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史撷英（读《明史》之一〇六）一言难尽明朝寺宦沉疴（中）

平民

关于宦官的善恶占比，《明史》给出的结论是“利一而害百”，贤良者虽有，但只是极少数，另外的大多数都或多或少与邪恶祸害有染。朱元璋据前朝教训得出的比例则更是危悚，“此曹善者千百中不一二，恶者常千百”。因此谓宦官为“恶性群体”似并不为过，更何况他们的“恶”，因地位敏感、影响广泛，所可能产生的毒性，亦远在常规之上，正如朱元璋所言，“若用为耳目，即耳目蔽。用为心腹，即心腹病”。历史不幸地证明，太祖爷防范宦祸最严厉，可在他的后世子孙那里却一再上演宦祸肆虐的历史悲剧。

洪武帝过世还不到四十年，大明的第一场伤及根本的大宦祸，即太监王振擅权，英宗兵败土木堡就在正统朝发生。

王振，蔚州（今河北蔚县）人。《明史·王振传》说他“少选入内书堂，侍英宗东宫，为局郎”，与民间流传的“落第秀才、任教私塾，出于某种动机自阉入宫”的说法大相径庭。王振在《敕赐智化禅寺报恩之碑》中自述身世，“臣窃唯一介微躬，生逢盛世，爰自早岁，获入禁庭，列官内秩，受太宗文皇帝眷爱，得遂问学，日承诲谕”，依此，则《明史》之说更为可信。王振在东宫，凭乖巧机敏，善察人意，颇得太子欢心，摄于成祖、宣宗严格惩处内廷中臣不法行为的强大威势，他亦采取夹着尾巴做事的审慎态度，不敢有丝毫放肆。太子继位，英宗立朝后的前七年，皇帝年少，“太皇太后贤，方委政内阁”，而内阁“三杨”（杨士奇、杨荣、杨溥）皆“累朝元老”，因此王振虽“狡黠得帝欢”，蒙越级重用，掌司礼监，但“终太后世”亦“不敢专大权”，至多只是背地里悄然“导帝用重典御下，防大臣欺蔽”，因此，“大臣下狱者不绝”，他“因以市权”，尝得甜头后，擅权之心日趋膨胀。

正统七年，太皇太后、皇祖母张氏驾崩，内阁“三杨”也于前后渐次推出历史舞台，形同中山狼的王振“遂跋扈不可制”，明目张胆地将宫门口“禁止内臣干政”的太祖御制铁牌摘下，“作大第皇城东，建智化寺，穷极土木”，推动“兴麓川之师”，引发西南骚动，并以残暴手段，任意戕害朝廷异己大臣，对敢于反对他的大臣，更是穷凶极恶，必置之死地而后快。而英宗对此非凡没有惩治之意，反而更“倾心向振”，“以先生呼之，赐振敕，极褒美”，导致王振在罪恶的道路上越走越远。面对王振威势，“公侯勋戚呼曰翁父，畏祸者争附振免死，赇赂辏集”。疯狂至极的下场便是灭亡，又是一个七年，正统十四年，利令智昏的王振一方面指使党羽私造箭镞与漠北瓦剌也先部交易牟利，另一方面任意挑衅，对也先贡马加以“减其值”侮辱，激化对立情绪，也先部因此大举南侵报复，大同告急。英宗气盛，在王振蛊惑下，置“廷臣交谏”于不顾，亲帅大军北征。仓促应战，再加上作战指挥被全无军事经验的王振左右，昏招迭出，几经周折，最后在土木堡，全军大溃覆灭，“帝蒙尘，振乃为乱兵所杀”。这样的结果，不仅在英宗、王振预料之外，就连瓦剌统帅也先也是始料不及。尽管后来被俘的英宗英勇不屈，王振及其党羽受到身死族灭惩罚，王振擅权所获家产如“金银六十余库”等皆被籍没，土木堡战败后的京师保卫战在新帝、皇太后尤其是于谦的组织指挥下获得胜利，但由英宗无能、王振专权酿成的土木堡惨败，却让大明国怍受到了一次致命性打击，号称五十万实则二十万的明军精锐主力的覆灭，一众能征惯战的将帅战殁，彻底改变了北方军事防御体系态势和作战实力。这样一场自毁长城式的巨大失败，构成了大明由盛转衰的第一个标志性节点。与之相当，王振擅权，也为后来的宦官乱政留下了一个罪恶的标杆。

