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龙鹰之辩

釆心归源

超越龙鹰之辩

——中、美（古罗马）政体治理

的千年回顾与前瞻

（余新海）

引言：文明的图腾与治理逻辑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龙是至高无上的神兽，象征着包容融合与天人秩序的建立。它集百兽之长——鹿角、蛇身、鱼鳞、鹰爪——是多元文化的结晶，也是中华文明延续数千年的精神图腾。

与之相对，鹰则是西方文明尤其是古罗马和现代美国的象征，代表着力量、征服与扩张。这两种图腾不仅反映了不同文明的核心特质，也隐喻着它们在治理秩序上的潜在差异。

从黄帝与蚩尤的涿鹿之战到古罗马的扩张史，从秦汉的天下秩序到美国的全球霸权，东西方两大文明在历史长河中展现了截然不同的国家治理逻辑。本文将从历史与现实的维度，梳理龙与鹰的治理模式，并探讨未来国际秩序的重构方向。

一、中国：龙的包容与秩序

中国龙之形象，作为现实与想象结合之物，也经过了一系列的顺势演变：

• 红山文化（约公元前 3500–前 2500 年）：以 C 形玉龙为代表，蛇身、无角、无爪，头部类似猪或鸟，体现早期自然神灵崇拜。
• 仰韶文化（约公元前 5000–前 3000 年）：龙形象多样化，常见鱼龙或蛇龙结合，头部具鱼特征，尾部延续蛇形，反映水神崇拜。
• 商周时期（约公元前 1600–公元前 256 年）：龙纹开始呈复杂化，头部具角、耳、眼，身体卷曲如蛇，尾部可能分叉，与神灵、祖先崇拜结合。
• 战国秦汉时期（公元前 475–公元 220 年）：龙形象集百兽之长，融合蛇、鳄鱼、鹿、虎等特征，角、鳞、爪、须齐全，成为祥瑞与王权象征........

龙融合百兽的过程，既代表了中国政治治理体系的成熟；其背后，也是华夏文明逐步将文化包容、融合吸纳的特质，由自发自生演变成自觉自省的标志。

黄帝与蚩尤的和而不同：中华文明的包容性起点

在中国古老的历史传说中，黄帝与蚩尤的故事是中华文明包容性特质的最早体现。涿鹿之战不仅是一场部落之间的军事对抗，更是中华文明形成的关键节点。黄帝在与蚩尤的争斗中，最终整合多个部落战胜蚩尤，结束了长期的部落纷争。

这场战争的意义不仅在于军事胜利，更在于其后形成的“和而不同”的文明整合模式。炎黄二帝在战胜蚩尤后，并没有选择将蚩尤的部落彻底消灭，而是通过“和解”与“融合”的方式，将蚩尤的部族纳入到中原文明的体系中。这种“以和为贵”的治理理念，体现了中华文明早期的包容性基因。

秦汉天下：中央集权与天下秩序

秦汉时期，中国确立了以中央集权为核心的治理模式。秦始皇统一六国后，推行“书同文，车同轨”，建立了一套统一的行政体系和法律制度。汉武帝则通过“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将儒家之思想确立为国家意识形态的主导。

这种治理模式的核心在于“天下大同”，强调以文化认同和制度整合来实现国家统一与稳定。

隋唐盛世：开放与繁荣的黄金时代

隋唐时期，中国达到了开放与繁荣的顶峰。唐朝通过“开明”政策，吸引了来自波斯、印度、阿拉伯等地区的商人、学者和使节。长安城成为当时世界上最繁华的国际大都会，丝绸之路更是将中国与欧亚大陆紧密相连。

据《新唐书》记载，唐朝的贡舶贸易涉及 70 多个国家和地区，年均贸易额高达数千万贯。这种开放不仅带来了经济繁荣，也促进了文化的交流与融合。

当代中国的枢纽角色：一带一路与经济枢纽

近年来，中国提出并实施了一带一路倡议，试图通过经济整合重构全球治理体系。根据中国商务部的数据，截至 2023 年，中国已与150 多个国家和地区签署了合作协议，累计投资超过千亿美元。中欧班列的货运量从 2016 年的 10 万标箱增长到 2023 年的 200 万标箱，成为连接欧亚大陆的重要纽带。

