负笈东瀛—— 日本留学散记（上册）

翠竹参天

新干线飞驶在富士山下

作者在名古屋工业大学门前

名古屋工业大学鸟瞰

自序



朝霞灿烂，余辉嫣红；斗转星移，岁月荏苒。天复一天，年复一年，光阴似流水，逝者如斯夫！转眼，我已届古稀之年。

“人生路漫漫”。的确，人活在世上，正如在漫漫的旅途上跋涉。世上的芸芸众生，有谁不是在各自的人生道路上或一帆风顺、或磕磕绊绊、或叱咤风云、或平平凡凡地朝前走？

人云：人生如梦。我的人生并不如梦：孩提时父母姊妹的悉心呵护、少年时的顽皮蒙昧、青春时的寒窗苦读、壮年时的中流击水、古稀时的宝刀不老……人生的脚步是那样的清晰、那样的真切、又是那样的实实在在。

人亦云：岁月如歌。我的岁月也不如歌：诚然，我当学生时曾经无数次从老师的手中接到过一张张优异的成绩单，“躬耕陇亩”时我也曾经收获过用辛勤汗水浇灌出的累累硕果，国内外的

四所大学里我曾经畅游在知识的浩瀚之海，北京大学的“圆桌论坛”上我曾经引经据典、侃侃而谈，我曾经饱尝过收到印有自己的名字且被人称之为“经典”的“大部头”样书时的愉悦，年届古稀的我还伫立在全国各地的三尺讲坛上传道解惑……这些都可谓是我人生中值得欣慰之处。然而，“困难时期”生活的苦涩与窘迫、“极左时期”受压制时的茫然与无奈、大地震降临后的断壁与残垣……也诉说着人生的酸甜苦辣、崎岖坎坷。

然而，似乎只有如此才可以称之为是一个真实的、完整的、纯粹的人生，也是一个平凡人的人生——平凡的人走过的平凡的路。

我崇拜从少年时代就铭记于心的尼古拉•奥斯托洛夫斯基的一段名言：“人最宝贵的东西是生命，生命属于人只有一次。一个人的生命是应该这样度过的：当他回首往事的时候，不会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会因碌碌无为而羞耻……”这也成了我一生的座右铭。

吾将老矣！我将给亲朋挚友、给子孙后代，给这个世界留下点什么？一位孩提时的朋友过：“文

字可以延续人的生命。”虽然我已经有几百万字的著作、文章传播于世，但是那些却不能全然再现我的人生足迹。于是我欲借闲暇之时，写下一些回忆，并几经斟酌取名为《我在旅途》。谨愿读到这些书的人们从中能追寻到我的人生足迹，了解我的人生轶事，或许从中还可以感悟出一点儿灵感，获得一点儿人生的启迪。

回忆录拟分为《孩提漫忆》、《青春年华》、《躬耕陇亩》、《我的高考1977》、《大学时代》、《中流击水》、《负笈东瀛》、《我在大自然》等八个部分。本书《负笈东瀛》则是其中之一。

这些书所记均为真人实事，并且涉及到我周边的众多人物。因时隔久远，记忆难免有讹误之处，衷心恳请诸位朋友多多见谅。

是为序。

王瑞珠

2017年1月13日于乐康家园



第一章

初抵日本

一



风驰电掣的波音767客机降低航速，冲出了茫茫云海。

透过飞机的舷窗极目望去:天空一片碧蓝，深邃辽阔；海面也是一片碧蓝，广袤无垠。渐渐地，东方的海天交界处露出了陆地的轮廓。陆地上是一片朦胧的绿色，陆地的边缘呈现出略显规矩的几何线条：这是国土狭窄、用地奇缺的日本移山填海、“干拓”造地留下的痕迹。机翼下，可以俯瞰到一艘艘大大小小的船只在碧波万顷的海面上游弋，船尾拖出一串串雪白的浪花。我意识到：我们负笈求学的目的地——日本就要到了。

那一天是1991年3月25日。这

本应该是一个再平常不过的日子，然而对我而言却是期盼已久的一天。四个小时之前，当祖国的首都北京还沐浴在柔和宁静的晨曦之中，我们由中国国家教育委员会（现教育部）公派到日本的四位留学生离开了设在北京语言学院的中国留学服务中心留学生公寓，从首都机场搭乘CA925次航班，怀着难以名状的复杂心情，踏上了负笈东瀛之路。

之所以说当时的心情难以名状，是因为有一股至今回味起来还“说不清，理还乱”的思绪。这其中有离别祖国的依恋之情，从飞机起飞之后四个人的眼睛都一直贴在舷窗上俯瞰着地面，直至飞机攀升到万米高空北京从视野中消失的情景就可以看得出来。这里面还有与亲人分离的惜别之情，这对于我们这几位人到中年、挈妇（夫）将雏的知识分子来说可谓是人之常情。这里面还有实现人生愿望的欣喜，因为我们毕竟是过五关斩六将、经过层层严格选拔最后脱颖而出的佼佼者，更何况我们是由最正规的渠道选派的国家公派出国留学人员。这里面还有一种庄严的使命感：此行重任在肩，一定要学有所成、为国争光，不辱使命！

除此之外，似乎隐隐约约还有一丝忐忑不安的心绪。因为我们四个人当中有三个人是初次迈出国门，前面对我们来说是一片陌生且神秘的土地。虽然说中日两国是“一衣带水”的邻邦，中日两国早已实现了邦交正常化，但是很久以来我们心目中的日本简直就像一条两头的怪蛇。一头是黑白的，挥舞着寒光凛冽的战刀，目露凶光，血盆大口中咝咝吐着灼人的信子，那是使中国及东南亚各国生灵涂炭、哀鸿遍野的侵略者日本；另一头是彩色的，神秘端庄的富士山和艳丽多彩的富士胶片，轻盈纷繁的樱花和低回婉转的樱花曲，以及潮水般涌来使全世界为之惊诧的高科技和把不少人打懵的高档电器，这是在弹丸之地创造出令人刮目相看业绩的经济强国日本。然而，这两个“怪头”之间的躯干却似雾里看花、水中望月，我们却从未看清过。而今天，我们就要身临其境、置身其中了。

坐在我身边1排B座的是山东建筑工程学院室内装饰专业的讲师周长积老师，一个典型的山东大汉。身材魁伟、四方大脸，留着一头艺术家们喜欢的长发，眉宇

间透着憨厚、谦逊的神情。这位恰值而立之年毕业于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的艺术家是我在大连外国语学院出国人员培训部的同桌加室友，此次将就读于位于东京上野公园内的日本最高艺术学府——东京艺术大学。

2排A座的官德娟女士是共和国的同龄人。她来自四季如春的春城昆明，是昆明工学院机械材料系的讲师。南国的青山秀水养育了她，身材修长，一头发梢微微自然卷曲的秀发衬托着白皙清秀的面庞，双眼充满着聪慧、文静的神情。她也是我在大连外国语学院出国人员培训部的同学，此次与我一块儿到日本规模最大的国立工业大学——名古屋工业大学研究计算机辅助设计（CAD）。

坐在官德娟邻座的是来自四川工业学院农机教研室的刘建伟老师。他是我们一行四个人中惟一曾经到过日本的人。我们对他并不熟悉，他是在出发前两天由国家教委留学服务中心介绍给我们并与我们同行的。他一副精明强干的样子，一副深度近视眼镜后面是一双深邃、睿智的眼睛，有些沉默寡言，但一开口必带一丝幽默。年龄与周长积相仿，此次赴日是到名古屋市附近的岐阜大

学做访问学者。

最后，还要说一说我自己。四个人当中我年龄最大，是老大哥，1948年1月出生。虽然我们四个人都是恢复高考后跨入大学门槛的77届大学生，但我却是“文革”前修完高中三年全部正规课程的“老三届”学生。与他们不同的是，高考前我有足足十年“躬耕陇亩”的经历。河北工学院化学工程系毕业以后，曾担任过国营企业的副厂长。后步入政界，担任过我的家乡——河北省乐亭县经济委员会企业管理办公室主任、县政府工业交通办公室和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主任。“官儿”不大，却是本年度国家教委公派到日本的六十位中、高级出国留学人员中惟一的政府官员。而且，据中国驻日本大使馆的官员说，我也是自改革开放以来惟一来自县一级的国家公派出国留学人员。在大连外国语学院，大家都用日语叫我“役人”（やくにん，官员、当官儿的），但是在正式场合大家都称呼我为“王老师”。被人尊称为“老师”，一开始颇感不习惯，自认为不够资格，但是过了一段时间也就习以为常了。我此次赴日，是到名古屋工业大学从

师于大野胜久先生和田村隆善先生研究日本企业管理的。

班机平稳地降落在新东京国际空港——成田机场。走出机舱，穿过登机桥，第一脚踏上了日本的土地。正当我稍微有点儿迟疑，想判断一下出口的方向时，只见一位身穿海蓝色制服的空港服务小姐对我深深地鞠了足有九十度的一躬，一声轻而柔美的“どうぞ（请）”，一个优雅的手势，给了我在日本国土上见到的第一个日本人的首次印象。看来，日本员工的彬彬有礼、服务周到、工作训练有素确实名不虚传。

入境手续办得非常顺利，我们随着人流走出了航站楼。

3月的东京，风和日丽、气候宜人，与北京相比感觉不出特别明显的差别。仰望天空，蓝湛湛的，是我久违了的那种深邃的蓝色。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在晴空的衬托之下，错落有致、色彩鲜明、颜色反差很大。道路两旁树木葱茏，绿油油的，使人能真正感受到“苍翠欲滴”这一词汇的本来含义。我的脑海里蓦然闪现

出初学日语时记住的一句话：“受大自然恩惠的日本”。日本是一个狭长的岛国，西临日本海，东濒太平洋，说句夸张的话：人们在生产、生活中产生的可能造成污染的废气，一阵风就可以从这一头儿吹到那一头儿，空气清新多半是大自然的恩惠。而且，日本是典型的海洋性气候，雨量充沛，森林覆盖率高达67.8%，处在这样的自然条件之下，环境治理当然就相对容易得多。当然，也不能否认日本人在环境治理方面所做出的努力。

离开机场，我们将要前往出国留学的第一站——中国驻日本国大使馆教育处。同行的山东建筑工程学院的周长积下飞机后在航站楼的服务处给大使馆教育处打过电话，对方称由于昨天国内领导部门派团来教育处巡视工作，教育处接待工作繁忙，实在抽不出车来机场接我们，所以提议我们搭出租车过去。

中国大使馆教育处位于东京都江东区平野，距成田机场大约有个把儿小时的车程。一路上，我们一边浏览车窗外的异国风光，一边与开面包车的出租车司机攀谈

起来。开车的小伙子是我们的同胞，来东京已经四、五年了，说起来也算是我们的“先辈（せんぱい　这里指‘学长’）”了。我们聊起了日本的风土人情、生活习俗，不知不觉间，话题就转到了日本令人咂舌的物价问题上。“民以食为天”，出国留学也要先解决人的第一需求。周长积去的大学是位于东京上野公园的日本最高艺术学府——东京艺术大学。由于是国家公派留学生，所以他可以理所当然地入住由中国驻日大使馆管理的留学生公寓——位于东京都文京区的“后乐寮”。那里有稳定且令人满意的食宿条件，所以他当然就不必过多地操这份儿心了。而我们三个人则不一样，我和云南工学院的官德娟老师要到名古屋工业大学去，虽然名工大有前一年新建成的、在日本所有大学中条件堪称一流的“国际交流会馆”，但却要自己“奔锅奔灶”，用日本人的话说就是要“自炊（じすい 自己做饭）”。而来自四川工业大学的刘建伟老师则要去相对偏僻的岐阜大学，生活如何安排还不得而知。所以，我们几个人关心吃饭的问题就不足为奇了。

开车的“先辈”告诉我们，对于初到日本的留学生而言，伙食费是一笔很大的开支。日本的饮食开支中最贵的是大米，一袋10千克的“标准价格米”就得3，000日元左右，按当时的汇率计算，相当于120元人民币，更不用说5，000～6，000日元10千克的“新泻米”等著名产地的优质大米了。但是，在日本猪肉、鸡肉、鸡蛋以及蜜桔、猕猴桃、香蕉等热带水果却相对便宜，所以在日本要多吃副食少吃大米。

车子驶入了繁华的东京市区，窗外的街景令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开车的“先辈”为尽“地主之谊”，热情地为我们介绍起沿途的街容市貌，但是这对于我们几个初来乍到的人来说，只能留下一些肤浅而琐碎的印象。给我的印象是：东京气派、繁华、整洁、有序。纵横交错的高架高速公路、四通八达的高架城铁、川流不息的滚滚车流呈现着现代的物质文明；无处不在、无孔不入、形形色色、大大小小的广告充斥着浓郁的商品社会气息；鳞次栉比、错落有致的高楼大厦拥挤在一起，风格略显单调……总之，毕竟日本与中国同处于世界

的东方，置身于此似乎没有太明显的身处异国的感觉。

汽车驶离了闹市区，拐入了一条僻静的寻常巷陌，车速渐渐地慢了下来。一面鲜艳的五星红旗在蓝天下迎风招展。大门口的铜牌子告诉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日本国大使馆教育处到了。

二

中国驻日本国大使馆教育处与大使馆本馆没有设在一个地方。大使馆本馆设在东京的麻布区，而教育处则设在略显偏僻的江东区平野。

驻日大使馆教育处是一个较大的驻外教育外交机构。它不仅负责日本全国各领区的相关教育外交事宜，直接管理国家公派各类留学人员，间接管理各类自费留学、就学人员，还负责东南亚各国的上述事宜。中国大使馆教育处在日本设有四个领区，即东京领区、大阪领区、札幌领区和九州领区。我所在的名古屋工业大学虽然离大阪很近，但却属东京领区管辖，所以我们必须在东京报到。

由于国家教委已经把我们一行四人于25日抵达东京的消息事先通知了大使馆教育处，所以教育处的工作人员对我们的到来已经预先做好了安排。周长积老师被安排住在“后乐寮”，晚饭后由那边的管理人员来接。其余我们三个人则需要在大使馆住一夜，第二天上午乘新干线高速列车前往名古屋市和岐阜县。

身处异国他乡，到了大使馆就如同到了家一样。刚到举目无亲、一切都非常陌生的日本，我们就受到了教育处工作人员的热情接待。负责名古屋领区的二等秘书给我们办完简单的报到手续后，一位年轻的女士把我们分别领进已经安排好的客房。她带着一丝神秘的笑容对官德娟说：

“我已经见到过你们了。”

官德娟愕然，脸上画满了问号。

“真的！你们四位刚下飞机的时候我就看到你们了，是在NHK播放的新闻里看到的，所以我一眼就认出了你们。”

原来如此！

“等一会儿你们再看电视吧，还要播的。”

事情是这样的：在国航CA925次班机上，我们四个人的座位在经济舱的最前边。公务舱被国外一个体育代表团包下了。这是当时的朝鲜和“南朝鲜”统一组织的参加东京国际邀请赛的乒乓球代表团。朝鲜和“南朝鲜”自“二战”结束之后长期相互对峙，冷战时期处于两大敌对阵营的远东最前线，而如今南北双方第一次组团参加国际赛事，这无疑是一条会引起全世界高度关注的热点新闻。由于政治上的原因，他们需要转道第三国，所以取道中国的北京奔赴东京。当代表团在登机桥上整队准备出发时，出于礼貌我们自觉地等在他们的后面。当他们举着一面淡蓝色的、印有整个朝鲜半岛（北纬38度线处画有一条分界线）白色图案的团旗通过自动走廊时，数以百计的日本和各国记者拥挤着争相采访。摄像机、照相机的“长枪短炮”纷纷对准这支非同寻常的队伍。一时间灯光闪烁、按动快门的“咔嚓”、“咔嚓”声响成一片。东京警视厅甚至还派出了警察维持秩序。由于我们紧跟着他们的队伍，似乎被

随团的工作人员，迎着摄像机、照相机的镜头，在“夹道欢迎”中穿过了自动走廊。

晚上，在教育处的餐厅吃饭，是平生以来第一次吃自助餐。全是中国饭菜，花样繁多，各取所需。一位来自四川的胖厨师操着纯正的乡音憨厚地对我说：“吃饱喽！吃饱了不想家！”使人倍感亲切。

三

晚饭过后，“后乐寮”的工作人员来接周长积了。征得大使馆工作人员的同意，我们其余三人决定一同前往“后乐寮”。一来送送我们的同学，二来想顺便看一看这座在中国留日学生当中广为人知的留学生公寓。

