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目楚天”——湖北省博物馆观展记

小满梧桐🌿

　　一别六年，第四次踏入湖北省博物馆。以前没做观展笔记，所以看了几乎等于白看——不过这次也有遗憾，时间只有半天，只够在北馆看完“极目楚天——湖北历史文化陈列展”和一个馆藏陶瓷展。南馆的编钟和越王勾践剑，只有留待下次再重逢了。不过“极目楚天——湖北历史文化陈列展”作为湖北省博的基本陈列展，还是常看常新，给人惊喜多多。

　　【展览前言】
长江出高峡之险,汉水下秦岭之巅。二水交,巨泽生,润滋沃壤,养息万物。
百万年,先民俯仰，自渔猎而耕种,五千载,文明演进,由聚落至城郭。商鸟于飞,盘龙以控江湖，周室封建，诸姬尽奏弦歌。荆楚称霸，问鼎中原，秦汉迭兴，一统南土。赤壁火起,启三分之风云,大江东去，叹六朝之兴衰。唐人登高楼以望烟波,宋将守坚城而拒铁马。元明清以降，文赋纷华,百业渐兴,衢通九省，沧海可济,稻花飘香,粮足天下。
步入近代,处数千年变局,湖北敢为天下之先。兴实业以图强,倡共和而布新。五四惊雷，激荡荆楚云气;工农热血,催燃江汉星火。抗战雄魂慷慨，救亡浩气昂扬。鄂渚曾历烽烟之劫,楚泽终奏解放之歌。
新中国肇基以来，雄鸡唱白，荆楚重光，展雄图，开丽景，名城雾列，英才辈出。放眼湖北,揽江山之壮阔;极目楚天,谱时代之华章。

　　【史前期的湖北】
湖北地处我国南、北地理过渡地带,气候温和,光能充足一降水充沛。中国第一大河长江自西向东穿过,发达的干支流水系为早期人类的生存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早在200多万年前即有人类在此生息繁行。距今12万年左右，湖北地域内的人类活动范围进一步扩大,考古学文化经历了-群星闪耀多元发展到区域统一，最终汇入华夏文明的主流。

　　落地生根。远古时期，扩散到各区域的人群相对独立地在不同环境中进化、体质特征产生微小差异的同时,又创造出不同面貌的远古文化。湖北是我国发现古人类化石遗存最多的地区之一,遗址数量多,时间跨度长,成为探索人类起源的重要区域。

　　中国地理南北分区最终形成。秦岭是我国地理、地质及生物分区的重要界限。在距今约一百万年的早更新世末期,秦岭海拔高度1000米左右,其南北两侧的动物可以互相迁徙,地处秦岭南坡的郧县学堂梁子发现的动物群具有南北动物群色彩。中更新世起,秦岭山脉急剧抬升,成为阻隔人类和动物群南北交流、迁徙的屏障,中国地理的南北分区最终形成。

（上：华南豪猪左下颌骨化石/中国犀牙齿化石；下：华南巨貘牙齿化石/裸腹重唇鱼下咽骨化石，旧石器时代，郧西黄龙洞出土） （石核，石片等，旧石器时代）

家园初成。大约13000年至8000年前,未次冰期结束,全球气候逐渐转暖。湖北地区雨量充沛,湖沼广布,森林茂盛，生机勃勃。优良的自然环境适宜人类的生存和发展，至新石器时代早中期(距今约7500-5500年),湖北史前文化呈现多元发展的格局,鄂西南、鄂西北、鄂东南、江汉平原地区各自形成了相对独立的文化体系,不同文化交流、融合,为新石器时代晚期湖北地区文化一统奠定了基础。

【石雕像】
柳林溪文化时期，秭归柳林溪出土。黑色圆雕人像。蹲坐于圆形底盘之上,双足合拢,膝拱起,双肘支膝,头顶近平,上有双冠,冠侧有一道刻槽,脑后有两道刻槽,腰部扁圆较细,面部瞠目张口,神态生动逼真。手掌和左耳残断。此石雕人像是目前我国南方地区发现年代最早的一件石雕人像,也是一件极其珍贵的原始石雕艺术品。

（左一：陶鼓，柳林溪文化时期，江陵朱家台出土）

湖北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多种生计类型并举:既有以水旱作物为主的农业,也有以家猪为主的家畜饲养业,还有渔猎兼作。史前植物遗存研究显示,两湖平原地区主要为稻作农业,平原边缘地区有发现粟类遗存分布。
水稻的驯化起源于长江中下游地区。稻作农业对人类社会结构和生活方式产生了深远影响。从采集到完全驯化野生稻,需要年复一年的收割、选种、种植、烧荒,在此过程中人类逐步确立定居性的生活方式。随着水稻种植的扩张和成为主要粮食作物,水利工程得到发展,社会被纳入统一的生产节律中,稻米方便计量、便于运输的特点,为人口的集中和早期国家的形成提供了可能。距今6000年前后,农耕生产逐步取代采集狩猎,在中国南方最终确立稻作农业为主导经济的农耕社会。
汉水上、中游的鄂西北地区,是中国南、北方自然生态环境的过渡地带,山地丘陵面积较大,地势自西向东倾斜,排水条件较好,适合种植粟、黍等旱地作物。该地区可能先形成了比较稳定的粟作传统,进而向以稻作为主的两湖平原的边缘地带传播。

（三系陶罐/黑陶小罐，油子岭文化时期，宜城顾家坡出土）

屈家岭文化是1954年在湖北京山屈家岭最先发现的长江中游地区的新石器文化,距今约5500—4500年,主要分布于江汉平原、三峡地区的西陵峡、河南西南部和湖南北部。它以稻作农业为主,有了快轮制陶、纺织、漆器手工业技术。这一时期的社会分层、宗教活动等现象加剧,出现了大型聚落群和古城。约在距今5300年前后,屈家岭文化取代南方系统的考古学文化,实现了长江中游地区史前文化的空前统一和繁荣,开启了该地区早期文明的新历程。