 与此同时，中国积极推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的签署，覆盖了全球约 30%的人口和 GDP，形成了一个庞大的经济合作网络。这种“枢纽”式的经济互换共赢模式，既体现了中国传统的天下秩序理念，也展现了其在全球化时代中的长远战略眼光。

千年审视：华夏文明——一个伪装成国家的文明共同体

历史上看，郡县制是中国古代中央集权制度的核心，强调“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结合”：中央通过任命官员直接管理地方，官员选拔和考核制度确保地方行政的效率与忠诚；地方无独立政治权力，但需要承担赋税和行政任务。郡县制打破了世袭贵族的割据局面，实现了国家对地方的统一治理，也为后世提供了制度范本。

而在国际关系上，中国与附属国的关系以“朝贡体系”为基础，体现“宗主国与藩属国”的外交模式——附属国通过定期朝贡承认中国宗主地位，中国则通过册封和赐予特权予以承认和保护——这种关系既包含经济与军事庇护，也隐含文化融合与怀柔安定，中国通过文化传播和制度输出，强化对附属国的影响力；即使在盛世，也很少出现把藩属国当做殖民体系工具的情况。

自古中国就有“华夷一家”的思想，认为无论是汉族还是其他民族，都是中华文明的一部分。早在周原甲骨文中“宅兹中国”的记载，就提出以中原为圆心、分层统合的“五服”体系：500里甸服（王畿）行粟米之贡，1000里侯服（诸侯）献盐铁之利，1500里绥服（边疆）守要塞之险。这种弹性管控模式，既保留了地方文化特性（如楚地崇凤、秦人尚黑），又通过青铜礼器（鼎簋组合）、文字系统（金文）实现精神统合，为秦汉郡县制奠定原型；这种天下一家的逻辑一直延续千年，其文明共生的生态圈理念最终孵育出独特的治理范式——通过共同的信仰、文字、礼仪和价值观，各个民族逐渐形成了对“华夏”这一概念的认同。

郡县制以制度创新确保国家统一，附属国（区）关系则以文化与政治纽带维持区域影响力。两者共同塑造了中国“天下观”与“大一统”政治传统，对现代中国的行政区划与周边外交仍有深远影响。

这种以华夏文化为纽带的文明，集中的体现就是一个“中”字：

中是华夏地理中心的象征——在中国古代，“中”字最早与地理概念相关。例如，《尚书·禹贡》中提到“九州”划分，认为“中原”是天下的中心地带。这种地理中心的观念逐渐演变为文化中心的象征，强调中原地区是中华文明的核心区域。

中是中庸之道的核心价值——“中”字在中国哲学中具有重要地位，尤其是儒家文化中的“中庸之道”。中庸强调“不偏不倚，无过不及”，追求和谐与平衡。这种价值观不仅体现在个人修养上，也延伸到国家治理和社会秩序中，成为中华民族追求稳定与和谐的文化基础。

中是中央统辖的政治理念——“中”字还与政治制度相关，体现了“大一统”的思想。中国古代的“中央”（即皇帝和朝廷）被认为是天下秩序的核心，通过中央集权的治理方式，实现了对多元民族的统一管理。

中是天下观中的“中”——在中国古代的天下观中，“中”不仅是地理和政治的中心，也是文化与道德的中心。例如，“中国”一词最初指的是“中央之国”，强调其在文明和道德上的先进性，同时也承担着教化四方的责任。

二、古罗马：鹰的发轫——历史帝国的扩张与征服

早期罗马以狼为图腾，这源于建城神话中“母狼哺育双胞胎兄弟罗慕路斯与雷穆斯”的传说，象征着原始力量、野性。狼的形象在罗马共和国时期仍具有重要地位，常与其早期的军事传统和社区精神相关联。