车到饭田桥，已经是华灯初上的时分了。从地图上看，饭田桥差不多位于东京的正中心。这里交通四通八达，是地铁“东西线”、“南北线”、“有乐町线”、“中央线”、“大江户线”的交汇点。JR（日本铁道）的高架电气化列车也经过这里。来日本之前早已耳闻的“交通便利”，在这里眼见为实了。

这一带的地标性建筑是东京ドーム（Tokyo Dome 东京巨蛋），以其圆拱形屋顶呈巨大的蛋形而闻名。这座建筑物是一座有55，000个座位的大型体育馆，是日本职业棒球队“读卖巨人”的主要比赛场地，有时也举办篮球和足球赛事，还进行职业摔跤、综合武术比赛和音乐表演。对于日本人来说，不同的人怀着不同的梦想，憧憬着东京巨蛋。棒球迷们渴望着在那里为自己崇拜的球队摇旗呐喊、站脚助威；歌手们梦想着能在东京巨蛋开一场轰轰烈烈的演唱会，用巨蛋的辉煌来映衬自己的星光熠熠；孩子们念念不忘的则是巨蛋后边的主题公园，向往着体验一下云霄飞车和摩天轮的快乐。东京巨蛋，就这样出现在日本每一个人五光十色的梦中。中国大使馆管理的后乐宾馆就坐落在东京巨蛋的附近。

在后乐宾馆的西邻，有一座并不高大的建筑物，这就是在中国留学生中广为人知的“后乐寮”。“寮”在汉语中意为小屋，如“茶寮酒肆”中的“寮”就是取的这一含义。如今在现代汉语中这个字已不多用，但在日语中却用的很多。日语中的“寮”指的是公寓，“后

乐寮”就是“后乐公寓”。它初建时取范仲淹《岳阳楼记》中“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一名句之寓意而得名。

“后乐寮”老式的正门前，一对威武咆哮的石狮子分别雄踞两旁，瞪着两双滚圆的大眼睛，注视着几代中国留学生的喜怒哀乐与世态沧桑。最早，住进这里的大多是伪满洲国派遣的“国费生”。此外，也有一些中国关内各地的留学生。那时留学东洋的幸遇，除了官宦大贾、豪门贵胄子弟之外，寻常百姓几乎与此无缘。而且，凡获此机遇者大多拿着“国费”或“官费”，自掏腰包或者靠打工留学之人寥寥无几。其留学费用也堪称优裕丰厚，消费水平可以接近当时日本的中产阶层。但是，那个年代中国留学生在日本却直不起腰杆儿来。当时，伪满洲国的留学生不得称自己是“中国人”，内地去的留学生也被称作“支那人”。国家软弱，旧中国被世界列强肢解瓜分、弱肉强食，华侨和留学生在海外也饱受欺凌。饱经风霜、历尽沧桑的“后乐寮”就见证了那段屈辱的、令人不堪回首的历史。

沧桑巨变，新中国的诞生让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中华民族犹如巨人般地站立起来了！那段令人屈辱的历史一去不复返了！随着祖国国力的日益强盛，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化，华夏子孙挺直了腰杆儿，海外的华侨和留学生们也可以扬眉吐气、堂堂正正地做人了！“后乐寮”早已成为中国驻日大使馆的资产，被当作留学生公寓，成了在东京的中国留学生们温暖的家。这里生活、学习、娱乐设施齐备，服务周到。“后乐寮”里设有价廉物美的食堂，由从国内外事口选派的高级厨师掌灶，一日三餐为大家提供可口的中国饭菜。花上350日元就可以吃上“一荤一素”两个菜和主食，而且汤和稀饭是免费的。这里的留学生们不像其他地方的留学生，要像家庭主妇那样为柴米油盐而奔波操劳；也不用像我一样，拙手笨脚地围着灶台瞎转悠。留学生们住宿的房间大约9平方米，小是小了点儿，但却是每人一个单间，家具设施一应俱全。尤其是每个房间都装有电话，这无疑给孤身在外的留学生们的生活、学习和工作带来了极大的方便。除了食宿之外，这里的学习、娱乐、文化等设施

也比较完善，留学生们可以在这里举办各种聚会、沙龙和派对等活动，既可以丰富学习、工作之余的文化生活，又可以舒缓一下海外游子的悠悠思乡之情。

我和官德娟、刘建伟三个人与周长积互道珍重之后离开了“后乐寮”。因为我们明天就要离开东京，分别奔赴名古屋市和岐阜县了。

在东京这个拥有1，200万人口的当时被称为“世界第一大都会”的城市，我们此次真可谓“行色匆匆”。这里是日本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第一次来到这里从心里想游览、观光一番。超高层大厦林立的新宿、彻夜霓虹璀璨的银座、高耸入云的东京电视塔、风光旖旎的上野公园、大隐隐于市且带有神秘之感的皇宫、书店鳞次栉比的神田、家用电器琳琅满目的秋叶原⋯⋯这些举步即可前往的地方，难免勾起我们极大的兴趣。

然而，当天已经是3月25日了。日本的大学4月1日就要开学，而且是一个新学年的开始。对我们来说，诸如报到、安排食宿、进行学习研究各方面的准备、熟悉周边环境等等事情都要事先办妥。这也是我们当初决定三月二

十五日出国的原因。东京可以再来，行程不可耽搁，我们商定明天就启程前往名古屋。

第二章



樱花烂漫的名古屋

一

翌日是个好天气。

吃过早饭，大使馆的工作人员驱车把我们送到东京的门户——東京駅，我们随即登上了东海道新干线南下的高速列车。

新干线，纵贯日本的交通大动脉。时速250公里的高速电气化列车不分昼夜地南北穿梭。从东京出发，南下可抵达九州的最南隅，北上可抵达北海道的最北端。从东京到名古屋366公里的路程，1小时27分钟即可抵达。

在日本的幕府时代，大将军德川家康为了沟通东京（当时称江户）与都城京都的联系，大规模翻修了江户到京都的主要道路——东海道。大将军下令把作为地方领主的诸侯们的妻室扣在江户作为人质，命令他们每两年去一次新都城，进宫汇报政务。每次去谒见大将军时，武士和家臣就组成步行方阵，个个披戴全身

甲胄，代表氏族威严的旗帜迎风招展，马匹驮着给养和物品。贵族和领主乘坐的是锦缎轿子，极显富丽堂皇。从日本“浮世绘”画家所作的华美精致的版画中可以看出，如此壮观的行军并不那么轻松。在东海道上要经过四条大河，而大将军却不允许在河上架桥。大队人马走到河边，由肩臂宽大的纤夫将人和辎重背过河去。因为从京都到江户的行程要半个月左右，所以这样的长途跋涉是一件异常辛苦的差事。

时过境迁，现代的物质文明改变了世界。如今从东京到京都或大阪出差，一天就可以打个来回，日本人称作“日帰り”。现在，东海道依然是沟通日本南北交通的主要通道。除了我们乘坐的新干线之外，连接东京和名古屋的东名高速公路也是主要的交通干线之一。

新干线的高速列车车厢内整洁、舒适。车厢的隔音效果也较好，坐在里边几乎听不到窗外的噪音。车厢连接处，布置着一排排既可以投币又可以插磁卡的电话和自动售货机。和国内的列车上一样，售货小姐在过道上推着小车笑容可掬地出售旅客所需要的物品。

座椅也设计得很舒服，是飞机上的那种航空座椅，前排座椅靠背上的小桌板可以放下来，而且脚下有踏板，感到脚累的时候可以踏上去休息休息。

坐在新干线的高速列车上，使我不由得想起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1978年11月26日，当时担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在访日期间乘坐新干线高速列车从东京到京都去。在风驰电掣的列车上，邓小平心潮起伏，列车的速度极大地激发了他的雄心与想象力。当一位日本记者询问他乘坐新干线的感受时，他说：“我就感到快！有催人跑的意思。我们现在正合适坐这样的车。”由此，总设计师对中国的改革开放做出了“胆子再大一点，步子再快一点”的决策，坚定了改革开放的战略构想，描绘了改革开放的宏伟蓝图。我是改革开放的最大受益者。没有改革开放，已届而立之年的我根本就不可能迈入大学的门槛；没有改革开放，也不会有数以万计的莘莘学子奔赴海外、万里求学。

列车在飞驰，大约半个小时之后，一直靠在车窗边饱览沿途风光的我，忽然听到后排座位上的

一对年轻人压低声音惊叹道：“啊！看！富士山！”

早在没来日本之前，就听说过如果天气晴朗的话，坐着新干线列车就可以远眺到富士山。在日本的风光照片里，“新干线飞驰在富士山下”应该是最具特色的一幅了。顺着两个年轻人手指的方向，从右边的车窗极目望去，果然富士山清清楚楚扑入了眼帘。只见远处一座圆锥形的山峰拔地而起，峰巅高耸入云，上面覆盖着皑皑的白雪，恰似一把悬空倒挂的扇子。日本诗人“玉扇倒悬东海天”的诗句，正是此时我看到的富士雄峰的真实写照。富士山海拔3，765米，是日本的第一高峰，自古被日本人尊称为“圣岳”，也是日本的象征。我们这次虽然行色匆匆，却也远远地看到耳闻已久的富士山了。

一个多小时一晃而过，车到名古屋站，平稳地停在了月台上。刘建伟老师为了赶路，和我们互道珍重之后中转登上了开往岐阜的列车。我和官德娟走出车站，名古屋工业大学留学生係的工作人员熊崎和去年10月先期到达的景德镇陶瓷学院的于长凤老师已

经在站前广场上迎候我们了。随即，我们由熊崎和于长凤陪同分乘两辆出租车直奔名工大校园。

名古屋是一座美丽的城市，它位于本州岛中南部的浓尾平原上，东临烟波浩渺的太平洋，背依立壁千仞的日本阿尔卑斯山，是继东京、大阪、横滨之后的日本第四大城市。由于名古屋位于东京和京都之间，历史上被称为“中京”，是日本中部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若狭湾内的名古屋港是日本五大港口之一。战后重建的名古屋是日本规划最好的城市。闻名遐迩的“百米大道”（100米宽，3，000米长）笔直开阔，在寸土寸金的日

本绝无仅有。发达的工业、商业、对外贸易更是促进了它的繁华。

名古屋工业大学位于名古屋市昭和区御器所町。校门斜对面是风景秀丽的鹤舞公园，校园的后面不远处就是前面所说的百米大道。出正门斜穿过鹤舞公园，就是JR（日本铁道）和地铁的鹤舞站，出行非常便利。

名古屋工业大学是日本国立大学中规模最大的工业高等学府。在日本，国立的工业大学共有五所（综合大学中一般都设有工学部），即东京工业大学、名古屋工业大学、九州工业大学和位于北海道的室兰工业大学、北见工业大学。其中，名古屋工业大学的规模最大。这所大学是由明治三十八年（1905年）设立的国立名古屋高等工业学校发展而来。其后几经变迁，昭和二十四年（1949年）改称大学。我来这里时共有应用化学科、材料工学科、机械工学科、生产系统工学科、电气情报工学科、社会开发工学科和智能情报系统工学科等七个学科。全校学生包括本科生、硕士（博士前期）研究生、博士（博士后期）研究生约计6，000余人。

名工大的校园远不及国内同等规模的大学那么大，这与日本土地狭窄及大学的运作方式有很大关系。小巧而清秀，是名工大给我的最初印象。校园里绿树葱茏、花草丰茂，本部大楼、图书馆、礼堂、健康中心、各学科的教学科研楼错落有致。校园里没有供学生住宿的宿舍楼，因为日本的大学生全部是“走读生”。即便是距学校有一、两个小时车程的学生，也只是在有课或有活动时，自己开车或利用公共交通工具来学校。家在更远处的学生则要在名古屋市内租房，住所谓的“げしゅく（下宿，租住的房子）”。大学的生活设施是独立经营的“生协”，全称叫“生活协同组合”。那里有规模不大的食堂，给中午需要就餐的学生提供简单的午餐。有理发店、书店和出售文化用品及简单生活用品的小型超市。另外，就是供学生们组织自治活动或校方组织一些与学生有关的活动使用的各类会议室。

在名工大的留学生係，藤井（藤井てる子）係长接待了我们。她是一位待人亲切、办事干练的职业女性，负责名古屋工业大学的留学生工作。给我印象最深的

是：当她和外国留学生交谈时，口齿清楚而语速缓慢。这是多年来练就的工作习惯，为的是让初到日本日语还不太熟练的外国留学生能听得更清楚、更明白。办完简单的手续后，她给我们介绍了学校的概况以及各自导师的情况。然后，就亲自带领我来到了我临时下榻的名古屋工业大学职员会馆。

名工大留学生的生活设施在全日本各大学中堪称一流。1990年，也就是我们来到这里的前一年，校方新建了一座留学生公寓——名古屋工业大学国际交流会馆。这是一套西式风格的现代化建筑，共有4栋64套居室。其中，“单身栋”有56套单身住室，“夫妻栋”有6套夫妻套房，“家族栋”有两套家庭单元。

名工大每年的访问学者和留学生较多，所以规定每个人只能住一年。因为上一年入住的留学生正在搬家，搬家之后还要保洁，所以官德娟经允许和于长凤暂住一室。我因出国前已和大野先生联系，拜托他安排了住处，所以暂时住进了名工大职员会馆。

名工大职员会馆是一座漂亮的二层小楼，与校园仅有一墙之隔。职员会馆大概就相当于我们国内的单位招待所，是供临时到大学讲学的学者及其他客人住宿的地方。和国内不同的是，这里的客房以及公用的会客室、饮茶室、健身房、游乐室平常都无人管理。院门总是敞开着，正对着车水马龙的街巷。入住者每人给两把钥匙：一把是开楼门和公用房间的，另一把是开自己入住的房间的，客人们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随意使用公用设施。只是每天上午有一位上了年纪的老婆婆来打扫打扫卫生，换换床单、被罩、枕巾等，估计是外聘的小时工。由于学校还没有开学，所以整座小楼里就住了我一位客人。

临时安顿下来之后，刚刚送走藤井係长，于长凤带着秦晓平来了。

秦晓平也是我在大连外国语学院出国人员培训部的同学，是一位来自北京冶金自动化研究院的工程师。他和官德娟、于长凤曾是同班同学，按着国家教委的安排，他和于长凤已于去年10月份先期抵达这里。屈指算来，他们到这里也将近半年的时间了，所以已经基本上习惯并熟悉了这里的留学生活。这两位昔日的同窗，已经变成我们的“先辈”了。

四人异国相见，大有“他乡遇故知”之感，自然有拉不完的话题。正拉到兴头上，快言快语的于长凤突然刹住话题，大声说到:

“秦桑，午饭在哪儿吃？别让远道而来的人饿肚子啊！”

看来他们早有安排。只见秦晓平抄起电话，拨通之后用流利的日语与对方讲起话来，原来是电话打给附近的日本料理店的。

过了一会儿功夫，楼下传来了门铃声。料理店送外卖的伙计把“便当”和啤酒送到了房间。这是我第一次品尝纯正的日本料理。精致的长方形漆盒中，分格摆放着“天麸罗”、“手羽先（油炸鸡翅）”、生鱼片和寿

司。主食是中间嵌着一颗鲜红梅子的米饭。料理和米饭上还点缀着几片黄色的柠檬、几片翠绿的竹叶，看一看令人赏心悦目，尝一尝让人食欲大开。

四个人一边吃饭一边商量了下午的安排：由于长凤带领官德娟，秦晓平带领我，分别去拜见各自的导师。

三

在生产系统工学专攻经营工学科的大野教官室，我见到了我的导师之一大野胜久教授。按着出国前安排好的研究计划，我被安排到生产系统工学专攻经营工学科田村隆善先生的研究室，研究课题定为《日本生产管理的现状及其存在问题》。由于田村先生当时还在美国阿拉巴马大学做访问学者，要在5月上旬才能回国，所以名工大教授会确定先由大野教授指导我的前期研究。

大野教授热情地接待了我。由于出国前我们通过几次信，他还给我寄过名工大的简介及有关研究课题方面的资料(筑波大学教授门田安弘先生的经典之作——《新丰田生产方式》文库版)，所以初次见面并没有太多的陌生

感。我这次刚到名工大，留学生係就把我安排到职员会馆暂住并在国际交流会馆安排了房间，就是承蒙大野先生的关照。双方用日本式的礼节互致问候之后，大野先生一再夸奖我日语书信写得好。由于大学4月1日才正式开学，所以大野先生让我这几天先安排好自己的事情，等开学以后再到研究室上班。分别时，大野先生特意嘱咐我们，名古屋当下正是樱花盛开的时节，而且大学对面的鹤舞公园正是名古屋著名的观赏樱花的“名所”之一，所以劝我们一定要去“はなみ（花见，意为赏花）”一番。