（陶杯，屈家岭文化时期） （彩陶壶形器，屈家岭文化时期，京山屈家岭出土/天门邓家湾出土） （左一：黑陶瓶，屈家岭文化时期，麻城后港出土）

【黄冈螺蛳山出土人骨】
黄冈螺蛳山遗址位于黄冈市黄州区堵城镇,包含有屈家岭文化遗存。这是一具30岁左右的女性的遗体,其左右手腕都佩戴镯,且双足之处也安放着许多陶器随葬品,显示其身份地位较高。

（陶壶形器，石家河文化时期，天门邓家湾出土） （陶罐，石家河文化时期，房县七里河出土）

石家河遗址出土玉器。石家河遗址肖家屋脊文化玉器主要出土在罗家柏岭遗址、肖家屋脊遗址、谭家岭遗址和严家山遗址,其中罗家柏岭遗址玉器全部出自建筑遗迹中或浅表地层,且有石料、石器半成品和石质加工工具伴出,肖家屋脊遗址是出土玉器数量最多的地点,多出于瓮棺葬中;谭家岭遗址玉器亦多于瓮棺中发现;严家山遗址则多见玉器残料和加工工具。
肖家屋脊文化玉器不仅类型丰富,而且技术精湛。其普遍使用的圆雕、透雕、减地阳刻、浅浮雕线刻等工艺代表了史前中国乃至东亚地区玉器加工工艺的最高水平。

（玉虎头像，肖家屋脊文化时期，天门肖家屋脊出土） （玉虎头像，肖家屋脊文化时期，天门肖家屋脊出土） （玉璜/玉虎头像，肖家屋脊文化时期，天门肖家屋脊出土） （玉人头像，肖家屋脊文化时期，天门石家河出土） （玉鹿头像，肖家屋脊文化时期，天门肖家屋脊出土） （右一：玉管，肖家屋脊文化时期，天门肖家屋脊出土） （肖家屋脊文化遗址分布图）

【玉盘龙/铜片】
肖家屋脊文化时期，天门肖家屋脊出土。其中铜片，为砷青铜,砷含量约1%,且经过锻打,为长江流域最早的青铜制品。

【夏周商时期的湖北】
夏商时期,为掠夺和控制物质资源，中原王朝不断南下，经略长江中游地区。位于今武汉黄陂的盘龙城为当局南方的中心城市。西周时期,湖北境内诸侯国林立,以南公封国曾国为大。同时,楚国起自荆山，向江淮地区扩张，至东周时期成为“地方五千里,带里百万,车千乘,骑万匹,粟支士年的南方霸主。

居国南乡。1954年发现的盘龙城遗址是商代城址,位于湖北省武汉市黄陂区盘龙湖畔。城址约建于公元前15世纪,在商代晚期衰落。盘龙城的建筑技术、青铜工艺、埋葬习俗、玉器风格等方面都与商代二里冈上层文化一致,它可能是商人为开发南方、获取资源在长江中游建立的一个重要据点。盘龙城的发现,表明在商代早期商文化的范围已从中原扩大到长江流域。

（陶斝，商，盘龙城杨家湾38号探方出土/陶罐，商，盘龙城李家嘴2号墓出土） （陶罐，商，盘龙城李家嘴2号墓出土） （玉戈，商，盘龙城李家嘴2号墓出土） （铜钺，商，盘龙城李家嘴2号墓出土）

【青铜卣】
商，盘龙城李家嘴1号墓出土。卣是盛酒的祭器。盘龙城的青铜卣是最早的青铜卣。

（铜尊，商，盘龙城李家嘴1号/2号墓出土） （铜簋，商，盘龙城李家嘴1号墓出土） （铜觚/铜爵，商，盘龙城李家嘴1号墓出土）

盘龙城的功能。盘龙城具有向中原王朝输送资源的功能,包括铜矿、原始瓷、印纹硬陶等。中原地区需要产自长江中游的铜矿,盘龙城是冶炼、运输铜料的重要枢纽。同时,盘龙城也有青铜器作坊,在小嘴遗址出土了陶范、铜料。早在盘龙城的初兴阶段,就出现了原始瓷和印纹硬陶,类似的产品在郑州商城等地也有发现,其产地可能是长江下游地区。
在二里冈文化时期,以盘龙城为中心,中原王朝的势力已经扩张至长江中游腹地,江陵荆南寺、九江神墩、潜山薛家岗等遗址的考古发现表明,这些地区都成为商人的势力范围。随着盘龙城的衰落，长江中游的其他商文化聚落也逐步消亡,表明商王朝退出了这一地区,此后湖北地区只有零星的商代晚期青铜器出土。

（铜雕花钺形刀，商，盘龙城杨家湾11号墓地出土） （玉柄形器，商，盘龙城杨家湾1号/11号墓地/6号灰坑出土） （玉花头构件/玉璇玑/玉蝉/玉隼形饰，盘龙城出土）

盘龙城出土的绿松石。从新石器时代开始,绿松石就因其光艳的色泽、资源的稀缺和切割加工的困难具有了奢侈品的属性,逐渐成为贵族礼器的重要组成部分。盘龙城遗址的李家嘴2号墓、杨家湾11号墓等贵族墓葬中都出土了绿松石片。杨家湾17号墓出土了由500余块不规则的绿松石片和5片金片的饰物,将黄金与绿松石这两种珍稀材质叠加构成虚幻动物造型,是商文化系统中迄今为止发现的年代最早的金片绿松石兽面形器。这些绿松石片可能都是通过依附于木质或皮革等材质,构成兽面、龙等主题纹样。

【兽面纹铜鼓】
商，崇阳白霓镇大市河边发现。《礼记·明堂位》:“夏后氏之足鼓。殷楹鼓。周悬鼓。”郑玄注:“足,谓四足也。”崇阳铜鼓为青铜仿木足鼓,鼓腔两端边缘饰3周乳钉纹,为仿蒙皮木鼓鼓钉。鼓腔横置,腔底设座,座下设4足,系青铜一次浑铸而成。通体饰阴刻的云雷纹,前后两面饰饕餮纹,双眼圆睁,炯炯有神。目前发现的商代铜鼓仅有两件,另一件现藏目本泉屋博古馆。

