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徒雷登：生于杭州，归于杭州

游鱼

　　我们这代人知道司徒雷登，绝大多数是当年读毛选《别了，司徒雷登》一文知道的。《别》文一开头就写到：美国的白皮书，选择在司徒雷登已经离开南京、快到华盛顿、但是尚未到达的日子——八月五日发表，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是美国侵略政策彻底失败的象征。司徒雷登是一个在中国出生的美国人，在中国有相当广泛的社会联系，在中国办过多年的教会学校，在抗日时期坐过日本人的监狱，平素装着爱美国也爱中国，颇能迷惑一部分中国人。因此被马歇尔看中，做了驻华大使。《别》文附注中对司徒雷登的注解：（一八七六——一九六二），美国人，生于中国杭州。一九O五年开始在中国传教，一九一九年起任美国在中国兴办的燕京大学的校长。一九四六年七月十一日，出任美国驻中国大使，积极支持国民党反动政府进行反人民内战。一九四九年四月南京解放后，司徒雷登留在南京观望。同年八月二日，由于美帝国主义阻挠中国人民革命胜利的一切努力都已彻底失败，司徒雷登不得不悄然离开中国。当年读过《别》文后，司徒雷登是美帝国主义的代表，是个装着爱中国的”伪君子”，深入人心。

　　前不久借着世界读书日，读了司徒雷登的《在华五十年》。其内容主要有：家世渊源，林肯总统的表亲；我做好了去中国传教的准备；吵出来的燕京大学；人在燕京；中国显贵；孤岛抗日，囹圄重生；执掌使馆；希冀破灭；梦萦华府。回忆录灌注了作者对中国真切而复杂的感情，再现了中国近代50年历史，也是作者对人生的完整回顾。

杭州是司徒雷登的出生地和归葬地，留有他的故居，去看看。

　　中山北路与体育场路交叉的西南角，有一条长约300米的耶稣堂弄。

　　弄堂口的天水堂是杭州最早对外开放的基督教教堂之一，浙江省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教堂建于清咸丰十年（1860年），是杭州最早的基督教堂。1874年司徒雷登的父亲司徒约翰接管教堂，定名“天水堂”，所在巷弄被称为“耶稣堂弄”。模模糊糊的大理石碑文记载2009年教堂重新修缮。

　　教堂紫铜正门上铸着《圣经·箴言》第9章第10节，“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正门一般不开，进教堂走侧门。

　　如此简朴的教堂，没有华丽的彩玻，没有耶稣像，红十字架悬在圣坛上。教堂有二层，实木长椅一排排。

　　天水堂的门牌是耶稣堂弄2号，往巷子里走几步，就是3号门牌，司徒雷登故居。但是大门锁着。

　　大门外墙上有司徒雷登故居简介，1985年列入杭州市文保，2005年对外开放，2011年入选浙江省级文保。

　　沿着弄堂再往前走，在停满汽车的夹缝中看见小区围墙边立着司徒雷登的半身像，刻有生平。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 Stuart，1876~1962），美国传教士、外交官、出生于杭州耶稣堂弄，童年即在这条小巷度过。1887年返美读书，1904年大学毕业后重回杭州传教、办学；曾参与建立杭州育英书院（即后来的之江大学）；1908年入金陵神学院任教；1919年参与创建燕京大学并历任校长、校务长，为中国现代教育事业的发展做出重要贡献。1946年任美国驻华大使，1949年8月离开中国。1962年在美逝世。著有《司徒雷登日记》、回忆录《在华五十年》等。

