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城烟云——巍巍大都·北京（之一）

谢善骁

没想到有幸分配到北京工作，而且居然在北京成家立业。一起分配来京的同学大多在文革时随单位迁移至“三线”，而我却安然无恙地工作在红色保险箱内，未曾挪动过一步。
回想大学毕业时，直到教研组主任隆重地向我们宣布分配名单的前一分钟，我仍对自己私下探听到的消息坚信不疑：我被分配到毕业前曾经实习过的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当一听主任念到“谢善骁，北京三机部四○研究所”时，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了。然而，一切都是真的。德国作曲家贝多芬说过一句颇为幽默的话：“运气就像一个球那样圆圆的，所以很自然地，它并非总是滚落在最善良、最高贵的人的头上。”运气落到了我这个算不得最善良、最高贵的人的头上。
五六十年代的人们对北京的那种感情，那种心仪，也许是现在的年轻人难以想象和理解的。现代诗人李季在抒情诗《致北京》中，真实地表述了这样一种真诚的激情和纯洁的愿望：
在我们谈心的时候，
谁对谁也不隐瞒自己的感情：
哪怕是能在你的怀抱里住上一天，
这就是我们一生里最大的光荣！

为了这个愿望，我们
日日夜夜地进行着创造性的劳动，
一个信念无时不在鼓舞着我们，
　　——条条道路，通往北京！
北京依然是年轻一代憧憬和向往之地。如果说与他们的父辈有所不同的话，那就是在时代的经济大潮中，也许难免在心灵深处溅上几滴现实的、理智的甚至商业的水迹。
　　说起北京，就不由得想起天安门，这是北京的中心和象征。天安门城楼在紫禁城的正门，明称承天门，清称天安门，是明清帝王到天坛祭天、地坛祭地以及大婚、亲征出入的城楼，也是颁布诏令的地方。城楼始建于明永乐十五年（1417年），画梁朱柱，石栏黄瓦，丹墙绿树，碧水白桥，虽然饱经沧桑却依旧威严四仪。站在在城楼下广阔的天安门广场，环顾四围，古老和现代的交织，庄严和艳丽的辉映，令每一个中国人都会油然而生自豪之情。
　　经历过天安门广场狂欢之夜的人，就会一辈子记下这个场面，录下这个镜头。犹记空中的天女散花，五彩缤纷，犹记地上的哪吒闹海，浪花激荡。最初在天安门广场举办的狂欢之夜，不仅有国庆，还有五一。当我分配到北京工作时，五一夜的狂欢已不复存在了，不过诗人公刘却参加过五一的狂欢之夜，并豪情满怀地写下了一首题为《五月一日的夜晚》的诗。他这首诗不仅是文学作品，也可算一则历史记录了：
天安门前，焰火像一千只孔雀开屏，
空中是朵朵云烟，地上是人海灯山，
数不尽的衣衫发辫，
被歌声吹得团团旋转……

当我从天安门前的歌山花海走进千秋古阜幽州台遗址时，欢乐的心情骤然变得凝重了。
幽州台即黄金台，亦称燕台，曾以“金台夕照”而为燕京八景之一，也是八景中最悠久的一个古迹。黄金台是战国时期燕昭王听从谋臣郭隗的治国之策而建造的，台上置千两黄金，招揽天下贤士。思想家邹衍、军事家乐毅等均应募来到燕国，燕昭王尊邹衍为师，拜乐毅为上将军，近悦远来，引来众多英才，遂使燕由弱变强，“下齐七十余城”，报了齐国入侵之仇。金台古迹已成为一块招贤强国的标碑。
站在这里，不由得想起了一首沉重地回响千余年的《登幽州台歌》：
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
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这是陈子昂在幽州台吟下的著名诗篇。由于武则天的不信任和不重用，使陈子昂的报国宏愿成为泡影，因此当他登上幽州台时，想起了燕昭王和燕太子丹礼遇贤士的历史事迹，情不自禁地发出一声悲怆长叹，吐露了纵目古今、一览时空的宏大胸襟，也诉说了蹉跎失意、孤单寂寞的哀伤情绪。这种经历和遭遇，前曾有古人，后更多来者，陈子昂的叹息声传彻古今，激起多少人的共鸣，成为千百年来被困厄和遭迫害的有志之士的共同叹息，大诗人李白的《古风（其十五）》成为最沉重的千古一叹：
燕昭延郭隗，遂筑黄金台。
剧辛方赵至，邹衍复齐来。
奈何青云士，弃我如尘埃。
珠玉买歌笑，糟糠养贤才。
方知黄鹄举，千里独徘徊。
　　陈子昂所思念的燕国，以及另一个与燕毗邻的蓟国，都是“北京湾”内原始时期奴隶制王权统治的小国。人们将北京称为“北京湾”，因为综观北京地形地势，依山面海，龙盘虎踞，形势雄伟，恰如古人云：“幽州之地，左环沧海、右拥太行、北枕居庸、南襟河济，诚天府之国”，极像一个半封闭的海湾。据考古发掘、考证和推断，燕、蓟两个国家，是在商朝中、晚期前就已经存在的两个小国。周初分封“黄帝之后于蓟”、“召公于燕”，受封者显然沿用了燕、蓟之称。
　　在西周时期不断强大起来的燕国，逐渐扫平了燕山南北的割据势力，吞并了北部的蓟国和东部的孤竹等国，地域上得到扩大，实力上大大增强，发展成为“战国七雄”之一。为了控制要冲，大约在西周末或春秋早期，燕国废弃了中都，把国都迁到了蓟城。燕国传位凡四十四世，历八百二十余载，是当时各封国中历史最长的一个强国。自迁都后，蓟城一直是燕之国都，后人称之为“燕京”。战国的蓟城和临淄、邯郸一样，“富冠海内，皆天下名都”。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蓟城是广阳郡的治所，成为北方重镇。隋朝初年，燕郡改称幽州，隋炀帝时又改涿郡,治所仍在蓟城。隋亡后，唐朝将这里更名为幽州，涿郡的名称就消失了。此后，蓟城名城几经变更，从燕山府（北宋）、南京（辽）、中都（金）、燕京、大都（元）、北平、北京（明），沿袭和发展到今日北京市。北京自建城以后，在三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行驶，燕国蓟城是它的第一个停靠码头，而燕台大概可算作它生命中的第一个亮点了。

