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左宗棠要把陕西回民西迁？真实原因：看关中汉回仇恨有多深？

守望孤独fubin

官府通过分而治之、区别对待的治理策略在镇压回民起义时已经有所体现。清军在同治元年收复陕西时，朝廷就下旨要求"彻底清除王阁村等地的叛军据点，务必连根拔起，逐步瓦解"。基于这一指示，清军对聚集在王阁村、羌白镇、仓头、渭城湾等地的回民实施了极其残暴的镇压和驱逐，导致军事行动结束后，陕西关中地区除西安城外已无回民居住。

到了同治十三年平定肃州后，清军再次进行了有组织的大规模屠杀和强制迁移，使得河西走廊两千多里的区域内基本没有回族居民，从而部分达到了切断关内外穆斯林联系的统治目的。这些行动都是通过朝廷谕令和军政官员的公开命令实施的，体现了典型的民族隔离政治意图。以往研究中对其他众多屠杀回民事件的定性可能过于简单化，实际上大部分事件只是零星的、民间自发的或半官方性质的行为。

对陕西回民而言，清政府以军事手段镇压起义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一个持续将他们从家园中"清除"的过程。这种由国家力量主导的驱逐行动贯穿了整个清末时期，造成了深远的影响。

1、关中汉绅阶层的仇恨

在平定动乱之后，官府实施了包括人口迁移、宗教禁令和强制性教化在内的一系列后续政策，将这些群体与原先的汉族居民隔离开来，同时也切断了他们与甘肃回民的联系，确保他们无法重返故土。在此过程中，汉族士绅的观点始终扮演着关键角色。起义事件给陕西农村地区带来了毁灭性打击，而城镇地区则相对完好地保存下来，主要聚居在城镇的汉绅阶层因此并未遭受实质性冲击。

作为清廷处理地方事务的传统智囊团，士绅阶层在平定回民起义期间发挥了重要作用，军队在很大程度上需要仰仗他们筹措军饷和维护地方秩序，这使得他们对国家政权的影响力显著提升。他们深度参与清军和地方官府的决策过程，对现今西北地区回汉民族分布格局的形成产生了深远影响。在清军着手镇压起义回民之际，民间普遍存在着"借朝廷之力彻底铲除回民，既可泄私愤，又能永绝后患"的舆论氛围。

汉族士绅不遗余力地向清军施压，要求加大对起义回民的打击力度。他们公开发表的诸多言论赤裸裸地展现了民族仇恨和种族歧视倾向。例如在同治元年岁末，当多隆阿率军攻打回民起义据点王阁村时，面对回民军派出的前清降将哈连升提出的和谈请求，以举人张逢午为首的士绅群体联名上书强烈反对议和，声称"回民生性狡诈，反复无常，表面求和实为缓兵之计，若不彻底剿灭，后患无穷"。这些言论充分反映了当时汉族精英阶层对回民群体的极端敌视态度。

言下之意，无非希望清军一鼓作气，彻底消灭起义回民。

在甘肃战事期间，汉族士绅群体依然保持着重要影响力。来自陕西三原的理学大家贺瑞麟，作为当地著名学者和书院主讲人，其思想深受传统华夷之辨观念影响，成为驱回运动的主要倡导者。同治元年五月家乡遭回民军攻陷后，他在巨大的心理创伤下多次上书朝廷，强烈反对招抚政策及将降服回民安置陕西的主张。

贺瑞麟在其《拟上三大宪论时事书》中阐述了五点主张：首先指出回民本性狡诈，所谓的投降都是虚假伪装；其次强调回民杀害官员、屠戮城池的罪行必须严惩，主张彻底剿灭；再者描述汉人遭受的深重苦难和满腔仇恨，认为双方难以共处；接着说明被占产业已重新分配，房屋多遭焚毁，实际难以安置；最后危言耸听地声称发现回民密谋造反的证据。这些论述都建立在当时官绅亲眼目睹的社会惨状基础之上。

