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5月27日 悦读笔记蜕变营51期 《创业人生》第4天

張高輝

　　第三章 海外游历

飞机事业成功运营三年后，理查和我决定休息一年，出去找些乐子。当时退伍兵助学项目就要完成，而我们却并不打算就此安生，还想趁着年轻再来一次大的冒险。1948 年冬，我们读了游艇手理查德·伯特伦所写的《加勒比游记》，于是出海探险的想法，就跟 8 年前的蒙大拿之旅一样，强烈地吸引着我们。然而我们喜欢自己出游，不想受别的什么约束。前一年我们去墨西哥和基韦斯特度假，就因为生意太火爆，赶紧回去料理，也没玩几天，所以很不爽。如今，我们终于拥有自由的时间，可以循着快乐的梦想，去看看温暖的加勒比海,有什么在等待着我们。

于是我们到康涅狄格州的南诺沃克，去察看一艘 38 英尺长的“伊丽莎白”号纵帆船。

这艘二战前建造的木船，已有 10 年的船龄，战时一直闲置在干船坞里。我们这些航海的门外汉，当然不知道这会使船体干裂、漏水。事实上，我们还以为“伊丽莎白”对于未来的旅行，是最佳的选择呢，所以我们卖掉一架飞机并买下了它。

海洋深处

我们俩谁也没有摆弄过船,所以理查就雇了船长和水手来开启航程。在我赶回密执安州

关闭飞机事业的时候，理查则驾船南行，向北卡罗来纳州的威明顿进发。遗憾的是，理查初驾并不上手，一天晚上船长睡着后，他偏离航线进了新泽西的沼泽。海岸警卫队的水兵非常吃惊，“还从来没人把如此大船开到这么深的内陆来。”他边说边用绳子把“伊丽莎白”号拖出沼泽。进到特拉华湾后，水兵说:“年轻人，那才是大海。把罗盘指向南，一直往前开,等你觉得暖和了再向右转，就能到佛罗里达了。”

理查把“伊丽莎白”停在威明顿，回大急流市和我一起过圣诞节。1949 年 1 月初，我

们回到北卡罗来纳，并于 1 月 17 日撇下船长和水手，自己驾船驶向迈阿密，以进行装备补给，开始加勒比海之旅。

学习驾船颇像学做生意。我们对于航海，并不比当初开创飞机事业时，对飞行的了解更

多，但我们还是一猛子扎了进去。虽然犯了不少的错误，我们仍然坚持不懈，每天都能学到新东西。我们制定了粗略的计划，要往南航行去古巴，然后是多米尼加共和国、波多黎各、委内瑞拉，接下来沿着大西洋西岸的南美大陆航行。在驶往佛罗里达的路上，理查和我发现“伊丽莎白”号漏水。不过船底的排水泵把积水都排出去了，所以我们并没当回事，继续前进。在迈阿密稍作停留后，我们到了基韦斯特，然后驶过佛罗里达海峡到达哈瓦那，最后抵达古巴的凯巴连。在那里，我们请当地的渔民把船的漏缝堵上了。

大概在 3 月的第三周，我们离开了凯巴连。下一段的航程是沿着古巴的北海岸向海地逆风航行。天气还算好，不过我们碰到了逆流，有些波浪。27 日晚 6 点左右，我正在睡觉，理查下到船舱检查，发现有水渗进来，他打开舱底排水泵就回来了。半小时后再次下去查看时，水更深了。于是他把我叫醒，我们开始人工舀水。当时船上有个叫拉萨罗·埃尔南德斯的古巴水手，可他牙齿受到感染，病倒了，帮不上什么忙。而水渗进来的速度比我们抽水的速度还要快，于是我们开启发动机，想用冷却管把水从舱底吸出去。但这么做很快就明显不起作用了。当时，船离岸大约 10 海里，离最近的港口 85 海里，我们开始担心起来。看到海峡一侧的巴哈马方向有灯塔，就使出浑身解数想开过去，但最后无功而返，只好向古巴海岸靠拢。