3月下旬，正是名古屋樱花盛开的时节。除了鹤舞公园、名城公园这些可以集中观赏樱花的“花见名所”之外，寻常巷陌的庭院中、商社学校的楼门前、大大小小的广场上、宽宽窄窄的街道旁，或而一两株、或而一排排、或而一片片，樱花树处处可见。一簇一簇或淡红、或洁白的樱花竞相开放、争奇斗艳，挤满了枝头。夹带着浓浓春意的微风阵阵掠过，满树的花枝在蓝天的映衬下摇曳，似乎在向来自远方的客人招手。

我和官德娟在于长凤、秦晓平的陪同下，来到学校斜对面的鹤舞公园观赏樱花。漫步在樱花林中，犹如徜徉在花的海洋。

樱花的花朵很小，花型和桃花很相似，但不似桃花那样娇艳。樱花没有香气，像雪花一样无瑕。她们朵朵紧紧地簇拥着，皎洁、雅致、清幽，呈现着一股蓬勃向上的活力。从每年的3月初开始，樱花从日本西南部的九州岛递次向北开放。从那时起，日本的电视台、广播电台等媒体每天都像发布天气预报那样，传播日本各地樱花开放的信息——“桜たより（樱花之讯）”。名古屋樱花开放的时节是3月下旬，东京是4月中旬，而日本列岛最北端的北海道则要到5月初了。

日本素有“樱花之国”之称。樱花不仅是日本的国花，而且是东京等四个都、府、县的都花、府花和县花。

她作为报春花自古就和日本人的生活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也和日本文化有着极其深刻的渊源。

二位“先辈”兴致勃勃地带领我们穿行在樱花林中，一边给我们摄影留念，一边不时给我们介绍有关樱花的传闻轶事。

樱花也是日本最古老的花，古代的日本人常常通过观看漫山遍野的樱花来判断一年耕作的年景。每年春天，日本人最关注的事情便是樱花的绽放与凋谢，花蕾结得多少、开得是否灿烂、花朵是不是能躲过风吹雨淋、花落能不能遇上春风。在古代的日本人看来这都与一年的日子息息相关，若樱花顺利地开花，洁净地飘落，就意味着整整一年的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平安时代（794年～1185年）以后，人们开始将樱花移植到庭院观赏。日本一本编纂于8世纪后期的著名诗集——《万叶集》中有401首诗提到樱树和樱花。江户时代（1603年～1867年）人们培育出许多园艺品种，观赏樱花之风开始盛行。谈到樱花的品种，野生的有六个种群十一个支系，最有名的是山樱，其次有大岛樱、土山樱、霞樱、彼岸樱、豆缨、峰缨

等，而园艺品种也有300种之多。

有位日本诗人能任义良说:“如果谁想了解日本思想的精髓，就应该了解一下樱花，因为这种思想的实质就是清晨芬芳的樱花。”樱花的花期很短，一般只有十天左右，用“瞬绽即逝”来形容是再恰当不过了。它已经成为日本人审美意识的最合适的象征——一种瞬间即逝的美。樱花的生命是如此的短暂，它影响了日本人的精神。对大多数日本人来讲，樱花象征着生命的短暂与更迭。短短的灿烂绽放之后，落英凋零，绿叶代替了它的位置。既然生命如此短暂，那么谁不想

让它更美好、更加有意义呢？

此时，观赏樱花的人渐渐多了。赏花的人们大多是全家相偕而来。许多年轻的女子和孩子们还特意穿起了艳丽的和服。他们大多数人还带着清酒、酒肴和便当，在樱花树下铺上榻榻米、塑料布或垫子，在花海中饮酒作乐、载歌载舞，尽情欣赏樱花的美丽容颜，用心去赞美春天，祈求人生的顺利，享受着这一年一度的美好时光。

当我们尽兴观赏之后离开樱花烂漫的鹤舞公园时，樱花林的深处传来了曲婉、悠扬的《樱花》古曲的旋律。

樱花啊！

樱花啊!

暮春三月天空里，

万里晴空多明净，

如同彩霞如白云，

芬芳扑鼻多美丽。

快来呀!

快来呀！

同去看樱花。

第三章

同胞们

一

正式开学之前，我从名工大职员会馆入住到大学分配给我的住所——国际交流会馆A栋401室。

名工大国际交流会馆是一座崭新的留学人员公寓。A栋是单身栋，上下共5层。除一楼设有事务室、会客室、图书资料室、多功能厅、公用卫生间，各层设有公用洗衣房之外，共有54套单身住房。每个房间约18平方米外加一个阳台。房间里备有功能先进的装配式厨房和装配式卫生间，24小时都有热水。住室里铺着地毯，写字台、书柜、床、衣柜、鞋柜、餐桌等日用家具一

应俱全。另外，还配有冰箱、空调、吸尘器等家用电器。

对于出国留学人员来说，生活上最大的事儿莫过于吃和住了。出国在外，首先要有一个安身之所，尤其在日本能找到一个合适的住处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一般的留学生或就学生，要通过熟人或直接通过当地的“不动产屋”找“下宿”。住“下宿”，就是租日本人的民房住。日本城市的房租很贵，在名古屋租一间四张半榻榻米（每张榻榻米长180cm、宽90cm，折合1.71平方米）大小的房间一个月就得两万多日元。如果加上付给“不动产屋”的中介费和付给房东的“礼金”和保证金，一年没有20多万日元是下不来的。而且，“下宿”的条件一般都比较差。“下宿”里大多没有空调，日本的民居又大多是木制结构，夏天热、冬天冷。在名古屋住

“下宿”最难过的是夏天，这里是日本的“火炉”，夏天38℃左右的高温天气要持续一个多月。赤日炎炎，骄阳似火，烤得房间里热得好似蒸笼一般。再有就是做饭的事儿，一般的“下宿”里只有一个公用厨房，有的房东甚至就在楼道里摆一个煤气灶，租房的人们只好排号轮流做饭。为了节省几个铜板，两、三个人，三、四个人合租一个房间也不是什么新鲜事儿。

能有名工大国际交流会馆这样的住宿条件，真是太值得庆幸了。就是东京的“后乐寮”与这里相比，房间也显得狭窄不少，设施条件也差得多了。名工大国际交流会馆的住房也是收费的，“单身栋”每个房间每月收费3，800日元，还相当不了在日本住一夜普通旅馆的房费。最让人满意的是厨房，通着管道煤气的双眼灶、不锈钢制的洗菜盆、精致洁净的餐具柜、能保证一个礼拜买一次菜的小冰箱⋯⋯有了厨房就可以“自炊”，既省钱又方便。

住宿和吃饭的问题有着落了，这对于孑然一身、独自在国外生活的人来说真的是太重要了。

秦晓平和于长凤在我们来名工大之前，特地给我们准备了一些必需的生活用品。

秦晓平房间的阳台上，成了名副其实的“杂货摊儿”。两台16英寸的彩色电视机，我和官德娟每人一台。一台双卡录音机归我，一把电热水壶和一台电烤箱归官德娟。满满一箱子炊具和锅碗瓢盆，我们俩个人各取所需。另外，我们每人还各分得了一床新被子。

说起这两床新被子，还有一段儿小故事。

那是他们俩人刚到名古屋的日子，住进了国际交流会馆，稍稍安顿下来之后，两个人商量好上街去买必需的被子。

名工大校园东便门南边的小巷里，出售各种物品的小店一个挨着一个，大多是夫妻店和小店铺，有食品店、蔬菜店、药店、杂货店、照相馆、洗衣房等等。两个人走进小巷，彬彬有礼地向一位老婆婆问路：

“请问您，附近有卖被子的商店吗？”

“有啊！有倒是有⋯⋯”老婆婆急忙搭腔却沉吟了一下说：

“请稍等一会儿！”说完转身碎步向家中走去。

不大一会儿，老婆婆抱着一摞被子和毯子，对两个人说：

“请拿去用吧！这些都是新的，请放心用。”

两人看着老人这样的举动，不禁愕然，赶忙谢绝。

老婆婆诚恳地说道：“看得出来，你们是名工大刚到的留学生。出远门在外不容易，这些都是我们用不着的，请务必收下！”

两个人深深为老人的情意所感动。当时的情况如果再不收下，实属却之不恭了，所以就礼貌地致谢收下了。

这是两条崭新的棉被和两条崭新的毛毯。如今，他们又把这两床被子送给了我们。我们在感谢自己同胞的同时，也从内心感谢那位日本老婆婆的善举。

名工大国际交流会馆堪称真正的“国际村”。名工大1991年在籍的106名留学生分别来自亚洲、非洲、南北美洲和大洋洲。除来自加拿大、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印度、巴西、韩国等国家之外，绝大多数来自中国。那一年在名工大求学的中国各类留

学生竟有60名之多，占留学生总数的一半儿以上。

初到国外，周围是一个全然陌生的环境。待人接物、为人处世理当格外谨慎。最初的社交圈子，当然是我们四位大连外国语学院出国人员培训部的同窗了。

“他乡遇故知”。远在海外，举目无亲，能遇到自己的同胞和同窗，出国之前那种略感忐忑的心情平静了很多。

二

国际交流会馆里一天从早到晚总是静悄悄的。留学生们的学习、工作、生活都格外忙碌。白天，大家都在各自的教室、研究室、实验室里忙着自己的学业和课题研究。晚上，大多数人都到各自打工的地方去干活儿。没去打工的人也各自关起房门来忙自己的事情。寂静的楼道里整天很难见到人影，偶尔一楼的大厅里有几个人看看电视、翻翻报纸、闲聊几句，彼此交往也不太多。早上出门时，大家在楼道或门厅里碰上面，也只是礼貌地打一声招呼，相互问候一下。也许是受日

本人工作、生活节奏快的影响，人们来往的脚步也都显得急急匆匆。即便如此，时间一长大家相互之间也熟悉了。

一天的傍晚，我正伏案给家里写第一封平安家信，忽然传来了一阵轻轻的敲门声。

来人是在名工大社会开发工学专攻学习建筑工程的博士生吴健丹。前几天我们曾经在日本最大的百货商店“松坂屋”见过一面。他是一位颇有才气的年轻人，一口流利的日语，让人初次见面很难分辨出他是中国人还是日本人。他大学毕业后曾被分配到河北省秦皇岛市的城建部门工作。由国家公派到名工大留学获得硕士学位之后，又获得了日本某财团法人的奖学金继续攻读博士学位。他当时正担任中国大使馆教育处管理下的名古屋地区中国留学生会的会长，协助大使馆教育处管理名古屋地区（含名古屋市、爱知县、岐阜县、三重县）有关留学生的一些日常事务，负责组织中国留学生们的一些集体公益活动和与日中友好协会的社会交流。

大使馆主管名古屋学区的官员打电话话通知了我们来名工大的消息，并托付他关照我们的生活与学习情况。这次他专门来拜访我，并给我送来了两条毛毯和一辆大约八成新的自行车。

自行车是留学生们不可或缺的代步工具。有一辆自行车，外出购物、办事、打工就方便多了。

日本的交通非常便利。当日本人问及外国人对日本的初步印象时，回答“风光美丽，交通便利”的不乏其人。的确，生活在日本的人们时时处处都能感受到交通的极大便捷。除了连接国内外的庞大的航空网和岛国独具的最便捷的海运航线之外，陆地上的新干线以及普通、快速、特急等电气化列车可以通向日本列岛的每个角落。城市中除了城铁之外，地铁像蜘蛛网一样延伸到四面八方。而且，“巴士”和“的士”也很方便。

日本90%以上的家庭都有私家车，而且大多数家庭还不止有一辆。工薪族上下班、学生们上下学、家人外出或旅行大多是利用私家车。尽管日本的公共交通设施如此发达，私家车又如此普及，但自行车仍然是一般家庭必备的代步工具。究其原因，还是

归结于日本的国土狭窄。日本拥有一亿两千万人口却仅有37.7万平方公里的国土面积，而且人口多聚集在城市，如东京一个城市就有1，200万人口，约占日本人口总数的十分之一。由于国土狭窄，地价高腾，寸土寸金就成了日本的特色。城市里街道窄，街道里建筑物窄，建筑物里房间窄，窄得连日本人都嘲笑自己的住宅是“兔子窝”、“鸽子笼”。城市如此狭窄，私家车拥有率又那么高，停车场就远远满足不了需求。街道狭窄，街道两旁一般也不允许停车。在日本“非法驻车”是违反交通法规的。所以，短距离外出的人们，出门购物的家庭主妇，离城铁站、地铁站、公共汽车站有一段距离而又需要到那里去乘车的人们，都要骑自行车去车站，然后再转乘其他交通工具前往目的地。

对于留学生们而言，自行车就显得更为重要了。外出少坐“巴士”和地铁，可以多省下几块“铜板”，而且外出打工、购物也相对便利。多亏吴健丹想得周到，那辆自行车就成了我的“腿”，一直陪伴着我度过了整整一年的留学生活。

吴健丹大学毕业后在中国北方的港口城市秦皇岛工作过一段时间。秦皇岛距我的家乡很近，大约100公里左右，而且原来还属于我所在的唐山地区，所以谈起话来倍感亲切。

吴健丹也住在名工大国际交流会馆，在夫妻栋B-302室。他的夫人邹玲是他的大学同学，当时在名工大的社会工学专攻读硕士。邹玲开朗大方、待人彬彬有礼。我、官德娟，还有哈尔滨理工大学的蒋崇菊副教授经常被邀请到他家做客。每逢中国的传统节日，邹玲总是给我们准备好中国的饭菜。几个人一边品尝着美味

佳肴边相互转告国内的新闻和各自家中的近况，交谈中忘却了背井离乡的惆怅，忘却了悠悠的思乡之情。

不久，在名工大攻读博士的金平夫妇和冯伟夫妇也和我熟悉了。他们在日本“滞在”多年，对日本的社会状况、风土人情了解深刻，经常帮助我解决生活、学习中的问题。1998年，我的导师田村隆善先生来北京参加国际经营管理论坛，我特意赶到北京去看望他时，恰好冯伟也回国参加这次会议。他获得博士学位后留在名工大担任生产系统工学专攻的助教，但言谈话语中还保留着东北大汉那种特有的真诚、质朴、憨厚的性格。

三

在名工大国际交流会馆居住的留学人员，各自有着不同的“身份”。

按我们国家的分法，留学人员分为以下几类：一种是中、高级访问学者，是由当时的国家教委、高级科研院所及高等院校派出的进行课题合作或学术交流的人员，在日本称“招聘研究员”，持的是“学术交流”签证。第二

种是费用来自不同渠道的留学生，持的是“留学”签证。其中由派出国承担费用的在日本称“政费”留学生，由日本政府（文部省）承担费用的称“国费”留学生，第三种就是由日本财团法人提供奖学金和自己掏腰包的自费留学生了。

在留学人员当中，综合条件最好的当数我们由国家或单位公派的访问学者和留学生了。我们的一切费用均由国家或派出单位承担，国家公派人员的生活费用每季度由大使馆按时汇入个人银行账户。生活费的标准是高级访问学者每月9万日元，普通访问学者和留学生每月8万日元。按当时的汇率计算，8万日元约合3，200人民币左右。按在名古屋的生活消费水平，如果在名工大国际交流会馆入住，由于住宿费便宜，又能“自炊”，所以每个月有3万日元左右就够开销了。另外，我们的公派身份也受到学校当局、教授和学生们的尊重，特别是驻日大使馆也和我们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及时帮助我们解决各方面的问题，所以我们的生活、学习条件令其他身份的留学人员十分羡慕。

留学生群体里经济条件最优越的当数获得日本文部省或者是日本财团法人奖学金的人们。他（她）们可以称之为留学生中的“贵族”。他（她）们每个月能拿到18到19万日元的奖学金，这个数额相当于日本大学本科毕业生的“初任给（刚开始上班的工资）”，甚至略高一些。他（她）们在经济方面毫无后顾之忧，生活、学习安定，其中将爱人、孩子接到日本留学或陪读的也不乏其人。

然而，在留学生中还有一个庞大的群体，那就是自费的留学生们。这是出国留学生当中求学艰辛、生活相对不稳定的一个群体。

改革开放，中国向世界敞开了国门。成千上万的莘莘学子远涉重洋，到美国、到日本、到澳大利亚、到欧洲各国、到世界各地万里求学。到国外留学，通过国家公派途径出国的人毕竟名额有限，能争取到国家公派资格的人可谓是“凤毛麟角”。因而，许多人投门路、找关系、联系就读学校、想去日本的千方百计寻找“经济担保人”和“身元保证人”，以实现自己孜孜以求的留

