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就要选最有价值的来读，莫要在杂文上消磨时光

阿弥陀佛

　　英國漢學院《群書治要》講座1.6講座地點：

英國威爾士三一聖大衛大學漢學院

我們繼續學習《群書治要》的序言。

前文读经典，就是花最少的时间，获得最大的收益

我們再接著往下看。「當時中國雕版印刷尚未發達」，但是那個時候印刷術不是很發達，所以《群書治要》這一部書也沒有得以廣泛的流傳，沒有受到特別的重視。那麼《群書治要》的流布，也僅限於皇室密府，所以在史料上記載得也很少。但是在唐朝，太宗皇帝以後，宋代王應麟在《玉海·卷五十四》引用了韋述《集賢注記》記載，唐玄宗和唐德宗還曾閱讀過此書。

然而到了宋初就已失傳。《宋史》上也不見記載。日本人很了不起，他們很珍惜這一部寶典，在公元八世紀的時候，他們把這部書從唐朝帶回到日本，結果怎麼樣呢？受到了日本皇室及貴族的尊崇，並在此後的一千年裡，借助於日本的皇室、貴族、武家和學界的合作，得以完好地保存。

在平安時代（1784-1192），日本皇室將《群書治要》作為帝王學教材的必讀書，並且樹立了有體系的精研講習傳統，具記載，共有四位天皇閱讀過此書。這四位天皇就是仁明天皇、清和天皇、羽多天皇和醍醐天皇。仁明天皇在位期間是日本皇室特別重視中華文化的時期，這個時候中華文化在日本的影響也達到了頂端。

醍醐天皇在《寬平禦遺誡》中說，這句話對我們也很有幫助。說「天子雖不窮經史百家，而何所恨乎！唯《群書治要》早可誦習，勿就雜文以消日月耳！」

說天子雖然不窮盡讀盡經史，諸子百家，又有什麼遺憾呢？唯有《群書治要》這部書應該早早地讀誦學習，不要去把那些雜文放在重要的位置上來消磨時光。所以他認為《群書治要》確實是精華的精華，比起其他經典而言，價值更高。

在醍醐天皇之子源高明私纂的儀式書《西宮記》中云：「凡奉公之輩，可設備之書：……一、政理事。《群書治要》，五十卷。《貞觀政要》，十卷。以上唐書，但君臣之間事，盡此書也。」

「凡奉公之輩」就是在國家任公職的人，或者說是擔任領導幹部的人，要治理國家政事的人，要經常讀的書，他列了很多，其中有「政理事」，治理政治方面的書就列上了《群書治要》五十卷，《貞觀政要》十卷。「以上唐書，但君臣之間事，盡此書也。」也就是說《群書治要》和《貞觀政要》裡把君臣之間的對話，治國理政的道理都囊括其中。

在日本人林信敬《群書治要》天明本的校正序中說：「我朝承和、貞觀之間，致重雍襲熙之盛者，未必不因講究此書之力。」承和、貞觀之間，就是指九世紀的平安時代，仁明天皇、清和天皇及陽成天皇的在位時期，社會呈現出安定繁榮的盛世局面。「重雍襲熙」是一個成語，就是太平和樂的意思。

社會出現太平和樂的局面，未必不是借助這本書的力量所成就的。這個序言在《群書治要》裡面有印。

十世紀的時候，皇室必讀的《群書治要》逐漸超出了皇室和博士家的範圍，對它的閱讀和抄寫也成為京都貴族文化的時尚。在此後日本鐮倉幕府和江戶幕府的領導階層也都很重視這部書。鐮倉幕府是1185到1333年，江戶幕府是1603到1867年。

所以後面說，「所幸者，日本金澤文庫藏有鐮倉時代日本僧人手寫《群書治要》的全帙」。日本僧人是用手抄把《群書治要》抄下來。那我們知道，日本遣唐使他帶回來的經書，當時的交通不便利，他也是在眾多的經書中精挑細選，把最好的，最精華的部分帶回日本。他們要手抄流傳，也是選擇那個最後價值的。

在鎌倉時代產生了金澤文庫本和元和俊和版，這個使《群書治要》得以流傳。到江戶時代後期，日本學界受到了古學派的影響，逐漸地關注到《群書治要》的學術價值。在1781年的時候，尾張藩重新校勘並版刻《群書治要》，在1786年的時候，重印本告成，這就是我們流傳到現在的天明尾張本，天明版的《群書治要》。

「並於清乾隆六十年，由日人送回中國本土」。那麼也是到了嘉慶元年的時候，1796年，終於又由日本人轉送到中國。就是嘉慶皇帝登基的時候。那麼送回來的這個本子也是天明版的《群書治要》。「上海商務印書館四部叢刊和台灣分別以此版為底本影印出版」。這應該是八十年前的事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