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伟教授：此心安处乃东坡

曲平

此心安处乃东坡

——从苏轼遭贬岭南谈官员的精神生活

游 伟

【提要】因为长期研究公职人员职务行为法律政策界限的缘故，近年来经常受邀为国家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等做廉洁履职方面的讲座。但凡在课堂上，我都会提到苏轼其人，倡导公职官员当向东坡学习，多一些豁达和生活情趣，把自己的经历看作是一种个人财富，在困顿、消沉和遭遇挫折时寻求清欢，并保持从容乐观的精神状态。我们可以从苏轼遭贬岭南三州入手，去分析他的经历与生活状态，从中得到诸多借鉴与启示。

北宋绍圣元年（1094年）的深秋，五十八岁的苏轼在惠州合江楼写下“海山葱茏气佳哉”的诗句，此时距离他初贬黄州已经过去了十五个年头。两次政治放逐，非但没有折损他的精神锋芒，反而在岭南这块瘴疠之地，淬炼出了他更为通透的生命境界。

当我们细究苏轼那种独特的精神建构，就能发现其根源深植于中华文明母体之中——那是儒家济世情怀与道家生命智慧的交响，是禅宗空明境界与士大夫担当精神的一种共振，更是中国士人“贬谪叙事”中形成的极为特殊的精神遗产。这种精神基因和状态，在当代某些官员面对困境时所表现出的精神矮化和萎靡不振面前，显得尤为珍贵。

一、三贬岭南与三重铸炼

黄州时期的苏轼，他完成了从“拣尽寒枝”到“回首萧瑟”的蜕变。他在《定风波》中写下“莫听穿林打叶声”时，正经历着政治理想破灭后的精神大地震。彼时，中原士大夫普遍的贬谪书写多停留于苦闷与哀怨，而苏轼却在地处长江中游的黄州，创造性地将《周易》“穷则变，变则通”的哲理具象化为躬耕东坡的实践。他改良了当地“二麦”种植技术，在《东坡八首》中记录下“刮毛龟背上”的精耕法，将儒家的“民本”思想转化成了具体民生方案。这种思想转变，与其家族三苏传承的蜀学传统密切相关——其父苏洵早年就曾在《几策》中提出“因俗施教”的理念，未曾想到得到了东坡实践的验证。

惠州阶段的苏轼实现了思想精神的突破。在他所作的《西江月·梅花》中，就有了“玉骨那愁瘴雾”的意象，反映出他对传统士人“瘴疠之乡不可居”观念的消解。他主持修建的西新桥采用“筏型基础”，这种源自中原的水利技术移植，既体现了“因法象地”的工程智慧，更折射出突破地域局限的某种文化自信。此时的他对佛道思想的吸纳已非简单的避世，而是形成了独特的“禅儒互补”的模式。他在博罗县设立“养老院”，践行佛教慈悲，同时又推行“社仓法”，彰显儒家伦理。这种思想的融合，与当时禅宗“平常心是道”的流行形成了合契共振。

儋州岁月的苏轼则完成了精神境界的终极超越。他在《和陶劝农》中提出过“天祸尔土，不麦不稷”的警示，这实际上是把中原农耕文明的经验提升到了普世价值。他的“载酒堂”教学，就突破了地域偏见，培养出海南首位举人姜唐佐时所言“沧海何曾断地脉”，道破了文化融合的真谛。此时的苏轼，将庄子逍遥游的精神转化成了“此心安处是吾乡”的生命态度。

二、多维传承与格局提升

家族传承构成了苏轼的精神底色。眉山苏氏“读书正业、孝友忠信”的家训，在苏轼身上化作了独特的政治品格。其祖父苏杲“不治生业”的侠义精神，在苏轼赈济灾民时得到了重现；其父苏洵“指陈利”的策论风格，在苏轼《追和陶渊明诗》的民生关怀中获得了延续。这种家学渊源，使他在贬谪中始终保持着“民胞物与”的执政自觉。