牧野之战与《牧誓》八国。商代末年,西方的周族兴起,到周文王的时候，已经“三分天下有其二”。武王即位后,组织联军向商进攻,约公元前1046年,双方在牧野展开决战。牧野之战后,周人攻进商都,商朝灭亡。据《尚书·牧誓》记载,灭商联军之中,包括庸、蜀、差、卢、微、髳、彭、濮等族,他们都是臣服于周的部族,其中的庸、卢、彭、濮主要分布于鄂西。

南土是保。江汉流域是输送铜锡等战略资源的重要通道,属于周王朝的“南土”。今湖北地区的重要周代封国包括曾、唐等为代表的同姓诸侯“汉阳诸姬”,也有以楚、鄂、邓等为代表的异姓诸侯国。到东周时期,楚国基本统一了江汉地区,并扩张到长江上、下游,为南方霸主。

【龙纹铜卣】
西周，安居羊子山1号墓出土。鄂国位于今随州安居镇一带。鄂侯曾是商末时期的“三公”之一。西周早期青铜器“中甗”“静方鼎”均提到了“鄂”(金文写作“噩”），西周晚期为周王所灭。

【北子铜簋/北子铜鼎】
西周，江陵万城北门外出土。北子铜簋，器腹内底铸有铭文“翏作北子柞簋,用馈厥祖父日乙,其万年子子孙孙永宝。”日乙、翏及父日乙、北子柞构成祖、父、子三代。北子铜鼎，颈内壁铸有铭文“北子冈”。北子器上铭文“冈”是商代常见的最重要的氏族标志。北子,当读作别子,即支子,是宗族之分族的首领。

【北子铜甗】
西周，江陵万城北门外出土。甑、鬲不分离,甑底有3个十字形气孔。器腹壁铸有铭文“（）北子冈”,冈为北子宗族的族徽,（）应为北子支族的族徽。

（小臣作父乙铜卣，西周，江陵万城北门外出土） （雷纹铜爵/铜斗,西周,江陵万城北门外出土）

【小臣作父乙铜觯】
西周，江陵万城北门外出土。盖内及器内底铸有相同铭文“小臣作父乙宝彝。”小臣,即北子的职官;父乙,即北子簋中的父日乙的省称。

【考叔信父铜簠】
春秋，枝江百里洲出土。器、盖各有5行30字铭文:“唯正月初吉丁亥,考叔信父自作尊瑚,其眉寿万年无疆,子子孙孙永宝用之。”本件可能是息国青铜器,息国之器十分罕见,公元前682年,楚灭息国置县。

昭王南征。为了加强对南方的统治,消除部分诸侯的离心倾向,同时开疆拓土,攫取更多的自然资源,周王朝以南方诸侯国为据点,曾多次组织南巡、南征。其中周昭王时期的两次大规模南征,是周人在南方最重大的行动。这场行动最终以“丧六师于汉”、“昭王不复”而告终。昭王南征对当时的政治格局产生了深远影响,周王室在南方的经营遭到重大挫折,以楚国为代表的地方势力逐渐壮大起来。
楚国兴起。西周初年,楚人被分封至荆山。立国之初,疆域不足百里，楚人奋发图强,“竿路蓝缕,以启山林”。在西周王朝走向衰落的时候,楚国却“甚得江汉间民和”,国力日益壮大。春秋时期,楚人继续向汉东、江淮和江汉平原扩张。楚武王灭权置县、称王盟随，文王都郢县申、伐蔡灭邓,楚成为威服江淮的大国。到成王时,楚国地方千里,周天子赐胙,正式承认其南方霸主地位。

开创县制。西周的“县”是相对于城市的郊野,不是一级行政区域。春秋时楚武王熊通灭权国置县,开创了延续至今的县制。楚国的县以县公为行政首长,居民直接向国君纳税、服役。开创县制利于集权,遂为秦、晋、齐等国仿效,此后诸侯灭国置县渐成常态。
春秋时期南方的民族融合。周代,今湖北地区散布着大量部族,被称为“百濮”“群蛮”等,另外还有越族。此时盟伐兼并的过程，也是不同民族融合的过程。楚人的祖先来自中原地区,南下以后与当地文化融合。楚国在灭国掠地的同时，也将自身的文化与生活习俗传播到周边的其他部族中。
争霸中原。楚成王十六年（公元前656年),齐桓公率领诸侯联军侵楚,双方盟会后齐撤兵。之后，楚更加积极参与中原的争霸活动，通过宋楚泓之战（公元前638年)、晋楚城濮之战（公元前632年)、邲之战（公元前597年）和鄢陵之战(公元前575年）四次重大战役,成为春秋时期最为活跃的政治势力之一。邲之战楚国战胜晋国，奠定了楚国的霸主地位。

(铜鼎,春秋,襄阳余岗180号墓出土)
(铜缶,春秋,襄阳余岗180号墓出土)

吴起变法。春秋后期开始，各诸侯国纷纷加速在政治、经济上的改革。悼王十九年(公元前383年)，楚国开始任用吴起变法。吴起变法的内容包括革除世袭封君的特权、精筒国家机构、整顿吏治等。通过变法，楚国实力大增，“南平百越,北并陈、蔡，却三晋，西伐秦”。但吴起变法触动了贵族的利益，楚悼王死后，宗室大臣攻杀吴起。
白起拔郢。怀王(公元前328-前299年在位)时期,楚国日渐衰落。秦人吞并巴蜀、汉中,楚怀王被扣押于秦,客死异国。楚顷襄王十九年(公元前280年）楚割上庸、汉北(今湖北西北部)予秦。公元前278年,白起攻克楚都郢城(今荆州纪南城遗址）,设南郡。楚先后迁都陈(今河南淮阳)、寿春（今安徽寿县)。至此,楚国的政治重心向东转移至淮河流域和长江下游,今湖北地区逐渐融入秦大一统国家治理体系之中。