然而，随着罗马帝国的崛起，鹰逐渐成为主要图腾。鹰是罗马最高神朱庇特（Jupiter）的神圣动物，象征天空、雷电、统治与智慧，成为帝国权威的标志。鹰的崇高地位与罗马帝国的扩张和对更高尚象征的追求密切相关，同时在军事领域，鹰也被用作军旗的标志，象征军队的威严与战斗力。此外，鹰的形象还与罗马法和秩序联系在一起，代表公正与权威。从狼到鹰的转变体现了罗马从原始部落向普世帝国的过渡，象征着从野性力量到强力统治的转变。

罗马共和国的扩张：从地中海到欧亚

古罗马的崛起始于地中海地区。在公元前 3 世纪至前 1 世纪，罗马通过一系列战争征服了意大利半岛、地中海东部和西部地区。特别是在第二次布匿战争中，罗马击败了迦太基，确立了对西地中海的主导权。随后，罗马又通过马其顿战争和叙利亚战争，将东地中海也纳入了其势力范围。

到公元前 1 世纪，罗马已经控制了从不列颠到埃及的广大地区，成为地中海世界的霸主。

罗马帝国的辉煌与衰落：军事征服与制度整合

罗马帝国的建立标志着其扩张达到顶峰。凯撒、屋大维和图拉真等人通过军事征服，将罗马的疆域扩展至欧亚非三大洲。

罗马帝国的治理模式以军事力量为基础，通过修建道路、推广法律和建立行省制度，将被征服地区纳入其统治体系；同时，通过设立行省制度，将被征服地区划分为若干行政区域，每个行省由一位总督负责管理，总督通常由罗马元老院或皇帝任命，确保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同时也赋予地方一定的自治权。

虽然制度设计如此，罗马的统治治理也有其固化之渊源——罗马奥古斯都的元老定额是600名、全帝国的骑士数以千计，每个城镇的百名首富跻身入城邦长老。这三部成员全是大地主的社会精英阶层，垄断了从政之道。罗马优惠城邦长老阶层，由此笼络土豪巨贵，为他统御帝国各地压制地方人民。中央政府的官员则非长老与骑士莫属，帝国前期差不多两百年，所有的高级文官和兵团统领全是长老。政治精英阶层的凝固化慢慢反啮了帝国的两大支柱：财富和军力。

另外从底层逻辑来看，这种以征服为核心的治理模式也埋下了隐患。罗马在治理征服国时，过分依赖军事扩张和剥削资源，忽视了被征服地区的长远发展。被征服地区往往成为罗马的“经济附庸”，其财富通过贡赋和税收源源不断地流向罗马，导致地方经济的空心化和民众的不满。例如，高卢和不列颠尼亚的农业资源被大量掠夺，而当地民众却难以分享帝国发展的成果，这种经济不均衡最终引发了地方的反抗。

罗马帝国后期，由于军事开支过大和财政赤字增加，帝国逐渐走向衰落。根据罗马历史学家塔西佗的记载，帝国后期的军费开支占国家财政收入的 50%以上，而税收的增加又引发了地方的反抗，最终导致帝国分裂。

罗马的教训：扩张与治理的平衡

古罗马的历史告诉我们，单纯的军事扩张难以维持一个稳定而持久的国际秩序。罗马虽然通过征服建立了庞大的帝国，但其治理模式过于依赖武力和殖民，忽视文化认同和制度创新。

罗马的行省制度虽然通过中央集权和地方自治相结合的方式、维持了对被征服地区的控制，但这种模式也埋下了地方割据和中央权威弱化的隐患。随着帝国疆域的不断扩大，中央对地方的管理成本急剧上升，地方精英与罗马统治者之间的利益矛盾逐渐激化。总督的腐败、地方贵族的权力膨胀以及民众的反抗情绪，都削弱了帝国的统治基础。