继陈子昂之后，不断地有诗人来到燕台，也许不完全是为响应陈子昂而来的，但却不可避免地受到他的感染。唐诗人祖咏宦游边塞重镇幽州，登上慕名已久的燕台，极目纵观，守边大军的雄威军容和燕幽之地的壮美风光，激动和震撼着他的心灵。与陈子昂不同的是，祖咏在《望蓟门》一诗中，唱了一曲请缨立功的高昂战歌：
燕台一去客心惊，笳鼓喧喧汉将营。
万里寒光生积雪，三边曙色动危旌。
沙场烽火连胡月，海畔云山拥蓟城。
少小虽非投笔吏，论功还欲请长缨。
黄金台上遥想当年，每个诗人都有一番感想，每个诗人都用诗发表议论，抒发慨叹。姑且不论孰是孰非——其实各人的经历不同，又有谁能评说呢？但是燕昭王的背影激发了诗人们的一个共同心愿：为国家建功立业。乾隆年间，诗人张问陶初入北京，秋游芦沟（即桑干河）。而黄金台就在芦沟附近，这一处承载着古代明君与栋臣之谊的美好故事的遗迹，激起了他对燕昭王的怀念，吟下了一首《芦沟》：
芦沟南望尽尘埃，木脱霜寒大漠开。
天海诗情驴背得，关山秋色雨中来。
茫茫阅世无成局，碌碌因人是废才。
往日英雄呼不起，放歌空吊古金台。
燕国在北京留下的历史光圈，不止是那位招贤强国的燕昭王，还有一位他的后代、战国末期燕王喜的太子姬丹。太子丹在蓟城政治舞台上登场亮相，他编导的一出“荆轲刺秦王”历史剧，引出了一群响当当、硬梆梆的燕赵之士。
燕赵多慷慨悲壮之士，这是历史的事实和史家的公论。田光，樊于期，高渐离，特别是荆轲，这一个个名垂竹帛的侠士身影，如一道道掣电，在飞驰的马蹄后激起一串串雷鸣。然而如果没有一个太子丹，蓟城何以能出现惊天闪电，燕赵大地又何以能响起动地轰雷？
荆轲刺秦王的故事发生在秦灭燕的前夕。为阻止秦的东进之势，太子丹的太傅鞠武引他见名士田光，田光荐其侠友荆轲于他。在太子丹的重托下，侠士荆轲携樊于期之首毅然渡易水西去刺秦王。荆轲在易水之滨告别太子和诸送行者时，在高渐离击筑伴和下高唱一曲悲壮的离别歌——“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不仅令在场的送行者热血沸腾，而且使后人一直感念不已。
一旦秦皇马角生，燕丹归北送荆卿。
行人欲识无穷恨，听取东流易水声。
（唐·胡曾《易水》）
图穷匕见，荆轲行刺未遂，血溅秦廷。然而即使他如愿刺杀了秦王，太子丹又能有回天之力吗？但是太子丹和他的侠友们一个个英勇不屈地为国就义，那种忠贞不渝的精神，那种肝胆相照的品格，却足以使后人仰慕了。
　　历代歌颂荆轲的诗文很多，许多高手也都写有佳作。东晋著名的田园诗人陶渊明的五言古诗《咏荆轲》，娓娓动听地叙述了荆轲刺秦王的整个故事 。“初唐四杰”之一的骆宾王，以简洁的语言，在《于易水送人》一诗中，留下了深沉感叹：
此地别燕丹，壮士发冲冠。
昔时人已没，今日水犹寒。
　　明末抗清志士陈子龙，也在《渡易水》诗中抒发了一腔悲愤之情：
并刀昨夜匣中鸣，燕赵悲歌最不平。
易水潺湲云草碧，可怜无处送荆卿。
　　从幽州台的歌吟，到易水畔的追念，形成了北京史诗中最古老的篇章。