【虎座鸟架鼓】
战国，江陵望山1号墓出土。虎座鸟架鼓一般出土于高等级贵族墓中,是文献所记的悬鼓之一种,目前仅见于战国时期的楚墓。

【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湖北】
秦起于西北,一统中国,秦制遂推行于楚地。秦末楚人揭竿而起，秦崩汉兴。到东汉时期,今襄阳地区经济文化愈趋繁荣，成为士人豪族聚集之地。魏晋南北朝时期,湖北地区是南北政权交相征伐的主要战场和云化碰撞融摄的重要通道。随着北方流民的大量迁入，民族融合进一步加深，社会经济长足发展，出现了武昌（今鄂州市)、江陵（今荆州市)、襄阳、夏口(今武汉市武昌区)等区域中心。
江汉入秦。战国晚期,楚国虽然一度将疆域扩展到长江下游,但终被秦吞并。公元前278年白起拔郢后,包括湖北地区在内的楚国腹地成为秦南郡。秦在楚国故地变风俗、齐政教,实行秦法。秦始皇南巡江汉,以镇楚人,江汉地区被纳入大一统国家的统治之下。

云梦睡虎地秦简。秦国自商鞅变法以来,以吏为师,以法治国,逐渐形成体例完备、条文繁苛的律法系统。一统六合后,秦朝便将秦法推行至全国,并革除六国旧俗,以齐政教。云梦睡虎地11号墓墓主是秦安陆一位名叫“喜”的官吏,他的随葬品中包括大量法律、日书等秦代文献。根据文书的纪年,墓葬年代为秦王政（始皇)三十年(公元前217年）。睡虎地秦简正是统一前夕政治文化变革的生动体现。

【《法律答问》】
战国晚期(公元前217年)，云梦睡虎地11号墓出土。《法律答问》出于墓主颈右侧,共210枚,篇题由整理者拟定。简文内容共187条,采用问答的形式,对秦律的一些条文、术语以及律文的意图作出明确解释。从内容范围看,其所解释的是秦法律中的主体部分,即刑法。《法律答问》中很多地方以“廷行事”即判成案例为依据,反映出执法者依据以往判处的成例审理案件,当时已经成为一种制度。

【《为吏之道》】
战国晚期(公元前217年)，云梦睡虎地11号墓出土。《为吏之道》出于墓主腹下部,共51枚,篇题为整理者根据首句拟名。简文分5栏书写,第4、5栏后面部分文字书写潦草,可能是补写上去的。其内容主要是做官吏应遵守的一些原则,要求官吏忠于君主、清廉公正、宽厚爱民等。

【《效律》】
战国晚期(公元前217年)，云梦睡虎地11号墓出土。《效律》出于墓主腹部,共69枚。第一支简的背面写有“效”字标题。《效律》是一篇完整的律文,是核验官府物资财产的法律。对于军事上有重要意义的兵器、铠甲、皮革等,规定尤其详尽。特别是度量衡器,律文明确规定了误差的限度,这是贯彻度量衡政策的法律保证,对巩固国家经济有重要作用。

【《家书木椟》】
战国晚期(公元前217年)，云梦睡虎地4号墓出土。睡虎地4号墓出土2件木牍为黑夫、惊二人的家信,书写时间为秦王政二十四(公元前223年)，是目前发现的最早的家信。信中讲述他们从军到淮阳,向家里问候和要布、钱等事,反映了秦统一六国战争中的一些情况,有助于了解当时的家庭结构、军事制度和军事形势。
在秦灭六国的大时代背景下，这封属于小人物的悲欢离合显得是那么微不足道，却又十分真实。在这个展柜前久久不肯离去——这时就听身旁一个女性观众瞟了一眼简介后开始评论：“看看，就是写信向家里要钱！”我心想，如果你知道那时的背景，连出征的衣服都要靠家里做（没有人统一发放），你要知道这封信里，黑夫、惊因为立下战功而询问家里有没有收到奖励……你就不会随意评论，以为这两兄弟是衣来伸手饭来张口，只知道向家里伸手要钱的子弟！而且，延伸想，这封家书既然作为随葬品，说明主人生前十分宝贵——两兄弟家书若多，何来宝贵之说？所以，很大可能，黑夫、惊在秦灭六国的战争中，后来是牺牲了。家人因此才将书信作为最宝贵的收藏。

(漆木六博棋具,秦,云梦睡虎地11号墓出土) (彩绘云气纹漆椭圆奁,秦,云梦睡虎地31号墓出土) (彩绘波折纹漆长方盒,秦,云梦睡虎地45号墓出土)

(彩绘猪鸟鱼纹漆扁壶,秦,云梦老虎墩12号墓出土）
(彩绘牛马鸟纹漆扁壶,秦,云梦睡虎地44号墓出土) (彩绘点格纹漆匕/彩绘云凤纹漆匕,秦,云梦睡虎地9/33号墓出土)
(彩绘豕口形漆双耳长盒,秦,云梦睡虎地43号墓出土)
(彩绘凤鸟纹漆圆奁,秦,云梦睡虎地7号墓出土) (彩绘凤鱼纹漆盂,秦,云梦睡虎地11号墓出土) (彩绘变形凤鸟纹漆盂,秦,云梦睡虎地34号墓出土)

汉风浩荡。秦代严刑峻法、徭役繁重，与楚俗产生了激烈的冲突。楚人刘邦、项羽入关灭秦，逐鹿天下,以汉水为名的汉朝最终一统河山。汉承秦制,又颇重楚风。楚地承平日久,城邑勃兴。汉武帝于此设荆州刺史部。西汉末年,绿林豪杰揭竿而起,光武中兴,鄂北遂为帝乡,冠盖云集,豪族众多,地位迅速上升。
【“关内侯印”金印】
西汉，云梦福量公社春光大队出土。龟纽,方形印台,篆书阴刻“关内侯印”4字。关内侯,为世袭爵位,战国时秦国始置。汉承秦制亦行二十等爵制,关内侯列第十九级,位于彻(列)侯之次,通常是对立有军功者的奖励,封有食邑,可按规定户数征收租税,但无封国,无军政大权。