学梦。

出国留学需要一笔很大的费用。在物价昂贵、消费水平堪称世界首屈一指的日本，在满足基本生活条件的前提下，交足昂贵的学费绝非易事。在日本，当时的中国自费留学生靠家庭的资助去生活、去读书，那简直就是无法实现的天方夜谭。他（她）们只能靠自己的双手打工赚钱，维持生计并支付高昂的学费。

由于自费留学生出国不像公派留学生那样有一年或几年的时间限制，所以他们都想在国外多呆几年，拿到学位，争取学业有成。能住上名工大国际交流会馆这样便宜的公寓当然可以节省不少的开销，但是能享受到这种待遇的人毕竟是少数，而且即便住进来了，这样的待遇也只能享受一年。大多数自费留学生只能在外边租“下宿”。“下宿”一般都是简陋的木板房，房间面积有“四畳半”或“六畳”（四张半榻榻米或六张榻榻米大小）不等。而且，还有很多人合租挤在一起。正如前面所说，这些出租屋大多数没有空调和暖气，夏天热、冬天冷。虽然名古屋的冬天比较暖和，最冷的天也在零度左

右，在这样没有取暖设备的房子里过冬，其艰辛程度可想而知。而名古屋的夏天特别热，38℃左右的酷暑天气要持续一个多月。酷暑难当的炎炎夏日，没有空调的滋味可想而知。而且，一般的“下宿”里没有厨房，房东在过道的角落支一个煤气灶，几个租房的人只好轮流做些简单的饭菜。就是这样的住宿条件，每个月的租金也得2万多日元。虽然学校里都有食堂，但饭菜也不便宜，所以还要自己“奔锅奔灶”。据说在外边住宿的留学生每人每月的生活费最低也得5～6万日元。名工大是国立大学，虽然学费较低，但是加上生活费每个月就得有10来万日元的刚性开支。人吃五谷杂粮，难免有个有病生灾，手头没有一点儿积蓄也不行。所以自费留学生们为了学习和生活，只得拼命地打工赚钱，过着“半工半读”的生活。

住在名工大国际交流会馆的自费留学生们时间安排得都很紧张，平常在会馆里很少见到他们的身影。每逢见到他们，也都是一副急匆匆的样子。他们的生活节奏比日本的工薪阶层还要快。经常见到他们从研究室下班后，空着

肚子直接赶到饭馆儿、工厂或其他地方去打工。一般要从下午六、七点钟一直干到后半夜一、两点钟。周末有的可以找到整天的活儿做，根本舍不得休息。会馆里一位来自上海的研究生整个一个暑假也没见着他的人影儿，开学之后一见面才知道他到丰田汽车公司的工厂打了两个月的工。在那里打工，既提供食宿，“时给”又高，但干的都是“3K（脏Kitanai、累Kuro、险Kigen）”的活儿。他就在高速运转、节拍紧凑的汽车总装配线上安装过轮胎。每天要安装几百只汽车轮胎，其劳累程度可不是一般人能够承受得了的。

自费留学生们惟一期盼的就是早早考上硕士研究生，早早争取到日本政府或日本财团法人的奖学金。那样，他们就可以不像现在这样为食宿和学费而辛苦奔波了。

四

在出国求学的同胞们当中，还有为数不少的“就学生”。

“就学生”不同于留学生。这是一批出国前学历较低、日语水平较差，通过各种关系和渠道申报日语学校到日本求学的青年们。他们一开始进不了日本的大学，需要用一到两年的时间在日本语学校学习语言，然后再报考日本的大学。这些年轻人虽然日语底子较薄，但是一般都是孑然一身在国外奔波、闯荡，所以能较早地融入日本社会。往往经过几年的拼搏，会练就一口地道纯正的日语，而且大多数还能学有所成。

如果说在日本的外国人签证分三、六、九等的话，“就学”签证就差不多是最低的一等了。日本语学校的学费昂贵，每年60到80万日元不等。这笔学费对外国人来讲，无疑是一笔庞大的数字。如果再加上每月5到6万日元的食宿及日常费用，每年没有120到150万日元的收入是难以支撑下来的。而且，就学生们为了出国很多人都背着数额不小的债务，所以对他们而言经济上的压力是十分沉重的。按在名古屋打工的“时给”水平，如果每天打6小时的工，“时给”按800日元计算，一个月能收入14到15万日元。辛辛苦苦地一年干

下来，打工赚来的血汗钱除了交学费，能用来维持生计的钱就囊中羞涩、捉襟见肘了。有人说日本人很会“算计”，他们会让你辛辛苦苦赚来的血汗钱又有口说不出地回笼到他们的腰包。细细想来，又何尝不是如此！

为了维持生计坚持求学，也为了偿还债务，就学生们就拼命地打工。但是由于他们缺乏专门技能，刚出国头一、两年语言交流又有障碍，所以很难找到理想的工作。根据日本法务省的《入国管理反难民法》（名称就带有明显的歧视性），除周六、周日和寒暑假之外，学生打工每天不能超过四个小时。如果按此照章办事的话，“就学生”们就只有卷起铺盖卷儿回国的份儿了。然而当时日本经济泡沫尚未破灭，各类产业还呈现着表象上的繁荣，“人手不足”的呼声此起彼伏，所以对“就学生”打工的管制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因此，“就学生”也不管日本“入管”当局的什么限制不限制，一天打8到12个小时的，遇到合适的活儿连轴儿转的，一天打两份工的也不乏其人。每天既要坚持学习，又要干那么长时间的3K工作，体力透支、精力透支、艰

辛劳方累的程度可想而知。可以说，他们是一天一天、一个月一个月、一年一年煎熬着度过来的。能足足睡上一顿好觉，能有一天好好地休息放松一下，对他们而言，有时真的是一种奢望。

我有一个同事的孩子，就曾经是一名“就学生”。1989年他来日本之前，出国所必需的“入学通知书”、“身元保证书”、“经济担保书”以及其他文件都是我替他翻译的。记得他要就读的就是位于名古屋市区的一所名叫“爱知国际学院”的日本语学校。

我到名古屋后，有一天清晨在名古屋市中心的“荣”等车的时候恰巧遇上了他的同学。不久，他联系上了我并来到名工大国际交流会馆看望我。经过近两年的磨练，他已经基本上习惯了在日本的生活。他来日本之后的生活还算比较稳定。在一所日本语学校学习日语的同时，在为他提供“身元保证”的一个老板的饭店里打工，夜里就睡在店堂的楼上。这样，食宿的问题就解决了。日本的居酒屋一般从下午6点钟开始营业，午夜12点以后打烊。营业前、打烊时打工者可以免费吃饭。遇上大方的老板，

当天卖剩下的饭菜还可以打包带回去。所以，许多留学生喜欢到饭馆儿去打工。虽然“时给”不高，一般在700到900日元左右，但吃饭的问题就解决了一大半儿。

1991年，他参加了大学的招生考试，被东京和名古屋的两所大学同时录取。究竟就读哪所大学，他征求我的意见。考虑到他对名古屋的生活环境、风土人情比较熟悉，又有了一些人脉，也考虑到名古屋的物价比东京低，所以我建议他选择在名古屋继续他的求学之路。他于是决定进入名古屋大学攻读国际商贸专业。

五

在日本，我所接触的中国同胞大多数是各类求学的人们。虽然他们身份不同、层次各异，但是都在异国他乡顽强地拼搏着、奋斗着。应该说，他们当中绝大多数人那种爱国热忱，那种拼搏精神，那种时时处处维护国格、人格尊严的品质是着实令人钦佩的。

1991年夏秋之交，中国南方地区连降暴雨，江河泛滥，发生了大面积的洪灾。听到祖国人民受

灾消息的海外学子们心系祖国和灾区人民，在这段时间里他们一有闲暇就围在电视机旁，时时关注着灾情的变化。东京的留学生们在大街上摆起了饺子摊儿，把义卖的钱全部捐给了灾区人民。在名古屋地区中国留学生会的倡导之下，留学生们慷慨解囊，从自己并不宽裕的生活费和辛辛苦苦赚来的打工钱中，捐款支援祖国亲人。在日华侨也通过中国驻日使馆纷纷为灾区募捐。拳拳赤子之心，充分体现了海外学子、海外侨胞和祖国人民息息相关、心心相连的骨肉亲情。

第四章

田村先生和藤井事务官

一

在日本，“先生”这个称呼是不能对什么人都能随便用的。那里，只有三种人才可以称之为“先生”。一种人是教师（包括从幼稚园到大学的教师），一种人是医生，一种人是律师。这三种职业在日本是倍受人们尊重的职业，所以被人们称为“先生”是有尊贵资格和较高社会地位的体现。刚到名工大，我对这些规矩还不太了解，对大学本部学生课的藤井係长和熊崎等人也统统按中国大学里的习惯称之为“先生”。于长凤私下里纠正我，对大学的职员们不要称呼“先生”，那样反而会使对方感到难堪或尴尬。所以，再见面我就改称他们“藤井係长”和“熊崎桑”了。由此可见，日本社会的等级观念是非常强的。稍不注意，就会失礼甚至造成一些不愉快。

新学年开始后不久，来自世界各地的留学生们陆续到齐了。为了欢迎新来的留学生，校方组织了一场隆重的欢迎会。

欢迎会在名工大“生活协同组合”（生活自治组织，简称“生协”）三楼会议厅举行。会议厅正面的墙上，悬挂着“外国人留学生欢迎会”的横幅。欢迎会实际上是一次自助酒餐会。自助餐桌上，摆满了新鲜的水果和美味的佳肴。琳琅满目的威士忌、白兰地、日本清酒、啤酒和各种各样的饮料供大家选择饮用。名工大包括我们18名新来的留学生在内的各国留学生和各自的指导教官、大学本部负责学生工作的学生部长国分教授、留学生係的藤井係长及係里的全体职员到会。名古屋工业大学校长吉田弥智先生也亲临了这次欢迎会。

欢迎会很隆重，程序却很简单。欢迎会一开始，吉田弥智校长代表校方致欢迎词。紧接着，我们十几名胸佩彩花的新入校的留学生各自作了简单的自我介绍。自我介绍结束后，自助酒会开始，全体与会者就进入了边吃边聊的阶段了。

我是第一次参加这种形式的欢迎会，觉得不繁琐、很实在。校长的致辞表达了欢迎之情，自我介绍让我们和先生、学友们正式见了面，不拘形式的自助酒会给了大家相互沟通和自由交流的机会。经“先辈”们介绍，我认识了更多的留学生和同胞。正当我们三五成群、海阔天空地边聊天边举杯畅饮的时候，我的指导教官大野胜久教授来到我们中间，他对我说：

“来！我给你们介绍一位大人物。”

说着就领着我们来到吉田弥智校长面前。大野先生把我介绍给校长之后，我和随之而来的留学生们向校长先生致了问候。吉田校长高兴地举起酒杯，提议“为诸君在名工大生活愉快，学业有成干杯”时，大家不约而同一饮而尽。摄像师机敏地录下了这一

场面，几架照相机也拍下了这一珍贵的镜头。

席间，大野先生告诉我：田村先生就要从美国回来了。

二

田村先生回国之前，我从暂时办公的中出教官室搬进了田村研究室。由于田村先生此前在名工大的姊妹学校——美国亚拉巴马大学做了一年的访问学者，所以在此期间没有招收博士生和硕士生。今年，田村研究室只有我一

名研究生和新学年伊始分配到研究室由田村先生辅导准备毕业论文的六名大学生。由于六名大学生平常不在学校，只是每到周五下午来研究室参加一次学术讨论会或有课来校上课时到研究室打个照面，所以研究室里平常只有我一个人，显得很清静也很随便。

研究室布置得十分简洁。我的书桌摆在靠近窗户的明亮处，中间是一张会议桌，右侧一溜儿摆放着四台电脑，左侧一溜儿书柜中分门别类摆满了企业经营管理专业的书籍和资料。管理工学的研究室不像研究自然科学学科的研究室，需要必需的实验设备和设施。在这里，只要有充足的资料阅读，然后多到企业参与经营管理实践就足够了。

5月初的一天上午，回国后第一天上班的田村先生来到了研究室。

他刚刚走进房门，彼此还没打招呼，我就意识到这就是我的导师田村先生，于是急忙站起来问好并作了自我介绍。虽然我们是初次见面，但是我们从相关资料和相互通信中已经彼此有了初步的了解，所以并没有十分陌生的感觉。

田村先生当年48岁，看上去要比实际年龄显得年轻一些。他没有像一般的大学教授那样上班时一身西装革履，而是上身穿一件白色的T恤衫，下身穿一条米黄色的西裤，脚下是一双普通的旅游鞋，显得朴素而干练。他像一般这个年龄的日本人一样个子矮了些，皮肤有点儿黑，戴着一副近视眼镜，是我心目中那种典型的日本人的形象。

田村先生早年毕业于京都大学，而后进入名古屋大学读硕士。获得硕士学位后来名古屋工业大学执教，是生产管理领域的专家。

田村先生询问了我来日本后一个多月来的学习和生活情况，然后按照双方已经确定的研究课题——《日本生产管理的现状及其存在问题》确定了框架性的研究

计划。他希望我在研究日本生产管理一般性理论与实践的同时，要系统研究世界生产管理的两大主流——日本的TPS（Toyota Production System丰田生产方式）和美国的MRP（Material Requirement Planning 资材需要量计划）。我则要求他创造条件让我多参观一些日本的大、中、小企业，并在适当的时候为我联系实习工厂。

临分别时，田村先生给我开列了近期应该阅读的参考书目。作为礼物，他送给我一顶美国亚拉巴马大学棒球队的棒球帽。我也把周长积拜托他父亲的朋友——山东省书法家协会副主席书写的“海上升明月，天涯共此时”的条幅送给他作为见面礼，并把一条织有100个篆体“福”字的红色真丝头巾交给他，请他转赠给他的夫人。

在人们的生活中，馈赠与接受馈赠是相互交往时不可或缺的行为方式。对于重视人际关系的日本人来说，馈赠就显得尤为重要。在现代日本人的意识中，馈赠不仅可以作为人际交往的调节手段，还可以起到人际关系润滑剂

的作用。据资料介绍，日本有80%～90%的人在“中元节（相当于我们的中秋节）”和“御岁暮（相当于年末）”之际要馈赠礼物。一个名叫哈米•派夫的美国人1973年进行过一次调查，发现日本人馈赠礼物的种类有30多种，每一户每月平均馈赠礼物8.1次，花费约4，000日元，所以人们常说日本是一个喜欢馈赠礼物的国家。

对于初次见面而日后要受到人家恩惠的人，一定要送点儿礼物表示心意。但是在日本，送礼一定要送单数，中国“好事成双”的规矩在日本送礼时是有失礼仪的。另外，还有一些东西是属于日本人送礼时所禁忌的，因此需要格外注意。

出国之前准备礼物，是要颇费一番心思的。互赠礼品，在国外只是一种表示尊重、表达心意的方式，所以常常见到互相赠送的只是一支圆珠笔、一个领带夹、一盘录音带这样的情况。听“先辈”们讲，第一次与日本人见面千万不要送贵重的东西，那样人家会误认为你要有求于他。所以，要想送礼送得得体，送出品

味，还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

三

按着日本大学里的习惯，为了正式表示欢迎之意，田村先生做东邀请我吃了一顿饭。

那一天刚到下班时间，田村先生预约的出租车就开到了经营工学研究科的楼下，我和田村先生上车后就出发直奔他预订的餐馆。

车开出名工大校园，沿着宽敞的百米大道一路向前行驶。在市中心右转穿过名副其实的繁华商业区——“荣”，途径名古屋电视塔，来到了名古屋的城市标志——耸立着名古屋城堡的名城公园附近。出租车停在一家豪华的餐馆门前，只见田村夫人和他们两个年幼的儿子早已迎候在餐馆门口了。

这是纯粹的日本习惯。日本人通常不在家里宴请客人吃饭，一般都选在离家比较近的餐馆招待客人。每当邀请客人时，他们总是客气地向客人道歉：“家里窄得很，所以在外边请你吃顿饭。”我想这种待客习惯对主人

和客人而言似乎都方便些。对主人来说，他们特别是女主人免得“奔锅奔灶”、忙里忙外，全家可以从容、悠闲地陪伴客人；对客人来说，也免去了许多初次造访时的拘谨。

田村先生有一个美满幸福的四口之家。他的夫人田村敏江是一位典型的日本知识女性，她和日本大多数家庭主妇一样，结婚之后专门在家相夫教子。他们的两个孩子都是男孩，当时一个读小学五年级，一个读小学二年级。田村先生在美国亚拉巴马大学做访问学者时，夫人和两个孩子也一同前往，两个孩子也在当地小学度过了一年的“留学”生活。