秦、汉、五代之后，北京再度变得光艳起来。但这一次装点北京并使之再度焕发青春的不是汉人，而是从东北雪原和西北大漠扬鞭而来、勒马于此的少数民族。面对“蓟城”这座中原古都，来自北方的牧马人最初也许有点眼花缭乱，忐忑不安，但很快就适应了远比他们先进、完善的文化和生活方式。
东控辽东、西连三晋、背负关岭、瞰临河朔的幽燕之地，不仅是北部游牧文化与南部农耕文明的地域分界点，而且也是塞外少数民族与中原汉民族王朝为争夺天下的必争之地。这里既是塞外民族南下征服中原的起始站，又是中原王朝抑控或征战游牧民族的桥头堡。
作为黄河文化的窗口、中原安全的门户，北京总是最敏感、最迅速地感受到政治气候的晴雨和军事形势的胜败。早在春秋战国时期，燕昭王就看到了这一点，秦始皇也看到了这一点，古代的政治家、军事家，都认识到保卫北京对于中原和中国安全的极端重要性。为防御北方匈奴等少数民族的骚扰，燕、赵、秦各国都在北部修筑了高大的城墙。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征用数百万役卒，将三国长城连接起来，修成了一道“起临洮，止辽东，延袤万余里”的长城。长城经历代不断维修，至明代，完成了留于今日的西起嘉峪关、东达山海关的万里长城。
长城万里，北防匈奴，秦始皇对保卫黄河流域文化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功不可没。当清末维新运动领袖康有为站在明代在居庸关、八达岭的长城城关时，不禁缅怀起秦始皇的伟大功绩，颇称公正地赋下二首《登万里长城》，其中一首曰：
秦时楼堞汉家营，匹马高秋抚旧城。
鞭石千峰上云汉，连天万里压幽并。
东穷碧海群山立，西带黄河落日明。
且勿却胡论功绩，英雄造事令人惊。
长城是震撼世界的最伟大和悠久的古代工程之一，它的存在，不仅使人类文明多了一个奇迹，而且为现代人提供了一个饱赏眼福、追溯二千年历史的机会。北京郊外居庸关、八达岭以及慕田峪的长城关口，以高峻的城堞、古老的烽火台和“平临星斗三千丈，下瞰燕云十六州”的雄伟关山，成为人们的必登之地。
从北朝至五代五百余年间，战乱不息，北京当然不得安宁。隋炀帝三次征讨高丽，唐太宗东征辽东，北京曾是数百万大军的集结之地。唐玄宗天宝十四年（755年），北京又成为“安史之乱”的发难地，权倾范阳、平卢、河东三地的节度使安禄山，从范阳（今北京大兴、房山与河北涿县一带）举兵作乱，率叛军南下攻入洛阳，建都称帝。继安禄山之后，史思明割据范阳郡，自称皇帝，改范阳郡为燕京，以燕京为基地，分四路南下，攻下东京。“安史之乱”虽然被唐朝廷艰难地平息下去，但大唐帝国从此也就走上了穷途衰路。
　　每当中原朝代从兴转衰之际，也正是北方民族入主华夏之时。唐朝的衰落为辽宁北部游牧民族契丹的兴起提供了极好机会，幽燕之地也因此被推上了历史的焦点。令契丹统治者喜出望外的是，他们居然在无需大动干戈的情况下，不费吹灰之力地拿下了燕京重镇。原来是一个无耻之徒石敬瑭帮了他们的忙，他在契丹支持下灭后唐，建立了后晋小朝廷，而他的回报是以父礼奉侍契丹统治者，并把燕京和云中（今大同）两地区的十六个州县割给契丹。契丹政权升幽州为陪都，称南京，在契丹正式改国号为大辽后，辽圣宗改称南京为燕京。北京开始了一个从军事重镇向政治中心的过渡时期，伴随而来的则是一次新的民族融合。
　　由于燕云十六州的丧失，北部大辽成为宋朝心腹之患。宋太祖赵匡胤虽有收复燕云之志，却无实现宏愿之能。979年，宋太宗率宋军与辽军大战于高梁河（今北京阜城门外玉渊潭一带），宋军损兵折将，宋太宗逃至涿州，坐骑均失，只得借驴车逃遁。七年之后，宋朝出动三十万大军再次伐辽，但又一次以败北而告终。赵匡胤在开国之初以“杯酒失兵权”之策为自己构筑了一个帝座的保险箱，却不惜让大宋帝国变成了一个积弱积贫的纸老虎，在历史上欠下了一笔难以勾销的孽债。此后，宋朝只能在河北平原挖防御沟，联通水系，抵御辽骑兵南下，再也无力北伐了。
　　当东北松花江流域的女真族建立的金国灭辽之后，北宋朝廷以极大的代价收回了一座破烂不堪的燕京空城，并改燕京为燕山府。然而不到两年，燕山府复又落入金朝之手。靖康之变宣告了北宋王朝的死刑，金国海陵王完颜亮于贞元元年(1153年)正式迁都燕京,并改燕京为中都。完颜亮和以后开创金朝全盛期的“小尧舜”完颜雍，受汉文化影响较深，对汉族帝王生活非常向往，处处效仿。迁移中都之后，除兴建金碧辉煌的宫殿之外，他们还大建皇室宫苑。钓鱼台、玉渊潭、北海公园，还有那默默地与卢沟桥一同走过千年的众多石狮子，都是当年留下的历史见证，金中都时代可称作是北京地区皇家园林的奠基时代。这是发生在北京的又一次民族融合，融合的对象是女真人。