（玉璧，西汉，宜昌前坪14/5号墓出土） （“鳞趾”金，西汉，宜昌前坪7号墓出土） （铜鼎，西汉，云梦睡虎地47号墓出土) （铜鐎壶/铜钫/铜勺，西汉，云梦睡虎地47号墓出土)

秦汉漆器。秦汉时期的漆器主要为生活实用器,战国时期为丧葬仪式制作的漆器,如镇墓兽等不再出现。秦代对于漆器的制作有专门机构管理,已有“物勒工名”制度。秦代漆器主要为木胎和竹胎,以木胎为主。釦器(含有金属构件的漆器)较多见。
汉代的漆器胎骨主要有木、竹、夹纻、纱、陶、皮、骨、角等,开始采用镟制工艺。漆器装饰出现了“戗金”“戗银”、用漆或油调灰堆出花纹与在漆上粘贴丝绣或贴毛锦等方法。一些漆器上发现的烙印与针刻文字资料,反映了汉代由各地市府管理漆器手工业的情况。

（彩绘凤形漆勺，西汉，云梦睡虎地47号墓出土) （彩绘云凤纹漆圆壶，西汉，江陵毛家园1号墓出土） （彩绘云凤纹漆卮，西汉，江陵毛家园1号墓出土） （彩绘卷云纹漆耳杯/彩绘草叶纹漆耳杯，西汉，云梦睡虎地47号墓出土) (左一：彩绘云凤纹漆盂，西汉，云梦大坟头1号墓出土/右一：彩绘变形凤鸟纹漆盂，西汉，江陵毛家园1号墓出土） （彩绘云凤纹漆耳杯，西汉，江陵毛家园1号墓出土） （彩绘云龙纹漆樽，西汉，云梦睡虎地47号墓出土) （彩绘云凤纹漆双层圆奁盖，西汉，云梦大坟头1号墓出土） （彩绘云凤纹漆椭圆奁，西汉，云梦大坟头1号墓出土） （彩绘云龙纹漆圆盒，西汉，云梦睡虎地47号墓出土）

【双面雕木梳】
西汉，云梦睡虎地47号墓出土。本件一面的野兽纹饰有巨大且回弯的角,嘴呈鹰嘴状,是典型的“斯基泰一西伯利亚风格”纹样。本件是丝绸之路文化交流的见证。

荆州刺史部。元封五年(公元前106年),汉武帝在全国设十三刺史部。刺史监察地方豪族和郡守,但不管理地方行政事务。刺史品级最初只有六百石，而郡守为二千石,以小官监察大官。西汉末期,刺史一度改为州牧,并升为二千石。荆州刺史部辖有南阳郡、南郡、江夏郡、长沙国(郡)、桂阳郡、武陵郡、零陵郡。今湖北大部分地区属于荆州刺史部。

三国鼎峙。东汉末年,汉室衰微，群雄并起,经过残酷的兼并战争,三国鼎峙之势渐成。曹魏霸中原,孙吴起江左,蜀汉据巴蜀。荆州地接三境,为三家角力主战场。在今湖北地区发生的赤壁之战、夷陵之战,确立了三国分立的局面。孙吴为加强江防,数次定都武昌(今鄂州)。晋将羊祜、杜预在襄阳的经营,终使天下归晋。
刘表治荆州。东汉末年,为镇压黄巾起义,朝廷加强州牧之权。初平元年(公元190年),宗室刘表出任荆州刺史,后升为荆州牧、镇南将军。刘表采用蒯越、蒯良和蔡瑁等人之计,铲除地方宗族武装,并迁荆州治所于襄阳。治理荆州二十余年,刘表劝农桑、行教化、收民心,使荆州成为乱世宁州。

(绿釉陶猪圈,汉，均县双冢2号墓出土) (陶井,汉，均县双冢2号墓出土) (绿釉陶尊盖,汉，均县双冢2号墓出土) (酱色釉陶大碗,东汉，宜昌前坪18号墓出土)
(绿釉陶鸭/陶鸡,汉/东汉，均县双冢2号墓出土/宜昌前坪18号墓出土) (绿釉陶独角兽,汉，均县双冢2号墓出土)

赤壁之战。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七月,曹操在平定北方之后,挥军南下。九月,刘表之子刘琮以荆州投降。依附刘表、屯兵樊城的刘备南奔,与孙权结盟，迎击曹操大军。孙权以周瑜为主帅,联合屯驻樊口的刘备军一起溯长江西进,与曹军相遇在赤壁。双方隔江对峙。周瑜利用曹操的轻敌,采用火攻大败曹军。曹操撤回江陵。
赤壁之战后,孙刘双方在荆州壮大各自势力。孙吴势力扩张到荆州东部。刘备向孙权借得南郡江北部分,包括江陵在内,又于公元215年攻占成都,初步实现了隆中对“跨有荆益”的战略意图。公元219年，留镇江陵的关羽北伐襄阳、樊城。此时孙权遣吕蒙西袭江陵、公安,关羽后方陷落,荆州遂失。孙吴势力扩展到三峡以东,封锁了刘备东出的道路,控制了今湖北大部分地区。

吴都武昌。孙吴的政治中心原本在长江下游的京城(今江苏镇江)、建业（今江苏南京）一带。夺取荆州后,公元221年,孙权自公安迁鄂州（今鄂州)，改名武昌。武昌西接三峡，东连庐、淝，居东吴的长江防线之中。但孙吴的经济基础仍在长江下游一带，逆流千里，物资供给成本过高。公元229年，孙权于武昌称帝,此时蜀吴已重新结盟，来自西方的威胁解除，孙权权衡之下,还都建业，以武昌为陪都。公元265年,末帝孙皓再次迁都武昌,但次年又回建业。