王振之后三十年，成化朝宦祸再起，为首的太监名叫汪直，此人为瑶民后代，成化元年在藤峡盗变平定战役中被掳至京城，净身入宫，“初给事万贵妃于昭德宫”，因伶俐善谋，甚得万贵妃赏识，很快便超擢“御马监太监”。成化十二年，“妖人李子龙以巫术结太监韦舍私入大内”案发，虽当事人被诛杀，但宪宗朱见深却始终因此而惴惴不安，“锐欲知外事”，于是就派“为人便黠”的汪直乔装打扮，“将校尉一二人密出伺察”，“人莫知也”。应该是收效明显，次年正月，朱见深便直接从锦衣卫挑选善于刺探的一百多名精干校官，交予汪直统一指挥，随即在西城灵济宫前的旧灰厂设置厂司，为别于东厂，取号“西缉拿厂”，汪直为首任提督。明史上又一个臭名昭著的特务组织就此诞生，汪直亦由此踏上一条千夫所指的黑暗之路。

西厂出现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宪宗对既有锦衣卫和东厂的不信任，因此他授予西厂的权力，明显高于之前的厂卫，再加上汪直本就精明能干，急于立功，为争取更高的权力和更多的利益，很快西厂的职能便由刺探官民动态扩大到侦办案件，触角遍及全国，人员数量迅速扩张至东厂的两倍之上。仅仅五个月，西厂的行为，尤其是他对“京官”的关注发力，就弄得朝野上下人心惶惶，于是，内阁首辅商辂便领着众多高级官员上疏弹劾汪直十大罪状，要求革除西厂、罢黜汪直。“帝不得已，罢西厂。使怀恩数直罪而宥之，令归御马监”，“散诸棋校还锦衣”，“中外大悦”。可时仅隔月，宪宗便因失去西厂而安全感大减，借御史戴缙为汪直辩解表功，恢复西厂，仍由汪直提督。前番受挫而心存怨恨的汪直“焰愈炽”，除了继续随心所欲“办案”，在法度之外草菅人命，更把矛头直指曾经弹劾反对自己和政见不合的官员，首辅商轲及九卿、六部尚书、侍郎之类的朝廷高官数十人，都在他刻意构陷、无情打压下丢官受罚。正统十六年秋，“年少喜兵”的他谋得奉诏巡边。出于欲“立边功自固”，其后两年，更是把主要精力都放在经营边防和镇边御敌上，从查处辽东激变、讨伐海西女真，到塞外监军，镇守威宁、大同、宣府破敌，做了不少事情，取得一些功绩，也留下不少让人诟病的劣迹。彼时的汪直，内有西厂镇压，外有边防扬威，“威势倾天下”，民间流传“今人但知汪太监，不知皇上是何人”的诳语。这些情况传至宫内，宪宗先还是“听而一笑”，听得多了，则“稍稍悟”。再到因“久镇不得还 ”而“宠日衰”之时，汪直与他推荐掌管东厂的太监尚铭发生名利之怨，尚铭惧怕汪直报复，便抢先将私下查访得来的汪直“所泄禁中秘语”等不法行为密报宪宗，引起宪宗警觉，接着又有“给事御史交章奏其苛扰，请仍罢西厂”，大同巡抚郭镗亦反复上疏，言汪直“与总兵许宁不和，恐误边事”，此时已自信皇权在握的宪宗，便再一次下诏，“罢西厂不复设”，并将汪直调任南京御马监，然后又接连贬斥，直至罢职夺俸，黜为闲人。之后汪直在历史记载中便了无踪影，只在《明史》上留下“良死”（即所谓“善终”）二字终结一生。作恶多端的权宦得善终，在历史上是非常罕见的个案。汪直得“良死”，某种程度上也表明，他与大明朝奸宦前之王振、后之刘瑾、魏忠贤存在明显区别。客观地看，如果抛开西厂，他为宦为人并无特别恶劣的品性，相反，在奏请完善武举科考制度，辽东、西北巡边以及有关战事中，还是做了不少有意义的好事的。即使西厂运用特务手段滥施淫威，在荼毒无辜的同时，也在监察官员，惩治不法方面起到了比较大的作用，做了一些应该做的事情，即使宦官中有人借漕运官船走私牟利，他也能秉公办案，不徇私情。因此，其得“良死”，正史对其笔下留情，也在情理之中。