饭桌上的气氛很融洽。先生的两个孩子很懂事，也很活泼。大人们交谈的时候，他们就在旁边静静地听着，从不抢话、插嘴。当大人们的交谈停下来时，他们又急切又好奇地向我打听中国的事情。他们知道《西游记》里的唐僧和孙悟空，知道《三国演义》里的刘备、关羽、张飞，知道中国的名著《红楼梦》。这都应该是他们看连环画和卡通片知道的。

席间，快要上饭的时候，服务小姐端上来一“船”中国的传统食品——五只用青青的芦苇叶包的粽子装在一只小小的“竹船”里，散发着一股诱人的清香。服务生说今天是端午节，为了感谢光临，粽子是餐馆送给客人品尝的。

我忽然想起今天确实是5月5日，在日本叫“端午の節句（端午节）”。

日本的许多传统节日都是从中国流传过去的。长期以来，日本社会和民间都与一衣带水的中国保留着相同的节日习俗。只不过在明治维新以后，日本采用了公元纪年，把传统节日的日子由阴历改成了阳历。有的节日传统也逐渐演化，变得日子虽然相同，然而内涵却不是那么原汁原味了。例如，大体相同的有：日本新年伊始的“御正月”就相当于我们中国的春节，7月7日的七夕节源于中国美丽的神话传说“牛郎会织女”，7月15日的中元节在日本过得非常兴盛，叫做“盂兰盆节”。然而3月3日的“桃花节”和5月5日的“端午节”却大大地变味了。端午节虽然日本一些地方还保留着吃粽子的习

俗，但却变成了与3月3日“女孩节”相对应的“男孩节”。每逢这一天，有男孩儿的人家，都在院子里或屋顶上竖起高高的旗杆，挂上用布或塑料做成的鲤鱼旗。红色或黑色的鲤鱼旗被五月的和风灌得鼓鼓的，在蓝天下飘舞，恰似一条条活蹦乱跳的大鲤鱼在水中遨游。人们用这种方式寄托对家中男孩儿们的期望，希望他（们）像鲤鱼跳龙门那样生气勃勃、果敢勇猛。

幸亏今天我带来了家乡工艺美术公司为我专门制作的两盒用华美锦盒包装的牛角雕工艺品——小乌龟，本来是想送给田村先生全家的，现在专门送给了两个孩子。两个孩子显得非常高兴，因为乌龟在日本是人人都喜欢的吉祥物。

晚餐过后，田村夫人提议带我去游览名城公园。名城公园就在餐馆的对过，步行穿过人行横道便是。

名城公园因名古屋城而得名，名古屋城是名古屋市的标志性建筑。追溯日本的历史，日本有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处于诸侯纷争、封建割据的局面。那时，小小的日本列岛分布着许多小国。这些小国在各自的都城都建有高大、

巍峨的城堡。它既是当时权力的象征，又是战乱时期的据守之所。现在，许多城堡都被当作文物保留了下来，其中最有名的是大阪城、名古屋城和熊本城。名古屋城在二战结束前曾被美军轰炸夷为废墟，现在的城堡是在二战之后按原样重建的。

名古屋城是日本三大名城之一，其天守阁为德川家族世代居住之所。这是一座五层飞檐建筑，屋脊两端分别装饰着一雄一雌金色兽首鱼身的装饰，称之为“金錿”，是日本所有的城堡中独一无二的奇观。在名城公园，田村先生带领我们登上城楼，俯瞰沐浴在晚霞中的名古屋市全貌，接着又带我观赏了古代“茶道”烧水用的巨大的纯金水壶以及城中被火灾烧毁的附属建筑遗址。当我们在地铁名城站口分手的时

候，已是暮色苍茫，晚霞隐去的时分了。回头仰望在绿色轮廓灯辉映下的名古屋城，城堡显得愈加巍峨、愈加壮观了。

出国留学，能否遇到一位好的导师是至关重要的。在名工大，绝大多数留学生和自己的导师相处得都比较融洽，维系着良好的师生关系。中国和日本是“一衣带水”的近邻，两国有着相似的文化背景和类似的生活习俗，这是相互沟通交往的基础。另外，中国人头脑聪明、智商较高，学习上进且能吃苦，所以日本学者比较佩服我们。田村先生治学严谨、平易近人，对中国和中国人比较友好。我和他相处一年，始终保持着良好的关系。他除了悉心指导、为我提供了良好的学习条件之外，还先后为我联系了十几家日本的大、中、小型工业企业，并亲自带我到各地企业参观、学习。紧张的学习之余，他还带我到名古屋市内和外地旅游观光。我回国之后，我们一直保持着联系。他时常给我寄来书籍和资料，使我深得教益。在我翻译出版筑波大学教授门田安弘博士的经典著作《新丰田生产方式》1～4版时，他专门直接与

门田先生联系好著作权问题并为中译本撰写了序言。当然，这是后话。

但是，也不是所有的留学生和自己的导师关系都很正常。有的日本人从本质上对中国人就不友好，对我们的同胞抱有偏见，不认真履行导师职责，给留学生的学习造成了不应有的障碍。这虽然只是个别人的个别现象，但是毕竟确实存在。

四

我所在的名工大生产系统工学专攻经营工学研究科一楼是学科的事务室。事务室里有一位女事务官，名字叫藤井文子。

按着我的理解，日本大学的某某学科就相当于国内大学的某某系，学科的事务室就相当于系里的办公室，而事务官就应该相当于办公室主任了。学科里所有的事务性工作理所当然地由事务室承担，但是事务室里里里外外就只有藤井文子一个人。

日本大学的机构设置堪称精干高效，而且运转自如。

它既没有重复设置的部门，各部门也没有无所事事的人员。这里既看不到文山会海，办事程序上也没有那些模式化的繁文缛节。所以，在我这个局外人看来，一个人处理事务室的工作也算得心应手。藤井文子是个稳重、干练的人，她除了尽职尽责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之外，和学科里的先生们、学生们、留学生们相处得都非常好。职务是“官”，却没有“官”气，倒真是处处体现了“管理就是服务”那种劲头儿。

在研究课题的过程中，需要搜集、阅读大量的资料。尤其是对管理科学而言，资料就显得尤为重要。在日本，有关企业管理的期刊杂志和书籍很多，但是日本的书价却贵得惊人。一本50万字符上下的书就得2，000日元左右。而且，有许多书当时已经绝版，在市面上也见不到了。好不容易有一次出国留学的机会，总想多收集一些资料带回国内，所以就想到了借书复印的办法。名工大图书馆藏书很多，设在鹤舞公园里的名古屋市立图书馆也只有百步之遥，从这两个图书馆借书都很方便。

每碰到一本中意的书，总有一种一睹为快的欲望，但时间却是远

远来不及的。藤井事务官知道这件事情后，主动和我说：“如果有来不及读的书，就请用事务室的复印机来复印吧！”

就这样，除了偶尔买几本新出版的专业书籍之外，每借到一本有价值的书，我就拿到事务室去复印。有时复印一本五、六百页的大部头很费时间，她就让我使用放在事务室里间的那台高速复印机。一年之中，我复印的专业书籍不下四、五十册，回国时各种资料整整装了一大箱，这不能不感谢藤井事务官的关照。

日本的大学与大学之间、大学与企业之间、大学与社会学术团体之间有着广泛的交流，经常举办一些学术研讨会、学术交流会、恳谈会、专题论坛以及工厂“见学”会等。有关这些会议的信息、通知、邀请函大部分会寄到大学相关学科的事务室。每逢有适合留学生参加的活动，藤井事务官都经认真斟酌和选择后，及时通知我和田村先生，然后由我和田村先生决定是否参加。例如我参加名古屋铁道株式会社组织的“中国留学生之旅”、参加“全日本留学生1991年论坛”、参加东洋钢板株式会社的精益生产研讨会等等都是藤井事务官帮我选择的。

前往东洋钢板株式会社参加学术研讨会，是我回国之前半个月的事情。我接到对方的邀请函，请我到公司“见学”并参加一个精益生产的专题研讨会。东洋钢板位于本州岛的最南端，紧依濑户内海。类似这样的会议，一般由公司提供食宿费和交通费。这次的交通费是由公司按往返乘新干线的标准根据路程的远近定额发放，大体名古屋地区的参会者要补助三万日元。

当时我的研究课题已经完成，研究论文已经等待上交，所以我想利用这次机会散散心、放松一下。按我的计划，会议结束后要到广岛逗留一天，看一看这个二战结束前被原子弹摧毁的城市。在那里一定要去一次建在原子弹爆心的著名的和平公园。离开广岛之后到冈山中转，搭乘往返于本州与四国之间的列车观赏一下濑户内海跨海大桥的雄姿，浏览一番濑户内海的海上风光。

为了节省旅途开支，也为了中途便于停留，我决定乘坐“青春18号”往返。

“青春18号”是JR（日本铁道株式会社）在大、中、小学春假、暑假及寒假期间，以学生为对象的一项优惠服务。“青春18号”乘车券每张2，100日元。持有“青春18号”乘车券的旅客，可以在JR的任何一个车站上车，前往你想去的任何一个目的地的JR车站，但必须在24小时之内抵达。从名古屋市到东洋钢板的所在地——位于濑户内海之滨的下松市，乘JR需要10多个小时。其间因为JR的运营距离短，需要换乘五、六次车。虽然换乘次数多，但是换乘却十

分方便，一是不用出站，二是无需多等，往往是刚下这趟车，两、三分钟下一趟车就发车了。而且，日本的列车非常准点，可以说几乎是一秒不差。但是，如此频繁地换车，则需要对换车地点和列车运行时刻表特别熟悉。

藤井事务官和我一起研究了出行计划之后，仔细地查阅了列车时刻表，用计算机为我设计了一张往返的乘车、换车时刻表。她还给广岛车站附近的一家名叫“濑户内苑”的旅馆打了电话，帮我预定了在广岛下榻的房间。靠着她编排的这张时刻表，我顺利地到达了此行的目的地——下松市。会议结束以后，我在广岛逗留了一天，并在预定的旅馆住了一夜。次日，游览了濑户内海大桥之后，用返程的“青春18号”乘车券返回了名古屋。

第五章

我所认识的日本大学生

一

田村先生回国之后，田村研究室来了六位日本大学生。他们是名工大刚刚升入大学四年级的企业经营管理专业的本科生。在临近毕业的一年被分配到田村研究室，由田村先生指导他们撰写毕业论文。

这六位大学生全都是男生，我刚到名工大时和他们见过一面。那时我刚到学校，先是被安排在中出助教的教官室和他一起办公。一周以后，我搬进了田村研究室。就是这六位大学生把研究室收拾得干干净净，给我布置好书

书柜、书桌和微机之后帮我搬进去的。我想：在田村先生回国之前的一个多月里，他们可能是在大野研究室临时接受大野先生的指导。

这六位大学生分别姓高桥、平田、平松、加藤、清水和野口。高桥全名叫高桥政克，是他们的小头头儿。他们平常不来研究室，除了每周五下午在研究室参加两个小时的学术讨论会之外，偶尔有课时在上课之前来研究室玩玩电脑游戏或者是聊聊天儿。每周一次的学术讨论会上，他们要向田村先生汇报一周以来的学习情况，提出一些学习时遇到的疑难问题，同时要交上一份读书笔记。我作为研究室的成员也参加他们的讨论会，出于对我的尊重，每次田村先生都让我对他们的发言提提意见或做一下简单的点评。

和他们接触了一段时间之后，我发现日本的大学生们都异常的轻松，学习意识非常淡薄。用“散漫”一词来形容日本大学生的学习风气，丝毫也不过分。

日本的大学运作方式与我们的大学截然不同。一是日本大学的教师全都坐班，但是除了上课和有会议之外，上班的时间有很大的

弹性。二是我国各大学的学生几乎全部住校，日本大学却不给任何一个大学生提供住宿。名工大每年招收1,200名学生，这些学生来自全国1都（东京都）、2府（大阪府、京都府）、43县（爱知、岐阜、三重县等），但是以名古屋市及周边各县的学生为主。学生们全部走读，只在有课和有集体活动的时候才来学校。由于交通方便，而且大部分学生自己有车，所以名古屋及其周边的学生都住家里，家乡远离名古屋市的学生就在附近租房住“下宿”。正因如此，学生们的自由度很大，有课时就来学校上课，没课或下课时就去玩儿或者去打工赚钱。

刚到名工大，出于对导师的礼貌和尊重，我听了几次大野先生和田村先生的课。日本大学的课堂授课，也像我在国内读大学的时候一样，每次课90分钟。当我第一次去上课，提前几分钟坐在教室后边之后，真想不到日本的大学课堂居然是这般样子：上课的时间到了，先生走上讲台准时开始讲课，但教室里却稀稀拉拉仅仅坐了一半儿多一点儿的人。紧接着，一会儿从教室后门悄悄

地溜进一个，再悄悄地溜进一个，一直到上课十几分钟以后，人大约到了八、九成的样子。到这时，来的就来了，不来的就不会来了。更令人吃惊的是，这时教室里竟会响起此起彼伏的鼾声——有的人趴在桌子上进入了梦乡！讲课的先生依然按部就班地讲课，仿佛根本看不到那些酣然入梦或沉湎于卡通画册的学生们。

在日本，大学生留级已经成了一个社会问题。当时，名工大各学科的留级率平均在20%左右，个别学科有的班级竟然高达38%。

这种现象令人吃惊，也令人难以理解。日本是一个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的国家，许多产业特别是制造业都处于国际一流水平。日本的企业员工、公司职员恪尽职守、勤奋工作、顽强拼搏的精神也是世人皆知、有目共睹的。为什么在为社会培养后备人才的大学教育却是如此一般情景呢？

有一次我与田村先生一起出差，路上谈起了日本大学教育的问题。当我直截了当地问他日本的大学生为什么不认真刻苦地学习时，他的回答是我万万想不到的。

他略微有点儿不好意思地说：“不用说他们，就是我们上大学的时候也是这个样子。”

我不禁愕然！

他继续说：“日本社会是一个激烈竞争的社会。一个人从上小学开始，不，应该说从上幼稚园开始，就被卷入了激烈的、严酷的竞争之中。

为了考入一所好中学，小学时代就要倍加努力；为了考入一所好高中，中学生们刻苦学习、各不相让；为了考入一所好大学，特别是国立名牌大学，高中生们奋力拼搏、顽强竞争。日本有一个形容升学考试的流行词汇，叫‘受验战争’，足以表达出日本升学考试竞争之激烈。

学生们大学毕业以后，无论是进公司还是考公务员，都要融入激烈竞争的社会拼搏一辈子，如同脖子上被套上了一条无形的枷锁。所以，只有上大学的这几年才是一生中最轻松、最快活的时光。而且，进了大学，特别是进了名牌大学之后，就业就有了保障，所以大学生们就乘这几年的机会拼命地去打工赚钱、拼命地去玩儿。”

原来如此！

这种状态的形成并非自今日始，并且早已变成了日本带有普遍性的社会问题。从另一个角度看，这种做法也可能有对学生有利的一面。大学生们在大学学习的同时，较早地融入了社会，参加社会实践活动，锻炼了分析问题、处理问题的能力，加上涉猎广泛，所以一般适应能力都比较强，这不会也是素质教育的一种形式吧？

日本近年来流行一个新词汇叫“新人类”，还有一个新词汇叫“新新人类”，一般指现在20～30岁的年轻人。他（她）们为人处世的态度和独有的价值观引起了社会各方面的议论，他（她）们没有经历过艰苦、饥饿和劳累，终日见到的是兴旺发达和物质极大丰富的象征——摩天大楼、超级市场、现代化工厂、酒吧、汽车、餐馆⋯⋯他（她）们生长在日本经济高速发展的时代，和平的社会环境和富裕的物质生活使他们缺乏中、老年人曾经有过的抱负和气概，缺乏自我控制能力和对逆境的适应性。他们判断事物不是以好坏、善恶、合理不合理为标准，而是以对自己“乐不乐”、“美不美”为前提。

“新人类”、“新新人类”强调个人的自主性，不愿凡事听命于他人，也没有中、老年人对团体所具有的那种忠诚心和归属意识。在日本的大学生中间，“新人类”、“新新人类”的特征在他们身上程度不同地有所表现，真正可以称为“新人类”、“新新人类”的也不乏其人。当然，到目前为止，由于日本经济已经经历了20多年的不景气，日本国民的生活也不再那么优裕，对这些“新人类”、“新新人类”而言，也不失为是一种告诫。