夷陵之战。公元220年，曹丕代汉称帝,公元221年刘备称帝。孙权称藩于魏,受封吴王,将国都从建业(今江苏南京)迁至武昌（今鄂州),派陆逊镇守巫县、秭归,防止刘备东进。刘备称帝不久即顺江东下伐吴。三峡地区重山积险，交通艰难，蜀军自长江南岸推进到夷陵猇亭,舍舟登岸，结数百里联营。陆逊利用蜀军师老兵疲的弱点,于公元222年六月发动火攻，蜀军大败。刘备次年病死白帝城。诸葛亮主政后,承认了吴蜀的分界，放弃控制荆州的计划，蜀汉势力不得东出三峡，《隆中对》的战略意图未能实现。

（对置神兽铜镜，三国吴，鄂城瓦屋湾3号墓出土） （重列神兽铜镜，三国吴，鄂城瓦屋湾3号墓出土） （重列神兽铜镜，三国吴，鄂城瓦屋湾3号墓出土）

【荣氏神人鸟兽画像铜镜】
东汉，鄂城西山墓地出土。铭文带释文:荣氏作镜佳且好,明而日月世少有,宜子孙兮。侧面铭刻释文:番琚镜徊二尺一寸。

【鎏金铜镜】
三国，鄂城鄂钢544工地13号墓出土。方枚释文:九子作，世而（）,服者吉利。

西晋平吴。孙吴虽占有荆州大部,但荆州北部，特别是襄阳始终为曹魏所控。公元263年魏灭蜀汉,公元265年司马氏代魏,建立西晋。公元269年，晋武帝任用羊祜为荆州都督，出镇襄阳。羊祜在襄阳经营十年,促进生产，扩充军备，甚得民心。公元278年，羊祜病卒，杜预出镇襄阳。公元279年，晋军分六路伐吴，杜预率军直指江陵，益州刺史王濬自长江上游顺流而下，直取建业,天下重归一统。

宏总上流。西晋末年,洛阳、长安皆为胡族所破,中原士族衣冠南渡,建立东晋。此后南朝宋、齐、梁、陈相继,且定都于长江下游的建康（今江苏南京),而长江中游的荆州地区便对建康形成“宏总上流”之势。
东晋时期,皇权不振,门阀主政。当权士族往往出镇荆州(州治今荆州),以上游形胜,遥制建康，酿成荆扬之争。南朝以此为鉴,多采取分割荆州之策,雍州(州治今襄阳)、郢州（州治今武汉武昌）升重。梁武帝据襄阳以创立梁朝,梁元帝占江陵以平定侯景，湖北地区具有宰制全国之重。

【唐宋时期的湖北】
凭借强大的区位优势，湖北地区在唐宋政治中心东移与经济重心南移的过程中成为南北、东西文化交流和融合的大舞合。鄂州(（今武汉武昌)地位更加突出,与传统的襄阳、江陵鼎足而三。众多诗人词客在湖北写下壮丽的诗篇。市场的发展、垸田的开发带来了商业繁荣。
杨坚建隋。隋朝的国号“隋”源自随州。隋朝建立者杨坚的父亲杨忠是西魏、北周关陇军事贵族,他曾于公元549年出师邓州、襄阳一带,攻取安陆、随州,受封随公,杨坚袭其爵。后杨坚以顾命大臣、外戚代周称帝,便以“随”为国号,去“走”改为“隋”，创立隋朝。

（画像砖，隋唐，武昌隋唐墓出土） （画像砖，隋唐，武昌隋唐墓出土）

八方辐辏。唐朝定都关中之长安,以洛阳为东都。随着经济重心逐渐南移,长江流域日益成为重要的财赋之源,连接两京和长江流域的湖北地区由此举足轻重。长安和洛阳皆由陆路通襄阳,再由荆襄道下至荆州,上接巴蜀,下连三吴。荆襄道不但为朝延所倚重,更是商旅繁会处。

（三彩鞍马，唐，武昌何家垅189号墓出土） （陶鞍马，唐，武昌钵盂山334号墓出土）

湖北李泰墓。李泰（公元620-653年），唐太宗第三子，封濮王，撰地理书籍《括地志》。贞观年间因夺嫡失败,被黜谪居郧乡，家族亦遭牵连。李泰家族墓位于湖北郧县城关镇马檀山。墓地面积约21万平方米。1973-1985年发掘4座，即李泰墓、泰妻阎婉墓、长子嗣濮王李欣墓和次子新安郡王李徽墓。墓形均为穹窿顶砖室，墓壁施彩绘壁画，内容有男女侍者、男牵马者和天象星宿图。

（金狮子，唐，郧县李泰墓出土） （裲裆铠男立俑，唐，武昌何家山52号墓出土） （陶男坐俑，唐，武昌钵盂山26号墓出土） （动物俑，唐，武昌钵盂山401号墓/何家垅196号、439号墓出土） （人首鸟身神怪俑/龙首双身连体俑，唐，武昌钵盂山出土） （陶生肖猴俑，唐，武昌何家山52号墓出土） （陶生肖狗俑，唐）

三大方镇。安史之乱的爆发,终结了唐朝的盛世。为应对叛军,唐延不得不把在边境实行的藩镇节度使制度扩大到全国。唐代中后期，湖北地区设三大方镇,即山南东道节度使、荆南节度使、鄂岳观察使(后升为武昌军节度使),分别以襄州（今襄阳)、江陵府(今荆州）和鄂州(今武汉武昌）为治所。

长江动脉。北宋时期由于政治中心转移到开封、杭州,南北运输需求骤降,东西运输重要性增强。两湖地区粮食多由鄂州(今武汉武昌) 经水路运至长江下游,巴蜀物资也从江陵转运,长江于流水运大兴,成为名副其实的大动脉。这一时期,唐代重要的荆襄道则主要为军事所用,民间贸易近于萧条。连接江陵和襄阳的扬口水道于北宋初年淤塞,新开的荆南漕河也于南宋中期之后废弃。湖北地区交通格局发生了巨大变化。

