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帝之师：既通教化，更兼宰相之才

逍遥君

　　孔子曾言：“君子既知教之所由兴，又知教之所由废，然后可以为人师也。”为人之师，贵在深知教化兴废之理；而为帝之师，除了“知教”，更须“为相”，不仅讲学，更须谋国，肩负培育英主、匡扶天下之重任。

从西汉至清末，两千余年间，“帝师”并非只是御前讲书的儒士，而往往是位高权重、才德兼备之士。他们或兴政改革，或匡主劝学，或舍身殉国，其身影穿越帝王之侧，亦深嵌史册之间。

　　锋芒太露的早慧者——贾谊

西汉贾谊二十出头，便因“颇通诸子百家之书”被汉文帝召为博士，旋即擢升为太中大夫，可谓少年得志。然而其锐气过盛，不免招致群臣诋毁，文帝也渐生疑忌，将其外放为长沙王太傅，远离京师权力中心。后又转任梁怀王太傅。惜乎怀王坠马而亡，贾谊自责不已，哭泣成疾，英年早逝，年仅三十三。帝师未及施展宏图，便悄然谢幕。

　　为师为相皆殉道——方孝孺

明初方孝孺学识渊博，举止端庄，洪武帝朱元璋对其礼遇有加，欲其将来辅佐子孙。建文帝即位后，尊其为帝师，凡国政、典章、讲学，皆倚重其议。然朱棣起兵靖难，方孝孺誓死不屈，挥笔写下讨伐檄文，筹谋防御，最终被俘。朱棣命其草诏书即位，方拒道：“你可以杀我父、灭我族，独不能使我为你起草一字。”终被灭十族。忠诚与学术并重，方孝孺以身殉道，成“千古帝师”之一范。

　　权倾朝野的改革者——张居正

嘉靖末年，张居正以才名入侍裕王朱载垕，王即位为隆庆帝后，张亦飞升内阁。神宗即位之初年幼，张居正既为帝师，又为首辅，推行一系列新政，如一条鞭法、整顿吏治、整军练兵，政绩卓著。据传一次神宗误读古文，张怒斥纠正，神宗面红耳赤，却亦钦佩其学严。然张死后，权臣反攻倒算，神宗追削其封号，抄其家产，毁其生前荣宠。帝师之位，荣辱皆系于君王一念之间。

　　智勇双全的殉国者——孙承宗

孙承宗先后为太子朱常洛及其子朱由校讲学，被称“心开”。后升任东阁大学士兼兵部尚书，屡次请辞。崇祯十一年，高阳城危急之际，年过古稀的孙承宗率家族与乡民死守。城破后拒降多尔衮，慷慨就义。其家四十余口同遭屠戮。帝师不仅能言传身教，更可于国难当头，率先赴义，以身许国。

　　悲愤而终的孤高士——文震孟

文徵明之后文震孟，五十始中进士，亦曾为崇祯讲解经史。因直言敢谏，得罪魏忠贤，数度罢黜。其晚年因外甥之死悲伤成疾，郁郁而终。清流之士，虽未执政，却以学术人格传世。

　　两朝帝师，亦父亦友——翁同龢

清代翁同龢，父子两代皆为重臣。他先为同治帝讲学九年，后又为年幼的光绪皇帝启蒙识字、辅政言行，师生关系长达二十四年。他不仅传授经典，更直接影响了光绪的思想与政治观念。尽管终被罢黜回乡，仍不失为清末最具影响力的帝师。

　　末代师表，忠谏无功——陈宝琛

民国初年，清廷虽亡，溥仪犹在故宫内维持“皇帝仪制”。陈宝琛为其讲读三年，深受敬重，然其竭力劝阻溥仪赴东北未果。他曾言：“贸然从事，只怕去时容易，回时难。”后果果然不幸言中。陈氏忠诚守节，未改其志，亦是末代士大夫之风范。

　　异邦帝师，见证黄昏——庄士敦

1920年代，英国人庄士敦受聘为溥仪英文教师，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外籍帝师。他不仅教授语言，更带来西方知识与生活方式。溥仪赐其“一品顶戴”，亲信有加。然中国王朝终告黄昏，庄士敦出版回忆录《紫禁城的黄昏》，为这段帝师与帝王的特殊关系写下最后一章。

　　帝师之名，远非“教书先生”四字所能概括。他们既是帝王成长道路上的领航人，又是朝政兴废的参与者；既肩负文化传承之责，亦可能承受政治风浪之苦。为帝师者，需兼通道统与权术，既能讲章句之奥，亦能断天下之机。正如孔子所言，“既知教之所由兴，亦知教之所由废”，而更难者，是既教帝王为人君，也辅帝王治天下。

这，正是帝师真正的分量。

（配图来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