田村研究室里的六位大学生，由于田村先生治学严谨，对学生要求严格，还算比较规矩，至于学习成绩就因人而异了。经过一段时间的交往，我和他们彼此熟悉了，知道他们都是正派、诚实的青年。虽然他们各自家庭背景不同、性格各异、学习成绩也良莠不齐，但他们和我相处得都还算融洽。特别是高桥政克，在日语学习和生活上都给了我很大帮助。

二

在日本的大学里普遍实行一种tutor制度。为了加强与外国留

学生的交流、帮助外国留学生提高日语水平并帮助他们解决一些学习或生活上的问题，校方给留学生每人指派一名tutor。tutor的原意是“私人教师”，这里所取的意思应该是“帮忙的人”,于是高桥政克就成了我的tutor。

高桥的家住在离名古屋市较远的岐阜县农村。大概是由于经济方面的原因，他没有在名古屋租房住“下宿”，而是在上学时乘JR电气化列车往返于名古屋和岐阜之间。好在日本的交通非常便利，列车也非常准时，对学生还有打折的“学生定期券”，所以即使是每天往返对年轻人来说也没有太大的困难。

在六名大学生中，他是最勤奋也是成绩最优秀的一个。每逢到了研究室开学术讨论会的日子，他总是事先准备好读书笔记和发言提纲，从来不像其他学生那样临时抱佛脚，他的发言常常得到田村先生的赞扬。

每次讨论会结束后，高桥都留在研究室辅导我一个小时的日语。说起来，我的日语水平还算可以。听、读、说、写，表达自己的意见，一般的交流没感到有太

太大的困难。但是，在国内学到的那种教条式的、死板的语言和活生生的语言相比，差距还是蛮大的。能跟高桥君多学一些地地道道的日语，对我来说是一个不可多得的机会。一开始，他准备了一本《日本地理》，给我介绍日本的地理知识，使我对日本列岛的地形与气候、人口与资源、交通与通讯、工业与农业、商业与贸易、行政与区划以及著名的旅游胜地等有了概括的了解。学习了《日本地理》之后，我们又学习了《日本历史》。后来，在我的建议下，他每次都拿来当天的报纸，我们挑一些共同感兴趣的新闻，边读边聊，既了解了新闻时事，又提高了日语水平。

不仅如此，高桥君还经常陪我到图书馆查阅资料。有时，我还托他到市里的书店去买我需要的书。虽然在日本电话订书也很方便，但是毕竟在书店直接购买选择的余地要大一些，时间也快一些。现在我手头几本不太好买的日文书，都是他跑了几个书店才帮我买到的。

除了高桥君，还有一位和我接触较多的是平松君。平松君个子不高，虽然说不上邋遢，但是也给

给人一种不修边幅的印象。他的家乡在距离名古屋市大约有两个小时车程的丰桥市。他的父亲和叔父在丰桥市有两座小规模的工厂，生产各种包装纸箱和周转货物用的木制托盘，家族堪称为典型的中产阶级家庭。平松君平常不回丰桥的老家，自己在名古屋租了房子住。他是痴迷的“爱车族”，除了有一辆卧车之外，还备有一辆越野Jeep和一辆400ml排量的摩托车。他是六名大学生里边家庭条件最富裕的一个，但是他在经济上也不完全依靠家里。他的学费、房租和生活费有一部分是靠他自己打工赚来的。

平松君父辈的工厂属于纯粹的家族企业，规模不大，在日本被称为“零细企业”。到了日本以后，我已经陆续参观了几家大型企业，例如新日铁名古屋制铁所、三菱自动车名古屋工厂等，但对“零细企业”却没有机会涉足，于是就产生了到平松家的工厂去看一看的念头。

借一次回家的机会，平松君向他父亲提起了这件事。他父亲爽快地答应了我的要求。田村先生决定研究室的全体师生一同前往平松君家的工厂。

驱车约两个小时，我们一行八人来到了位于丰桥市的平松纸业株

式会社和平松工业株式会社。这时，平松君的父亲和叔父已经等在公司门口迎候我们了。平松君的父亲是会社的代表取缔役（董事长），同时兼任丰桥储木检量株式会社的代表取缔役和丰桥木材协同组合的理事长。他的叔父是会社的常务取缔役（常务董事）。公司和其下属的包装箱厂设在一处，这个包装箱厂大约有100左右名员工。

在公司的会客室，大家正式见了面。由于考虑到我们从名古屋出发到丰桥走了两个小时，主人特意为我们准备了茶点，是三明治、咖啡和茶水。当一杯热气腾腾的茶端到我的面前，一股沁人肺脾的幽香扑鼻而来——是中国人喜欢喝的茉莉花茶，日本人的细心着实令人佩服。

在师道尊严的日本社会，孩子的恩师能来家中造访，对家长来说是一件受宠若惊的事情。平松君的父亲再三向田村先生鞠躬致谢，深深感激对儿子的教诲之恩。他还向平松君的五位同窗表达谢意，感谢他们几年来对平松君的诸多关照。

然后，平松的父亲也表示了对我的欢迎：

“我代表平松家对王先生表示欢迎！由于您光临敝社参观，才给我们带来了这么多的贵客。先生在中国是管理工厂的内行，请您多多赐教。”

在朴素而实用的车间里，平松纸业株式会社的两位当家人带领我们参观了两条包装箱生产线。平松的叔父单独陪在我身边，以便随时给我介绍情况、解答问题。

生产车间的外表看起来近乎简陋，但车间内部生产现场的整洁和流水线的自动化程度却着实令人吃惊。现场里生产线布置得合理有序，物品流转快速通畅，给人的第一印象是5S管理落实得很到位。

生产线上正在生产的是五十铃摩托车的包装箱。生产工序从裁断、压瓦楞、涂胶、粘合、烘干、成型、彩印、捆包全部在自动流水线上连续完成。整条生产线上只有三个人在操作：一个是在生产线入口用叉车供应原材料的操作工，一个是在生产线出口进行检验和捆包的操作工，一个是在生产线中央操作、控制电子计算机的人员。平松君的叔父对我讲这条生产线具有较大的柔

性，能快速适应市场上不同需求的订货，效率也很高。

到过日本企业的人们大多会留下这样的印象：无论是实力超群、驰名天下的超大型企业还是名不见经传的“零细企业”，都不追求厂房建筑的豪华气派，而是追求厂房的实用功能和设备的先进性。日本工厂的厂房通常采用可以拆装的钢架结构，然后在轻型围护墙的外侧，挂一层既防水又起保护作用的石棉瓦。这样既能在满足实用功能的前提下节约建设资金，又能在扩大生产规模时十分方便地增加厂房面积。虽然从外表上看起来近乎简陋，但是当你走进厂房之后，就会为里边先进的设备、高度自动化的流水线、分布在各处的机器人和机械手而赞叹不已了。日本工厂的管理者讲究实用，不干那些“金玉其表，败絮其中”的事情，就连小小的平松纸业也不例外。

参观结束之后，平松君的父辈们恳切地请田村先生和大家给公司提出改善意见。大家从不同的角度谈了自己的看法和改善意见供公司参考。

因为返回名古屋还有两个小时的路程，我们谢绝了主人的再三挽

留离开了丰桥市。路上，当田村先生问正在驾车的平松君毕业之后有没有回家经营平松纸业的想法时，平松君回答说：

“如果有可能，还是想先到大公司去工作。在那里开拓一下眼界，积累了一定经验之后，如果家里的公司需要可以再回来。”

田村先生非常赞赏他的想法。

车子驶入名古屋市区已经是华灯初上的时分了。市区的条条街道灯火通明，座座高楼大厦被彩灯映衬得如同水晶宫般模样，巍峨的名古屋城在夜色中显得愈加沉稳，高耸的名古屋电视塔像一把利剑直刺苍穹，闪烁变幻、流光溢彩的霓虹灯令人眼花缭乱，滚滚车流中一辆辆汽车的尾灯汇集成了条条流淌的红色的河⋯⋯奔波、操劳了一天的人们又开始了他们各自的夜生活。

三

在毕业前大约半年的时间里，大学生们还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要办，那就是为自己选择好职业，

安排好就业的门路。

日本的大学毕业生就业和当时我们国内大不一样（即使现在也有很大的区别）。他们从来就没有国家统一分配这一说儿，都是毕业后自谋职业。在毕业前几个月，自己要物色好想去的地方，然后到想就职的公司去接受面试、测试或考试，对方按照录用条件权衡之后即正式通知你是否被录用的消息。在这个过程中，指导教师的推荐信是至关重要的。普普通通的一张打印件，上面有导师的签字和私章，在任何公司都管用。教师的签字就有如此高的信用，足见教师的社会地位之高和日本社会尊师重教的程度。

然而，需求是双向的。走出大学校门的毕业生们希望找一份理想、稳定、高收入、有发展前途的工作，公司方面也渴求有知识、有能力、有培养前途的后备人才。在日本，用人单位也表现出很高的主动性。

离大学生们毕业大体还有半年的样子，各个研究室就开始热闹起来了。几乎每天都有人来研究室联系学生们，他们都是各公司派来招募即将毕业的大学生的。

因为名工大是日本规模最大的国立工业大学，所以来的人大多数是著名大公司——丰田、松下、索尼、日立、三菱、东芝、三洋、川崎、NEC等公司的招聘者们，而且大多数是名工大的老毕业生——即将毕业的大学生们的“先辈”。这些“先辈”来的时候都不空手，有的带一盒巧克力，有的拎一盒点心作见面礼。沾大学生们的光，我的研究室几个月没断过巧克力和日本点心。

从这里可以看出，像名工大这样的名牌国立大学的毕业生们找一份理想的工作还是比较容易的。这就是日本的高中生们拼死拼活想考入一所名牌国立大学的原因所在。

经过反复权衡，田村研究室的六位大学生都确定了自己想就职的公司。高桥君选择了凸版印刷——日本印刷业首屈一指的企业，平松君选择的是松下电气，平田君选择的是三洋电机，清水君选择的是NEC,加藤君选择的是日立制作所，野口君选择的是索尼公司。

每当到了某个人去公司面试的日子，他们都一改平常的随意，脱下休闲装，换上笔挺的西服，一

幅严肃、认真的样子，踌躇满志地去迎接决定一生命运的考验。

即使是在面临毕业论文答辩和选择就职那段紧张的日子里，大学生们依然都很潇洒。他们在日本国内搞了一次“卒业旅行”后，又用一周的时间去美国“潇洒走了一回”。至今，我还保存着他们在美国旅行时的合影。

每当六位大学生出行之前，他们都礼貌地邀请我与他们同行。但是，有时是因为时间不凑巧，有时是因为去第三国签证手续非常麻烦，所以我每次都婉言谢绝了。

第六章

丰田行

一

出国之前，由于长期从事企业管理工作，我对世界著名的丰田生产方式已经有了基本的了解。对驰骋天下的汽车巨人——丰田汽车公司也有了比较深刻的印象。

我这次赴日留学，由国家教委和日本文部省共同确定的研究课题是“日本生产管理的现状及其存在问题”。由于丰田生产方式由日本丰田汽车公司首创，是在具有日本风土特色的环境中诞生、发展、成熟起来的，又由于它是世界著名的、超常规的、具有革命性的生产方式，所以研究日本生产管理理所当然要首先深入地研究它。为了更深入地研究它，研究、了解它诞生的企业——丰田汽车公司就非常必要了。

“车到山前必有路，有路必有丰田车”，这段世人皆知的广告

词，将丰田公司的品牌传播到了世界的五洲四海，同时也向世人炫耀着丰田汽车公司驰骋天下的强劲实力。

汽车这部改变世界的机器，萌芽于欧洲，开花于美国，结果在日本。汽车工业的历史，几乎与20世纪重合。1896年美国的杜里埃兄弟制造并在市场上销售了13辆以汽油为燃料的汽车，被看作是世界汽车工业的起点。很快，汽车就成为时尚的宠儿，汽车制造业也步入了发展的快车道。1901年，美国的奥尔兹汽车工厂生产了425辆奥尔兹莫比尔汽车。《坐进我那欢快的奥尔兹莫比尔》成了美国当时风靡一时的流行歌曲。1908年，美国就有了485家汽车制造商，大都集中于底特律。1913年，福特汽车公司实现了汽车的流水线生产。事实证明，世界汽车工业的发祥地在美国，美国是世界汽车工业的鼻祖。

而作为日本汽车工业的开拓者，丰田汽车公司的创始人丰田喜一郎1930年才开始研制第一台小型汽油发动机，1933年才在丰田自动织机制作所成立了汽车

部，1936年丰田AA型汽车才面世，直至1937年才正式成立了丰田自动车工业公司。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1940年，虽然丰田公司的汽车年产量达到了15万辆，但是到了日本战败的1945年，汽车年产量却下降到了区区3万辆。

起步晚了整整40年，公司又处在资源匮乏的日本，丰田汽车公司何以能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立足并得以长足发展？何以能够与具有百年历史的世界汽车巨人——美国福特汽车公司、通用汽车公司分庭抗礼、并驾齐驱，直至将其超越？何以能够以价格低廉、安全节能、绿色环保的优势在全球获得至高的商誉？这就是全世界经济学家、企业家们纷纷热衷探索的丰田王国之谜。

在名工大留学期间，由于丰田汽车公司所在的丰田市就处在名古屋市的近郊，是名古屋市的卫星城，再有就是丰田汽车公司与名工大有着天然的渊源和密切的联系，我曾先后四次访问、参观了丰田汽车公司。

二

1991年9月，难熬的盛夏的酷热已渐渐隐去，随之而来的是天高云淡、金风送爽的秋日。就在这时，“全日本留学生论坛”在位于日本中部的名古屋召开了。

日本官方为了加快日本的“国际化”进程，拓展日本在国际社会的影响，也为了吸引世界各国的人才，举办了这次“全日本留学生论坛”，正在日本各地学习的各国留学生云集名古屋参加了这次会议。日本包括名古屋地区的各大媒体都对这次会议进行了跟踪报道。在NHK的新闻播报中，我聚精会神听会的特写镜头出现在了画面上。

论坛的日程总共安排了三天，而第二天一整天安排的是参观丰田汽车公司。

翌日早晨8点，丰田汽车公司专程来接名工大留学生的“观光巴士”准时开进了名工大校园。大家登车之后，驱车名古屋的另一所著名高等学府——名古屋大学，与等在那里的来自日本各地的留学生汇合之后再去丰田汽车公司。

意外重逢！在名古屋大学有名的标志性建筑物——丰田讲堂外的广场上，我见到了来自东京的几位老朋友。张夫也来了，和他一块儿来的还有与他同在东京艺术大学留学的周长积。尤其令人惊喜的是，我还碰到了1988年与我同在河北省科委科技干部局参加日语培训的同学张召堂。

张夫也，中央工艺美术学院西洋美术史专家，自幼从师国画大师白雪石先生，擅长国画和油画，创作颇丰。他是我在大连外国语学院出国人员培训部学习时的同学、室友。1990年10月赴东京艺术大学研究东洋美术史，在东京已经举办了两次个人画展。周长积在大连外院是我的同桌加室友，他是山东建筑工程学院室内装饰专业的专家，也是我国室内装饰专业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在留学期间，也在东京举办了两次个人画展。张召堂是我的河北老乡，是河北省沧州市第二运输公司的一名工程师。1988年在河北省科委科技干部局出国留学人员日语培训班学习时，他的日语水平是出类拔萃的。这是一个活跃人物，典型的乐天派，有类似潘长江一样的幽默。他无

论走到哪里，哪里就是笑声一片。听张夫也和周长积讲，在东京“后乐寮”这个中国留学生云集的地方，一提起这位张召堂也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他是一个时时刻刻都能给人带来欢乐的“活宝”。

在名古屋大学的丰田讲堂前，我们留下了异国重逢后的第一张合影，随后登上同一辆“观光巴士”直驱丰田市。

丰田市位于名古屋的东南近郊，平常乘地铁“鹤舞线”或名铁“丰田线”即可抵达。今天乘坐丰田汽车公司的专车取道东名高速（东京至名古屋沿东海道的

高速公路）就更加便捷了。

丰田市是名古屋的卫星城，这座小城原来的名字叫“举母镇”，后因丰田公司建在此地而得现名。除了丰田汽车公司本部之外，公司所属的本部工厂、元町工厂、上乡工厂、贞宝工厂、三好工厂、下山工厂、堤工厂、明知工厂、高冈工厂和广濑工厂都集中建在这里。另外，公司的田原工厂和衣浦工厂则建在该市附近有装船码头的地方。还有，丰田鞍之池纪念馆、丰田体育中心、日进研修中心也都建在这里。