　　然而，中都城从扩建到败落的起落过程，只有六十余年，因为金政权很快就被蒙古族摧毁了。中统元年（1264年）八月，对中原文明颇有了解和仰慕的元世祖忽必烈，下诏以燕京为中都，作为陪都。至元八年（1271年），忽必烈定国号为元。次年二月，忽必烈改中都为大都，并毅然决定将都城从上都开平迁此。从此，北京中止了在古都圈外的徘徊，跻身于中国大古都的行列，取代了长安、安阳、洛阳、开封、南京和杭州的地位，一跃而成为中国这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政治中心。

成了北京新主人的蒙古人，不仅与汉民族相融合，而且对汉文化作了继承和发展。元朝统治者对大都的建设可谓不遗余力，例如治理琼华岛，兴建以琼华岛为中心的宫苑；兴修金口河、金水河、通惠河等水利漕运；修筑白塔寺、护国寺、柏林寺、白云观、城隍庙等宗教建筑，新建国子监、孔庙、司天台（即观象台）等文化科教建筑。忽必烈采纳大臣们的建议，决定废弃旧城，以琼华岛为中心，另建新城，这就是著名的元大都城。元大都城基本上实践了《周礼·考工记》的古都理想规划，即“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左祖右社，前朝后市”，在建筑中体现了皇权至尊无上的思想。新建的元大都是当时世界上最辉煌的城市，被意大利旅行家马可· 波罗赞誉为“设计的精巧和美观，简直非语言可以描述”。

历史不应忘记辽、金、元各朝中那些具有远见卓识的帝王将相和知识分子，如果没有他们的鼓动和推动，民族融合的过程也许就不会那么顺利和成功。奉旨守南京达十六年之久的辽太祖之孙耶律道隐，幼时曾为洛阳僧抚养，是耶律氏中接受过中原文化的一个典型。金朝的完颜家族，熟谙汉文化的绝非一二人，其中包括海陵王的皇太子完颜光英，金世宗完颜雍，金章宗完颜璟，大臣完颜守贞、完颜承晦，文学家完颜永成，完颜璹等。

元朝就更不一般了，著名道士丘处机和开国大臣刘秉忠，曾分别作为元太祖成吉思汗的谋士和元世宗忽必烈的辅佐，大臣耶律楚材、大臣杨惟中、杰出建筑家也黑迭儿、理学家许衡都是在朝廷推广中原文化的代表人物。而在这一时期，大都孕育了伟大戏剧家关汉卿、王实甫、杰出数学家朱世杰、剧作家马致远，为这座在少数民族治理下的都城增添了一轮艳丽的光环。

不过有一个例外，南宋末年的一位丞相文天祥却拒不与外来的元朝政权合作，他在大都被囚禁四年，并在柴市口（即今菜市口）为忽必烈所斩杀。就民族融合的角度说，他似乎未能与时俱进；然而从民族气节和传统美德的意义说，他是一位杰出的民族英雄。他的诗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已经成了激励和感召过多少志士仁人的千古壮语。为祭祀这位南宋抗元英雄，在北京留下了一座文天祥祠。

朝代的不断更迭，促进了民族的不断融合，也推动了北京的不断发展。

在各个民族的共同维护和不断建设下，北京愈来愈亮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