汪直之后又是差不多三十年，新一轮太监刘瑾纵横乱政狂潮又在正德朝泛滥成灾，虽时仅四年，却祸国殃民，为害甚重。

刘瑾，本姓谈（亦说“淡”），陕西兴平人。景泰初年，他六岁净身，“依中官刘姓者以进，冒其姓”。入宫后，一段较长时间，他都只是粗杂劳役，地位低下。直到成化年间，方才得入教坊主事。弘治初年，其“坐法当死”，遇赦获免，被贬至茂陵管理香火十年。得太监李广推荐，年已不惑的刘瑾进东宫侍奉太子即武宗朱厚照，凭在教坊习得的“俳优戏弄”为太子喜爱。朱厚照即位，提拔刘瑾掌管钟鼓司。以前的困窘经历，让他深感权力的重要，发自内心地以王振为自己的崇拜效法对象，竭尽全力甚至不择手段地谋求更高的地位和无所不能的权力。为此他与同为东宫旧宦的马永成等七人结成一伙，人号“八虎”，针对新帝纵情游乐的性格弱点，“日进鹰犬、歌舞、角抵之戏，导帝微行”，武宗“大欢乐之，渐信用瑾，进内官监，总督团营”。得志的刘瑾，不仅公然格“孝宗遗诏罢中官监枪及各城门监局”于不行，还投武宗物欲所好，“劝帝令内臣镇守者各贡万金。奏请置皇庄，渐增至三百馀所，畿内大扰”。因此引起外廷大臣自内阁大学士起“交章论谏”，开始时，武宗不以为然，待到群情激愤，“连疏请诛瑾”，武宗才不得以与司礼太监陈宽、李荣、王岳议定“遣瑾等居南京”。外臣不服，内阁首辅刘健邀集九卿准备“诘朝伏阙面争”，刘瑾死党、吏部尚书焦芳及时将此消息透露给刘瑾，刘瑾闻讯大恐，夜率“八虎”“伏帝前环泣”，武宗为之“心动，刘瑾顺势把朝廷众臣反对宦官干政的举动，扭曲为太监王岳企图“结阁臣欲制上出入”而“先去所忌耳”，抓住武宗急欲摆脱文官纠缠的心理说事，并直言挑唆，“若司礼监得人，左班官安敢如是”。武帝闻言大怒，“立命瑾掌司礼监”，“八虎”之马永成掌东厂，谷大用掌西厂。一场疾风暴雨竟以刘瑾彻底掌控内廷大权的乾坤挪移而结束，反对他的内外官员从此堕入惨遭残酷打击的苦难深渊。接着，他又借内阁刘健、谢迁告退，推荐焦芳为内阁次辅，将外廷朝政控制权收入囊中。为了架空武宗皇帝，他针对武宗厌恶琐碎朝务纠缠的做派，“每奏事，必侦帝为戏弄时，帝厌之，亟麾去曰：‘吾用若何事，乃圂我！’自此遂自决，不复白”。至此，他专权、擅权的程度远在其崇拜的王振之上，以致人称其为“立皇帝”，与“真皇帝”的唯一区别，只是“站立着用权”。为了强化权力掌控，他还在厂卫之外设立内厂（全称“内行厂”或“大内行厂”），把监察范围从官民扩大至锦衣卫和东、西厂，不仅权势凌驾于其他特务机关之上，而且侦讯刑罚的残酷程度也远超前者。当是时，不仅刘瑾个人“权擅天下，威福任情”，整个明王朝特务专权的白色恐怖也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刘瑾擅权，劣迹斑斑，罄竹难书。然而，他这样做，竟长达五个年头，而且，无论他怎么做，并不愚蠢的武宗帝都是不动声色旁观，甚至默默地予以呵护和支持，哪怕坊间把刘瑾与自己并立，也是置若罔闻，不予理睬。何以如此？ 细读《明史·刘瑾传》，猛然发现，刘瑾所做之事，无不以迎合、满足武宗朱厚照用“豹房政治”压制文官势力和热心疆场征伐之类的需求为核心准则，在拉大旗作虎皮，包藏祸心牟取私利的同时，也对有碍这些目标的时弊进行了一些必要的调整和改良，其中不乏合理和有益的举措。因此，在留下千古骂名的同时，也为自己留下“勇于改革”的“好名声”，虽然诡异，但却是历史的真实。