丰田汽车公司非常注意提升企业形象、拓展企业影响。为了接待来自世界各地的客户和参观者，公司建立了专门的接待场所——丰田会馆。今天早晨去接我们的“观光巴士”和礼仪小姐，就是由丰田会馆派出的。

当天的日程是这样安排的：上午9点到10点参观丰田会馆展示大

厅，10点到中午12点参观高冈工厂汽车总装线。从下午1点开始，由丰田汽车公司生产调查部部长介绍公司概况及举世闻名的丰田生产方式，而后解答各国留学生们提出的问题。

走进宽敞、明亮、整洁的展示大厅，专门负责接待的工作人员帮助参观者们存放好各自的行包，并将印刷精美的公司简介分发给大家。

用“流光溢彩”、“琳琅满目”这样的词汇形容整个展示大厅丝毫也不过分。大厅的主要部分，陈列着丰田公司主流车型的最新产品以及最新开发出来的概念车。当时最新型的“皇冠”、“花冠”、“可乐娜”、“海拉克斯”、“凌志（后改称‘雷克萨斯’）”等引领新潮流的汽车令人目不暇接。礼仪小姐站在旋转台上，伴着悠扬、舒缓的轻音乐，给大家介绍各款汽车的性能，耐心地回答人们提出的问题。这里不得不提及的是：我所说的“礼仪小姐”与20年后在国内汽车展上看到的穿着“时髦”的“车模”绝对不是同一种风格，给人们的印象是：这些人衣着得体、仪容大方、彬彬有礼而且具有很高的专

业素养。

接下来是展示丰田汽车公司新锐技术成果的区域。这里有一辆用透明材料制作的汽车模型。这辆汽车模型的主要部分都采取了半剖的形式，使参观者对汽车的内部结构一目了然，就连发动机内部的缸套和活塞都看得一清二楚。

在这里展示的还有“道路车辆信息系统”、“车辆自动驾驶系统”、“两冲程发动机”以及电动汽车和太阳能汽车的概念车。正如丰田汽车公司所标榜的那样，他们一直在“努力制造与社会环境及自然环境相协调的汽

车”。至今我还清楚地记得，在展厅的一侧，在TOYOTA这一世人皆知的丰田汽车标志下边，有一幅醒目的标语：“制造关怀人类与地球的汽车”。品位其内涵，可谓朴实无华，并无哗众取宠之虞。

三

上午10时，我们来到了位于丰田市西南隅的高冈工厂。

高冈工厂建于1966年9月，占地面积143万平方米，拥有5，000名员工，是丰田公司拥有冲压、车体、涂装、总装、测试等全部工序的现代化汽车工厂之一。主要产品是各款乘用车，当时的主要车型是“花冠Ⅱ”、“TERCEL”、“CORSA”、“CYNOS”等。

丰田公司生产日本国产轿车，也走过了一条曲折、坎坷的道路。早在1910年，丰田公司的开山

鼻祖、靠纺织起家的丰田佐吉第一次远涉重洋来到了美国。当时，美国正处于汽车产业蓬勃兴起的时期，福特公司生产的T型车两年前就源源不断地涌现在市场上。这种情形强烈地激荡着这位创业者的心，他预言：汽车必然要成为大众的“腿”，今后的时代一定是汽车的时代！

“我用织机为国家尽了力，你一定要造出汽车为国家效力！”临终前的丰田佐吉谆谆告诫他的儿子丰田喜一郎。

丰田喜一郎秉承父志，潜心于日本国产汽车的研制。1930年3月，丰田喜一郎开始着手汽油发动机的研制、开发；1936年9月，丰田AA型轿车问世；1937年8月，自动车部从丰田自动织机制作所分离出来，正式成立了丰田自动车工业株式会社（丰田自工）。

1948年之前，丰田自工生产的汽车以卡车为主。1948年，SA型小轿车问世，人称“丰田宝贝（丰宝）”。虽然只生产了215辆，但是却享有过很高的声誉，在当时是一款名牌车。1951年10月，又生产出了SF型小轿车。当然，这两款小轿车还远远谈不上精致，因为它们是在卡车

的底盘上搭载小轿车的车厢拼凑而成的。

1951年1月，丰田的“皇冠”轿车诞生，这足以实现丰田佐吉“要引领世界潮流”和丰田喜一郎“要让优质价廉的小轿车挤进世界行列”的梦想。

1966年，在日本汽车国民化的浪潮中，丰田公司又推出了“花冠”小轿车。

丰田公司为了批量生产“花冠”车，专门建设了高冈工厂。为了“永远站在竞争最有利的位置上”，丰田公司将尚在襁褓之中的“花冠”的排气量设计为1，100ml。当过了半年之后“花冠”上市时，丰田公司在广告中大书特书“加100cc”（在主流车型排气量1,000ml的基础上增加了100ml）这一点，获得了出其不意的效果。

高冈工厂生产的“花冠”车上市之后，产量年年递增。1967年，年产量为16万辆；1968年到1972年，每年以10万辆的速度递增。高峰期是1980年，年产量达到了85.6万辆。“花冠”车进入了世界名车的行列。

四

高冈工厂的厂房与丰田公司其他工厂的厂房一样，追求的是功能性和实用性而不是表面的豪华和气派。高大的厂房外侧，清一色的石棉瓦覆盖着围护墙体，内部则是易拓展改建、可拆可卸的型钢框架结构。日本公司的钱是要用在刀刃上的，他们把资金主要集中使用在厂房内的自动设备、机器人、机械手和计算机集成制造系统上面了。

高冈工厂的生产流程和设备布局是严格按着丰田生产方式的要求设计、编排的。二者均以符合“准时生产”、适合“多品种小批量”、灵活应对市场变化调整“生产节拍”和“人员配置”、最大限度地减少零部件及产成品的持有量为原则。

如此严格的生产线布局，如此紧凑的设备布置，如此紧张的生产节拍，是绝对不允许生产活动之外的闲杂人等进入生产现场的。丰田公司为了接待外来参观的人员，特地在生产线的上方沿着生产流程修建了一条“参观走廊”。来厂参观的人们沿着“参观走廊”可以看到一辆辆汽车从

冲压、焊接、涂装、总装、检测直至下线的全过程。走廊上每隔一段距离就有一个专门设置的麦克风插孔，负责接待的讲解小姐每到一个有插孔的地方就插上麦克风，便可以给来访者讲解生产过程并回答人们提出的问题了。

进入总装线的入口，就会看到在这里停放着两辆轻型卡车。按着“准时生产”的要求，这是从下山工厂和上乡工厂运来的汽车发动机。一辆装载着发动机的轻型卡车以10分钟或12分钟的间隔频繁地来到这里。因为送货如此频繁，所以发动机的存放处几乎没有库存。在轻型卡车的紧后边就是发动机准备工序，作业人员们在这里把变速器和加速器等总成装配到汽车底盘上。

顺着“参观走廊”，接下来就是汽车总装线了。总装线占的空间很大，大约长500m，宽500m。大体的装配顺序是：最开始在底盘上安装加速踏板、散热器，然后安装车棚、机罩、风挡玻璃，进行电气布线，下一步安装油箱、发动机和轮胎。安装发动机时，汽车被吊上去从下边安装，最后安装方向盘、风挡雨刮

器。至此，一辆汽车的装配就完成了。

高冈工厂的总装线上布置了多种由计算机控制的机器人、机械手、自动机械和无人搬运装置。一些劳动强度大、危险性强或者操作环境差的作业，都由这些先进的装置代替人工操作。从“参观走廊”上可以看到，冲压后的汽车覆盖件搭载在无人搬运车上，焊接机器人按预先设置的程序完成车体的焊接，涂装作业按规定的颜色进行，机械手往车体内安装座椅等等。据公司的人介绍，日本是世界上使用机器人最多的国家，而汽车制造业则是使用机器人比较集中的行业。丰田公司为了满足生产的需要，已经设立了自己的机器人研发机构。

在参观的过程中，我们发现在紧张有序的总装线上流动的并不是同一种车型和同一种规格的汽车，而是不同车型、不同规格、不同颜色的汽车交替组装。当一位留学生询问其原因时，大家才恍然大悟。原来丰田公司是根据市场上客户们每月、每天乃至每小时的订货来组织生产的。为了满足客户们的个性化需求，为了最大限度地缩短客户从订货到提车的周期，丰田公司采用了“多

品种小批量”的生产方式，把生产线创造成了“混流生产线”。根据客户对汽车的性能、颜色、内装修、任选部件的不同需求，即使是同一品牌的汽车，其种类就会达到上百种。面对市场上各种各样、瞬息万变的需求，丰田公司建立了灵活、快速的应对机制。

为了应对市场的变化，有序地管理如此复杂的生产系统，丰田汽车公司把计算机集成制造技术（CIM）广泛地应用到了生产过程之中。

汽车的装配线由焊接工序、涂装工序、装配工序和检验工序组成。为了控制生产的有序进行，丰田公司采用了分层次的自律集中分散控制系统（ALC）。在这个系统中，公司本部设置的计算机主机，与各工厂设置的微型计算机用高速数字回路相连；各工厂的微型计算机再与分别设置在焊接工序、涂装工序以及装配工序的工作站用光缆相连；各工序的工作站通过设置在现场的可编程序控制器（PC）与现场的读卡机、打印机、机器人、自动机械相连。这样，各种各样的生产指令就通过相应的手段传递给现场的作业人员和自动设备了。这

种计算机集成制造系统的开发和应用，使丰田公司的生产实现了革命性的飞跃。

在高冈工厂总装线的出口，高高地悬挂着这样一幅标语：“带着顾客第一主义的理念奋力拼搏！”丰田人遵循着这种执着的拼搏精神，把一辆辆汽车交给顾客、交给市场。我们看到在总装线的出口，一辆辆经过检验的新车装上托架车，被送往遍布全国各地的销售店或在名古屋港装船运往海外。在丰田公司，产品是零库存。不仅如此，丰田公司的各工厂都没有原材料、零部件、半成品、产成品的仓库。他们依靠自己独创的“准时生产”方式，实现了只在“必需的时候”，仅按“必需的数量”，生产市场“所必需的产品”。

五

中午时分，留学生们结束了在高冈工厂的参观，用过公司给准备的“便当”之后，在丰田会馆的会议厅参加公司专门举行的报告会。

丰田会馆的会议厅颇具国际化氛围，大厅两侧的墙上挂满了留学

生们所在国的国旗。我和张夫也、周长积、张召堂坐在一起，一边等开会一边谈论着参观后的感想。就在会议即将开始的时候，一位外国的留学生站了起来，向会议主持人郑重提出会场上未悬挂自己祖国的国旗。会议主持人马上让工作人员去取该国的国旗，由于已经来不及悬挂在墙上，所以取来了一面带旗杆的大旗插在了主席台侧面的旗座上并再三向这位留学生致歉。虽然我忘记了这位深深热爱自己的祖国、处处维护自己祖国尊严的留学生是哪国人，但是他的爱国之举却至今还深深地铭刻在我的记忆里。

会上，丰田公司生产调查部的部长给我们介绍了丰田公司的概况、丰田公司的创业史、丰田公司的现状以及发展前景，同时还介绍了丰田公司成功的秘诀：超常规的、具有革命性的丰田生产方式。

丰田生产方式是世界著名的先进生产管理方式之一。它诞生于丰田汽车公司风雨飘摇的艰难岁月，扎根于市场经济的土壤里，成长于激烈竞争的风浪中，历经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完善，已经形成了集企业管理、技术创新与信息革命为一体的完整的、系统性的、具有革命性的管理体系。正是采用了这一生产方式，丰田公司才顺利地度过了世界第一次石油危机；正是采用了这一生产方式，丰田公司才能雄踞于世界汽车行业而长期立于不败之地。正因我在日本留学期间系统地学习、研究了这一先进的管理方式，回国后我才能在最适当的时候，也就是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之前翻译出版了60万字的《新丰田生产方式》一书，第一次将这一先进的管理方式完整地、系统地介绍到了国内，掀起了又一轮各行各业学习、引进丰田生产方式的新高潮。至今，《新丰田生产方式》一书已经出版了4版，并在市场上畅销16年之久，我本人也成了这一领域的专家。

张召堂毕业于西安公路学院汽车专业，是汽车制造方面的专家；吴迪是长春汽车专科学校的讲师，是汽车制造行业企业管理

方面的专家。归途中，我们谈及我国汽车工业的现状，回忆了今天在丰田公司的所见所闻，都有说不尽的感慨。

一位伟人告诉我们：“我们要吸收人类的一切文明成果。”大家都深深地感觉到我们的汽车工业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也深深体会到作为公派出国留学人员学有所成、报效祖国、振兴中华的使命感。

车返名古屋，已经是暮色苍茫、华灯初上的时分了。东京来的朋友同我一起回到名工大国际交流会馆，久别重逢，大家又要畅叙别情，“欢乐共今宵”了。

第七章

打工的日子

一

大凡到过日本的求学者，可能都有过打工的经历。

日本是一个经济高度发达的国家，在上世纪90年代初经济泡沫尚未破灭的时期，各个产业都呈现着表面上空前的“繁荣”。就社会人力资源而言，日本仅仅有一亿两千万人口，并且人口“老龄化”问题早已成为一大社会问题，所以劳动力紧缺、“人手不足”的问题到处呈现出来。但是，日本政府当局鉴于本国国土狭窄、资源匮乏，在移民问题上实施了非常严格的限制政策。他们不仅在“帰化”（入籍）问题上有严格的法律限制，而且还拒绝来自外部的“劳务输入”。为了解决劳动力不足的问题，以“接纳研修”为名，行“输入劳务”之实者比比皆是。私自雇用没有合法“在留资格”的“黑户口

者”也不是什么鲜为人知的新闻。对此，隶属于日本法务省的各地“入国管理局”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捂着耳朵偷铃铛”。在报刊杂志上，招募打工者的广告铺天盖地，各地区、各城市都有专门登载求人广告的周刊，而且还有许多为招聘、求职服务的中介机构。

在庞大的打工者群体中，一部分是没有固定职业，每天拿出部分时间打工的日本人；一部分是日本的大学生、短大生、专门学校的学生和一些高中生；一部分是来自外国的留学生、就学生；还有一部分是专门来淘金，通过各种渠道甚至是偷渡来日本赚钱的人们。

一提起在国外打工，人们首先想到的就是刷盘子。确实如此，在日本有过打工经历的人没有刷过盘子的确实稀罕少见。而且，人们的打工生涯十有八九是从刷盘子开始的，所以“刷盘子”成了在国外打工的代名词就不足为奇了。

其实，在日本由于“人手不足”需要雇用打工者的涉及到各行各业。工厂雇用打工者补充到流水线上替代正式员工，公司雇用打工者从事临时性、辅助性的

的工作，到城市郊区的农户、果园农忙时雇用短工干农活儿⋯⋯但是，更需要打工者的是属于第三产业的餐饮业、服务业以及苦、脏、累、险的行当。诸如，到餐馆洗碗、端盘子、送外卖，到家政公司搬家、保洁、修草坪，挨门挨户发广告、送报纸，在旅馆当清洁工，在“斯纳库（スナック　snack）”做陪酒女等等，七行八作、无其不有。虽然按着自身技能和日语水平的高低，有的人能找到好一点儿的活儿，但是对于一般的外国人来讲，大多数干的是日本人特别是日本年轻人所不愿意干的3K（苦、脏、险三个日语词汇的罗马字拼音字头都是K）工作。

“刷盘子”之所以成为外国打工者的首选或必修课，一是日本的餐馆到处都是，刷盘子的人需求量大；二是刷盘子只需埋头苦干即可胜任，是份“不用说话”的工作；三是在餐馆打工好赖都会管一、两顿饭，免得为吃饭问题而奔波。所以，对刚刚走出国门、初涉日本社会，特别是语言不通或只懂得一点儿日语的人来说，打工往往是从刷盘子开始。先干着刷盘子的活儿，“骑着马找马”，有了好的去处就“另谋高就”也不失为经验之谈。

在日本城镇的大街小巷，风格各异、风味不同、档次不一的大小餐馆星罗棋布、举步可寻。西洋风格的酒吧、咖啡屋、西餐馆，日本风格的吃茶店、居酒屋，中华料理店、韩国料理店应有尽有。穷人可以在路边狭小的拉面馆花500日元吃一碗面条儿，有钱人可以去富丽堂皇的西餐馆饱餐一顿法兰西大餐，当然有的人还可以到一些高档日式餐厅去享受用美女裸体做“餐桌”的“女体盛”⋯⋯