贺瑞麟最终得出明确结论：即便让回民分散居住在甘肃各地尚可考虑，但决不允许其留居陕西。这种极端主张完全源于其刻骨铭心的仇恨心理，因而言辞异常激烈。

但是类似的意见对主政官员产生了有效的影响。

乔松年接任陕西巡抚后，最初也曾考虑过招抚当地回民，但经过深入观察后改变了看法。他认为陕西汉民对安抚回民的政策极为抵触，双方之间的仇恨已无法通过政令化解，回民的房屋被汉民拆毁，祖坟遭汉民破坏，田地也被汉民占据。鉴于这种水火不容的局面，他主张将已归顺的甘肃回民就地安置，而陕西回民则需迁往北山地区开垦荒地，通过分配土地、提供农具、组织耕作、建立保甲制度等措施来实现长期稳定。

当时陕西的官员和士绅普遍认同必须采取隔离政策来处理回汉关系。地方士绅李启讷分析指出，虽然太平军和捻军投降后可以重新融入汉民社会，但回民即使归顺仍被视为异族。陕西按察使张集馨也强调，回民与汉民在文化信仰上存在根本差异，这种深层次矛盾使得双方难以和平共处。这些观点反映了当时统治阶层对少数民族问题的普遍认知。

左宗棠在主持陕甘政务时进一步发展了这一思想，他认为回民问题与太平军、捻军有着本质区别。在他看来，太平军剃发、捻军放下武器后就能与普通百姓无异，而回民因独特的宗教信仰和生活习俗，始终与汉民格格不入。这种根深蒂固的隔阂使得回民即便归顺也难获信任，部分回民势力更是利用这种对立来维持自身权力，形成持续对抗的局面。

从士绅到官员，都一致认为起义回民与太平军、捻军有着基于族类的重大差异，这种认识支配了他们后来办理善后的政策方针。

左宗棠在众多公文中多次明确指出"事端肇始，实则源于汉族百姓"。这种相对理性的判断，让他对汉族士绅的主张保持审慎态度。面对汉族士绅屡次提交的仇视、驱逐乃至屠杀回民的呈请，他直言不讳地批评道："关中士大夫对回民的仇恨深入骨髓，每每谈及回民事务，必称'赶尽杀绝'方休，这种偏激言论根深蒂固，实在令人费解。"

他虽清楚汉族士绅力主武力镇压的立场，却明确表示反对："然而陕西人士的言论，常常不足为凭。就像汉回之间的纷争酿成大祸，众人异口同声主张武力清剿，这种偏执之见源于以讹传讹，就连一些明达之士也难以幸免。若不广泛听取各方意见，权衡利弊，就无法公正施政，革除弊端。"基于这一判断，当平凉地方乡绅韩尚德等人建议将归顺回民迁往偏远地区以示惩戒时，左宗棠严厉斥责："呈文提议必须将回民远徙以示惩戒，却不想想回民本就是陕甘土著，若本地汉民都与之难以共处，远方百姓就能相安无事吗？...自古治理边疆之道，归顺则安抚，叛逆则讨伐。即便是内地军务，剿灭与招抚也从来不可偏废，岂能妄生异议，用势不两立等言辞轻率呈报。"

尽管立场鲜明，左宗棠为招抚政策及善后工作确立的基本原则，本质上仍是沿袭了传统"非我族类"的夷夏之防思想。他的安置方案与士绅们的建议并无实质差异。在战后重新安置回民的规划中，为避免再度爆发回汉冲突，左宗棠刻意采取回汉分居的政策。

实际上，善后安置的绝大部分回民是陕西回民，则安置的首要原则便是不准回归原籍，而是另觅他处：

回民请求安抚虽是事实，但陕西回民与汉人的仇怨已深，自然不应准许他们返回原籍。唯有考虑在靠近陕西的甘肃境内，或是陕西北山一带，采取汉民迁移、回民安置的策略，才能实现长治久安。基于这一考量，他将注意力集中到平凉府境内。

经过实地考察，他在平凉发现化平川方圆百余里，土地肥沃且水源充足。随着河州、狄道、西宁、肃州等地相继平定，获得赦免的陕西回民数量激增，化平川难以容纳，于是将他们分别安置在平凉的大汊河、华亭的十二堡以及秦安的龙山镇。后来因人口过多，又分散安置在静宁、隆德等地。这些地区多为山高沟深的偏远地带，普遍特点是汉回矛盾较少、汉民人口稀疏且荒地广阔。