物阜民丰。江汉平原通过垸田开发,堤防增加,农业产量大幅提高,市镇兴起。至南宋，随着首都的东移、长江干流成为横贯东西的最重要通道,鄂州(今武汉武昌)成为区域经济中心,商贾云集,贸易繁荣，形成多个集市,以南市最为繁华,店铺栉比,百货汇聚。

（青白釉瓷执壶，宋，武汉青山窑出土）

地尽其利。江汉平原河湖密布。在沿江、滨湖的肥沃低洼地区临水筑堤,堤内外开灌排沟渠的农田即是垸田。唐宋时期,江汉平原地区人口增长、经济发展，此地或对原有耕地筑境挡水,或涸水造田。南宋末年,孟珙驻守江陵时，为解决军粮问题,大规模修筑堤防、开发垸田,极大促进了江汉平原土地的开发利用。

铁马冰河。南宋立国东南，秦岭—淮河一线遂成为南宋的北部边界。为遏制金国,南宋在北境逐步确立起江淮、京湖、川陕三大战区。京湖战区以今湖北地区为主,地处南宋边防战区版块的中间位置,负有连接吴蜀、策应江淮、拱卫东南的重任。南宋设京湖制置司或京湖宣抚司以统合战区。京湖战区的三大重镇是襄阳、江陵和鄂州,襄阳是南宋的门户,与江陵唇齿相依,而鄂州为其根柢,三镇互为犄角。
襄阳鏖战。公元13世纪初,蒙古自草原兴起,迅速扩张,于公元1234年联宋灭金。随后蒙宋之间爆发战争。端平三年(公元1236年),蒙古占领襄阳。嘉熙三年(公元1239年)，名将孟珙收复襄阳。此后宋将李曾伯全力经营襄阳、樊城,使其成为抗蒙的重镇。
咸淳三年(公元1267年),忽必烈采纳宋降将刘整提出的先取裹阳、浮汉入江、直趋临安(今浙江杭州)的建策，围攻襄、樊,至咸淳九年(公元1273年),宋将吕文焕献城降蒙。襄阳失陷后,南宋长江战略防御体系被突破。蒙古长驱直入南宋腹地,于公元1276年攻入临安灭宋。

【“玉笋”刻石】
北宋，传世。北宋孙觉在湖州筑墨妙亭,收藏古代石刻。“玉笋”是墨妙亭所藏石刻之一。清代嘉庆道光年间,天门熊葵园获得“玉笋”刻石。据统计,玉笋上有明确纪年以及可考证的宋代题记共12条,元代题记共2条，明代题记2条,清代题记1条,是保存至今罕见的北宋刻石原物。

【银锭、铜钱】
南宋，西塞山窖藏出土。黄石西塞山是南宋朝廷军费转运和军资贮存的重要地点。从明万历二十六年(公元1598年)至1967年,西塞山东荒坡地多次出土窖藏的铜钱、银锭,数量巨大。西塞山窖藏应是包含了鄂州军资库军费在内的湖广总领所钱窖遗存,南宋末年,京湖制置使吕文德曾掌管湖广总领所多年,该所是吕氏军事集团的主要军费来源。

哲思艺文。宋代的湖北人文荟萃。安陆士人宋庠、宋祁领袖文坛,文豪苏轼曾寓居黄州,两赋赤壁。道学宗师程颢、程颐兄弟生长于此,易学大家朱震融汇汉宋。黄庭坚来往江汉,多有留题,米芾父子书画俱绝,影响深远。

（苏轼《黄州寒食诗帖》［复制品］)

【《贯经堂米帖》】
清拓本，传世。《贯经堂米帖》为清代张模摹刻,是米芾刻帖精品。张模在题跋中认为,米芾的书法在“宋四家”中最为奇纵,无论真草,逸态横生。

【《黄庭坚行书《三游洞题记》拓本》】
清拓本，传世。绍圣二年（1095)黄庭坚被贬为涪州(今重庆涪陵)别驾,黔州（今彭水)安置,途中前往三游洞游览,留下写下了“黄大临,弟庭坚,绍圣二年三月辛亥来游”题记。本件为杨守敬旧藏。

（张大千《东坡游赤壁图》，传世）

【元明清时期的湖北】
元明清时期，湖北地区处于大一统国家的管理下。清初,湖北基本确立今天的行政版图。人已大规模的增长和流动使得山区爱得到深入无交。衣田水利达兴“湖广熟、天下足”称传于今。远距离贸易的繁荣，促使以汉口为代表的商业市镇兴起。公安、竟陵并称于文苑，西皮、二黄合奏于氍毹。书院广设,科举昌隆，文化臻于鼎盛。

鄂西土司与改土归流。元代,统治者为加强对少数民族地区的统治，在鄂西少数民族聚居区推行土司制度。土司世官其土,世有其民,对地方政治有很强的影响。
明代在元代制度的基础上,在鄂西土司地区设置施州卫军民指挥使司,形成了以卫统司的少数民族地区行政区划。田氏容美土司是鄂西实力最强、辖地最广的土司,延续时间超过400年。清王朝于雍正四年（公元1726年)开始全国范围内的改土归流，将土司改为由中央政府任命的有任期的官员。鄂西地区的改土归流始于雍正十年(公元1732年),至雍正十三年(1735年)全面完成。容美土司辖地改为鹤峰州和长乐县(今五峰)。归流以后，原各土司所辖大小村寨,先后被编为里甲。

