，车上的货物不能准时送达，这样会形成违约。驾驶员紧急要求车队和公司派人去处理。经研究，决定由我代表公司和车队长及一名驾驶员前往处理。为抓紧时间，我们从禄口机场飞往重庆，又从重庆乘车到达梁平。在梁平交誓大队，了解了事故的过程，以及双方应负的责任，通过友好协商，最后将车辆放行。事情办妥后，我们三人乘车来到重庆，从重庆坐大轮回到南京。那时三峽大坝正在建设中，轮船是走导流明渠出川的。

一天，在公司内的场地上，一辆车已装载好货物准备出车，业务员过来检查时，发现捆绑的绳子松动，于是爬上车紧绳子，谁知一用力，绳子断了，人从车上摔下来，后脑着地摔成了植物人。

事故发生后，家属要单位给说法。进行谈判赔偿时，我和有关科室在一线与家属接触，家属有家属的要求，集团有集团的底线，我们夹在中间，通过多轮拉锯，才处理结束。

我们公司大多数装卸的是钢材和木材。在一次圆木装车的常规作业中，竞然发生了撞击死亡事故。事故之所以会发生，一是吊机工没有垂直起吊，二是装卸工站位不对，不应该背靠车头，没有退让距离，两个不对同时存在，事故发生了。

这起事故发生时，伤者被立即送到姜家园二附院进行抢救，终因大出血，抢救无效死亡。

死者是位农民工，其家属们来南京处理善后，通过艰苦的工作，才处理完此次工亡事故。

在联远公司工作时期，集团公司实际上已是民营企业，，被28个股东打包买断，交通局采取的是国有资产零资产转让。

这个阶段，在企业内部又一次形成了下岗买断潮。大批的干部、职工被买断工令，国有资产大量流失，船舶被个别人三文不值二文地买去，成了私人企业。

联运公司也在守摊子，货物只出不进。

板桥江边有个华润电厂，其发电用煤都是用船运来，我们公司的8·25趸船上有台抓煤机，帮他们从船上卸煤上岸。

我在板桥华润电厂码头工作时，我的八十多岁的老父亲不放心，要我的三妹两口子开着车子带他来看我，真的是可怜天下父母心。

在守摊子期间，我在板桥的8·25趸船上工作了一年多，直到退休才离开。

不久，联运公司的地盘买给了房产开发商，盖起了一片商住楼。

坊间流传，江海集团是三卖，卖人、卖地、卖船，一些人空手套白狼，凭空先富了起来。

我有幸安稳地干到退休。

(摆拍留个影)

（参加投票选举）

（联运公司领导向上级汇报工作）

(陪同上级领导检查北河口码头安全工作)

（联运公司领导班子）

(办公时被抓拍)

（参观茅山新四军纪念馆合影留念）

P72

工作了几十年，如今终于退休了，回首往事，有一些感悟，归纳为《闲言碎语》，写出来与友人分享。

古人云："造化弄人”；又曰″世事无常"。

这些话道出了人生的无奈与不可控。命运有时就像一只看不见的手，悄然改变着我们的人生轨迹。我们曾经做过的许多计划，设想过的无数未来，往往在不经意间被打破或改变。无论我们如何努力去掌控，命运总是时不时地为我们安排一些意外，迫使我们不得不面对那些不可避免的波折。

造化弄人的过程，其实是人生必经的考验之一。在这些考验面前，我们时常会感到无力与挫败。许多人感叹，为什么自己已经付出了那么多，结果依然不如意，为什么命运总是如此捉弄自己，让自己一次次陷入困境？但实际上，这些看似命运的戏弄，往往是在教会我们如何接受和适应人生的无常。

无奈是常态，接受促弄和适应人生更是常态。

面对世事无常，要处变不惊，坦然处之。

还是一句老话，要″笑对人生″。

（六）退休的生活

P73

一晃数十年，从青丝到白发，职场的忙碌、奔波与责任，终究画上了圆满的句号。退休不是结束，而是人生新的起点。不必再被闹钟催促，不用再为琐事焦虑，终于有时间陪陪家人，逛逛山河，重拾搁置多年的爱好。

慢慢才明白，功名利禄皆是浮云，身体健康、家人安康，日子安稳舒心，便是此生最大的福气。往后余生，守一份平淡，享一份清欢。

回首过往，一路风雨兼程，把最好的年华献给了工作与生活。如今正式退休，心中有不舍，也有释然。曾经总盼着清闲，真正闲下来，才懂得忙碌也是一种充实。褪去身份与光环，回归最本真的自己。往后不求大富大贵，只愿三餐四季温柔有趣，把寻常日子过得热气腾腾。