直到这时，我们才意识到真正的大麻烦来了，于是用无线电发出 SOS 求救信号。

幸运的是，我们处在一条主航道上，离巴哈马海峡的帕力顿停泊点不远，每隔几小时就

会有船经过。大约午夜时分，我们看见一艘船的灯光，赶紧发射了一枚红色信号弹。那艘船看到后，开始用摩尔斯码跟我们联系，可是我们不懂，只能用探照灯继续发出求救信号。对方船长显然很不满意，因为在离我们只有半海里的时候，他们突然掉头走了。或许船长认为我们触礁搁浅了，不想为救别人把自己的船也撞个洞。两三个小时后，又有一艘船经过，它来得很及时，因为凌晨两点半的时候，船头的一块板断裂了，海水大量地涌了进来。我还记得那艘船叫“艾达贝尔·莱克斯”号，一艘开往波多黎各的货船。船长趴在船舷上冲我们喊道:“你们是谁？”

“‘伊丽莎白’号纵帆船，从密执安来。”理查答到。

“你们到底在这儿干吗？”船长又问。

“下沉!”理查回答。

艾达贝尔的船员试图用吊货杆把我们的船，从水里拖到他们的甲板上，但这是不可能的

——船已经灌进了太多的水。于是他们留出 10 分钟时间，让我们收拾所有能拿走的东西,

而我们只能抢救大部分衣服、钱和个人物品.随后,这位叫费尔斯的船长派员登上快沉的船,

最后搜罗一下船上物品，他们又找到了很多东西，有的甚至我都没意识到会在船上。忽略了这么多，让我确实有点惭愧。

最后离开的人把船凿了个大洞，然后从绳梯爬上货船甲板。接着，船长把货船倒退了几

百码，然后开足马力，冲向“伊丽莎白”号，把它撞得粉碎。小船在艾达贝尔的船身上刮擦出刺耳的声音，很快就沉没了。当水淹到“伊丽莎白”号船尾时，它的桅杆已经消失在海浪中了。这么做是为了防止“伊丽莎白”号成为一个危险的漂浮物，影响到其他船只，但对理查和我来说，这仍是个伤心时刻。我想，如果艾达贝尔不曾出现，我们的那艘纵帆船，或许并不会真正在脚底下沉没吧？不过无论如何，深更半夜还在离岸 10 海里、水深 1500 英尺的大海深处，困守着一艘漏水的船，去冒被下一艘货船撞翻的危险，那感觉绝对是极其不爽。

理查和我在动身时对航海知之甚少，但对规避风险还是心中有数的，我们早就给“伊丽

莎白”号上了保险。抵达波多黎各后，我们在船上填了索赔单，并把大部分物品寄给理查在新奥尔良的朋友弗瑞德·摩根保管。理查和我觉得，船没了并不意味着要缩短行程，我们决定继续向南美洲进发。

我们登上了一艘驶往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的英国不定期油轮“柚木”号。由于油轮不

允许搭载乘客，船长就给了我们每人一个先令当薪水，充当船员。他也喜欢我们上船，因为原来那批英国船员都辞职了，换成了清一色的波多黎各人。他很高兴船上有人说英语，以致我们到达目的地后,他还鼓动我们跟他去非洲.不过船上的饮食很糟,我们婉拒了他的邀请,在库拉索岛的威廉斯塔德下了船。

到了库拉索岛，我们差不多是偷偷溜下去的。那里的移民官是不允许船员下船的，因为经常有人用这种方式偷渡。库拉索是荷兰领地，我就用荷兰语向移民官解释。这下可糟了,因为他们认为“美国人不说荷兰话”，于是认定我俩是间谍，并要求我们证明有能力买票离开库拉索岛。没办法，我们只好向其出示了钱包里的几千美元，但这更验证了他们的猜疑一一我们是间谍，要在当地煽动叛乱、制造混乱。不过，他们在拿走护照后允许我们下了船。我们去了一家旅馆，发现被人跟踪，此后三四天也是这样，直到库拉索当局从美国政府证实了我们的身份。