　　走到巷底右拐，又看见耶稣堂弄3号的门牌，进小区，一直朝前走。

　　在住宅区的中间，藏着一栋两层的白色小楼，就是司徒雷登故居。

　　这是故居里展出的1874年建造的房屋最早的样子。1860年（清咸丰10年），美国传教士胡思登等来杭传教。杭州衙府拨给此处荒地十余亩，建了礼拜堂和男女书房及宿舍五六幢。司徒雷登在《在华五十年》回忆录中写到，1868年其父亲司徒约翰受新南方基督长老会的委派成为首批赴华传教士之一，从纽约上船花了两个月时间到达上海，而后到杭州从事传教事业长达46年。1874年，司徒约翰夫妇扩建礼拜堂为天水堂，并建造了这栋私宅。1876年司徒雷登在这里出生，成为杭州伢儿，直到1887年返美求学。传说司徒雷登能说流利的杭州方言，该是孩童十年在杭州打下的童子功。

　　故居铭牌，为毕业于燕京大学的原外交部长黄华所题。

　　红漆木地板，上下各四间房。

　　一楼展示办公、会客、起居。二楼是介绍司徒雷登在中国生活工作的图片。

　　司徒雷登与父母、弟弟们的家庭合影。

　　青年时期的司徒雷登。

　　司徒雷登因1946年出任美国驻华大使，其教育贡献曾长期被政治身份掩盖。但闻一多等学者评价他为“中国人民的朋友”，肯定其淡化宗教色彩的教育理念。做过五年驻美大使和四年北大校长的胡适给《在华五十年》作序中写到：司徒雷登博士跻身于最具代表性的传教士教育家之列，被中国的历史永远铭记。

司徒雷登1904年回到中国后，只做了两年传教士，即受聘金陵神学院任教。1919年，司徒雷登受命合并北京汇文大学、协和大学等教会学校，成立燕京大学并担任首任校长，校务长27年。他主持选址并扩建了海淀校区（现北大燕园），购得清代淑春园、勺园等园林旧址，聘请设计师墨菲规划中西合璧的校园建筑。亲力亲为地回美国筹资、世界范围招生、课程设置、聘请教师，在他的领导下，燕京大学迅速发展为国际知名学府，培养了大批杰出人才。1952年燕京大学与北京大学合并‌，“燕园”成为北大的主要校区‌，校园的格局与历史建筑（如未名湖、博雅塔）均源于司徒雷登时期的规划‌。

　　司徒雷登与浙江大学的之江校区也有着很深的渊源。1907年，司徒雷登曾参与当时之江学堂新校址勘定和兴建校舍的工作。他的弟弟司徒华林是之江大学的第三任校长。

　　司徒雷登为在燕京大学任教的冰心和吴文藻证婚。

　　冰心曾这样描述司徒雷登校务长：你添了一个孩子，害一场病，过一次生日，死一个亲人，第一封短简是他寄的，第一盆鲜花是他送的，第一个欢迎微笑，第一句真挚的慰语，都是从他而来的。

　　1946年，出任美驻华大使的司徒雷登受杭州市长邀请访问杭州，与燕大杭州校友会同学合影。

　　1946年，司徒雷登荣获杭州市荣誉市民证书和金钥匙🔑。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司徒雷登被日军关在集中营，直到日本投降后获释。 1945年底到1947年初，美国五星上将、前参谋总长马歇尔出使中国，调解国共军事冲突。司徒雷登在回忆录中写到：1946年4月他从美国休假回来拜访蒋介石，经蒋介石夫妇介绍，出于对五星上将的好奇，拜见了马歇尔。几次交谈后，马歇尔向杜鲁门推荐司徒雷登出任美国驻中国大使，1946年7月，从教几十年的司徒雷登在古稀之年匆忙从政。司徒雷登作为美国政府的使者，与马歇尔一起调解国共成立联合政府，要求共产党放弃对军队的领导权。从《在华五十年》中，也可以看到司徒雷登与美国政府一样是支持国民党，支持同为基督徒的蒋介石，反对中国共产党执政的。他一方面说：“从国民党获取政权那天起，各级官员就受贿、贪污、人浮于事、效率低下、乱搞裙带关系、大行派系斗争等现象就没有停止过”，而“此时的上海刚刚被中共接管，新的政权却给我留下了精力旺盛、效率奇高、清正廉洁的印象”。一方面他却固执地认为蒋介石政权就算再腐败也比共产党好，他对政治的理解带着强烈的宗教色彩。1949年4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攻下南京。1949年8月，新中国成立前夕，司徒雷登知道美国政府不承认新政权，悄然离开南京返回华盛顿。从此，别了，司徒雷登。