应该看到， 文学传统为苏轼提供了某种转化范式。他将屈原的“香草美人”传统转化为“一蓑烟雨任平生”的旷达，把柳宗元“独钓寒江雪”的孤绝升华为“日啖荔枝三百颗”的幽默。在《赤壁赋》中，苏轼既延续了司马迁"究天人之际”的史家眼界，又突破韩愈“文以载道”的窠臼，创造出“天地曾不能以一瞬”的宇宙意识。这种文学创新能力，恰是现在某些官员公文写作陷入八股困境的反面参照。

同时，哲学思辨又锻造了苏轼的精神韧性。苏轼对禅宗“看山”三重境界的领悟，使其得他在儋州能将“食无肉”转化为“雪沫乳花浮午盏”的生活美学。他的《思无邪斋铭》融合了《大学》“正心”与禅宗“明心”，创造出了独特的修养方法论。这种思想融合能力，对当下某些机关干部机械理解唯物辩证法的僵化思维，同样具有启迪作用。

三、精神困境与时代镜鉴

拿苏轼作为一面镜子，我们再来分析“为官不为”的现代病灶。当某地官员面对洪灾电话指挥酿成悲剧时，苏轼当年在黄州筑黄楼抗洪的亲力亲为，明显更有担当；对比某些干部在扶贫中搞“盆景”工程，苏轼在儋州“载酒堂”的教学实践，似乎也更有实效。他那“犯其至难而图其至远”的精神，应该就是治疗“躺平主义”的一剂良方。媒体披露过的某市干部在防汛期间擅自离岗被撤职的案例，则反衬出“一蓑烟雨任平生”的实际担当。

我们还应该考虑重构对干部的考核机制。苏轼将“黄州、惠州、儋州”视为自己的“平生功业”，完全颠覆了传统的政绩观。这对当下依然存在的“重GDP、轻民生”的考核体系，具有警示意义。某省曾搞创新“痕迹管理”工程，导致基层干部疲于应付，这同样与苏轼的“因法象地”的务实作风形成了对照。他的“功成不必在我”的胸襟，对纠正时下的“形象工程”歪风，具有现实的意义。

在我看来，我们的官员还应当努力修炼基本功，重塑文化自信的精神根基。前面提到的苏轼在儋州培养的姜唐佐中举后作诗“沧海何曾断地脉”，这样一种文化传承意识，对当今乡村振兴中的文化保护也有指导意义。一些地方官员为了打造新“文旅项目、“地标建筑”，不惜强拆古建筑，酿成文化灾难，他们不知道文化建设的真谛并非轰轰烈烈地造势，而在于润物无声。

由此可见，苏轼留下我们的，不仅是“日啖荔枝”的生活情趣，更构建起了中国士大夫的精神范式，一种将政治挫折、生活曲折转化为文化创造的智慧，把贬谪困境升华为精神境界的魄力，进而也使苏轼的岭南三贬成了一座超越时空的文官精神丰碑。

我时常在想，当某些官员还在会议室里空谈学习,编织着泡沫政绩时，在儋州授徒的东坡身影，依然还在诉说着“此心安处是吾乡”的生命哲学。这种将个人际遇与文明传承相熔铸的品格，在实现民族事业复兴的今天，恰似生长在岭南的榕树，它既能在石缝中扎根，又可向苍穹生长，不断地在为当代各级官员提供着永恒的精神滋养与行动引领，我们必须从中获得养分、提升境界、付诸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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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游伟教授，祖籍广东，出生于上海，自幼爱好文学与诗词书画，作品曾在北京、上海等地报刊上发表，在中国诗书画研究会海派文化委员会、上海市政协、上海市书法家协会、上海市级机关书协等组织的展会上展出，并赴加拿大、日本等国及台湾、澳门地区等交流。先后任职于华东政法大学法律系、科研处，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法院、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上海市文史研究馆（兼任《世纪》杂志社社长），担任领导职务。曾任全国青联委员、长宁区人大常委、上海市政协委员、上海市知识分子联谊会副秘书长，为中国诗书画研究会研究员、海派文化委员会主任、华东政法大学司法研究中心主任、中国野草诗社理事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