哥伦比亚轮船之旅

我们离开时，库拉索的官员一定松了一口气。我不知道他们当中是否仍有人怀疑我们的身份，但到哥伦比亚后，我们多少理解了他们的紧张。我和理查乘飞机从威廉斯塔德前往委内瑞拉的加拉加斯，不过没在那里待多久，因为那里的汇率不合适，又往东飞到哥伦比亚的巴兰基亚。巴兰基亚位于马格达莱纳河的入海口，这条河流经哥伦比亚人口密集的内陆。在这里，我们发现了一艘用船尾桨轮推进的老式轮船，和以前往返于密西西比河的船只一样一一事实上，这艘船就是从密西西比河来的。此类船是马格达莱纳河上的主要交通工具，集合了货船、客船和军事运输船三重作用。当时，哥伦比亚内陆地区没有便利的交通，想了解这个国度，乘船是唯一的方式。我们上了船，花 15 美元住进了头等舱，我想这可能是 1949年时哥伦比亚标准的“头等”舱了，但也不过尔耳，只能将就。要不然，就得睡在甲板下统

舱的席子上了。前甲板上有一小群牛，每天会有一头成为乘客的盘中餐。理查和我都觉得屠夫肯定是个生手,因为有一天在我的汤里发现了一块皮毛俱全的牛肉。一趟旅程下来,我俩竟然都瘦了!不过倒学会了每次上岸都去找吃的，以弥补船上糟糕的伙食。在一个码头，我们发现菠萝 5美分一个，于是尽可能地买了很多带上船舱，储藏起来慢慢吃。

行船的时候，我们坐在甲板的椅子上读书，或者看着绿色的丛林在眼前一一展现。有一

天，当理查和我在阳光下打盹时，被船另一侧乘客急切的喊叫声惊醒。我们跑到船尾，刚好看到一位乘客在船边棕色的水中漂过，他拼命地挥手，用西班牙语喊着什么。一小群人沿着船舷向我们的方向跑来，无助地向那个可怜的家伙大喊。扔给他的两个救生圈还没到达他的身边，他已经被湍急的水流冲远了。这时船长出现了，人们和他激烈地争吵起来。不过看上去，船长并不想拿整艘船来冒险，因为水流很急而且河道狭窄，落水的人也只能听天由命,他很可能淹死了。那天，理查和我都暗下决心，绝不能从船上掉下去。当时，还没办法在河道里夜间行船，所以船长就把船头靠向河岸，在船尾抛锚过夜。夜间的丛林是我此生从未体验过的，它的声音极其不同。在帆船上，晚上会听到海浪拍打船板的劈啪声和锚绳被拉扯的吱吱声，而在漏水的“伊丽莎白”号上，我们还能听见排水泵的声音。在这艘拥挤的老式轮船上，夜泊丛林，声音就更多了。除甲板下面的“人声”外，远处还有蒸汽机的声音和卫兵巡逻时皮靴在甲板上发出的有规律的声音。船舱晚上很憋闷，我们就会走出去，在甲板上听丛林中的动物叫声，或沙哑、或尖厉、或咆哮。它们栖息在百码开外，却有极少部分能跑到船上来，主要是各类昆虫。甲板上到处是名叫“青铜金龟”的小甲

虫，它们成千上万地被灯光吸引上来，以至于我们稍一走动，脚下就会踩得嘎吱着响。

我们亲眼目睹了哥伦比亚的动荡。1949 年正是哥伦比亚“暴力时期”的第二年，那是

一场持续 10 余年的流血冲突，导致了 20 万人死亡。当时哥伦比亚国内反美情绪高涨——我们看到了许多类似“美国佬滚回去”的标语。带着美国护照旅行，让我们着实感到不安全。沿岸经常有劫匪出没,他们夜里偷袭船只,抢劫乘客,所以哥伦比亚军队晚上会在岸上巡逻。这本应让我们感到安全，可军队的出现反而使人更加清楚地意识到危险的存在。

美国人似乎经常在海外树敌。尽管美国文化在全球都受到欢迎（这偶尔也确实让我们尴

尬)，但美国在许多国家的政治或军事作为却深为当地人民痛恨。美国军队经常被派驻到海外，以保护华盛顿政客们所谓的国家利益，可如果驻军激怒了当地民众，反倒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花掉巨额国防经费不说，却给美国出口商和制造商在外国市场的生意带来不利影响