藩府重地。明朝建立之初，明太祖分封诸藩王至各地冲要,通过在各地建藩拱卫王室。建文至宣德年间，藩王的政治和军事权力被大大削弱。湖北是明代建藩较多的地区之一。

（楚昭王鎏金铜封册/谥册，明，武昌龙泉山楚昭王墓出土）

明显陵是明世宗嘉靖皇帝的父亲恭睿献皇帝朱祐杬（明睿宗兴献王)、母亲慈孝献皇后(章圣皇太后)的合葬墓。明显陵由兴献王墓改造而来,是中国中南地区唯一的明代帝陵和最大的明代单体帝王陵。明显陵在明代帝陵规制中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其“一陵两冢”的建制是中国历代帝陵中的特例。

（如意纹金扣，明，蕲春蕲州镇雨湖村都昌王朱载塎墓出土） （金镶宝石凤形饰，明，蕲春蕲州镇雨湖村都昌王朱载塎墓出土） （金凤纹帔坠，明，蕲春蕲州镇雨湖村都昌王朱载塎墓出土） （金镶宝石三教祖师分心，明，蕲春蕲州镇雨湖村都昌王朱载塎墓出土） （金镶宝石摩尼挑心，明，蕲春蕲州镇刘娘井村荆端王次妃刘氏墓出土） （金镶宝石玎珰七事，明，蕲春蕲州镇刘娘井村荆端王次妃刘氏墓出土） （银锺，明，蕲春蕲州镇刘娘井村荆端王次妃刘氏墓出土） （金镶宝石花形鬓钗，明，蕲春蕲州镇刘娘井村荆端王次妃刘氏墓出土） （金镶宝石满冠，明，蕲春蕲州镇刘娘井村荆端王次妃刘氏墓出土） （上中、右一：金镶宝石钿花顶簪/金镶宝石掩鬓，明，蕲春蕲州镇刘娘井村荆端王次妃刘氏墓出土） （金凤簪/金镶宝石钿花鸾凤冠，明，蕲春蕲州镇刘娘井村荆端王次妃刘氏墓出土）

两湖分省。由于辖境广阔,军民事务日繁，明代开始出现湖广巡按御史、学臣等官员南北分设的情况,即是两湖分省的滥觞。清康熙三年(公元1664年),湖广右布政使司分治湖南,左布政使司分治湖北,其各自辖区分别与今两省辖区基本相同，后几经调整，至雍正二年(公元1724年)、“南北分围”，两省各自举行科举乡试,两湖分治基本完成。

人口流移。由于战乱、灾荒等原因，元明清时期出现了多次大规模的人口迁徙。“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等移民运动,深刻影响了湖北地区乃至长江流域的人口构成、经济开发方式和社会生活面貌。

湖广填四川。四川是宋元战争的主要战场，长期战乱使得四川地区人口损失严重。元末，不少湖北民众因躲避战乱迁入四川。至正十七年（公元1357年),徐寿辉部将明玉珍（今随州人)引兵入蜀，逐渐占领四川全境，也有湖北籍军人及百姓随之入川,据推测可能达40万人以上。
明清之际,四川饱受战乱之苦,人口锐减。自康熙至乾隆年间,随着经济的恢复,两湖人口大量迁往四川,湖广籍移民约占四川全省移民的60%以上。在川渝地区有移民祖籍为湖北“麻城孝感乡”的传说流行。

粮足天下。元末至明清时期,移民的涌入,使鄂西北秦巴山区得到空前开发。围垸造田的进一步扩展、江汉平原的垦地面积扩大、耕作制度的改进,促使粮食产量大大增长。约在15世纪,全国粮食生产中“湖广熟,天下足”的格局已经形成。
山区的开发与新作物的推广。明清时期,南方开发的重点集中在各省边缘的中高山区、云贵高原及其周边的中高山地，特别是川鄂陕豫交界的秦岭一大巴山地。清代中期,大量流民涌入鄂西山区。来自美洲的玉米、番薯、马铃薯等高产旱作物的引进和推广满足了移民的生存需求，使其能定居于此，推动了湖北山区的垦殖进程。

（道光十六年十一月三日彭新俊租田字，清代）

科举兴盛。有明一代,湖北各府州县科举进士的人数,以黄州府最多,其次为武昌府。鄂东地区的进士人数超过鄂中江汉平原区和鄂西。清代湖北进士人数较明代为多,地城分布仍以鄂东为重心。湖北举业发达,是当地书院众多、官府及民间重视、支持教育的结果。

（李时珍著《本草纲目》，清光绪十一年合肥张氏味古斋刻本）

仙山武当。武当山位于鄂西北,本名仙室山,又名太岳山、太和山，有72峰、36岩、24涧、11洞、10石、9台等,主峰天柱峰，海拔高度1612米。在道教传统中,武当山是真武大帝的道场。明成祖朱棣认为“靖难之役”得到真武大帝相助,遂在武当山天柱峰顶修建“金殿”予以供奉,武当山被尊为“皇室家庙”,道教活动达到鼎盛。1994年武当山古建筑群被联仓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真武崇拜。真武即玄武,为避宋圣祖赵玄朗之讳而改称。先秦时期分周天二十八宿,以四方为四象,分别是东方苍龙、南方朱雀、西方白虎、北方玄武。古人把北方七宿(斗、牛、女、虚、危、室、壁)想象成龟蛇合体。龟为长寿象征，斗宿又主寿、禄,故玄武得到广泛尊崇,到元代被封为“玄天上帝”。

（鎏金铜玄武，明代）

湖北是一片沧桑而厚重的土地。远古人类在这里奋力前行,与时演化;楚文化在这里孕育茁长，艳绝华夏;三国文化在这里惊涛拍岸,各显风流;佛道文化在这里立派开宗,弘扬光大。湖北又是一片美丽而神奇的土地。科技医药源远流长,泽被天下;诗赋翰墨风神别具,灿若云霞;乐舞戏曲精妙绝伦,传扬四海;乡风民俗深蕴厚积，醇香散发。
瑰丽而不失雄奇,灵动而不乏秀雅,兼容通会,领异标新,亦霓亦虹,如诗如画。所以说，到一个地方，先看看博物馆总是没错的，知道了这个地方的历史，就多少能窥见它的未来。

（下午五点闭馆时涌动的人流） （闭馆时随手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