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2024-05-31 21:20· 从军路侧横过中山大马路，就到了韮菜园路（于今是长沙的米粉一条街）。 韮菜园五一大道口子上的雕塑 进去不多远，有一个消防队，经常有事冒事出去玩，到韮菜园必定要到消防队门口驻足观望，消防队院子里有一个很大的坪，坪里有单杆、双杠等体育器材，消防队是什么编制搞不清楚，大概有十多个人，年纪大概都是二十来岁，比我大十多岁吧。看上去身强体壮，英姿飒爽。我喜欢看他们玩单杠，他们玩单杠也玩大回旋，每次他们在单杆上转圈，看得我心惊肉跳，单杆下面没有像席梦思一样的保护垫，下面是个沙坑，看的次数多了，消防员叔叔也对我有了一点印象，到后来竟招呼我到里面去玩，更有甚者，把我举起，让我去抓单杆，当时胆子小又加上力气小，仅仅能吊在单杆几分钟就掉下来了。消防员叔叔笑着轻轻地拍拍我的脑袋说道：小鬼，要加强锻炼呢！至于双杆，倒还能自己慢慢爬上去，双手撑在杆子上，不敢动，时间久了点，两只手臂都微微有点抖动，就下来了，这过程倒不需要消防员叔叔帮忙。过了消防队，有一个自来水站，当时吃水有两个途径，一是从井里汲水（我家旁就有一口水井，什么时候弃用的我搞不清楚），一是从自来水站担水。自来水站由一个老婆婆管理，大概有三到四个水龙头，当时自来水的价格是多少，记不清了，傍晚时分，来担水的人很多，都规规矩矩的排队，基本上没有插队的人。平时到自来水站担水，应该没有我的份，都是由哥哥们去担，但我看着担水很有味，一根扁担，两只水桶，有的人担水两只手不扶扁担的两根绳子，而且还疾步行走，任由两只水桶摆动，水桶里的水还不溅出来，拿现在话来讲：酷毙了。于是我也主动要求去担水，也学那些动作酷毙了的人的姿势，谁知只走了十几步，两只水桶的水溅出了一小半，裤子鞋子都打湿了，我只好两手抓着扁担的两根绳子，规规矩矩的挑着半桶水回家。就这样哥哥们就不要我去作这个家务劳动了。但我心里总有困惑，为什么旁人可以做到不溅水？我就仔细研究了那些人的水桶，原来他们水桶的沿上吊了一块小木牌，水桶装满水后，小木牌浮在水面上，稳住了水面的波动，水就较难溅出了，但我始终完成不了水桶的改造，也就没有坚持要去担水了。 军路侧是北南走向，穿过中山大马路到的韮菜园，在中山大马路与韮菜园的东南角叫黄土塘，经过黄土塘往里的一条小路可以走到汤公庙小学，1956年下半年我7岁了，到了发蒙读书的年龄，我大约记得是细哥哥（只大我两岁）带我去汤公庙小学去报名，被告之我不能在汤公庙小学就读，应去砲队坪小学（现在为清水塘小学）读书，我的几个哥哥都是在汤公庙读的小学，到我就不行了，心里很不舒服，后来知道了，军路侧属长沙市城北区，军路侧的居民应在城北区的学校就读，汤公庙小学是城东区的学校，当然就不能报名了，看来学区的划分在上世纪五十年就实施了，后来我的三个妹妹也都在砲队坪小学读书。汤公庙小学在49年以前，叫（长沙）城东四校，是个建校较早的学校，于是乎，有关学校就有各种传闻，有一则是关于学校老师绯闻的顺口溜，蛮有味的。 顺口溜曰： 城东四校，想起好笑； 先生偷人，学生开叫。 不知道是学校老师还是学生编的，但可以知道的是偷人的老师或开叫的学生现在基本都驾鹤西去了。 黄土塘靠近中山大马路的边上，大约在70年初期修了一个厕所，有一个休息天我回家，父亲跟我讲，黄土塘砌了一个茅室屋（长沙人称厕所为茅室屋），冒用一根木头一颗钉子，很是新奇，于是我到了黄土塘看了那个茅室，确实是冒一根木头一颗钉子，那是钢筋水泥砌的一座旱厕。我父亲和老一辈的人都认为很新奇和不可思议，由此可以想见七十年代左右，科学技术的普及很不尽人意。 沿着韮菜园向南还有一些单位，我不熟悉，有一处地方在外面放置了几个像元宝的石制东西，尺寸有蛮大，后来听人讲那是纺织厂里用的，不知真假。那个单位是搞纺织的。沿街还有些单位，继续往南还没到文艺路口有个育婴堂，是收留孤儿的，大概是一九三几年左右搬到那里的。 沿着黄土塘向东，一路没有什么值得小孩留意的地方，走大约两里路远就到了杜家岭（现军区门诊部附近），我外婆家就在这里，外婆和舅舅舅妈住在一起，租住了几间农舍，舅舅舅妈没有子女，租住的农舍外面就是菜地，记忆中外婆的岁纪很大了，每次到外婆家总是见到她老人家坐在床上，由于牙齿掉了的缘故，嘴巴扁扁的，听她讲得最多的是“长毛”，后来我才知道“长毛”是太平军，外婆讲长毛把小孩挑在枪矛上旋转，外婆两只手向上举着並作旋转状，口中还念到：“弟弟乌，弟弟乌”，意思是“长毛”是如何处死小孩的，处死的同时还叫着：弟弟乌、弟弟乌。