响。不过，政客们似乎不会了解美国企业通过和平方式获得外国合作的力量。因为世界各地的人们都喜欢美国产品，和美国军队相比，美国商人才是更高效的使者。

地下市场

当然，理查和我正在度假，这些事没想太多。我们沿着马格达莱纳河继续前行，直到河水浅得不能行船，才在一个小镇上了岸，坐火车前往麦德林。今天，以那里为源头的毒品交易臭名昭著，但 1949 年我们却没发现一丝迹象。麦德林位于安第斯山脉一个海拔较高、丛林环绕的山谷中，气候凉爽宜人，我们刚经历过热带的高温，所以很喜欢这里。从麦德林出发，我们坐飞机去卡利，然后换乘 Aeros-Euro 窄轨列车前往布埃纳文图拉。这列火车就像小孩的玩具，客车两侧是敞开的。开始我们并不在意，可火车穿过一个隧道后，理查和我相视大笑——我们就像刚从坑道上来的煤矿工人,灰头土脸.蒸汽机车的煤灰在隧道里无处可去,全落到了我俩的脸上和手上。

在布埃纳文图拉，我不得不到黑市上讨价还价换钱，这样才能买到下段旅程的票，坐豪

华游轮沿南美洲的西海岸往南。这是我第一次接触地下经济，它引发了我的兴趣。多数情况下，货币就像其他商品一样，有自己的“价格”，只不过它的价格由其他货币来表现，这就是外汇比率。在世界各地，货币制造权都无一例外地由政府完全控制，而政府通常会凭借自己的垄断地位使货币贬值，从中榨取财富为己所用。如果政府让货币过度、持续地贬值，人们就会选择其他货币以求保值。当然，政府官员也都知道，如果人们选择其他货币，他们就不能过度让货币贬值。所以，官员们会设置一个人为的高汇率——也就是说，给本国货币设定“高价”。不过这类法令通常极难付诸实施，于是外汇黑市就很快出现了。

尽管我们的计划是环游南美洲，但是我们每次都不确定自己下一站要前往何方。冒险就

是决不购买下一个目的地以后的车票，理查和我并没有把自己约束在一个具体行程里，而是随遇而安地探寻南美洲。

规划自由未来

理查和我并没有忘记商人的“本性”，走到哪里都会留意寻找值得进口到美国的物品。我俩花了很多时间详细讨论回国后怎么办，尽管不知道会做什么，但当时十分肯定的是，我们还会再次创业，而且事实早已证明，只要我们俩合伙，就会成功。

我们在布埃纳文图拉登上的豪华游轮既运货也载客,沿途在许多地方停泊——厄瓜多尔、

秘鲁、智利——卸下香蕉，装上甘蔗或棉花。旅行带来的疲惫，让我们决定在智利首都圣地亚哥的港口瓦尔帕莱索下船，并且在那里待上一阵子。去乡下探险、骑马，参加聚会，消磨了大概一个月时间。我对语言有点儿天赋，学会了一些西班牙语，这就足够用，不会再惹麻烦了。

智利属于干燥的地中海式气候，和加利福尼亚很像，我们去的时候是冬天，十分凉爽。

圣地亚哥一直是南美洲最发达的国际化大都市之一,有非常浓郁的国际风情,吸引了成千上

万欧洲人常住。游客只需坐在任一餐厅，就能感受这个城市了。记得理查和我在一家餐厅，一天内就用了英语、西班牙语、荷兰语和别人交谈。我俩的西班牙语都讲得不好，可当地人却很友好，也很有耐心。圣地亚哥和当地人民都那么讨人喜欢，我们决定多待几周。一个月后，我们乘飞机前往此次南美洲之行的最南端——布宣诺斯艾利斯。阿根廷盛产牛肉，我还记得餐厅的大部分菜都是牛肉，甚至还有牛血鸡尾酒，我也尝了一杯，想更深入体验当地文化。不过我只喝了一半，就决定以后还是喝习惯的饮料好了。布宜诺斯艾利斯与圣地亚哥一样美丽，但当地的政治气氛却给这座城市笼罩上一层阴影。