　　司徒雷登与其秘书傅泾波一家在美国华盛顿，晚年的司徒雷登居住在傅泾波家，由傅家照顾到终老。

　　耄耋之年的司徒雷登与傅泾波父子，明显看出司徒雷登半身不遂。傅泾波儿子傅履仁，任美国陆军法务总监，少将军衔。1995年，经前任美国国务卿黑格将军的推荐，退役后的傅履仁出任麦道公司驻北京总裁。

　　回美国时，司徒雷登已经73岁。回美四个月后司徒雷登突然脑血栓中风，1952年11月，他76岁，致函美国总统杜鲁门请辞驻华大使。十二天后他收到总统回信，接受他的辞呈。美国的大使任免也蛮有意思哈，与特使马歇尔见了三、四次面，就被提议并任命。离开大使岗位，回国三年后还是本人提交辞呈，总统才想起来还有个驻华大使要免。

此后，司徒雷登口述写就了《在华五十年》，对自己的一生作了回顾。1962年9月19日司徒雷登逝于美国华盛顿，享年86岁。这位将大半辈子生命播撒在中国的美国人，1955年，从中风中痊愈的司徒雷登留下遗嘱：一是“我指令将我的遗体火化，如有可能我的骨灰应安葬于中国北平燕京大学之墓地，与吾妻遗体为邻；我并指令，如果此种安葬证实不可能，则上述骨灰可安葬于其他任何地方”；二是希望傅泾波能设法将1946年11月周恩来送他的一只中国明代的五色花瓶归还中国。于是，完成老人遗愿就成了傅泾波父子两代人最重要的一件事。

　　从1973年傅泾波受周恩来总理邀请来华，到1988年去世其子傅履仁接手，30多年间，傅家两代人为实现司徒雷登的遗愿奔忙不停。花瓶早已归还，归葬却几经波折。葬于燕园从同意、暂停、再同意、反对……直到2006年，傅履仁在美国与到访的浙江省政府代表团会面，聊到了司徒雷登。不久，傅履仁访问中国，浙江邀请傅履仁看了司徒雷登故居，并向傅履仁确认可以在杭州安贤园安葬司徒雷登。其后，中美两国外交部门和大使馆进一步沟通落实。2008年8月，傅履仁把放在家中46年的司徒雷登骨灰盒送到美国国务部，由美国政府安排运到上海，再由上海总领馆专车送到杭州。在司徒雷登骨灰安放仪式上，美国驻华大使雷德这样说：中国是司徒雷登先生热爱的国家，他出生在杭州，又回到这里，完成了他的人生旅途。他相信教育是加深两国关系的重要途径之一，如果他能看到这些变化，他一定会非常高兴。

尽管葬身燕园的愿望不能实现，但能够在半个世纪后魂归故里，终究是对这位“爱美国也爱中国”“像中国人比像美国人更多”的老人的告慰。司徒雷登墓碑上，他的头像下面用中英双语刻着简单的一句话语：司徒雷登，1876~1962，燕京大学首任校长。

《在华五十年》，司徒雷登开篇即写：“我一生中大部分的时间以中国为家。精神上的缕缕纽带把我与那个伟大的国家及其伟大的人民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与其说我是一个美国人，还不如说我是一个中国人。我生在中国，也愿意死在中国”‌“教育是服务中国的最好方式”‌“燕京大学是我的毕生心血”‌。

他也有反问：“这样的爱，真的可以假装吗？”可以说，没有谁能用86年的人生与46年的回归，来证明自己是“假装”爱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