弟弟乌是什么意思，外婆没讲，我也不知道，外婆应该没有见过太平军的，是小时候听父辈讲的，或是清政府的宣传。 舅舅是个很进步的人，五几年就加入中国共产党，是长沙湘江文具社的社长，解放前舅舅是做毛笔的手艺人。舅舅个子不高，衣着整洁，上身经常是青色中山装，口袋上插着一支钢笔，头戴一顶帽子，脚穿一双布鞋，脸上露着絲絲笑容，看上去精炼强干，我第一次对他有深刻印象的事是，舅舅来我家，並在我家吃饭，当时我可能只有六、七岁，舅舅吃饭，吃着吃着有一粒米掉到桌子上了，只见他迅速地用手把米粒捡起，放到嘴巴里吃了，舅舅的这一动作使我很吃惊，以前我吃饭就是掉了两、三粒，也不会再捡起来吃的，这件事使我对舅舅肃然起敬，还蒙上了一层神秘感。舅舅有很多笔记本，每个笔记本的封面都印有：长沙市人民委员会。我天生就喜欢本子，于是死死缠着舅舅，想要他给我一本，最终舅舅抵不过我的纠缠，终于给了我一本，我把它珍藏起来了，但到后来还是遗失了，不知去向，是小时候的一个不小的懊悔。每年最高兴的时候是过年到舅舅家给外婆拜年，外婆就会给一元压岁钱给我们，当时拿了外婆给的一元钱，那高兴劲没法形容，但我的记忆中，那一元钱干什么去了？一元钱不是一个小数目，可以干很多很多事情，我却是没有一点滴的印象，感觉从来没有花过一分钱，钱就不见了，至今还觉得是一个不可思议的事情。外婆最喜欢我的二妹，有几次外婆还留二妹在家住了几天。舅舅家旁边有一户人家，不知是农户还是租户，家里有一小孩，年纪和我仿佛，也可能比我大几岁，是个盲人，叫端伢子，我一直对他怀有内疚，由于年纪相差不大，加之与他人交往的机会多，我和他成了好朋友，每次去外婆家都会他聊聊天，有一次我去外婆家回军路侧，端伢子也正好要外出，于是我们就一起走，由于有我的陪伴，他走路就很放肆，一只手牵着我的手，另一只手拿的棍子也不用在路上点来点处的探路，我清楚的记得，端伢子靠我的右边，牵着我的右手，一路闲聊一路走着，突然“呯”的一声，端伢子的头重重的撞上了一杆电线杆，当时，我也蒙了，一种莫名的懊悔感涌上心头，因为我忘了他是一个盲人，我连忙道歉，端伢子摸着自己的头，说冒得事，这件事我是无心之举，但端伢子怎么认为，我不清楚，可以预见的是自从这件事以后，端伢子就和我有了距离。端伢子后来的状况如何，我也就无从知道了。 从军路侧路口到杜家岭这一节路上有些什么，记不清了，只知道再下去一点就是湖南省军区，再下一个坡就到了袁家岭。小时候的活动半径很小，再往东就没有去过了。 我家的对面是汽车保养场的围墙，大门对着去螃蟹桥的小路，汽车保养场据我初中的同学讲，是解放前的称呼（但我们一直这么叫），解放后改名为汽车修理厂，属省交通厅管，我同学的父亲一直在修理厂工作，直到七十年代退休，我想我肯定无数次见过同学的父亲，只是不认识而已。汽车保养场的门很大，车辆进出很多，我见过最大的卡车是十轮大卡，一辆车有十个大轮子，前面一排两个，后面两排，每排四个，真的威武吓人，开起来声音很大，据说当时十轮大卡，长沙市都不很多，保养场还有令人新奇的事是，有日本人在工作，日本人个子很矮，通常都是穿着揹代裤的工装，路过时经常看到他们在大门口靠着墙抽烟，后来我才知道这些人是日本投降后不愿回国的日本人，他们都是有一技之长的技术人员。 我家对面保养场的围墙边，一到晚上，就有一个说唱艺人唱长沙评弹（艺人叫什么名字，不记得了），我们讲是弹蓬哒蓬帝蓬的。几条矮凳子，摆成三、四排，说唱的盲人艺人坐在稍微高一点的椅子上，怀抱一把月琴， 长沙评弹用的月琴 椅子旁还有一高凳，高凳上放一铁皮盒，说唱的大都是：三侠五义、七剑十三侠、五鼠闹东京、隋唐演义等等，什么南侠展昭、北侠欧阳春、锦毛鼠白玉堂、程咬金三板斧这类东西就是从艺人口中得知的。但我不太喜欢听评弹，喜欢听清口说书，但听清口说书的地方很少，三星楼茶馆晚上有说书的，但不出钱很难进去听。评弹艺人每每到关键时候，手在月琴上一拍，口中唱到：讲书人又要打秋风。于是坐在凳子听书的人，都要起身，住铁皮盒子放钱，一分、两分不限，只听得铁皮盒子崩崩作响，然后艺人又继续开唱，一晚上要打两、三次秋风，我们细伢子冒得钱把，一般是从自己屋抽一张矮凳子，坐在旁外，也就算是打溜票听书了。 未完待续，欢迎头条条友中的老邻居补遗拾缺，完善对长沙老街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