阿根廷这个美丽的国家，有着优秀的人民和丰富的资源，但暴政却使它一次又一次地陷

入困境。我们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时候，阿根廷正处于胡安·贝隆的独裁统治下。1949 年的阿根廷是个极权国家，到处都有武装分子，民族情绪也很高涨，国旗插遍了阳台和屋顶。我们还曾亲眼看到贝隆本人在他住所临街的阳台上向人们训话,这让人想起战争时期看到的一个新闻剪辑，贝尼托·墨索里尼在罗马一个类似的阳台上发表讲话。贝隆执掌大权长达 11 年，这期间，他压制公民的基本权利，背叛阿根廷天主教，实施了自以为是却很愚蠢的“贝隆主义”政策。我们离开阿根廷后，这个国家就陷入了长期的经济衰退，这都是“贝隆主义”造成的恶果。当时，为满足农民和工会的要求，贝隆采取了限

定价格和保护主义政策，使阿根廷丧失了竞争力。阿根廷本来是高卓牧人的家乡，但“贝隆主义”却把它从一个牛肉净出口国变成一个净进口国。此后几十年里，这个国家的经济一直受到恶性通货膨胀的困扰。而事实上，阿根廷人民更喜爱贝隆夫人埃娃，当她 1952 年死于癌症时，人们再也无法容忍贝隆的统治了。他 1955 年流亡国外，直到 1974 年去世前几年才回到阿根廷。有意思的是，阿根廷的现任总统自称“贝隆主义者”，但却因其非“贝隆主义”政策而出名。自 1989 年执政以来，卡洛斯·梅内姆抑制了恶性通货膨胀，将大多数国有企业私有化，并削减了政府对经济的控制。我们最终离开了胡安·贝隆统治的阿根廷，乘飞机前往乌拉圭的蒙得维的亚和巴西的里约热内卢。在科帕卡巴纳的海滩上，我们造了“Ja-Ri”这个词，代表着杰和理查，这将是我们回国后创办企业的名字，虽然仍不确定会做些什么，不过当时考虑的是进口生意。我们从里约热内卢去了亚马孙河入海口附近的重要港口贝伦,再从贝伦飞到圭亚那，结束了南美洲探险之旅。我们从那里飞往特立尼达，然后是安提瓜、海地和多米尼加共和国。在海地，我们终于找到了我们认为能成功进口的东西。当地有一个批发商，自己开了一个小工厂,实际上就是几个棚屋,工人们把桃花心木雕刻成碟子和其他家庭用品。理查和我认为,这些雕刻品运回美国，肯定会被抢购一空。于是，我们和这位批发商谈好生意后，就前往古巴的马亚古埃斯了。最后，当 1949 年 7 月回到迈阿密时，理查和我已经很想念美国了。这趟游玩大概花了半年时间，此后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我们可能都不想再旅行了。除了玻利维亚和巴拉圭，我们踏上了南美洲的每一个国家，以及加勒比海上的许多岛国。此次旅行原本

是为了找乐子，但它却对我们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看到其他国家的人民在政府专制下的生活，我们更加认识到自由经济的重要性，而且再也不会把美国的相对自由认为是理所应当的了。南美洲是一个神奇的大陆，它矿藏丰富、耕地众多、环境优美,其价值无法估量.可是,南美洲的许多国家仍有很多人生活在贫困之中。为什么会这样？因为长期以来，南美洲的许多政府没有给人民实现自身潜力的自由，没能实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加之沉重的税负，使得中产阶级几乎绝迹。再者，长期的官僚、腐败,以及苛严的法规也制约了经济的增长,并使数以百万计的人民陷入贫困。最后，巨额外债造成很多国家的经济根基不稳固。值得欣慰的是，现在情况有所改观，南美洲正逐步成为一个充满活力的经济体。不过在我们去那里旅游时，看到那么多聪明有才智的人备受困扰，无法成功，真是让人太沮丧了。

离开这片美丽的大陆时，我们跃跃欲试，想再次开创自己的事业，而且要在美国这个鼓

励创新的国家里进行。而唯一的问题是：开创什么样的生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