其他安置陕西回民的区域如平凉的谢家庄、姚家庄、张家庄、曹家庄，会宁的姚王家、曲家口，静宁州隆德县的王家下堡、刘戴家山，以及安定的刘家沟、石家坪、好地掌等地，都具备水草丰美、荒原无主且自成体系的特点，最终成为陕西回民的主要聚居区。左宗棠明确表示，将陕西回民远距离安置的目的就是要分隔汉回，认为回民不宜靠近城镇驿站、汉民村落，也不宜集中居住。

作为清廷委派的钦差大臣，其核心任务在于巩固朝廷的统治根基，为此他明确提出这项措施"暗含防范边患之深意，方能确保长治久安"。这反映出历经十多年的动荡冲突后，回民群体在清政府主导的政治文化体系中的身份地位与生存境遇依然如故。左宗棠在处理善后事宜时，在实施汉回隔离政策的同时，也注重对回民群体进行差异化安置。

他深刻认识到动乱时期各地回民之间存在明显区隔，同时也意识到回民内部的差异与矛盾是善后工作必须审慎考量的问题。他表示："此次安置回民，有原籍陕西者，亦有原籍甘肃者。当其结盟对抗官军时，自然不分彼此；然一旦缴械归顺，重为良民，则新恩甫受，旧怨即起。不仅陕回与甘回秉性各异，即便同属陕回或甘回，亦有难以共处者。"事实上，这些被安置在平凉府各地的陕西回民，本就是被视作需要迁移的"客籍回民"而从灵州、西宁等甘肃回民聚居区强制迁出的。

以西宁为例："滞留西宁的陕回，包括青壮年、老弱妇孺，总计仍有两万余人...拟分三批，约两万人，派兵押送至平凉、秦安、清水等县择地安置...自此西宁境内再无客回混杂之虞。"在固原地区："自陕西平定，金积堡收复，固原东西山相继安定，各地参与暴乱的回民多携家眷藏匿于此，逃避惩处。此类客籍回民理应迁移。"

除陕西回民被迁移外，外来不多的甘肃回民也被觅地安置于安定之刘家沟。

经过这样的迁移安排，原本数量已近百万的陕西回族居民，在陕甘回民起义之后，情况发生了巨大变化。除了西安城内留居的两三万本地人口外，其他回族民众几乎全部向西迁徙，陕西境内再难见到回族聚居的痕迹。

这场人口流动使得陕西地区的民族结构发生了根本性改变。原先繁衍生息于此的回族群体，如今只剩下西安城内少量原住民，其余都踏上了西迁之路。整个陕西地区从此失去了回族的踪影。

这样的迁徙结果导致陕西回族人口几近绝迹。西安城内虽保留了两三万原住回族，但全省范围内已无回族聚居区存在。这场大规模的人口迁移，彻底改变了陕西的民族分布格局。

左宗棠安置回族百姓，为他们修筑城墙、发放耕牛种子，甘肃当地民众对此议论纷纷，甚至有人称他为"左阿訇"。不过他的这些举措总体上在归顺的西北回族民众中建立了不错的口碑。回族同胞习惯用"左宫保"来尊称他，"那时候左宫保安抚百姓，给回民分配了耕地、口粮、农具和牲畜等物资"。河湟地区的回民中流传着一句俗语："左宫保的规矩对半分"，意思是左宗棠处事公允，回民们都很感激他。

客观来说，那些"从九死一生中逃过劫难"的乡村回民终究只是封建统治下的底层百姓，先前与官军、官府的武装冲突和全面对抗并未从根本上改变他们的宗教观念和身份认同，他们与清廷统治者之间的矛盾也远未激化到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程度。"善后安置"是要让回民从起义反抗状态转变为归顺帝国的良民。要实现这个目标，最关键的就是要求官府在治理时摒弃偏见，重新确立"只辨善恶，不分民族，作为长治久安之策，治乱安民之本"的方针，对归顺的回汉百姓同等对待。