此外，现代学者吹捧罗马公民权力籍此贬低东方专制，但当时之人却处之漠然。罗马帝国前期200年公民占全国人口不过1/10左右，开始他们还有些社会权益，但这权益逐渐由公民籍转移到通过财富买卖身份上了；即便到了帝国的黄金时代，穷苦罗马帝国公民则丧失所有权益，不能避免奴隶般的 卑贱待遇。

正是这些内在张力与问题，使得西罗马帝国在公元 5 世纪逐渐走向衰亡，而东罗马帝国（拜占庭帝国）虽然在经济和军事上勉强支撑，却因过度依赖传统模式而失去了罗马精神的内核。最终，拜占庭也未能逃脱历史的宿命，于 1453 年灭亡。正如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所言，文明的兴衰取决于其能否成功应对挑战并实现自我更新。罗马的失败，正是其治理逻辑缺乏包容性与可持续性的体现。

从奥古斯都算起，西罗马帝国总共存续了422年，前后一共更换了103位皇帝，平均每位皇帝的“任期”是4.1年。倒是和现在美国四年一次的换届类似。

罗马皇帝最辉煌的典礼是凯旋游行而；从文帝开始，汉帝多每年春天带领百官亲耕籍田。在这些仪式中，皇帝宣扬了龙与鹰的主导价值，一个是军功，另一个是农耕。秦汉帝国和罗马帝国的人口和国土都差不多，文化、科技、建筑等方面也是各有千秋，分别代表了东西方的最高水平。秦汉帝国开创了中国文明2000多年的基本框架。地中海世界一旦分裂，就再也没有合起来过。

三、美国：鹰的复活——当代帝国的霸权与收割

作为新大陆，美国在华盛顿、杰斐逊等一众杰出政治家与思想家的努力下，高举独立宣言，锻造了美国政体的底层架构，不啻于一次人类新的制度实验。虽然如此，仍可以看出，美国的三权分立制度与古罗马的治理模式，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治理理念的千年回应。

古罗马共和国时期，其政治体系以“执政官”（Consuls）、“元老院”（Senate）和“平民会议”（Assemblies）为核心，形成了权力制衡的基本框架。执政官代表行政权力，元老院代表贵族精英的意志，而平民会议则体现了民众的参与。这种制度设计旨在防止任何单一权力的过度集中，从而避免专制统治的出现。

美国的三权分立制度，即行政、立法、司法的分工与制衡，正是对古罗马权力制衡理念的继承与发展。美国的“执政官”可以类比于总统，代表国家的行政权力；“元老院”则类似于参议院，代表精英阶层的意志；而“平民会议”则对应众议院，体现了民众的代表性和参与。这种制度设计的初衷是为了防止权力的滥用和专制统治的出现，同时通过权力制衡，力图实现国家的稳定与治理。

然而，经过百年的繁荣，美国的民主制度正在面临着松弛——美国两党之间的对立加剧，导致政治决策效率低下，社会共识难以形成，这种极化不仅体现在政策分歧上，更反映在公众对政治机构的信任危机中；其次，资本绑架政治正成为常态，政治献金的合法化、选举制度的舞弊化、政治选举的闹剧化等等，都在瓦解美国的立国之本。

更为严重的是，从制度构建与价值逻辑的内在张力上来看，看似民主的美国，其文化基因仍和古罗马一脉相承。美国继承的不单单是表面的程序性制度，更是内在的形事逻辑与价值观念。

美国的全球扩张：从第七舰队到区域代理人

美国虽然建国至今时间不算长，只有245年左右，却有接近230年都在打仗。根据一些不太完全的统计，美国建国至今这短短200多年，已经至少打了134场战争；可以说，除了短时间的内战，大部分时间都在扩张或对外绥靖的路上。

尤其是20世纪中期以降，美国的全球霸权战略始成常态。第七舰队的巡弋太平洋，标志着美国对亚洲事务的深度介入。美国通过军事部署和区域代理人战略，维持了其在全球的战略优势。例如，在冷战时期，美国通过支持韩国、日本和台湾地区，构建了针对苏联和中国的第一道防线。而在21 世纪，美国则通过在中东、东欧和亚太地区部署军事力量，试图遏制新兴大国的崛起。