餐馆和酒吧是日本上班族的命根子。在日本这个竞争无处不在的高压社会，忙碌了一天的人们需要一个放松和发泄的场所，在那里用酒精洗刷掉一天的疲惫，麻醉一下绷紧了一天的神经。另外，许多日本人都住在拥挤不堪的居所里，所以下班后宁愿在家之外的地方消磨时光也不愿意早早回到“鸽子笼”、“兔子窝”里。还有，按时早早回家的日本男人往往被妻子、家人和邻居瞧不起，会认为这个人在公司是个“没用的人”或者是人际关系不好的人。晚上泡酒馆儿，把时间消磨在餐桌上，是大多数日本工薪族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

分。夜深人静的时候，在日本城市的大街小巷里碰到衣冠不整、东倒西歪的醉汉绝不是什么稀奇的事儿。

和日本人的夜生活同步，每当夜幕降临的时候，大大小小的餐馆开始营业了。各种身份的食客走马灯似的这拨儿来了那拨儿走，一直到夜半时分才稍稍消停下来。所以，刷盘子的人们一般从傍晚六点钟开始干活儿，一直要忙碌到后半夜一、两点钟。

刷盘子的“时给”（小时工资）不高，在名古屋一般为700到900日元不等，少数的高档餐馆也能给到1，000日元。但是，这几百日元的工钱绝不是轻而易举能拿到手的。日本人吃饭特别讲究，几个人在一块儿吃饭，所点的饭菜每人单独上一份，一顿饭下来，杯盘碗盏一摞又一摞，足够你忙活一大阵子的。这一摞还没有洗完，那一摞又端进来了，很难有喘口气儿的功夫。我的一位朋友是北京某大学的副教授，来名工大做了半年的访问学者。他不大懂日语，但是能用流利的英语与人交流，然而在日本参加一般的下层社会活动就有困难了。他的年龄已过知天命之年，由于语言不通，让我托人找

了一个台湾人开的中国餐馆打工。他干的活儿不是“刷盘子”而是“刷大勺”——把厨师们炒完菜的大勺刷干净。炒一个菜就得刷一次，七、八个厨师的大勺都归他一个人刷。三、四斤重的大勺一抡就是七、八个小时，一个班儿下来累得头昏眼花。葛优在一部电影里有一句台词，说“在国外刷盘子的人刷得见了圆的东西就想刷”，调侃之中也透着实情。长时间站在洗碗池边干活儿，干着干着动作就成了无意识的机械性动作了。这时递给他一张光盘，他也会洗干净摞在盘子上。

刷盘子要过的头一关就是练站功。留学生们白天要学习、上课，晚上再刷七、八个小时的盘子，初涉此行当的人两、三个小时下来就腰酸腿疼、头昏眼花了。这时最大的奢求就是让屁股沾一下凳子，或者是找个地方稍微靠一会儿，但是这是万万不行的。一摞一摞的盘子接连不断地从店堂撤下来，稍微松懈一会儿洗碗台上就堆不下了，而且严格的店规也不允许你坐一坐、靠一靠。即使店里的客人少了，份内没活儿的人也得擦擦这儿、弄弄那儿地找点儿事儿干。实在没事儿可干时，也要站有站相，绝对

不可随便。所以，只有一个字——“熬”！七、八个小时熬下来，腿也麻木了、手也泡“胖”了。一些在国内从小就娇生惯养的少男少女们可是真正深深地领悟到什么叫“挣血汗钱”了。

国内的人们只看到回国的留学生们身着高档洋装，钱袋子鼓鼓的风光劲儿，只有他（她）们自己才知道这风光内里包含着多少苦涩！

二

我似乎有些例外，虽然我后来也刷过盘子，但是我的打工生活却不是从刷盘子开始的。

出国在外的人都有一种体验：刚到国外的个把月当中，看到什么都觉得新鲜。加上刚到的时候学习、生活方面需要干的事情千头万绪，根本顾不上想家。然而，等新鲜劲儿一过一切都觉得习以为常的时候，一闲下来时就寂寞缠身了。白天是从公寓到研究室再到图书馆的三点一线式的学习模式，好在还有先生和学生们可以交流，一到晚上就只能窝居斗室或看书或看电视来消磨时光

了。一天晚上，在机械工学专攻读博士的金平来房间找我，说有一个在日本最大的百货店“松坂屋”布置展览的打工活儿，问我想不想去干。金平原来也是国家公派的留学生，后来转为自费在名工大读博士，当时住在国际交流会馆家族栋C101室。他是一个为人正派、治学严谨的青年，曾担任过名古屋地区中国留学生会的会长，我到名工大之后和他交往是最早的。

听了他的话之后，我想与其每天晚上在屋里闷着，哪如出去干点儿活儿，既可消除寂寞、又有钱可赚，还可以借此机会学习活生生的日语，何乐而不为？于是，便一口应承下来。

在名古屋的市中心，有一处名叫“荣（さかえ）”的商业区，还真是“名副其实”，这一带高

楼林立、鳞次栉比，处处人流如织、热闹繁华。大街的中央是街心公园，公园里清泉喷涌、绿荫葱茏、鲜花争奇斗艳。坐落在附近的名古屋电视塔高耸入云，俯瞰着这片繁华的街区和滚滚的人流。入夜，这里灯火辉煌、明亮如昼，闪烁迷离的霓虹灯和电视塔上的激光束交相辉映，勾勒出一幅如画的夜景。

在离这条商业街入口处不远的地方，矗立着一旧一新两座庞大的建筑物。这就是全日本规模首屈一指的百货商店——“松坂屋”。老的一栋是“松坂屋”的旧馆，新的一栋是后来扩建的新馆。无论是旧馆还是新馆，全都布置得富丽堂皇，供人们选购的商品琳琅满目、应有尽有，令人目不暇接。

顺便说一句，日本的商店大到“松坂屋”这样的巨型商场，小到家庭开的夫妻店；无论是家用电器专卖店，还是出售小商品的杂货铺，都是开架售货，商品任顾客随意挑选。当时，我们国内还没有超级市场，初到日本看到这种售货方式，感到非常方便。这种售货方式不仅节省了大量人力，也大大刺激了人们的购

购买欲。在日本，顾客和店员隔着柜台你卖我买的商店十分罕见。我只在名古屋一个名叫“Watch Man”的商店里买手表和首饰的时候见过这样的情景。

“松坂屋”离我居住的名工大国际交流会馆所在地——千种区花田町不远，骑自行车也就是十几分钟的样子。在“松坂屋”旧馆的西门，我们与一块儿干活儿的几个中国留学生聚齐了。这一拨儿有六、七个人，除了两个人是名古屋大学的留学生之外，其余全是名工大的留学生。

第一天的活儿是布置展销会场。“松坂屋”的经营者为了招徕顾客，专门在旧馆的7F设置了一个面积达数千平方米的大展销厅。每周在这里举办一次展销会，展示上市的新产品、时令商品或举行专项商品的促销活动，所以每周需要布一次展，撤一次展。整个7F的布展和撤展都承包给许多广告公司、装饰装潢公司和展览公司。我们这拨儿人受雇于一个规模不大的展览公司，活计是按设计图纸的要求，布置陈列台、悬挂广告旗、张贴宣传画。这种活儿用不着什么专门技术，只要能看懂图纸就足够了。

活儿不累，报酬不低，每次大体需要干两个小时左右，有的时候长点儿，有的时候短点儿。不论时间长短，按次付钱。每次6，000日元，活儿干完当场兑现。这个活儿在打工活儿里算相当好的了，所以我一直坚持每周干两次，一直到回国为止。

除了布置商品展览之外，有时我们还帮忙布置一些“插花”展览和名画展览。日本人做生意门槛精得很，能想到的办法无所不用其极。一般的广告手段和促销办法用完之后，“松坂屋”又想起了定期举办“插花”展览和世界名画展览，借此来招徕顾客。

“插花”是日本一项非常普及的民间艺术活动。日本的家庭主妇在相夫教子、操持家务之余，热衷于这种活动的人不在少数。“插花”艺术有着丰富的文化内涵，既能美化生活，又能陶冶情操，还能提高文化素养。

据说“插花”源于佛教的鲜花供品并于15世纪发展成一种多种风格和流派的艺术形式。在日本30多个风格各异的“插花”流派当中，最流行的当数“草月

流”和“小原流”。“松坂屋”的经营者们抓住家庭购物的主体——家庭主妇们的心理，定期举办“插花”活动并展览数日，为的是让参加“插花”活动的家庭主妇们有机会施展自己的才艺，好时常光临本店。这样，既联络了感情，又提高了商家的知名度。在展览期间，参观“插花”展览的主妇们一般也不会空手而归，顺便购物消费的大有人在，这就是商家的高明之处。

举办名画展览吸引的则是更高层次的消费群体。为了招徕上流社会和有较高文化品位的人们来店，他们不惜重金，从意大利、法国、希腊等地租赁世界名画供人们免费观赏。这无疑也是一种无形的高品位的广告形式。

在布置“插花”展览和名画展览时，正经事儿我们这些打工仔是插不上手的。在布置“插花”展时，我们的工作是给家庭主妇们划分场地并供足“插花”所需要的清水。布置名画展时，我们的活计是组装防止观众触摸画面的不锈钢栏杆儿。不过，干这种活儿也有近水楼台先得月、先睹为快的好处。虽然我们不是艺术家，但是欣赏了这些世界名画之后，也体会出了些许艺术品位，

从中也接触到了难得一见的异国文化。

三

大约是初夏时节，秦晓平联系了一家名为“稻万食品株式会社”的公司，说好我们每周的双休日到那里去干活儿。

这是一个生产各种腌制咸菜的小公司，日本人把腌制的咸菜叫做“渍物”。“稻万”公司位于昭和区御器所町三丁目，骑自行车穿小巷只有十来分钟的路。这里的“时给”是800日元，有工作服，中午管一顿饭。待遇属于一般档次，但活儿比较轻松。我们只在每周的双休日接替“正社员”们干活儿。因为“渍物”是日常消费品，双休日的供应也不能断档。让“正社员”们每个双

休日都加班，就会大大超过日本劳动当局所规定的每周44小时的劳动时间。这样，一是要支付数额不小的加班工资，二是也违反日本相关的劳动法律，所以精明的老板就雇用了我们这些廉价的劳动力。

每天上班的时候，由青果市场配送过来的成箱的各种新鲜蔬菜已经整齐地摆放在工厂门口了。日本市场上出售的各种蔬菜都是经过加工处理的“净菜”，无论是白菜、萝卜还是黄瓜、胡萝卜等刚采摘下来的新鲜蔬菜，都是择洗干净后再装入衬着保鲜膜的纸箱。作为腌制咸菜的原料，也是这种质量上乘的净菜。我们上班之后，就用台车把蔬菜运到加工间，先把黄瓜、白菜再一次洗干净，把萝卜和胡萝卜削皮，再把黄瓜切成块儿、萝卜切成片、白菜切成丝儿，然后把用“稻万”特制的调味料腌制好的各种“渍物”按品种称重装入漂亮的包装盒，用塑封机封好口，贴上标签，最后装箱存入冷库冷藏起来。

“稻万”是制作“渍物”的老字号，在名古屋一带小有名气，而且产品还销售到京都、大阪等

地。

做咸菜看起来似乎简单，但是无论是选料、加工或是配制调味料、腌制时间等却都有严格的要求。日本的“渍物”特点是新鲜，必须是当天做当天吃。而且，他们的口味也比较清淡，吃起来与中国的口味大不一样。每天中午，老板的母亲——一位七十多岁的老婆婆给大家做好饭，开饭时把各种各样的“渍物”放到饭桌上给大家佐餐。我们的同胞们都说好是好，但比起北京六必居的咸菜来确实不太适合我们的口味。

领班的名字叫门间，年纪大约50来岁。由于“稻万”是家族经营的小公司，做“渍物”也不是什么高档的活儿，所以这里的员工大多是一些文化水平不高、社会地位低下的人们。门间人很朴实，干活利索，对我们也很和气。在这里打工比较自由，有事不来也不必打招呼，早来晚来也没关系。上班后的第一件事是打卡，打卡以半小时为单位，所以大家都卡着点儿进加工间。进了加工间之后，大家就三、五个人围坐在一堆儿开始削“大根（地八寸萝卜）”或“人参（胡萝卜）”。一个礼拜不见面，大家都有许多的话要说，于是就一边

干活儿，一边聊起天儿来。干活儿的时间“扯闲篇儿”，在日本的工厂是不允许的，但是门间对这种事儿却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一是我们并没有偷懒，说话并没有耽误干活儿；二是他也知道我们平时很寂寞，好不容易聚在一起拉拉嗑儿也不为过。就这样，“稻万”就成了我们周末见面的好去处。

我在日本是研究生产管理的，所以也处处留心日本企业经营的独到之处。我发现：即便是在“稻万”这样的家族经营的小公司，日本企业一些先进的经营理念和经营方法也被充分地体现出来。“仅在需要的时候，只按所需要的数量，生产供应市场所需要的产品”的“准时生产”的理念在这里也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稻万”每天按各个超市和食品店的订货，让青果市场每天早晨配送供货所需数量的新鲜蔬菜，然后按订货的品种和数量制作各种各样的“渍物”存进冷库。发货的时候，各种“渍物”全部被运走，冷库里就成了“零库存”了。这样，既保证了及时向市场供应新鲜产品，又减少了资金占用和生产过程中的浪费现象。另外，即使在这样的

小公司，诸如“整理”、“整顿”、“清扫”、“清洁”、“提高素养”等开展“5S”活动以及“安全第一”、“开展安全周间”等各种各样的“看板”和标语也是随处可见。

四

在日本打工的人所干的活计中，我们所干的活儿算是比较稳定、比较轻松的了。轻松的活儿“时给”少，收入也必然低。如果都像我们这种干法，那些就学生们就难以维持学习、生活费用，那些淘金者们就白冒一番风险，白跑一趟日本了。所以，他们不惜力气、不怕吃苦，玩儿命地干活，有的人专门去找些“时给”高的“3K”工作去干。

日本年轻人不屑一干的搬运工，就是典型的“3K”工作。我认识的一位年过不惑的留学生就在与名工大只有一街之隔的“朝日”啤酒公司名古屋工厂做了一年的搬运工。

日本有四大啤酒公司，分别生产“麒麟”、“朝日”、“札幌”、“北海道”四种品牌的啤酒。为了保证及时供应和保持啤

酒的新鲜度，四大啤酒公司在各大城市分别就地建设了啤酒厂。隔着百米大道与名工大相对的就是“朝日”啤酒公司的名古屋工厂。我在参加一次“名古屋留学生相谈所”组织的旅游和参观活动中，就参观了这座工厂并参加了招待我们的“啤酒试饮会”。

啤酒灌装之后就要马上配送到名古屋市及周边地区大大小小的超市、餐馆、酒吧和零售店。除了货车司机负责装卸、搬运之外，每辆卡车还配备一名搬运工。

司机和搬运工每两人一组，上午和下午各配送一车啤酒。可不要小看这一车啤酒，须知日本的货车大多是载重12吨的大型厢式

货车，一车能装几百箱瓶装啤酒。装车的时候还好一些，因为日本货车后部都有可以升降的平台，基本上不用人费大力气去装车，但是卸车时就要往下背了，力气大的背三箱，力气小的背两箱，腰都快被压弯了，而且还要把啤酒背到店家指定的地方。不要说气温三十七、八度的夏天，就是在冬天干这种活儿也是挥汗如雨、汗珠子摔八瓣儿，其疲惫程度是常人难以想象的。

在日本还有一种打工活儿，就是“配达”报纸，也就是为报社往各家各户送报纸。日本的家庭几乎都订阅一、两份报纸，上班族的习惯是一边吃早餐一边看报纸，或者是上班途中在电车或地铁上看。所以送报的人凌晨很早就得起床，三点左右必须赶到发行站领取自己负责分发的街区的报纸，然后拼命地蹬着自行车或骑上摩托，在早晨六点钟之前把数百份报纸送到每一家的报箱里。不管是爬坡下坎，也不管是刮风下雨，不能拖延时间，更不能漏送一户。如果万一拖延了时间或是漏送了一户，告状的电话肯定会打到报刊发行站，等着你

的轻者是一顿训斥，重者就要被“苦比（クビ，辞退）”而摔碎饭碗了。

大凡有过较长打工经历的人，都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听人说:日本建筑业的工是万万也打不得的。因为这个行当危险性太大，一旦出了意外，后果可能不堪设想。大家离乡背井、身在异邦，打工就是为了赚点儿钱扑奔个好日子，如果为了多赚几个钱去冒太大的风险，就可能得不偿失了。