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高中

Chen玉泉

一九七五年九月至一九七七年七月，我在四川省眉山县万胜区高中就读。

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国农村高中教育资源稀缺，初中升入高中的竞争异常激烈。一九七五年，万胜区高中仅招收四个班，总计两百余个学位。当时全区共有九个公社（镇），初中毕业班约三十个。除万胜镇和秦家公社因新设高中班而自行招收部分本校初中毕业生外，当年全区初升高的录取率不足百分之二十。大多数初中毕业生一走出校门，便不得不告别尚存一丝希冀的学业，回到农村投身农业劳动。

那时，升学并不以学业成绩为主要录取标准。受“张铁生白卷英雄”事件的影响，学校、教师、学生乃至家长普遍对文化课学习缺乏重视。学校师资力量薄弱，数理化教材内容过于简单，课堂中掺杂大量时事政治教学。此外，学校频繁组织学生参与集体支农劳动，许多学生也需自觉协助家务与农活，真正用于课堂学习的时间十分有限。当时没有严格的学期考试，学科成绩以“优、良、中、差”等级评定，缺乏量化的分数记录，仅存模糊而笼统的学习情况记载。

初升高实行推荐制度，依据上级分配的高中招生名额，由公社、大队及初中学校联合推荐。获得升学机会的学生，其父母多为公社或大队的基层“干部”，可谓“近水楼台先得月”。这些子女受家庭环境影响，通常在政治上积极要求进步，踊跃加入红卫兵、共青团等组织，参与各类课内外活动，表现较为突出，因而更易符合推荐条件。

上世纪七十年代仍盛行“唯成分论”，实行一票否决。担任基层“干部”的父母多出身贫下中农，其子女家庭成分好，可谓“根红苗正”，父辈历史清白，政治审查容易通过。若父母成分不好（属于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等“黑五类”），或历史存在污点，子女便会受到牵连，政审难以合格，继续升学的权利也因此被剥夺。许多成分不好的家庭反而具备一定的文化底蕴，家长有知识，子女聪慧且成绩优异。我认识的几位初中时期的优秀学长，正是因为家庭成分问题而无缘高中，实在令人惋惜。

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两年高中教育为我们今后的人生带来了深远影响——无论之后是暂时留乡务农，参军寻找出路，还是参加刚刚恢复的全国高考，这段经历都显得尤为珍贵。

高中毕业生在农村被视作“文化人”，他们的学识与素养使他们在基层组织中备受重视，成为农村生产与建设的活跃分子和中坚力量。有人担任小学或初中的代课教师，也有人成为大队记工员、会计、赤脚医生、水利员或广播员；有的被培养为农业技术员，推广先进种植技术与病虫害防治；有的通过复读考入大专院校；有的积极应征社会招聘，进入体制内工作；还有人在生产实践中不断成长，逐渐走上生产队、大队乃至公社（乡镇）的领导岗位，带领乡亲们脱贫致富。

在部队建设中，高中毕业生同样备受重用。当时部队干部战士的学历普遍不高，连队中几乎没有大学生，战士多以初中文化为主，高中毕业生则属最高学历。他们在军事训练、技能掌握与带兵管理方面展现出明显优势，理解能力和组织协调能力突出，能更快适应部队工作，往往迅速成长为战斗班班长，带领全班圆满完成军事训练、执勤守卫和生产劳动等任务。

受过良好教育的高中生战士性格开朗自信，往往具备文艺体育特长，擅长吹拉弹唱、棋琴书画，在部队中备受欢迎，也因此拥有更多岗位选择的机会。他们可胜任连队文书、通讯员、司务员、文化辅导员，或机关放映员、勤务员、打字员、驾驶员等职，获得更多锻炼与发展的空间。同时，他们也具备报考军校、深造学习的文化基础。

我们这一代人的小学和中学阶段在文革十年动乱中度过，作为文革时期的最后一批高中生，也是整体文化成绩相对较弱的一届。难能可贵的是，我们不曾抱怨，不曾气馁，而是持续学习、提升自我，勇敢地融入时代洪流，凭借个人努力与时代机遇，在不同环境中实现了各自的人生价值。

我的高中同学大多没有离开故乡，他们像父辈一样常年辛勤劳作于田间地头，为乡村建设默默奉献一生。而我，是那个特殊年代的幸运者——在命运的眷顾下走出农村，见识了更广阔的世界，实现了学生时代的梦想。谨此衷心感恩我的父母、老师，以及一路走来给予我关怀与支持的各级领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