美元霸权：全球经济秩序的主导力量

美元霸权是美国维持全球霸权的重要支柱。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数据，截至 2023 年，美元在全球外汇储备中的占比仍高达 60%，远超其他货币。美国通过布雷顿森林体系和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机构，确立了其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主导地位。然而，美元霸权的维持并非依靠单纯的经济实力，而是通过军事力量和政治影响力的结合。例如，美国通过军事干预和政治施压，迫使许多国家将其货币与美元挂钩，从而巩固了美元的全球地位。

军事霸权：全球秩序的终极保障

美国的军事霸权是其全球战略的核心。根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CBO）的报告，2023 年美国军费开支高达 8310 亿美元，占全球军费总额的近 40%。美国通过在全球部署军事基地、出售武器装备和开展军事演习，维持了其对关键地区的控制。众所周知的是，美国在亚太地区通过“印太战略”，试图通过军事联盟和区域代理人来遏制中国的崛起。然而，这种以军事力量为基础的霸权模式，不仅加剧了国际紧张局势，也消耗了美国的经济与政治资源。

四、龙与鹰的隐喻：治理逻辑的深层对比

龙的治理：包容与整合

中国的治理逻辑以“龙”为隐喻，强调包容与整合。

 这与农耕文明的底蕴是关联的，其核心在于对土地的依赖和长期的经营——中国自古以来就是农业大国，黄河流域、长江流域等地的农业发展为中华文明奠定了基础。农耕生活需要稳定的环境、长期的投入和细致的管理，这种生活方式培养了中华民族“安土重家”的文化性格；同时，农耕文明强调生产与收获的周期性，追求的是长期的稳定与发展，而非快速的扩张与掠夺。因此，中华民族在历史上更多地表现出对和平的向往和对秩序的重视。例如，儒家文化中的“仁政”思想、道家的“无为而治”理念，都体现了这种和平稳定的内在追求。

从秦汉的天下秩序到隋唐的开放包容，再到当代的一带一路倡议，中国始终试图通过文化认同和经济合作来实现国家的稳定与发展。中华文明的包容性基因，如同一条奔腾不息的长河，滋养着这片古老的土地。从涿鹿之战到“一带一路”，从神话传说走到现实实践，这种基因始终在中华文明的血液中流淌。它不仅是一种文化符号，更是一种治理智慧。在未来，这种基因将继续影响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角色，为全球治理注入新的活力。

中国的文明基因决定了它是一个“世界性国家”，其治理模式的核心在于通过开放与合作实现自身与世界的共同繁荣。

鹰的治理：扩张与收割

与之相对，古罗马和美国的治理逻辑以“鹰”为隐喻，强调扩张与收割。

不得不说，其渊源还是西方主导的海洋文明。其特质体现在其对未知领域的探索和对资源的积极获取上——例如，古希腊的航海贸易、大航海时代的地理发现，以及现代资本主义的全球化进程，都展现了西方文明的进取性和扩张性，这种特质使得西方国家在历史上不断向外开拓，寻找新的资源和市场。兼之，这种文化熏陶出来的更类似猎人的“收割与更换”模式——海洋文明的流动性较高，不像农耕文明那样依赖固定的土地；这种流动性，使得西方文明固然也催生了股份制、期货保险等现代金融工具的基础，但是在资源利用上则不免表现出一种“收割一个林子再换一个林子”的狩猎特点；从历史上看，（类）殖民扩张时期，西方国家表面上为对方提供武力保护，实则保护国以丧失主权为代价，西方明里以保护费为名（当代更明显的表现为美元的潮汐收割）、暗里以掠夺开发资源，迅速获取财富，随后转向新的目标。这种模式虽然带来了快速的经济发展，但也可能导致对资源的过度开发、对异地人民的巧夺豪取与类殖民性压榨。

