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class="ql-block">罗炤</p><p class="ql-block">东山岛最大、最隆重的宗教活动是南正院的“九皇醮”,是从九月初一做起,到九月初九结束,达到高潮,应与明朝南京、北京朝廷于九月初九祭祀真武大帝的仪礼有关。1992年在原南正院遗址上建起的清元宫,前殿供奉玄天上帝,后殿供奉观音,是按原寺庙的传统形制供设的。这一事实表明,南正院原来供奉 之 神与官陂长林寺有相近之处,很可能是道宗遗留下来的,而“九皇醮”确是从奉祀玄天上帝的仪典发展而成的。从道裕法师告诉我的“九皇醮”,各项仪轨看来,这一宗教活动有可能是在九月初九祭祀玄天上帝的传统仪典的基础上,为祭奠郑成功进攻南京失败而阵亡的将士、特别是为万礼而设的,创设者也应该是道宗,道宗作为一个佛教僧人,崇拜观音是理所当然的。他又是“以万为姓”兄弟结拜集团的谋主,对儒家的忠孝仁义伦理极为看重,敬奉关帝也是势所必然的。但是他为什么要崇奉道教的玄天上帝呢?我认为有两个原因:一是明朝皇室崇奉玄天上帝,玄天上帝是明朝的保护神,在清朝定都北京、占领了中国大部分地区的情况下,敬奉玄天上帝含有坚持抗清、恢复明朝之意;第二、玄天上帝一真武大帝是战神,他手仗北斗七星之剑,战无不胜,对于以军事斗争为主的万姓集团和郑成功来说,都起着护佑作用。</p> 在天地会“会簿”中,有大量的信仰观音和关帝的文字,但没有关于玄天上帝的直接记载,估计与清朝统治者为销弭汉族人民的反抗意识,大力崇奉关帝而压抑对玄天上帝及岳飞的崇拜有关,(明朝一代除魏忠贤乱政的短期时间,都不崇祀关羽。)在闽、台地区崇关帝抑玄武的意向和措施尤为明显。但是,玄天上帝崇拜留在天地会中的影响却是既广又深,任何力量也抹不掉的。天地会仪式、诗歌中大量使用七星剑、七星旗,即玄天上帝之剑、旗。那把有名的桃李剑,实即玄天上帝手持的七星剑。天地会特造的许多字,都带三点水,“达宗公墓塔”的十六字各个都带三点水,共“四十八点”,已成为天地会重要的暗号和标志;天地会又称洪门,此洪字虽有多种解释,但它属水,与“龟一玄武一玄天上帝一胜利”的信仰一致,则是确实无疑的。翁同文先生曾经多次论证天地会崇拜木星,言之有故,持之有据,极有见地。同时,我想指出,在五行之中,天地会自认属水,这与它的复明宗旨、与明朝崇拜玄天上帝有直接的关系。玄天上帝像的手印有多种,其中拇、食、小指三指竖起,中指、无名指弯曲的手式是主要的一种,而道宗埋在东山南正院石笋下的玄天上帝像的手印,恰是这一种。由此判断,天地会、香花僧特有的“出手不离三"的手语暗号,是来自玄天上帝的手印。这种手印是一手按剑,一手举三指,联系到玄武奉玉帝之命、战胜六天魔王、将其化作龟蛇镇于足下的道教神话,这种三指印的意义应是“胜利降魔”。天地会的诗联中常常把清朝称为“清魔”,屡言“诛灭清魔转太平”、杀灭清魔一扫光”。因此,天地会、香花僧的“出手不离三"三指暗号,应与玄天上帝的三指手印“胜利降魔”意义相同,隐寓反清复明胜利成功。<h3> 道宗所埋的这尊玄天上帝像,还让我明白了陆圻为什么要去武当山。陆圻与金堡(澹归)是同乡,志趣相同,又都是天涯沦落人,他投奔金堡而来,又善医病,估计与金堡伤和气的可能性不大。陆圻突然换道士服装离开丹霞山,却不去离此最近的道教名山罗浮山,也不去稍近的江西龙虎山,而跑到武当山,因为武当山是玄武--玄天上帝得道的圣地,明朝永乐皇帝特赐金殿与玄天上帝金身给武当山,明朝皇室对玄天上帝的崇奉最为隆重。这样,武当山的道士一定是极为亲明的,他们对清朝不会有好感。陆圻上武当山、一定考虑到这些因素。他当年与郑郏在莆田林山建的红花亭,奉祀的正是明朝的保护神--玄天上帝。最近他上武当山,投奔的还是玄天上帝。这些情况表明,陆圻坚守了他与郑郏建红花亭的初衷。至于他上武当山是否还有其它隐秘的计划,我们现在无法知晓。<strong data-brushtype="text">· 作者简介·</strong><h3> <h3> 罗炤,安徽省人,1943年11月出生,1981年毕业于社科院研究生院,从事宗教学专业。1986年被人事部批准为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1981年后在宗教所从事科研工作。整理梵文贝叶经;独自完成《西藏梵文贝叶经目录》、《“真唯识量”探讨》、《固明与玄奘的译传》工作,解决了几个自玄奘以来纷争不已的佛教和逻辑难题。翻译了藏传佛教中的因明代表作《量理藏论》。</h3></br><h3> 曾于80年代中期受季羡林先生之托赴藏调研编目,被梵文学术界称为“探访西藏梵文写本的先锋”,主持《唐—辽—南诏大理——南宋密教考古研究》为优秀的研究成果。《唐—辽—南诏大理——南宋密教考古研究》这项成果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罗炤研究员主持完成,属考古学一般项目,共25万字。该成果从考察佛教遗存实物入手,结合对历史文献和佛教经典的分析,对唐宋时期包括南诏、大理和辽代的中国佛教密教进行了专题研究。鉴定专家认为,该成果是“中国佛教考古从形态研究向题材研究、从基础研究向纵深研究转折的具有代表性的成果”,是“中国佛教史特别是密教史及密教考古研究领域中的一部力作”。</h3></br><h3> <p class="ql-block"> 摘自《天地会探源》(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监制:沈璋发</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编辑:沈子维</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