走过半生，见过世事纷扰，如今终于卸下行囊。

退休之后最大的感悟：人生不必事事强求，知足方能常乐。不再纠结过往遗憾，不再焦虑未来前路，活在当下就是最好的状态。好好照顾身体，用心对待身边人，在烟火日常里寻温暖，在悠闲时光里寻自在，安然走完人生下半场。

象大数退休的人一样，才退下来时，，我有点不适应，忙碌了一辈子，突然闲下来无所事事，有那么点心烦意乱。

其实，退休仅仅是人生旅途中的又一个站点，这趟列车还会继续前行，去迎接初升的太阳，去欣赏落日的美景。

很快，我就调整过来，决定去做一些适合自己的事。

(动作不到位，老了，耍不动了)

(疫情期间退休党员志愿者合影)

(光荣在党50年)

(社区党员参观三浦战役纪念展合影)

(退休生活:摄影)

(退休生活:抖空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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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完待续，请耐心等候。

谢谢您的关注！

以上是初稿，敬请指正。🙏🙏🙏

(知青活动花絮)

(五十周年庆典活动筹备组全体人员合影)

(庆典活动在大报恩寺举办，合影留念)

在《赴东辛五十周年庆典大会》上的发言

知青朋友们大家好！

在充满生机的阳春三月，我们欢聚一堂，在这里举办赴东辛50周年庆典活动，我代表营部和52连的知青，表示热烈地祝贺！

今天的聚会能够顺利举办，是以郑敏安同志为首的筹备组精心组织的结果。

他们为了这次庆典活动、以及4月份到东辛农场的活动，多次开会磋商。他们群策群力，多方联系，认真筹划，妥善安排，牺牲了大量的休息时间。

在此，我们对筹备组全体同志的无私奉献精神，对他们的辛勤付出，表示衷心地感谢！

50年前的今天，在共和国风雨如磐的日子里，我们不知所措地来到了东辛农场。从这天起，一顶伴随一生的桂冠戴在了头上，这顶桂冠的名子就叫'知青”。

我们这批知青的到来，与在此之前就到农场的宁、苏、锡、常的老知青，以及之后到农场的江阴、连云港等地的知青，汇聚成了知青洪流。我们的到来，受到了农场父老乡亲的热烈欢迎，为农场增添了一支劳动大軍。

在农场或长或短的岁月里，我们将 自己最宝贵的青春年华奉献给了这片土地，每位知青都经受了磨炼。

在那里，我们有收获也有遗感；有温馨也有苦涩；有欢乐也有泪水。但是，我们今天记住的是收获、是温馨、是欢乐；忘却的是遗感、是苦涩、是泪水。

知青生活的磨炼，造就了我们这一代人坚强的性格、不屈的毅力、奋发的精神。我们是努力奋斗的一代，是自强不息的一代！

50年后的今天，我们在这里相聚，凝聚力是什么？是缘分，是我们之间的那份知青情谊，在召喚着我们相聚；是我们曾经一起度过的知青岁月的共同经历，在召唤着我们相聚。

我祝愿，今天的聚会，是快乐的一天，开心的一天，幸福的一天，难忘的一天。

光阴似箭，转眼间，青春不再，又聚首，已奔七奔八。

为纪念这次聚会，写了几句以自勉：

风雨兼程五十载，神采依旧两髮衰。

欢聚莫论非与是，抖擞精神迎未来。

最后，我真诚地祝愿全体知青朋友们身体健康，福寿延年，阖家欢乐！

谢谢大家！

(七分场五十二连知青陆信发)

(在东辛农场参加庆典活动)

(一年一度的小桃园东辛知青大聚会)

(老朋友聚会)

(说走就走的旅游)

(七营机耕连知青小聚)

(七营知青小聚)

(七营知青在中山大夏大聚会留影)

东辛农场是江苏最大的农场，方圆218平方公里，土地总面积30万亩。当年，农场有知青近一万人，占全场人口的三分之一。

在那片土地上，留下了我们青春的身影；在我们的脑海中，留下了永远抹不去的记忆。

一次难忘的记忆《割芦苇》

茫茫东大滩，地广行人稀。

朔风漫天吹，飞禽无踪迹。

柳条配芦席，搭成地窝栖。

铺上厚草垫，翻滚当游戏。

躺下望屋顶，可见星斗移。

翻来又复去，裹被相互挤。

东方暖阳升，银霜寒气逼。

忽闻钟声响，匆忙穿好衣。

取来盐池水，个个忙漱洗。

入口双眉皱，欲吐已不及。

稀粥伴面饼，凑合填肚皮。

吃完不觉饱，谁敢有脾气。

芦苇迎风舞，摇曳躲来袭。

金戈声声响，埋头挥镰急。

日暮方收兵，众人瘫如泥。

倒床鼾声起，醒来月已西。

（乐天写于2021年深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