从信奉“鹰”图腾的两大帝国的历史脉络上也可以看到：古罗马通过军事征服建立了庞大的帝国，通过对殖民地财富的收割维持罗马贵族的奢侈生活；而美国则通过美元霸权和军事力量维持了其全球主导地位，并且通过武力保护与威胁侵占（阉割）相关国家的主权，使其成为美国帝国的新型（半）殖民地——美国威慑全球的航母舰队与随意侵入别国领空的五代机，不异于一只巡视蓝色星球的监察之鹰。

然而，这两种强权手段都忽视了文化认同和制度创新的重要性，最终也导致了帝国的衰落和霸权的动摇。

五、国际秩序的重构：超越龙与鹰的模式

多元共生：未来国际秩序的方向

未来的国际秩序，应该超越 “龙”与“鹰”的治理模式，走向一种多元共生、利益互惠的新模式。这种模式既需要中国文化的包容整合性，也需要西方文明的开放进取性；这更需要全球各国的共同努力，通过文明的对话与秩序的重构，人类社会才能实现真正的和平与发展。

中国的机遇与挑战

自 1978 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根据世界银行数据，中国经济总量从 1978 年的约 3679 亿元人民币（约合560 亿美元）增长到 2022 年的 121 万亿元人民币（约合 18 万亿美元 ），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 GDP 年均增长率超过 9%，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连续多年超过 30%，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与此同时，中国贫困人口从 1978 年的 7.7 亿减少到 2020 年的接近于零，成功实现了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中减贫目标的提前完成。此外，中国的城市化率从 1978 年的 17.9%提升至 2022 年的 65.2%，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大幅提升。

在国际舞台上，中国通过和平贸易和开放合作，推动了全球经济的互联互通。中国已成为全球最大的贸易国之一，2022 年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达到 42.07 万亿元人民币（约合 6.3 万亿美元），占全球贸易总额的约 12%。尤其是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已经初见成效，截至 2023年已与 150 多个国家和 30 多个国际组织签署了合作协议，带动了沿线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和经济发展——中欧班列的货运量从 2016年的 10 万标箱增长到 2022 年的 60 万标箱，为欧亚大陆的贸易提供了新的通道。此外，中国通过参与全球治理，如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推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等，为全球经济规则的制定和共荣贡献了应有力量。

当然，当前中国也面临一些挑战。例如，经济增速放缓，2022年 GDP 增长率为 3%，为改革开放以来的最低水平之一。同时，产业升级压力增大，部分传统制造业面临国际竞争力下降的问题。此外，收入差距扩大、环境污染治理、人口老龄化等国内结构性问题也需要进一步解决。

在国际层面，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抬头，全球供应链调整和地缘、政治冲突给中国的开放战略带来了新的考验。尽管如此，中国通过推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加强科技创新和绿色转型，正在努力实现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的转变。同时，中国也需要警惕古罗马和美国的教训，避免陷入过度扩张和资源消耗的陷阱。正如施展在《枢纽》一书中所强调的，中国需要通过新制度创新和新普世文化认同，实现自身与世界的共同发展。

美国的反思与转型

美国则需要反思其以军事和经济霸权为基础的治理模式。美元霸权的维持不仅依赖于经济实力，更需要国际社会的信任与合作。然而，美国近年来的单边主义和霸权行径，已经导致了国际社会的广泛不满。

美元作为全球主要储备货币和贸易结算货币，其霸权地位长期以来为美国提供了巨大的经济和政治优势。然而，近年来，美元霸权的内在矛盾逐渐显现，美元危机的阴影笼罩着全球经济。美联储的货币政策波动、美国政府的财政赤字扩张以及国际地缘政治的复杂化，都在削弱美元的稳定性。典型的例子是，2022 年美联储为应对通货膨胀而实施的激进加息政策，导致全球资本市场动荡，许多国家的货币贬值和债务压力加剧。与此同时，美国利用美元霸权对他国实施经济制裁，如对俄罗斯、伊朗等国家的金融封锁，进一步引发了国际社会对美元依赖的反思。