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力地位，大权在握的他睚眦必报，立即发起对文官集团异己势力的绝地反击，一宗“奸党案”，就铲除包括两名内阁大学士的朝廷大员五十有余，用《明史》的话讲，这些人“皆海内号忠直者也”。同时利用内厂特务手段，“毛举官僚细过，散布校尉，远近侦伺，使人救过不赡”，朝廷内外一派顺昌逆亡的恐怖气象。他这样做，既达到了消灭异己的虎狼心肠，附带实现的对文官集团的沉重打击，客观上也满足了武宗皇帝不满、排斥文官势力的狭隘心理。一石二鸟，在武宗那里，他除了巩固信任之外，又多了一份能干的嘉许。得益丰厚的他，如果仅止于此，就只是一介俗人，可他偏不愿与常人同伍，大肆作恶，在尽情享受“公侯勋戚以下，莫敢钧礼，每私谒，相率跪拜”的权势荣耀之外，他还用心谋划推行以裁革官职、抑制恩荫，缩减精简官吏规模；以惩治闲散不职官员、惩办贪墨不法官吏，整顿官场风纪；以及公平调整科考乡试、会试名额，优化机制，推进翰林院职官向六部及地方流动等改革性措施，即使今天今天看来，刘瑾想做的这些事，轮廓方向都可以合乎逻辑和切入实际的“正确”定论，而且他并非只说不做，执行力度也远在常规之上，仅检察察内府甲字库，就“谪尚书王佐以下百七十三人”。尽管他的目标并不纯粹，夹杂打击文官等不良企图，但其惩治贪腐渎职官员，整理朝廷秩序，提高行政效率之类的做法和成效，亦应给予适当的肯定。

如果说，刘瑾在政治方面的“改革”尚属浅层破冰的话，那么，他在经济调整的作为则颇有刮骨疗伤的深度触及。到了正德时期，朝廷“缺钱”已成为制约国家治理的一等突出问题，无论谁执政，都必须把解决这一问题作为掌权施政不可或缺的关键要务，即便宦官擅政，亦不例外。刘瑾更是深知，只有让皇帝无用钱之虞，才能保自己权位坚不可摧。而要达此目的，就必须从长远起作用的环节开源节流，革除积弊，在这方面，刘瑾是真下功夫，动了不少脑筋。《明史·刘瑾传》有一归纳，“瑾所变法，吏部二十四事，户部三十余事，兵部十八事，工部十三事”，其中大多与改善财经管理，增加朝廷收入，搞活民生经济密切关联。如果说，盘查各级账务财物，惩治贪污腐化，不惜采用“罚米例”，以罚米赎罪，用惩罚违法失职填补国用，多少还带有“权宜”味道，那么，他所推动的整顿盐政，清丈屯田，打击土地兼并，将豪强侵占田亩归还农户，适度减轻税赋，体恤民生，诸如此类的调整，则明显具备经济制度和生产关系深度改良的明显特征。这些“改革”，对于刘瑾，既在政治上满足了武宗庞大的财经需求，同时他借机搜刮敛财，也为自己的覆灭挖了一道深不见底的大坑，激起了受其迫害、遭其掠夺的既得利益者的强力反击。正德五年，“安化王寘鐇反，檄数瑾罪”，俨然又是一次“清君侧”的“靖难”。朱寘鐇的叛乱很快被平息，领兵讨伐的都御史杨一清和“八虎”之一的太监张永接着又展开了对于刘瑾的强大攻势，投契联手的他俩，密谋借献俘面君，揭发刘瑾倒行逆施，“欲因诛瑾”。回京献俘庆功，晚宴之后，张永乘刘瑾离去，向武宗呈献被刘瑾扣发的朱寘鐇“檄书”，并“奏瑾不法十七事”。武帝闻知惊叹，“瑾负我”，随即命张永等人“执瑾，系于菜厂，分遣官校封其内外私第”。先还商定只是“降瑾奉御，谪居凤阳”的责罚，可当“帝亲籍其家，得伪玺一，穿宫牌五百及衣甲、弓弩、哀衣、玉带诸违禁物。又所常持扇，内藏利匕首二”。武宗这才认定刘瑾犯有谋反大逆，“趣付狱。狱具，诏磔于市，枭其首，榜狱词处决图示天下。族人、逆党皆伏诛”。

刘瑾该不该处以极刑，答案当然是肯定的，为非作歹，草菅人命暂且不论，单是清人赵翼在《二十二史札记》提供的数据，刘瑾抄家籍没的家产，有黄金250万两，白银5000万余两，珍宝细软无数，仅此，亦够他掉无数次脑袋。但刘瑾的影响绝非一个恶宦那么简单，从刘瑾开始，宦官擅权乱政，已然出现内外廷狼狈勾结，沆瀣一气的“阉党”，标志着宦官群体正在成为一个独立的 、能够与文官集团抗衡的政治势力，进而使宦官擅权乱政的危害上升到足以毁灭一个王朝的可怕维度，成为压倒明王朝最后的几根稻草之一。

2025.05.26.于淮水之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