当时军事力量雄厚，政令畅通无阻，左宗棠通过办理几起典型案件，向西北各级官吏和回汉民众宣示了他的治理原则。同治十年三月，灵州发生了地痞恶霸（实为当地汉族劣绅）吕廷桂、苗维新借机敲诈已归顺回民，伪造地方士绅联名信，请求湘军统领刘锦棠派兵剿灭回民的事件。

为此二人沿用故伎，向回民散播谣言：

官府军队虽暂时平息事态，但民众仍担忧日后会遭到清算，致使部分回民心存疑虑。有人散布谣言称官方偏袒回民而歧视汉民，此类荒谬言论令人愤慨。

左宗棠接到报告后勃然大怒，立即下令处决吕廷桂以儆效尤，同时命令提督萧章开将苗维新押解至军营审讯处置。左宗棠严厉整治战后地方上出现的汉族本位思想，防止因治理不当再生事端。他明确要求："若发现汉民借机报复的情况，已责令地方官员立即查处，绝不容忍恶习重演，避免再生冲突。"

同治十年五月，在宁夏三县地区，经受害汉民指认，官府核查名册后处决了457名参与起义的回民。朝廷在嘉奖金顺等人的同时，也警惕可能出现的族群报复行为，特别谕示："汉民不得蓄意寻衅再生事端，已颁布明令由张曜广泛张贴告示，促进汉回和睦相处，体现朝廷公平待民之宗旨。地方官员处理汉回事务须公正无私，不可偏袒任何一方，以维护公平消除矛盾。"这些措施对恢复地方秩序产生了积极作用。

清政府在西北地区实施的善后政策不仅针对回族民众，部分汉族居民也被纳入了迁移与安置的范围。当陕西回民被迁往他处后，他们留下的土地由官府统一调配，这些土地大多分配给了汉族居民，包括当地住户和外来移民。不过，本地汉族居民获取"叛产"的比例明显低于外来的移民群体。

本地汉族居民普遍对回民心存畏惧，担忧他们会返回索要土地，因此敢于大规模占有土地的多为地方豪强。此外，战乱导致人口锐减，许多地区地广人稀，关中农民对土地的需求也随之大幅下降。在这些外来移民中，湖北籍占多数，这与杨岳斌麾下的楚勇、左宗棠和刘松山统领的老湘军，以及刘锦棠在宁夏之战后招募的楚勇多为湖湘人士密切相关。

除湖北人外，河南与山东的移民也占一定比例，这与胜保、多隆阿军中部分士兵曾参与镇压捻军并转战陕甘的经历有关，同时甘肃庆阳的移民也被安置在关中地区。早在回民西迁初期，湖北及陕西商洛的汉族民众就自发前往渭城地区开垦荒地。到同治六年(1867)回民军东进时，官府不得不采取武装屯垦的方式，组织甘肃难民既耕作又防卫。此前回民军在陕甘交界地带频繁活动，致使庆阳府所辖宁州、合水、环县等地遭受严重破坏，战乱后又遇饥荒，产生了大量流离失所的灾民。

#夏季图文激励计划#清军向甘肃地区推进，逐步收编无家可归的百姓，同时剿灭地方匪患，将这些流离失所的人们集中管理。到了同治七年至八年期间（1868-1869年），这些流民被分批转移至陕西境内，主要安置在咸阳、泾阳和高陵三县，这些地方的原回族居民已经迁离。

在平定甘肃的过程中，清廷采取了一系列安置措施，先是稳定社会秩序，收容无业游民，清理不法分子。随后，将这些聚集的流民群体有组织地迁移至陕西地区。当时选择的安置点是咸阳、泾阳和高陵三县，这些区域因回族居民外迁而空置出来。

清军在对甘肃的治理中，实施了两大举措：一是整顿地方治安，收拢流散人口，肃清盗匪势力；二是对这些集中管理的流民进行跨省迁移。同治七、八年间，这批移民被有计划地安置到了陕西境内，特别选择了回族人口已经迁出的咸阳、泾阳和高陵三县作为主要居住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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