根据 IMF 的报告，2023 年全球对美元的信心指数较 2010 年下降了15%，而对人民币的需求则显著上升。美国如果无法实现与时转型，其霸权地位将难以维持。

另外，美国政府债务规模已超过 30 万亿美元，己经成为全球最大的债务国。这种巨额债务不仅削弱了美国的财政健康，也对全球经济体系构成了潜在风险。美联储为应对经济衰退而实施的量化宽松政策，虽然短期内提振了市场信心，但长期来看却导致美元贬值压力加大，进一步加剧了美债的不可持续性。美国政府寅吃卯粮的财政模式与将赤字转嫁给全球投资者的惯性手法，如果不加以调整，亦会使得美国很难逃脱所谓的特里芬发展悖论——一个国家不能同时在出口货币的资本账户及出口商品的经营账户上保持顺差——的限制。

六、结语：文明的对话与秩序的重构

在中国文化中，龙象征着包容与整合，但是也有其需要提升之处——例如中国文化强调集体和谐与家族观念，有时可能压抑个体的独立性与创新精神、导致个人独立人格受限；西方文明中的鹰则象征着力量与扩张，虽然有所不足，但是其西方注重科学探索与逻辑分析的精神、鼓励个人锐意创新的因素，也有其可取之处。这两种图腾的差异，既反映了两种文明的文化价值观，也反映了两种文明在治理逻辑上的区别。

中华文明相对追求“和”的境界，通过文化与经济的融合实现共同繁荣；而西方文明则更倾向于通过“力”的方式，通过征服与扩张维持话语权。这种差异在历史上反复上演，也在现实中持续影响着国际秩序。

古罗马既为人类贡献了最早的共和制的范本，但也通过扩张建立霸权，穷兵黩武；美国作为近代科技创新策源地，为人类贡献了大量基础科技成果，但是一旦制度松弛、钱权交易、纲制败坏，又会通过军事与经济手段滑向强权之路。

而于中国，在经历了明清几百年的不思进取、闭国锁关，终于在百年屈辱之后迈向复兴，在今日则通过“一带一路”倡议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试图探索一条更加包容与和平的发展道路。正如许倬云先生在《万古江河》中所言：“中华文明的核心在于其包容性与整合能力，而非单纯的征服与扩张。”这种特质使得中华文明能够在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保持延续，同时也为当代中国在国际舞台上提供了独特的文化资本。

从龙与鹰的隐喻中，我们可以看到不同文明背后的治理逻辑与文化基因。中国力图通过包容融合实现繁荣，然而不免因为中庸思想制肘而创新活力不足；古罗马和美国虽然进取创新进行人类制度的创新，但是如果引导不当、任由膨胀，则会回到通过扩张与收割维持霸权的历史惯性路径之上。

在全球化（哪怕是阶段性脱钩所造成的阶段性逆全球化）和现代化的背景下，这两种文明底子都对现代社会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中华民族的稳定性和集体主义可以为社会的和谐与发展提供重要支持，而西方文明的进取性和创新精神则可以为技术进步和经济发展提供动力。两者相辅相成，共同推动人类文明的进步。未来的国际秩序，应该超越这两种模式，走向一种多元共生、利益互惠的新模式。

通过文明的对话与秩序的重构，人类社会才能实现真正的进步与发展。除了未来有可能演进出的超越民族主权国家的星际治理文明，许倬云先生尤其强调了生命价值伦理对于政体统治的反向纾解作用——注重生命与自然的和谐，强调“天人合一”；强调家庭社会伦理与社团社会责任，增强社会凝聚力与文化认同；重视生命价值的人文意义，助解个人主义过度膨胀、社会关系疏离等等问题。

政体是有民族认同感的个人与主权国家的一系列契约链接，在百年未有之变局的时势下，个人、政体、国家，都到了需要反省自体、包容他人的阶段，只有这样，才能演进出一种更加“文明的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